第三章　新的觉醒

　　在世界大战期间，当中国的经济变革开始之时，它迅速地洞开了一切改革的源泉。新观念、新思想、新希望通过千百万孔道输入这个国家并冲毁过去的死硬的重物，好像巨浪冲毁搁浅的破船一样。在知识分子中，1911年革命失败所唤起的绝望和气馁的情绪已消失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复兴运动便代之而兴，这一运动迅速地把整个新生代吸引到它的轨道中。新的领袖、新的力量出来。从1911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疏疏落落的队伍中涌出了陈独秀这一角色来，他是安微宦家之子，他开始比之任何前人都来得大胆，清楚和勇敢的提出叛乱的任务来。围绕于他周围的人和他一道去改造一整代的生活，往后数年，这些人便在社会冲突的战场上，加入和率领相敌对的军队。

　　陈独秀宣告新一代的任务是「反对孔教，旧道德及旧礼教传统，旧伦理与旧政治……国粹与旧文学」。他决以民主政治及近代科学代替这些东西。

　　1919年，陈氏在他的著名的杂志，《新青年》上写道：「我们……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㈠]

　　陈氏又写道：

　　「予……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慧，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吾辈如欲生存，不得不有青年，吾辈如欲排除腐败，不得不有青年。社会之希望即在于此。 [㈡]

　　这种鲜明的号召预示了新的觉醒。当它发表出来的时候，一个学生写道：「它宛如晴天霹雳，唤醒我等于迷梦中……快函北京定阅者，数目更多。第一号翻印若干，虽不确知。但余深信推销数目必在20万份以上」 [1]从这一号召里生出勇往直前的破除偶像的精神和不顾一切的大勇气，青年就凭着这点勇气，着手去替自己创立新生活和新世界。这些伟大运动的知识泉源不久便振奋全国，使几千百万人从屈服中站起来。从此又生出新的民族主义，而大战结果，到处刺激被压迫人民的不安和骚乱，又加速了这一民族主义生长。

　　这种情绪立即和日本帝国主义冲突起来，盖日本帝国主义曾利用大战几年的机会迫使中国接受了1915年的不名誉21条，且占领山东省。威尔逊的卓越辞令，他对全世界人民提供之自决和社会正义的诺言曾唤起中国人的希望，以为在一般的调整中，中国也会蒙到实惠的。等到巴黎和会开幕，这些幻想给帝国主义的骗子们无耻地打断了的时候， [2]新青年怒气填胸起来反对腐败的亲日派北洋政府的卖国。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卖国总长的住宅被垄击和捣毁。这个运动蔓延全国。在这个运动里新的音调响起来了，工厂工人罢工支持学生的要求。

　　工业的发达已把一个近代的无产阶级带上舞台。1916年末，产业工人已有了100万左右，1922年他们的数目几达两倍。有一支包含将近20万中国工人的军队送上欧洲西线，他们在那里略略学会读和写，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和欧洲工人及较高的欧洲生活水准接触。他们回国带着新思想，晓得人类如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他们已见过那些卷入冲突中的大国，他们回国决心要解放他们自己的祖国。在山东事件惹起群情激愤的期间，他们恰好在离欧回华的途中，许多都拒绝在日本口岸上陆了。当罢工开始加强五四运动的怒吼时，这些回国工人已被视为「中国劳工界的海燕」了。 [3]在中国产业工人这个伟大的个体里面，这支新从战争出来的劳苦大众军形成一个强固的、自觉的核心。它帮助这个幼稚的阶级去解决那些成年人的任务，这些任务，这个幼稚阶级差不多刚出世时就碰到了的。年轻的产业无产阶级领导着几千百万交通工人、苦力、店员、手工业者和学徒， [4]它开始自行团结在自己的组织中。旧式家族店号和行庄让位于股份公司，行会破坏了，工会和商会起而代之。中国工人虽然对自己的机器还陌生，但立即便冲入政治斗争中。1919年，他们在上海及其它城市举行罢工，迫使政府释放北京的示威的学生及革除政府的犯罪官员。

　　五四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它成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前驱。旧传统思想堡垒倒塌的隆隆声响彻全国，在青年心中唤起不安。他们从城市和农村卷入这一代的动乱中，这一代正站起来支配中国的未来。他们大胆的挣破权威的拷镣，勇往直前的把旧中国长城的遗迹打倒。做事和思想`旧方法的惰性虽然尚残存下来，而且在临近的革命和改革的苦斗中，这种惰性尚显现得巨大和可怕，但城门已倒，已永远无从再建了。新青年的视线从巴黎和会移向俄国，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他们一个榜样和一个鼓励，这个革命的现实性具有无比的必然性。欧洲社会思想一切主潮的过迟的支流都和十月革命一道来到中国，这些潮流就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打开了新的眼界，并在思想、道德和文学方面惹起一个真实的革命，这个革命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冲突的河床。社会的一切阶级均加入政治决斗场中。陈旧的政治组织得到新鲜的生命。新的组织也产生出来了。

　　当这些新鲜的政治潮流于1919年开始奔流时，国民党，这个1911年革命派的党已变得极度闇弱无能。它的「右派」份子——保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成了军阀的无告的门下客。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较急进一派的领袖，他企图利用小军阀来反对大军阀，藉军事手段来完成他的革命计划。他已创出一种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包括在他的三民主义内，三民主义的最明显的特色并不是它们的水晶样的透明，在解决中国革命的社会问题时，他们的特色也并不是采取具体和大胆的态度。他的民族主义一点也没有指出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主人的斗争。中国第一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在列强之前确乎表示一种卑躬屈膝的奴性态度，他答应它们，凡是他们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劳物和特权均予保留，并答应由民国担负偿还他们的借款。 [5]大战之后，他对中国的希望只是寄托于列强的慈善合作的某种形式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一个幼稚的计划呈递给各外国政府，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各帝国主义者「精诚」合作开发中国的经济富源。他确实在逆睹一首牧歌，在这首牧歌里，外国的强盗们将舍弃它们的贪欲，参加实行一个天下皆蒙其利的「社会主义计划」。孙氏写道：「我希望实行这个计划的结果，现有的势力范围就可废除，国际与商业战争消灭，互相残杀的资本主义竞争可以排除，最后而重要性不稍减的便是劳资的阶级斗争可以避免」。 [6]

　　孙氏的「民族主义」尚包含有转变被压迫的中国政府为中华帝国内部少数民族的一个压迫者的希望。他逆料蒙回藏将「同化」于汉族统治的大中华。民族自决像反帝斗争一样，它之进入他的思想还是后来的事。

　　他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主要是规定一个「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明的领袖将一步一步指导黑暗和贫穷的群众朝向自治的光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由人民直接取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两点，第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式的重大问题，第二是关于土地与农民的普遍问题。孙氏提倡「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但后来这两个公式，孙氏本人及他的信徒均加以诸多改变和解释。孙氏希望实行「节制资本」（运用的手段则从没有指出过）便可使中国免除资本主义之害。孙氏主张的「平均地权」乃是一个计划，其目的在把窒碍中国农村的不均现象加以调整，使「过去有财产者不蒙其害」。 [7]他的计划是经过地主同意，规定地价，而未来该项地价无论增涨多少均归于国家。国家将利用购卖权，继续替农民人口中之无土地或土地饥荒的部分造成更有利的情况。但是孙中山多年来连这种学说也从来不敢太公开的宣传，因为他害怕失去他的军事同盟者及他本人的信徒的欢心。孙氏极力排斥阶级斗争的观念且反对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他希望得出一个方法，等到他本人和他的信徒藉纯军事手段取得政权之后就能够和平的且毫无震动的改变中国社会。这就是他那无穷尽而又总是无结果的军事冒险和联盟的目的。 [8]

　　但1919年之后，新的政治潮流与群众运动的生长使孙中山的没落的党得到生力，而国民党的活动也复兴了。孙氏开始出席学生集会，当陈炯明将军应允他在广州开府时，他和省港新近组织的工会也建立关系。

　　恰恰这个时候，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也已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刊物开始出现于大中学校，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开思想和行动的新远景，此事尚远在工人阶级本身得到这种远景之前哩。1918年与1919年形成的各种团体发育成为社会主义团体，又这些团体只不过往前发展一步便于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它的创办人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角色，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就是陈独秀，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实际这时陈氏已离开北大——译者）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无产阶级分子甚少。许多都是受了新觉醒运动激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和试验便混合成一片临时的溶液，但它很快便受事变的影响，沉淀下来了。阶级斗争竟出乎他们多数人预想之外，很快便把致死的白光瞄准每一个人。它的压力迫使他们走入许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牵引，或受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蒙蔽，立即离开，走入资产阶级阵营中。 [㈢]创办人中有些是消极了，退出政治舞台了。其它如李大钊则命定要在临近的斗争中丧失他们的生命。残存的领袖，如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等人虽然于1921年炎夏，当这混杂的一群尚通通未受阶级斗争冲击之时，开始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他们在晚近中国历史中却各走不同的道路。共产党出生于俄国十月的灼热中，它在第一次大会里负起替中国工人阶级创立组织武器的任务，这一工作已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开始，该地的铁路工人已组织了一个工会，且共产党学生已在那里开办夜校。一个劳动书记局已成立于上海。进行是缓慢的，开创的规模是细小的，而问题又多而且难，因为历史已把一些成年人的问题交托给一个尚处于婴孩期的阶级。

　　共产党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它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资格，如何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国民党建立关系的问题。共产党参加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对事变的全部未来的行程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这一参加乃出自民族革命运动之无可辩驳的进步性质。我们已知道，列宁已于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够走到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潮相融合。和民族运动合作是合乎心愿的和必要的，但要附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独立应保持，「即使（这个组织尚）处于萌芽的形式中」。

　　1922年在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共两党联合的计划。少共国际的俄国代表达林向孙中山提出这一计划，孙氏拒绝它。他告诉达林，他可以应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两党联合。不久之后，马林（共产国际在华第一届代表，他已在南方和孙氏会晤）在杭州西湖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商，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利用它的广大的松弛的组织结构为手段，在群众中发展自己的宣传和关系。

　　马林这个提议有三个因素做根据。第一个就是他本人在爪哇得来的经验。大战之前，爪哇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参加萨拉喀特回教会（Saraket tslam），这是一个混合的经济、社会和宗教的运动，目的在反对欧洲殖民者剥削爪哇人。他的左派已接受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的援助，这个联合会是马林帮助组织的。左派在萨拉喀特回教会内部发展工会组织的思想，在大战期间，一个重大的左翼运动生长起来，也归功于它。马林根据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战术和策略的结论，他感觉得这些结论特别可以运用，因为——这也是第三个因素——在南方，国民党与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已建立关系，南方的工会在孙中山影响之下已参加民族运动且给了共产党一个最膏腴的园地来扩大活动。 [㈣]

　　据马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赞成这些见解。反对他这一提议的人所持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拿国民党当做一种政治力量来看，其重要性殊成问题，且不相信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马林认为赞成加入国民党这一计划者，陈独秀亦是其中之一，但陈独秀曾写过1922年杭州大会的情形，他在这一点上与马林互有出入。 [9]他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反对马林的见解。他给了这一反对派一个根本的政治性质，认为他们相信加入国民党「会混合阶级的组织与束缚我们的独立政策」。但认为共产党领袖在早年就反对和资产阶级合作，是无根据的。恰恰相反，这种合作观念却完全支配了他们。1922年陈独秀写道：「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10]反对加入国民党不管是出自共产党领袖之全体或几个人，它好像多份还是基于国民党乃一死物这一信念。马林说，实际上这也就是张国焘表示的见解，张氏在杭州会谈中是反对加入者中之最强硬的。但结束这一提议却通过了，虽然国民党领袖是否欢迎尚属疑问。 [㈤]

　　共产党人个别加入国民党，他们希争取南方工人，使之受共产党的影响，这些工人是追随国民党的。 [11]他们提议拿一个能够吸引人民拥护的政纲做基础，改组国民党，但孙中山尚冷然置之。直等到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之后，孙氏再度亡命，他才逐渐采纳马林的见解，马林的见解当时受孙氏急进的心腹至友，廖仲恺拥护。孙氏虽尚不把群众运动当作一个政治武器，重视其潜能，但他已开始为俄国的直接和具体援助的希望所惑。

　　有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孙中山转而注意联俄的可能性。他的国际开发中国的幼稚计划已经在一切帝国主义的政府中碰了钉子或客气的冷遇。豺狼是不会和羔羊并存的。 [12]他们只是想经过肉搏来决定谁应吞掉它。1921年至22年华盛顿会议的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次会商曾经又唤起中国人希望帝国主义的慈悲，但这种希望迅即打消。借用汪精卫的总结来说，华盛顿会议「从日人单独武力蚕食的政策中解放中国」，只是为的使它成为一切列强「共同缓慢蚕食」的牺牲品。 [13]它之召集并非为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是为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益。领悟这一事实大有助于消除中国人企望列强慈悲垂爱的固执的幻想。它又迫使中国民族运动的领袖自觉到这一事实，即，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如是有效和惊人的击败了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联合干涉的武力，那么，在中国企图向帝国主义取得让步时，这个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远在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已宣布它准备放弃沙俄在中国所保有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它在1920年10月27日的更进一步的宣言中又重新提起这一建议，而非正式的苏维埃代表也在北京努力根据这一点来谈判一个新条约。但列强方面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政治和军事的）来孤立和破坏布尔什维克政府，他们的切齿的仇恨便阻止了俄国政府的努力，不过俄国建议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订约，此事在中国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且在蓬勃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眼中，提高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权力的威望。

　　苏维埃代表和中国成立关系的初步努力，是某种倾向的一个显著的（虽然尚是孤立的）例子，这种倾向就是想使苏联的明显的眼前的国家利益超出于革命目的之上。当赤塔政府及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派遣的第一届非正式苏维埃代表抵华时，北京政府适在著名亲日派安福系手中。孙中山领导的弱小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被他们看为苏维埃利益的据点。他们迷醉于军阀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当时吴氏正设法推翻安福系政府。当吴氏于1920年在北京攫取了政权，且成立他自己的傀儡内阁时，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Izvestia）的一位远东政论「大家」写道：「吴佩孚已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中竖起他的大旗，显然在这一旗帜之下，中国新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俄的方针」。 [14]但事实证明吴佩孚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他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丝毫不讲交情。在北京政府背后只是英国旗代替了太阳旗罢了。这就是1921年谈判无效的原委。

　　当马林于1921年春来华，到广西访晤孙文，与之建立关系之时，马林断定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是在孙氏的国民党方面。1922年1月，正当香港海员罢工的时候，马林访问广州，他发现当地国民党已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最积极一部分发生了实际关系，他的信念愈坚。马林违反伊尔库次克局（这个机关当时是共产国际与远东发生连系的唯一机关）的倾向，在杭州提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孙中山见逐于广州，于1922年8月抵达上海时，马林再度和他会晤，劝他抛弃藉纯军事手段夺回广州的任何企图，而采取一个群众宣传的运动。华盛顿会议已大有助于改变国民党领袖的心理，现在马林发觉他的见解大受热烈的欢迎，盖孙中山已确切开始考虑苏维埃的帮助。这就是马林于次月带回莫斯科的报告。共产国际根据他的发现，放弃「伊尔库次克路线」。转而注意孙中山。马林赞成和华南民族运动合作的意见发表于共产党的报纸上。 [15]苏维埃政府方面也派遣它的第一流外交家阿陶尔夫．越飞和孙文建立正式的关系。

　　越飞会晤孙文于上海，他们于1923年1月26日在当地发表一共同声明，在这一道声明中，越飞同意：「在中国没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建立成功之条件」，又同意「中国的主要及当前目的是国家统一与独立之完成」。越飞向孙文担保，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民革命运动「可依赖于俄国的援助」。 [16]这一外交公式正式宣告了苏俄和孙氏的联合，孙氏最后恍然大悟，原来俄国人把十月革命的威望送给他和他的党，这一威望还有武装、金钱和顾问做后盾。

　　但差不多同时，这同一公式又被解释成这样的意思，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屈就这一工作：帮助国民党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同盟者。当密些尔．鲍罗廷于是年秋就任孙文的顾问职时，他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是代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来充当国民党的顾问官。这种辨别并不是纯粹形式的。鲍罗廷的职责就是改组国民党并以新的生命充实它。一切努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现在必须集中到这一目的上。

　　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远景已消失于当时的估计中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又因为这一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本身尚未充分分化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的力量，所以共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 [17]无产阶级的独立被抛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但中国共产党却仍然「不」和国民党「混合」也不「卷起它的旗帜」。实际上，假如共产党人必须放弃以一个「绝对独立的力量」的代表资格来活动的思想而赞成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心任务」，结果就必然丧失他们的独立了。1923年6月共产党第三次大会箝制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者之口，提出这一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领袖地位」。 [18]

　　共产党人的路线直接而又不可避免产生这一思想：认为反帝的民族斗争较阶级斗争重要，或暂时延缓阶级斗争。认定利益相反的阶级能够统一在一个党内的思想是建基在这一假设上的，即，帝国主义暂时融合各个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加深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假定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不仅能够而且一定要尽革命的作用，而且还要尽领导的作用。这是一种急剧的转变，背离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立下的明晰的战略路线，因为这一思想立即替民族运动开辟通路，引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路线中，且完结了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后者于1923年从始便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也一样做法，且发挥一种理论，认为国民党并非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在反对国外侵略者的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的党，因此，它把这种模糊阶级路线的思想加以合理化了。这种实际上是第一次确立的概念（即指各阶级联合党的概念——译者）不久便混入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中，且指导了它的战略的全部未来的方向。

　　鲍罗廷开始使孙中山相信，国民党所急需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政党组织，以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做后盾。当十一月，陈炯明又威胁广州，危及孙氏的再起根据地时，鲍罗廷干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几桩诺言就能够唤起工农来保护政府。陈炯明威胁的安然避过证明了鲍罗廷的见解。 [19]鲍罗廷得到孙氏支持起草 [20]一个政纲，内容包括三点：联俄容共、武装反帝以及充分改良工农生活。鲍罗廷采纳孙氏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把它们加以具体化，只不过规定二五减租和制订劳动法。 [21]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政纲并实行彻底改组。大会开幕之日亦即列宁逝世之日，这是一个历史的巧遇，这一巧遇并不缺少它自己的讽刺意味，因为列宁帮助产生之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在中国放弃不可和解的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却是列宁的最丰富的遗产。 [㈥]

　　国民党在组织上改变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粗略复本，而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方法也输入来了。为了纠正依赖于封建思想的军阀的错误（这是以往国民党的主要弱点之一），俄国人于1924年5月创办黄埔军校，替新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奠定基础。这一军校靠俄国经费来供给和经营。 [22]不久苏联的军火便源源运入广州，供给各军，这些军队于国民党开始现出力量时就团集于新旗帜之下，而国民党的力量又是共产国际及共产党的活动赐予的。

　　因为他们要在国民党（它现在开始飞快发展）内工作，共产党人便拿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口号和要求来限制自己，而这些口号和要求自然又受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限制。共产党的干部先是主要从学生中募集，后来从熟练工人队伍中来的逐渐多起来，但他们受的教育乃是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而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宣传只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反军阀和反帝目的。这一事实把共产党改变为国民党的左翼附庸。

　　共产党人与纯粹国民党员并非由马克思主义与孙文的模糊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深刻思想鸿沟来区别，也不是由任何政纲上的不同来区别，因为整个运动只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 [㈦]他们与国民党上层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只是共产党人才使党和运动充满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共产主义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服务于工农运动而他们对这一运动之忠诚便生出了上述的进取心。共产党人没有一分钟朝着他们自己的政治远景前进，又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名义和旗帜之下现身于群众面前，他们孜孜不倦的把组织和群众力量的钢铁注入国民党的铸模中。但在起始的几个阶段中，这一事实的基本意义却部分地为群众运动的惊人生长所掩盖了。因为群众运动之产生既不是由于共产党人的策略，也不是由于国民党的要求。它的勃发的条件埋伏在中国社会组织之现存结构中，有如矿苗之嵌在石头中一样。

　　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及其它城市的中外工厂中，工厂工人生活和勤劳的状况，只有产业革命最早几个阶段的英国工人的奴隶境况才堪与比拟。男工，女工和童工（像他们现在一样）每日工作12、14以至16小时，而工资则低至每日8分钱，连他们的安全的最起码的保障，或最微末的卫设备也没有。一种最有害的学徒制以无穷的童工劳动供给于小生产者和店老板，这些童工每日工作竟达18和20小时，而报酬则只不过一碗饭和一块睡眠的床板。

　　从这样的劳动境况中，雇主，尤其是有优越技术的外人便能够抽取最高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抽取得更多，因为一个工人的生命是不值钱，没有人晓得中国的死亡率。 [23]中国工人（他们的队伍已随工业的生长而膨胀了）很快就揭竿而起反对这种境况。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于大战结束伊始便开始形成。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罢工就已开始发生。1920年广州机器工会举行头一次大规模的罢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使英帝国主义者受了重大打击，他们的工会取得承认了，工资也大大增加，这次罢工震动了全国。 [24]这些罢工奠下了工人迅速拥入工会的基础。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海员的胜利的领导之下，开催于广州。

　　这次大会集合23万有组织工人的代表。在这种新兴和强大的力量压迫之下，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修改了惩治合法工会组织的法令，而更大发展之路遂扫清。 [25]

　　在华中、华北，争取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也开始了。这些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就是京汉路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结果遂造成1923年2月7日河南郑州的大屠杀。华北军阀吴佩孚命令他的士兵捣毁一个工人组织的大会。60个工人被杀。这一次镇压只不过暂时使铁路工人无法造成全国的组织罢了。差不多「二七」一周年之后，铁路工人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并产生了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尊重我们的命运、教育我们及我们的子女」而斗争，并争取「组织个别工会的权利，俾锻炼全体铁路工人的团结」。 [26]

　　上海于1923年初已经有四万工人组织在24个工会中。战线迅速扩大。1918年统计有25次罢工，包含工人不足一万。1922年全国各地有91次罢工，包含15万工人左右。 [27]工人运动以惊人的迅速和战斗力生长起来。1924年五一节有十万工人游行上海的街道，在广州则数目倍之。当时的报导叙述武昌、汉阳和汉口虽受严峻的戒严令箝制，红旗尚飘扬于工人区。五一节的传统口号：八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震动起来，因为他们才刚刚开始梦想每日工作14小时来代替16小时，12小时代替14小时，10小时代替12小时哩。

　　那一天传单上写着：「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这个政纲何等合理呀！工人阶级为实现它而流血已40年。无产者充当资本家炮灰的时期已过去了。他们只有革命之一途了。到时他们就要实现它！」 [28]

　　「工友们，记着今天，你们和资本家一样是人。你们要求受人的待遇。组织起来！人数产生力量！同志们将向你们伸手！」他们游行各街道，唱着新歌：「工作将是快乐，将是我们献身于同胞之爱。我们将被自由之钟唤去工作，携手合唱——『工人万岁』！」 [29]

　　显然恰好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中国的无产者已站起来，组织在一个大运动中，这一运动的明显的特性就是斗争和勇敢。它同时也充满了怀疑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健全精神，这种精神很快便被国共联合的要求窒息了。1924年五一节孙中山向广州工人说：「中国工人与外国工人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外国工人只受其本国资本家压迫，而不受其它国家的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还没有受中国资本家压迫……他们是受外国资本家压迫」。 [30]下一个月，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大会开催于广州，一个国民党演讲者在会上讲出同样的话。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辛斯基（他在迫使工人运动屈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作，曾尽过很大作用）叙述这次大会道：「中国铁路工人代表不远千里而来，非法参加大会，他们脑中对京汉路罢工流血事件及是年五月之枪杀工人，尚保留活生生的记忆，他们与爪哇同志结成大会的左翼，他们以冷淡的、怀疑的态度接受国民党负责代表的宣言，因为国民党代表号召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成立联合战线，但并不是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爪哇同志于去年五月也经过了一次巨大的和严重的铁路罢工，而且他们还从萨拉喀特回教会那个泛回教组织中，分裂了一个颇大的左翼出来，他们现在虽参加号召一个反军阀的联合战线，但（主张这个联合战线）要在真正革命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要有充分的共产主义影响）领导之下」。 [31]维辛斯基和他们的朋友不久就教中国工人应当听从国民党的负责代表。

　　农民也开始锻炼他们自己的组织武器。近代中国农民运动是彭湃在广东东江的海丰一手培养出来的。彭湃是中国革命中最动人、最英勇的脚色之一。他是海丰一个有钱的地主的儿子，曾在其本村当小学教员。他是第一批共产党员中之一个，他不久就设法于农民中传播他的思想。彭氏于1921年因带他的学生举行一次五一示威，受学校辞退，他便走入农村唤起农民的组织要求。关于他早期的挫折，他的第一次成功以及海丰农会的初期斗争，所有关于这些事的源本，他已亲自保存在一批宝贵的个人札记和回忆录中。 [32]农民一开始以不信任和仇视的态度接待彭湃——他不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吗？——但彭湃终于影响几个农民的子弟。他一面演魔术和唱留声机，一面演讲如何从地主的压迫中争得自由，因此，彭氏和一小群年青同志终于取得农民的信任。之后，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起来，迅速发展，且差不多立即就在陈炯明军队的进攻之下，受第一次炮火的冼礼。

　　海丰农会开始成立之后，这个组织迅速扩大到邻县，而全省农民协会的规模也于1923年上半年成立了。这个新组织的一个宣言说，「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这不是真情。现在地主的父亲和祖父是用武力从农民夺来的。即使假定土地是买来的，付钱也不过一次，但地主每年从土地收租已有几千百年了……地主不劳而获得大部分收获物。我们和我们农民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钱和血汗呵！」 [33]这些都是简单的辞句，它们描写一种境遇，人们告诉农民这种境遇是千古不变的，是天命注定的。当农会工作者指出他可以由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而且进行用事实证明它能够被改变——之时，世界彷佛已改变了面目了。上天彷佛对农民和地主一同露出喜色了。这些观念迅速渗透农村，犹如雨水之渗透大地一样。它们很快就开花结果。农民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县官和军警势力的斗争如雨后春笋的蔓延于东江各县。而且掀起了该省西北的同样冲突。减租的要求差不多马上就转变为全部废除地租的要求。甚至1923年，在揭阳县，「有些农民协会会员已有勇气拒纳地租于地主，地主不得不乞灵于军警来征收」。 [34]严重的小冲突到处发生。农民运动揭幕了。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它已欣欣向荣了。

　　共产党人把国民党政纲传播于工厂和农村，在工人和农民看来，这个政纲似乎供给一个明白的机会去藉助于战斗组织，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当然，他们把国民党的敌人视为自己的敌人，而且在国民党够得上成为统治权力之前，不仅在广东省，就是在广州市本身尚有许多敌人要加以攻击和压服的。1924年夏，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受商团攻击，这些商团均由英国及省港的富有买办接济武装和金钱。经手组织商团的就是陈廉伯，他是远东英国重要金融机关——汇丰银行的大买办。8月10日，孙中山将运交陈氏的一载军火籍没，经过一番踌躇和延搁之后，便决意把这些危及他的统治的武装队伍加以镇压。

　　8月26日，英国总领事下一通最后的哀的美顿书，威吓：如攻击商团，则英国海军立加干涉。孙文向英国工党首相蓝赛．麦克唐纳提出抗议，但麦克唐纳的沉默却证明工党允诺的改良，并没有包含英帝国主义政策的更改在内。孙氏又通电国联，但这个世界和平的机关却没有看出这件事和它有什么关涉，它也保持沉默了。最后，到了10月，黄埔学生、工人武装队伍和农民自卫军合成一枝武装力量袭击商团，经过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战斗之后把他们打败和缴械。英国的军舰并没有履行它们的恫吓。 [35]

　　四个月之后，即1925年2月，广州又受陈炯明威胁，陈炯明是孙中山从前的军阀同盟者，他在军事上尚控制了该省的大部分土地。国民党军队打入他的东江老巢里去。海陆丰、惠阳和五华农民运动使陈炯明束手无策，他们袭击他的后方，截断他的交通线，截获他的军需品，使他无法防御。东莞、常平及邻县的农民与国民党军队站在一起作战，且做向导、间谍及交通队的活动。陈炯明一点也没有办法抵抗这种进攻，这似乎在他的地盘内四面八方起来反对他的。他迫得溃退并放弃进攻广州的计划。 [36]

　　1925年五一节，广州举行了一次表示工农运动非常发达的令人难忘的示威，同时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也召集起来了。劳动大会聚集230个工人代表，他们代表中国一切重要城市57万有组织的工人。 [37]农民协会虽尚限于广东22县，但已有了117个代表，代表18万农会会员。 [38]工农代表与成千成万的广州工人和农民（他们从近郊拥入城来）成群众结队游行城里布满旗帜的街道，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团结的大示威。这些手粗面黑的群众鱼贯而入广州各大中学校的会场中，这些学校是供他们10天集会之用的。学生和政治工作人员登场演讲。他们第一次听到新式机器农具，运用它们便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他们游览教室和图书馆。他们享受世界的第一次眩人的一瞥，数世纪的劳动和滴汗已无情的把他们和这个世界割离了。

　　数星期之后，广州街道又响着步枪和机关枪声了。广州当时尚处在滇军将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军事支配之下，他们像别人一样，希望和国民党合作，取得一点利益。但他们与群众运动之间的鸿沟太大了，他们无法跨过。黄埔学生和武装工人又站在一起作战。结果是可以先行决定的。滇军挫败和溃散，这两位将领也被驱逐出境。西江各县农民截断残敌的退路，经过军田一次短促和剧烈的战争之后消灭了他们，完成这件末竟的工作。 [39]这时一声新的雷鸣又隆隆然从上海发出来了。群众运动的高潮才刚刚来到哩。

　　上海工人已经奋起反对奴隶劳动的境况，这种境况流行于各厂，尤其流行于纱厂。在1925年头几个月，尤其是在日本厂里，已连续发生凶猛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工头的暴虐。青岛罢工工人的枪杀，再加上上海一个日本工头杀死一个中国工人，使群众的愤激沸腾起来。当学生和工人联合示威抗议时，这种愤激之情沿着上海马路上的群众行列，震荡起来。有几个人被捕，示威者便列队到巡捕房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一位惊惶的英国长官喝令开枪。学生们躺下来。他们中有12个死掉。这是5月30日下午的事。

　　这次影响是飞快的，骚乱的，闪电式的。上海，这个建筑有外国银行和工厂的伟大的帝国主义根据地，现在被一个总同盟罢工弄得瘫软了，这次总罢工甚连外国人家里的中国仆人也卷去了。宛如一个巨人惊醒一样，这个外表上是迟钝的中国劳苦大众怒吼一声站起来，这一声使中外雇主胆战心惊，并传过大洋震撼帝国主义官邸无法认识的大众起来，向他们的面前挥拳示愤的时候，他们的脸色立即苍白起来了。这次罢工这样普遍，以致「外人除了服务于当地保卫队之外，很难做任何事情」。 [40]

　　这种爆发是全国性的。据一位劳工调查者收集的不完全的统计，五卅枪杀案直接掀起的罢工，南自省港，北至北京，总计有135起，包含40万工人左右。 [41]上海的五卅屠杀之后，不久又跟着发生汉口和广州的枪杀。6月11日汉口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8人，枪伤12人。 [42]在广州，英国轮船的中国水手于6月18日罢工。三日之后，实际上香港和沙面（广州之外人租界）外国工厂中的全体中国工人均参加罢工了。6月23日，学生、工人和军校学生游行示威于广州各马路上。当他们经过沙基路桥的时候，对岸租界的英法机关枪手向游行群众开火。工人和学生遇难者52人，受伤者117人。 [㈧]

　　抵制英国货和总罢工立即宣布了。香港，这个不列颠帝国主义在华的堡垒完全无能为力了。没有一个机轮转动。没有一件货物搬动。没有一艘轮船起锚。10万余香港工人采取空前的撤离香港的行动，成群结队的回到广州。这次罢工使所有外人的工商业活动濒于绝境，它从香港和沙面的一切重工商业中卷去25万工人。 [43]在广州，工人们肃清赌馆和烟窟，把它们改变为罢工工人的寄宿舍和食堂。从罢工工人中召募二千纠察队，合成一枝大军，在香港和沙面周围竖立一道不可逾越的栏棚。这次运动组织得非常之好。每50个罢工工人推举一个代表参加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再由大会推举13人成立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工人阶级组织（中国第一个萌芽的苏维埃）的主持之下，一间医院和17间学校已成立起来，供男女工及其子女之用。由一些特别委员会管理基金和捐款，管理没收仇货和拍卖及审计事宜。一个罢工工人的法庭也成立起来，这个法庭是审判破坏抵货及其它扰乱治安者的。 [44]

　　警察和司法职权均授与罢工工人纠察队，他们以特有无产阶级的快当和机警来完成这些义务。纠察的围墙像鼓一样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旁观者写道：「广州的抵制英货运动由一个罢工委员会主持，这个委员会则凭借纠察队来活动，纠察队之工作就在严防破坏……在广东凡是有运货公路的地方，纠察队便出现，准备检查货物，打开包裹，搜查行人……外人和华人同样要受检查……罢工工人的规则是不让货物，甚至不让食品出入沙面……假如有破坏抵货情形，犯者便被送至罢工工人法庭受罚……这次抵货是充分的……（我们）不能不把（它）视为攻击香港和大不列颠的战争，而纠察队则为此次战争中之军队。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可能的说法来说明这次抵货实行时的充分和无情」。 [45]工人守护广东沿岸交通线的任务与农民协会协力实现。农民纠察队巡逻汕头、海丰、平山及其它海口一带的岸线，使这次封锁得以完成。 [46]

　　沙面（里面住着一小群怀恨、激怒，渴想复仇的孤立外侨）和广州其它地方完全脱离关系。纠察队严峻的监视通到租界去的一切入口。只有不定期的船只偶然从香港驶来，给它一些生活必需品，这些船只大都是英国军舰，上面全是外国志愿水手。其它城市的英国侨民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一定要从香港运更多食粮来——此地没有鲜奶了。俱乐部杳无一人，佣人都走了」。汕头一位英侨向字林西报凄然报告如此。 [47]

　　罢工工人欣然鉴赏高傲的外人亲自弄饭洗衫的奇观。在罢工的状态之下，垃圾显然不能照常清除，故罢工工人把香港改称为臭港。又因为罢工和抵货窒死了这块富庶的英国殖民地，他便开始称它为死港。 [48]

　　香港总督大声疾呼说：「无秩序和无政府之徒已进攻代表现存文明标准的我们了」。 [49]「无秩序与无政府」每天耗去这些文明前驱者25万磅或200万元华币左右。 [50]一位英国商会的办事人报告说，「从1924年8月至12月止，英国轮船驶入广州的数目……每月总在240艘与160艘之间。但在1925年同期，数目则在27与2之间」。 [51]人们从香港的摇摇欲倒的屋顶上大声要求武装干涉，保护「文明」。「香港的有信誉的中英居民深信英政府之干涉与就地行动是急不容缓的事……」否则「如没有英国助力，期待广州反赤势力成功就无望了」。他们又力主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很容易在广州把可取的和友谊的中国当局捧上台」。 [52]

　　但白屋比之香港及其它港口的过于热心和歇斯得里的绅士们观察得更聪明，它认为毋须直接运用英国的武力就能够把「可取和友谊的华人」笼络得很好了。在广东省恐怕没有一个军阀或一个土匪在这个时期不受过英国洋钱的贿赂，而以袭击纠察队或组织军队反对广州政府来酬答的。

　　但是，罢工和抵货却仍旧没有打破。国民党靠着群众运动的力量，便能够巩固它的政权，且于6月末成立国民政府。9月，国民党军队得到战线双方农民的支持，终于肃清东江各县的陈炯明势力，虽然陈氏当时有香港大量财政和军需的接济。 [53]在1925年最后的几个月间，粤南的最后的敌对军阀份子也肃清了，国民党在广东便成了无上权力。

　　如此看来，不到两年功夫，一个势力雄大的群众运动已把国民党从政治的闇弱无能的深渊，提高到有权力和威信的地位上，这个地位使它能够排除一切足以障碍它称霸的势力。它统一广东之后，便马上北窥华北华中敌人的庞大阵营，这些敌人以无法掩饰的惊惶来注意它的力量生长。国民党已获得的一切力量，只是工农群众运动之赐吧了，而群众运动之能够发展它力量和团结力又只是凭借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进取心和创意罢了。一枝有力的武器已锻炼出来了。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它又由谁来使用它。群众运动已鼓舞中国社会的一切阶层起来行动。这些阶级迅速结成新的数组。阶级斗争的铁的现实迫使它们走入公开的战场中。

[㈠] 按此段文章乃《新青年》七卷一号第一篇宣言之摘录，该号出版于1919年12月，本书著者误认为1915年——译者。

[㈡] 按此数段文字乃摘录《新青年》一卷一号（1915）之敬告青年一文，但本书著者插入「吾辈如欲存……」数句非属于该文，未知摘译自何处，译者遍寻不获，故只好照原译文转译，并放于括号之外——译者。

[1] Tsi C. Wang著《中国之青年运动》1928年，纽约出版，第100页。王君尚将1915年《新青年》一卷一号陈独秀的论文，摘引了几段。这本书叙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并旁征博引，阐述战后的学生运动，甚有价值。

[2] 参阅汪精卫著《中国与国际》(China and the Nations)，1927年纽约出版，第91—8页。

[3] M. T. Z. Tyan著《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ned)，1922年纽约出版，第237、240页。

[4] 关于中国工业人口的大约估计，请阅房福安的《中国劳动》第二章。

[5] 周守贞（译者）著〈广州莫斯科协议对孙中山的政治哲学的影响〉，见1934年4月—10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第113页。

[6] 孙中山著《实业计划》；《一个中国革命家的回忆》，1927年伦敦出版，第三章。

[7]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

[8] 关于孙氏政治学说的阐释，请阅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之影响》及T. C. Woo著《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1928年伦敦出版）第三章。

[㈢] 戴季陶也是提创人之一，但共产党一经正式成立，因为他受了孙中山一顿痛骂，就走开了。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主要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余很快便脱党的尚有陈公博、邵力子和周佛海，他们后来在屠杀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的国民党政府中，通通成了先知先觉者。

[㈣] 这项报告乃以1935年在阿姆斯特丹和马林谈话的记录做根据.

[9] 陈独秀：〈告中国共产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发表。

[10]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见1927年上海出版之《中国革命论文集》第60页。

[㈤] 据陈独秀说，因为马林乞灵于共产国际纪律，才通过加入的。马林否认这一点，他指出当时有很大机会向共产国际的较高机关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的控告。他附带指出：「而且，我没有共产国际的特别训令。我手头没有文件」。关于这一点要想进一步的阐明，无疑要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未发表和失效的旧文件。据共产国际东方局的米夫说，「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第一次正式训令包含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通特别通讯中。当时共产党人已加入国民党，不过此事的正式决议直到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才通过。（参者米夫着之《英勇的中国》，第21—2页，1937年纽约出版）。

[11]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辞（见1923年11月12日《国际通讯》）。

[12] 孙中山《实业计划》。

[13] 汪精卫著《中国与国际》第108—9页。

[14] 1920年10月9日莫斯科的《消息报》(Izvestia)，L. Pasvolsly《在俄国之远东政策》一书中曾加引证，见该书第87页（1922年纽约出版）。

[15] 马林(H. Maring)着〈华南之国民革命运动〉（见1922年9月13日《共产国际》报）。

[16] 罗易．菲些耳(Louis Fischer)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Soviets in World Affair)，1930年纽约出版，第二卷第540页。菲氏关于中国的一章书特别有价值，将来要常常引证它，因为它差不多完全以鲍罗廷的话谈为根据，且自始至终企图辩解和维护共产国际在中国采行的路线，是无异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内证。

[17] 米夫(P. Mif )著《英勇的中国》，1937年纽约出版，第21—2页。

[18] 华岗著《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上海出版）第六章第一节引证。

[19]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37页。

[20] 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之影响》第97页；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38页。

[21] 〈国民党政纲〉，1924年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㈥] 已故之阿梭尔．森(Arthur Ransome)对共产国际之援助中国做了一个锐敏的总结，他于1927年2月写道：俄国教国民党「如何把孙中山的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的虔诚的政纲改变为进攻与防守的强固的武器。鲍罗廷教授孙中山依赖党而不依赖自己之后，他可以说已教孙博士依赖阶级而不依赖个别分子。鲍罗廷可以指出工人如何……替俄国资产阶级造成1905年的革命。他可以指出法国的土地革命如何……替法国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地主……这些都是危险的武器，但是没有其它武器能够造成（这些危险武器所）获到的结果。为了使这些武器积极活动起来，分明合用的代理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些人，假如当到中国革命觉得必需要挫折他们的时候，就要受最沉重的打击的」。——《中国之谜》1927年伦敦出版。

[22]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40页；汤良里著《中国革命秘史》（1930年伦敦出版）第183页。这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和权威，主要是因为它直接反映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见解和态度，我们今后将常常引用它。汤是汪的正式作传者。

[㈦] 1924年孙氏企图使他的学说和共产主义调和，把后者和他的「民生」主义等量齐观。这种凑合的混乱思想把他自己的许多信徒弄胡涂起来且弄得不易解释。但他仍旧遵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根本的资产阶级原则。关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如想得到一个很好的引经据典的研究，请参阅周守贞（译者）氏〈广州与莫斯科联合对孙中山政治哲学之影响〉一文，原文载于1934年4月、7月、10月号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北京出版）。

[23]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请阅1932年上海出版《国民党反动的5年》一书内之〈国民党对工人〉；又请参阅Lowe Chun Hwa著《中国目前之劳工问题》第189页以下列举的书目提要。

[24] 参阅S. Wong和W. L.着之〈劳动者的中国〉，见1923年9月26日《国际通讯》。

[25] Lowe Chun-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第40页。

[26] 〈1924年2月24日铁路工人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1923年事变，请阅罗章龙著《京汉路工人之屠杀》，1923年3月北京发表。罗是共产党员，铁路工人的组织者和领袖，1932年下狱（后来投降国民党——译者）。

[27] 陈达著《1916年至1926年中国罢工的分析》，上海出版，日期未详，第5页。

[28] Wieger 著《现代中国》第五卷第266页。

[29] 前揭书第269—70页。

[30] 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的影响》。第120页。

[31] 维辛斯基(G. Voitinsky)〈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见1924年9月11日，《国际通讯》。

[32] 彭湃者《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广州出版，彭湃于1929年8月由蒋介石下令枪决。

[33] 前揭书。

[34] 张(Chang)著《广东之农民运动》第2页。

[35] 〈孙中山宣言（1924年9月1日，）〉，汪精卫《中国与国际》第111—12页；1924年9月11、18、10月2日《国际通讯》；1924年9月6日上海North China Herald报。

[36]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1页。

[37] Lowe Chun 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第36页；华岗说有281个代表，166个工会，54万工人——《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节。

[38]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1页。

[39] 前揭书第32页。

[40] 1925年6月13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41]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27页。陈氏记载1925年全年有318次罢工，已知的罢工工人数为784821，加上列举的三分之一罢工中未记录的人数，得出大约的总数为100万。

[42] 察甫曼(H. O. Chapman)著《1926—27年中国革命》（1928年8月伦敦出版）第14—15页。

[㈧] 外人声辩他们首受枪击。他们却难于证实此说。当射击开始时过桥的一部分示威者，完全是徒手游行的学生和工人。而且事实俱在，在这一事件中只有两个外人被杀，而中国人由扫射过桥的机关枪弹杀害的却有52人。

[43]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28页。

[44]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之总检讨》，1926年8月广州出版。邓是这次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他于1933年夏由蒋介石下令枪决。他的重要助手之一，罗登贤亦于1933年8月由蒋下令枪决。

[45] 《中国年报》（1926年）第960页。

[46]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8页。

[47] 《中国年报》（1926年）第690页。

[48]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之检讨》。

[49] 《中国年报》（1926年）第977页。

[50]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35页。

[51] Lowe Chun-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引证这段话，见该书第44页；又参阅1925年份《香港政府之行政报告》。

[52] 《中国年报》（1926年）第974—5页。

[53] 「香港政府公开的送300万子弹到汕头，港商帮助陈炯明100万多现金」。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