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
“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1951年春天，趁着“圣贝隆节”——10月17日，贝隆上校就任周年的纪念日，格瓦拉来 到科尔多瓦，与情人奇奇娜相会后，他来到老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家里。
阿尔贝托开始向格瓦拉发牢骚，抱怨工资太低，而格瓦拉紧接着说：“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阿尔贝托突然问：“我们干脆去北美（南美北部）走走？”
“北美，怎么去呢？”
“不是还有这辆摩托车吗？”
格瓦拉兴奋地跳了起来，立刻就开始办护照和签证，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父母虽然对孩子的想法非常不以为然，可是，他们还是同意放格瓦拉远行。行程的第一站，是奇奇娜家。热恋中的这对情侣在这里度过了如胶似漆的一星期时间，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跟奇奇娜在一起一切永远像蜜一样甜。然而，一星期之后，长久的离别就要到了。这离别一天比一天近，我就越来越痛苦。”格拉纳多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他认为同伴已经醉倒在温柔乡里，他甚至做好了一个人上路的准备。
格瓦拉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这次旅行，可是格拉纳多并不满足，他要考验这位热恋中的同伴。他注意到奇奇娜的手上戴着一只很漂亮的金镯子，大概很值钱，于是他怂恿同伴把奇奇娜的手镯要过来，换成他们旅行时的盘缠。格瓦拉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件不那么光彩氖虑椋?/P>
我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手心里，说，‘奇奇娜，这个手镯如果它能在整个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指引方向，给我留作纪念，那该多么好！’可怜的姑娘，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掂量过黄金的分量。她的手指想要触摸爱情，而爱情却使我去询问这只金手镯是多少K的。
别离不可避免地到来。临走时，奇奇娜塞给格瓦拉15美元，央他为自己买一条镶花边的连衣裙，而格瓦拉则送给她一只名叫“康白克”（comeback，意即“回来”）的小狗。一切，都如此甜蜜。可是，这对恋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就在格瓦拉走后，她就写了封信，要求与格瓦拉分手。直到一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2月12日在穿过智利边境的前夜，格瓦拉才收到这封信。对于又累又乏的格瓦拉来说，这封信尤如当头一棒，他写道：“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可是年轻人复元的能力，甚至可以超乎他自己的想像，格瓦拉很快却发现，他并没有为此痛苦多久，因为“我不可能再坚持，坚持也没有用”。
为了省钱，他们能骗则骗，声称自己是麻疯病专家，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两位举止奇特的外乡人，纷纷登出他们的照片和新闻。
两个人的旅行，总是充满了磕磕绊绊，为了省钱，他们采取了能骗则骗的战术。找不到朋友帮忙时，他们就出示助理医师和药剂师证件，在医院或者警察局借宿。
1952年2月13日，也就是刚刚失恋后的一天，他们到达智利。这时，他们的旅行才真正有了那么点“环游南美”的意思。在智利一个小村庄暂住时，他们与当地的医生谈话，得知复活节岛上有一个巨大的麻疯病院，两个医务工作者大感好奇。他们碰到了两个同样是来旅游的巴西黑人姑娘，关于这次艳遇，格瓦拉在日记里有很清楚的描写：“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岸，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酵猓刖植拷馄恃В蚁Ｍ灰值教嘎叟咛パУ牡夭健！钡钡氐拿教逡沧⒁獾搅苏饬轿痪僦蛊嫣氐耐庀缛耍裢呃透窭啥嘤谑腔钛Щ钣霉赜诟椿罱诘旱闹叮扑鞘锹榉璨∽遥峁钡氐募讣冶ㄖ椒追椎浅鏊堑恼掌托挛牛晏馐恰读轿话⒏⒙榉璨∽移锬ν谐德文厦馈贰?/p>
尽管行程充满了欢乐和艳遇，可是格瓦拉也开始体会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悲哀，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时，格瓦拉日记中的笔调也渐渐沉重起来。来到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时，他们本想直接前往复活节岛，成为真正的麻疯病医生。可是一打听才发现，每半年才有一艘船驶往复活节岛，于是，格瓦拉和同伴不得不滞留下来，在当地为人看病。
本身就患有哮喘病的格瓦拉大夫，被叫去给一个患慢性哮喘病和心脏病的老妇人看病。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震动，他写道：“这个可怜的老妇人置身的环境糟透了，满屋子都是汗臭和脚臭味，加上到处飘浮的尘土，她没有哮喘病才怪。此外，她的心脏也很虚弱。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能力范围，特别容易让医生产生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念头。”最后，他总结道：“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深受的苦难悲剧。在这些垂死者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希望家人原谅的卑微愿望和渴望得到家人安慰的绝望哀求。”
没法按原定计划去复活节岛，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只好调头往北走，最后到达了丘基卡马塔——全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这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是铜矿，巨型的卡车将成吨的矿石运送到冶炼厂，再进行爆破，同时，100米高的烟囱向天空喷出带着硫磺的浓烟。当时，这个铜矿由美国公司投资，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铜矿才最终被智利收归国有。 在这里，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他们碰到了一位老矿工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都是智利共产党员。当时，智利共产党还是非法组织，两人向年轻的旅行者们讲述了美国公司和智利政府是怎样将他们这样争取工人权利的人列上黑名单，又是如何来残害他们的。
格瓦拉成功地混进铜矿，在那里看门。在那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次罢工事件，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说：“那些傻帽儿美国人，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一丁点儿工资，结果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得损失上百万比索。”
旅行者继续向秘鲁前进。他们首先要走过两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印加古国首都库斯科，另一个是马楚比库废墟。这里距诗人聂鲁达笔下的“老山”还有若干公里。聂鲁达说，这座山是南美大陆文化的祭坛。由于这里表面覆盖了一层茂密的植被，人们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学者宾哈姆在这里发现了印加人的废墟。
面对这些印加文化的遗迹，格瓦拉格外兴奋，他走遍了所有台阶和神庙，不停地素描、作笔记。在这里，他逗留了整整10天，写下了15页汪洋恣肆的笔记。他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北美的游客”：“一般来说，那些舒舒服服坐着大巴游玩的旅客，根本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有所了解。大部分美国人都直接坐飞机从利马前往库斯科，在这里绕一圈就立刻又飞回去，他们能懂得什么呢？”
1952年5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在这里，佩斯塞医生给了两位旅行者极大的帮助。他让两人住在麻疯病院，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同时，他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强调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的作用。他与格瓦拉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格瓦拉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10年后，格瓦拉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游击战》寄给了佩斯塞医生，在扉页上，他写道：“给胡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1952年6月14日，麻疯病院的全体病人和医生为他举行了24岁的生日派对，在致祝酒词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把拉丁美洲割裂为各个不稳定的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做法。我们的旅途加深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
在游历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后，格拉纳多决定留下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麻疯病院工作，而格瓦拉则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家八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终于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关于过敏反应的毕业论文。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4月，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他就通过了医学博士所必需的30项考试中的15项。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
等待着他的，将是锦绣前程，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已经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在旅行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的独裁统治已经令人为之胆寒，母亲担心儿子会被征用做军医，于是她宁肯让儿子逃离阿根廷。于是，格瓦拉在大冬天洗冷水澡，让哮喘病发作得更厉害。医生委员会相信以他的体质完全不能当兵，格瓦拉总算成了彻底的自由人。
他再一次计划起旅行，这一次，目的地是玻利维亚，与他同行的是童年时的玩伴卡洛斯·费雷尔，不过大家都叫他“卡利卡”。据卡利卡说，之所以选择去玻利维亚，是因为格瓦拉想再去看看他心中的圣地印加遗址。此外，他们还有更庞大的计划，卡利卡想去巴黎，而格瓦拉想去印度。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与卡利卡一起登上火车的二等车厢，两人出发前都向各自的家人要钱，一共筹得300美元路费。在他们上火车后，格瓦拉的堂兄马里奥发现，他的三件崭新的丝质衬衫不见了，后来格瓦拉承认，他顺手牵羊把衬衫给拿走了，因为这些衬衫“可以供我们住15天旅馆”。马里奥气急败坏，写信告诉格瓦拉，作为报复，他已经把格瓦拉寄存的一只望远镜拿去卖掉了。
母亲塞莉亚在送行时，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将要永远失去他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火车开出好久，母亲还紧紧地追在后面，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而格瓦拉倚在车门边上，像演戏般大声念着：“一个美洲的战士，从这里出发了！”
“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玻利维亚，到处是枪声，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南美之旅，格瓦拉打开了一本新的日记本，日记的标题取名为《又一次》。在解释他此次出行的目的时，他说：“这一次，我同伴的名字变了，从阿尔贝托变成了卡利卡，可是旅程还是与第一次相同，两个波希米亚人在美洲游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向着玻利维亚前行，是因为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玻利维亚被人们形容成“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锡、铜、黄金、石油、钨等矿产，可大半都被美国资本和国内的一小撮富裕家族垄断。印第安人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却过着农奴般的艰苦生活。
1952年，农民和矿工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激进派代表人物埃斯登索罗取得了政权。上台后，埃斯登索罗宣布废除农奴制，进行土地改革，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可以分得一小块土地。同时他决定将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锡矿收归国有。在浩浩荡荡的变革中，矿工和农民们取得了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和劳工阵线。观察这样一个国家，让格瓦拉感到异常兴奋。住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时，他写信给父亲，决定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了，而且它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1953年）8月2日，土地革命开始，整个国家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有人在吵架打架。我们看到无数人举着毛瑟枪和机关枪，动不动就互相干一架。每天，枪声都不绝于耳，不停地有人在我面前倒下、死去”。
在格瓦拉看来，拉巴斯是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度过，与来自美洲各国的移民会面、讨论。在这场革命中，玻利维亚成了激进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麦加圣地”。在他的日记中，格瓦拉写道：“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除了与激进的政治家们探讨问题，格瓦拉还“混”进了拉巴斯的阿根廷移民圈里，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上流社会。在别人介绍下，他和卡利卡还参加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婚礼。
在拉巴斯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格瓦拉和卡利卡不得不继续前进。格瓦拉故地重游，再次游览了秘鲁的印加文化废墟，接着去利马，重新拜访佩斯科医生。他们在那里碰到了几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人，其中一个告诉格瓦拉，要是去危地马拉，可以用暗号联系秘鲁女同志伊尔达·加德亚，相信她会给他们无私的帮助。
他们又继续奔向厄瓜多尔，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三个年轻同胞，分别叫巴尔多维诺、埃雷索和加西亚，他们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准备去危地马拉，但是凑不齐路费。三个人极力劝说格瓦拉与卡利卡与他们一起去危地马拉。格瓦拉被说动了心，但卡利卡却不愿意，他一心起去委内瑞拉。于是，这对同伴不得不分手了。现在，格瓦拉的新同伴成了加西亚。
1953年10月25日，格瓦拉和加西亚坐船前往中南美洲。由巴拿马，途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最后到达危地马拉。
格瓦拉与同伴已经身无一文。为了筹措路费，格瓦拉不得不忍痛将医学书籍卖掉。同时他向当地一家杂志投稿，发表了他关于秘鲁印加遗址的游记和照片，稿费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他与加西亚的吃饭问题。更糟糕的是，在搭卡车去圣何塞的路上，卡车遇到暴风雨，结果翻了车，格瓦拉的左手和两条腿都摔伤了。
虽然在哥斯达黎加逗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格瓦拉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里是当时美洲的一块民主绿洲，自1952年起，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慢慢迫使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交出四成利润给该国政府，同时还愿意收留来自美洲各国的流亡者。从格瓦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局势越来越关注。1953年12月10日，在圣何塞，他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这样半开玩笑地写道：“我的姑妈，我有机会从联合果品公司的领地前面走过。我曾经在年迈的令人怀念的斯大林同志的肖像面前发誓，不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的章鱼就绝不吃饭。在这里，我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得到了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所缺少的东西。”
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
“这里才是美洲中部真正值得一住的国家，充满了民主的气息。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可以敞开胸膛，自由呼吸民主的气息。”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刚刚来到危地马拉，就被这个国家深深吸引了，危地马拉独特的政治氛围令他极为兴奋。两年前，37岁的阿本兹当选危地马拉总统，这个药剂师的儿子是南美最年轻的国家首脑，血气方刚，不愿再忍受专制制度，并且下决心挑战这个国家的贵族们。事实上，危地马拉全国一半的耕地，当时都集中在22家贵族手中。1952年他下令进行土地改革，凡是占有90公顷土地以上的，其中未耕和休耕地都被国家征用，征收到的7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土改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联合果品公司，这家公司占有50万公顷土地，其中开发耕作的部分只占15%。
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被人简称为“果联”，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不仅占据了该国最好的土地种植香蕉，而且控制了内河航运。这家公司的来头极大，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都是它的股东，后台老板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而杜勒斯的弟弟艾伦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头头。
这种公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令格瓦拉热血沸腾，他主动要求去丛林当医生，可是危地 马拉政府规定必须先经过一年实习，而且要加入革命党。迫于无奈，他只能靠摆地摊勉强度日。朋友把他和加西亚介绍给一个秘鲁的女经济学家，直到见面，格瓦拉才发现，原来在秘鲁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朋友就已经跟他提及了这个叫伊尔达·加德亚的女人，并且声称她会在必要时帮助他们。
如果把伊尔达描述成一个性感热情的美女，那就陷入了三流小说的俗套。事实上，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吸引力在于气质和思想。伊尔达是经济系学生，因为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而被开除，当时在危地马拉政治避难。
伊尔达对格瓦拉的第一印象却不是那么好，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格瓦拉长得太好看了，在她的传记中，她仔细回忆了第一次与格瓦拉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小伙子太漂亮了，所以一定不是个聪明人。他清瘦修长，大概一米七五的身高。跟我们秘鲁人相比，他显得太白了点。他的头发是栗色的，黑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格瓦拉的嗓音略带沙哑，很有男人的味道。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富有洞察力，思维也很敏锐。”
人们叫他“切”，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无论如何，伊尔达已经对格瓦拉相当信任，很快便把自己的好友们介绍给格瓦拉。他认识了危地马拉的经济部长鲍尔·莱兹和总统秘书迪亚兹，来自洪都拉斯、刚刚访问过苏联和中国的埃莱娜·莱伊娃。12月27日，格瓦拉又认识了6个古巴流亡者，其中包括马里奥和安东尼奥·洛佩斯（人们都叫他“尼科”），这些人都是在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后，幸免于难的战士。那一年的7月26日，24岁的大学生卡斯特罗正在竞选议员，没有想到，巴蒂斯塔的政变将一切选举的幻想化为泡影，于是卡斯特罗发动了一次对蒙达卡军营的突袭，打响了现代古巴革命的第一枪。
这些古巴战士都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们的故事却让格瓦拉“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我可以撰写十倍具体的演讲稿，我可以读得更好，把观众都说服，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些古巴人真行！尼科把他整个的灵魂都放到麦克风里去了，所以他把像我这样抱有怀疑的人都激励起来”。
在这6个古巴流亡者中，与格瓦拉最亲密的是尼科。尼科叫他“Che”。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1954年上半年，危地马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很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抨击总统的评论，而在这些评论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在美国的支持下，美洲各国的反动政府也俯首承认美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1月，阿本兹宣布，“北方的某国政府正在准备武装入侵。”
在这种局势下，格瓦拉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他想知道，社会公正何以能得到实现，伊尔达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导师。她说：“我们都读过俄国革命先驱们的那些小说，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另外，我们还讨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反杜林论》，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对《资本论》特别熟悉，因为我就是学经济的。”此外，格瓦拉还介绍伊尔达读些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著作。两人越谈越深，而格瓦拉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阿本兹政权摇摇欲坠，许多外国政治难民纷纷离开危地马拉。到了4月份，加西亚回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未婚妻结婚。现在，格瓦拉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了挣钱，他动身去邻国萨尔瓦多，在途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的身上久久飘荡。”一个星期后，他重返危地马拉，在“果品联盟”的码头，当每天工作12小时、只能赚2.63个比索的码头苦力。
危地马拉在流血。格瓦拉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要没收联合果品公司8400公顷土地，美国人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1954年3月28日，艾伦就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小小的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指挥，并且在危地马拉边境设立电台，表示他们即将把国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6月17日，阿玛斯的军队带着美国人的武器，越过了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几天前，早有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境内散发传单。当时，危地马拉根本就没有飞机，更不用提组建空军了。山区的印第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飞机这种玩意儿，恐慌，像瘟疫般四处散布。
空袭开始了，老百姓吓得四处逃散，此时格瓦拉的反应着实有些奇怪，他在给母亲的信 中写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你承认，这些日子里，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感觉很有趣。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不会受伤，所以，看到飞机一来，人们就像野兔一样四处逃命，我觉得很好玩。”
由于总统阿本兹始终不愿意正面宣战，他的军队很快被击溃。6月27日，他逃到了墨西哥大使馆。阿玛斯轻而易举地爬上总统宝座，残酷的镇压开始了。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有9000人被杀害或被丢进黑牢。果品联合公司不仅收回了失地，而且还多分得了几万公顷土地。左派人士纷纷逃到大使馆避难。可是格瓦拉很坚决，反而成了有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那句“在我的胸口，留下一个伤口的危地马拉”，一时间广为流传。一个觉得战争“很好玩”的顽童，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
格瓦拉婉转地向伊尔达求婚，请她陪自己一起去墨西哥和中国，伊尔达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她说，她更想回到祖国秘鲁。于是，自觉很受伤的格瓦拉决心离开这里。1954年9月24日，格瓦拉得到去墨西哥的签证，对伊尔达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请她陪自己再坐上一段火车。伊尔达答应了他，陪他坐了一站路，然后他们就分手，从此各奔东西。
一个人，再次开始一段不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格瓦拉的诗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着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悲苦。”此时的格瓦拉还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在长达半年的拉锯战后，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
格瓦拉不喜欢墨西哥。通常来说，作为一个流浪汉，每到一地，他总能迅速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他的地方，可是他无法喜欢墨西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他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专长就在于宰人的国家。”墨西哥的警察是宰人高手，不放弃任何一个敲诈勒索的机会。这让格瓦拉很不满。
因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格瓦拉在墨西哥倒不必为了生计发愁，他在医院找到了工作，每天上午看半天门诊。很凑巧，他的古巴朋友尼科竟然也来到这里，他照例以一声“Che”亲热地与格瓦拉打招呼。
11月初，格瓦拉又意外地见到了一位他想念已久的人，伊尔达竟然来了。伊尔达在送格瓦拉上火车后，返回危地马拉城旋即被捕，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但在边境又被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拦住，举着枪要求她陪自己散步。最后，伊尔达不得不跳水游过河，给了蛇头一笔钱，这才偷渡到墨西哥境内。格瓦拉惊喜交加，再一次向伊尔达求婚，结果，伊尔达又拒绝了他。格瓦拉这次真的有些恼火了，可是，他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没有发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两人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格瓦拉不断求婚，伊尔达始终拒绝。到了1955年2月，伊尔达好容易放下身段，答应3月份就与格瓦拉结婚，可是又节外生枝，她在格瓦拉的一本书里，发现了一个泳装女子的照片。结果，两人赌气绝交。
格瓦拉干脆不理伊尔达，专心做他的兼职工作，替阿根廷新成立的拉丁新闻社墨西哥分社工作，他既管出版又管摄影，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他还没有放弃医学研究，撰写出论文《浅论皮萨尼有关消化前食品的研究》。1955年4月23日，论文在墨西哥的过敏反应学会上宣读，他还因此得到了一笔研究经费。结果，伊尔达反而沉不住气了，这次，她总算表示愿意与格瓦拉结婚，两人打算花两个月时间办理结婚证件。
墨西哥当局却不允许两个身份不明、地位不合法的青年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结为正式夫妻。于是，在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决定让一切繁琐的手续见鬼去。他们就在那里，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格瓦拉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件事的确切日期：1955年5月18日。
“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
1955年7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他是一个女厨的儿子，在家排行第五。由于最受父亲喜爱，他可以读最好的贵族学校，1945年，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专业是法律。
古巴是个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极端贫困，良田、森林纷纷成为甘蔗田，耕地锐减，出口食糖却进口糖果，25%的失业率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当时古巴的统治者是巴蒂斯塔，此人1933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权，结果1944年在大选中失利，1952年3月又在哥伦比亚要塞发动政变夺回大权。就在他夺权几周后，刚刚从法律系毕业两年的律师卡斯特罗，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要控告巴蒂斯塔。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这对兄弟率领着150名青年，在纪念何塞·马蒂百年诞辰当天，进攻圣地亚哥附近的蒙卡达军营。结果，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战士被杀害，卡斯特罗本人也在8月1日被捕。
10月26日，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讲演。在法庭上，他侃侃而谈，从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说起，一直谈到了万一成功，将如何解决古巴土地、工业化、失业、房屋、教育和人民健康等六大问题。最后，他向法官傲慢地宣布：“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弟弟劳尔被判刑13年，一起被关到距哈瓦那100公里的松树岛上 。1955年2月巴蒂斯塔搞了一场虚假的选举，总统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他获得了当然的连任，于是5月13日，他假惺惺地特赦政治犯。卡斯特罗等人重获自由。出狱后，卡斯特罗已经觉察到，始终有人在跟踪他，于是与其他被释的同志们一起，纷纷流亡到墨西哥。
在尼科的介绍下，卡斯特罗与格瓦拉见面。两人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他们就促膝长谈了10个小时。格瓦拉说，“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经成了下一次武装行动的军医了。”可是，这10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格瓦拉回忆说，他向卡斯特罗推心置腹地讲述了自己多年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后在危地马拉看到和想到的一切，而卡斯特罗则说，当时的格瓦拉，思想比他还要进步。
在《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格瓦拉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最初，当我站在这个造反的领袖一边，并参加他的革命时，我觉得胜利是不大可能的。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
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即使两人再忙，他们每周还是会见两三次面，而且每次都要长谈很久。可是，这两个同时在CIA和FBI（联邦调查局）榜上有名的人聚在一起，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一次，格瓦拉和伊尔达的住宅被小偷光顾了，丢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如照相机、打印机，还有伊尔达的一些不值钱的首饰。伊尔达想报案，可格瓦拉却断定这是FBI干的好事，于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格瓦拉留了个心眼，不再在日记上记录与卡斯特罗谈话的细节。
8月初，伊尔达告诉格瓦拉，觉得她肯定是怀孕了。格瓦拉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一个以流浪为生的人，怎么可能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培养下一代？可是，他还是不得不加紧补办与伊尔达的结婚手续，卡斯特罗本想为他们这对新人证婚，可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最后还是作罢。
1955年8月18日，在离墨西哥城40公里的郊区，格瓦拉与伊尔达结婚了。仪式结束后，格瓦拉特意露了一手，做了阿根廷风味的烤肉，特意赶来道喜的卡斯特罗尝到了格瓦拉的手艺，他的评价是：“味道不赖，不过，我的手艺应该比他强。”
10月间，卡斯特罗去了趟美国，向当地的古巴侨民宣传并募集资金。10月底在纽约，他正式宣布将在1956年底之前回到古巴，对着侨民，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十分坦白地告诉你们，到了1956年，我们不是得到自由，就是成为烈士！”
圣诞节，卡斯特罗邀请格瓦拉进入他最亲密的朋友圈子，按照古巴的传统习惯吃年夜饭。伊尔达记下了这一餐的菜谱：烤猪肉、什锦拼盘（其实就是黑豆和大米饭）、传统的果仁糖、苹果、葡萄，甚至还有一瓶酒。对于还在逃亡的卡斯特罗来说，这一餐已经很难得了。从此，美味佳肴与这群战士无缘。
1956年1月中旬，卡斯特罗召集了40名古巴战士（其中12名是袭击蒙卡达军营中的幸存者），加上已经在墨西哥的20人，总共60个人，开始做打游击战的准备。他们将租来的房子布置成军营，学习军事和政治课，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私人信件都由伊尔达代为接收。格瓦拉和伊尔达没有对他们的朋友透露半点口风，他们的组织名称，就以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叫“七二六运动”。
格瓦拉射击总是拿满分，意志力惊人，为了克服自己的哮喘病，他不断进行各种耐力训练，登上5400米高的波波卡德贝尔山，被他视作对自己最大的考验。这期间，他有了他的“小印第安姑娘”。
战争即将开始，首先必须物色一位合格的军事教练。卡斯特罗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退休空军将领阿尔贝托·巴约。这个人在古巴出生，长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外国军团服役，而且在战争中被打瞎了一只眼。最让卡斯特罗满意的是，巴约是个地地道道的游击战专家，他一直鼓吹只有游击战才能对付强大而有组织的敌人，他在1955年还出过一本叫《游击战150问》的书。惟一的问题是，卡斯特罗觉得这位65岁的老头儿有点像一尾滑溜溜的鱼，让他难以捉摸。他倒是满口答应，愿意为卡斯特罗训练军队，可是居然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比索墨币（相当于8000美元），最后双方以5万比索成交。但事实上，巴约不仅分文未取，还变卖了自己的家具工厂，丢下了他在航空学院的工作，全心全意培养这群士兵。
此时格瓦拉还在医院工作，可是他一有机会便与他的古巴战友们一起训练，学习的内容包括急行军、渡河、爬山、射击、埋地雷、制作手榴弹等，大家都以“切”来称呼他。虽然身体并不好，格瓦拉还是成了巴约最得意的徒弟，他的射击总是拿满分，而且意志力惊人，为了克服自己的哮喘病，他不断进行各种耐力训练，而登上5400米高的波波卡德贝尔山，被他视作对自己最大的考验。
格瓦拉本人也向战友们传授自己的知识，作为突击队的医生，他的本职工作是维护全队的身体健康，并且教他们伤员紧急救助的基本知识。同时，他还主动担任突击队的政治教员，向战友们讲述马克思的学说。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如此热衷，可他仍然讲得很认真。虽然与战友们相处融洽，可格瓦拉觉得古巴人有一点让他很看不惯：他们太爱干净了，竟然每天都要洗澡、换衣服。而格瓦拉正好相反，打小时候起，一个月不洗澡对他来说就是常有的事。他强烈要求古巴人能学习他“随遇而安”的作风，让他们把剃须刀和牙 刷统统扔掉，理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没有这些东西”。
就在格瓦拉接受“魔鬼训练”时，另一件大事发生了：1956年2月15日，伊尔达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其实格瓦拉更想要一个男孩，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男孩子更适合继承他的事业。不过，这个孩子还是让格瓦拉兴奋不已，他立刻写信给妈妈，恭喜她已经升级做祖母了。他给孩子取的教名也是伊尔达，跟妈妈的名字一样，不过，平时格瓦拉总是唤自己的女儿“我的小印第安姑娘”。
尽管训练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巴蒂斯塔的特务还是知道了一切，他委托墨西哥的警察帮他干掉卡斯特罗和这帮突击队队员，美国大使馆也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1956年6月20日，卡斯特罗刚刚从战士们的藏身之所走出来，立刻就被警察塞进了警车里，被捕的原因竟然是“违反交通规则”。当天夜里，又有12个同志被捕。第二天，警察将伊尔达和她4个月大的小女儿带进了警察局，警察先生们一再追问她孩子父亲的下落。伊尔达什么都没说，警察只好释放了她。事后伊尔达说，她听见在黑暗中审讯她的人中，有人说的是英语，因此怀疑这次行动背后的策划者，除了巴蒂斯塔，还有FBI或者CIA。
6月24日，警察带着卡斯特罗冲到了战士们训练的地方。当时格瓦拉正好躲在树上监视周围的动静。事后他对伊尔达说：“我本来可以一直躲在树上，可是菲德尔让大家放下武器。”就这样，又有13人被捕，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则带着一小队人逃了出去。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26名战友被关进了移民局的一处特别监狱里。
这起事件引起了墨西哥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声援，古巴人则在狱中绝食抗议。自7月9日起，25名古巴人陆续被释放，只有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加西亚仍然被拘禁，当局的解释是这三人签证过期。好在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尔德那斯慷慨相助，主动出来游说。7月24日，卡斯特罗也出狱了，在他临走前，格瓦拉对他说，千万不要为了他而把整个计划推迟。而卡斯特罗望着格瓦拉的眼睛，坚定地说：“我绝不会抛弃你。”
现在，监狱里只剩下格瓦拉和加西亚这两个阿根廷人，面临着作为非法移民被引渡回国的命运。格瓦拉不想面对这样灰溜溜的结局，他的生命已经与悲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死亡这个话题，他写道：“我的命运和古巴革命联系在一起。不是胜利，便是死亡。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可以把我的生命传至永恒。”他还引用了土耳其诗人的两句诗：“我将被带往坟墓，哼着尚未完成的悲歌。”而在另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激烈地解释了自己的信念，母亲批评他太富有献身精神，而儿子回信说：“我不是基督，也不是慈善家。我跟基督恰恰相反，我更愿意给大地带来一个对手，而不是把我自己钉上十字架。一切伟大的事情都来自热情，为了革命，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在信末，他第一次签上了古巴同志们叫他的绰号，“你的儿子，切。”
格瓦拉真正爱的只有革命和理想，为了革命，他可以抛弃家人和爱人；为了追求他的理想，他可以放弃一切正常人的生活。
重获自由后，卡斯特罗重新募集资金购买武器，同时，他又花了12000美元，买了“格拉玛号”游艇，准备登陆古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谙熟墨西哥政治生态的卡斯特罗，仅凭几个厚厚的红包便打动了墨西哥警察。8月中旬，两个阿根廷人终于获释，但他们必须在10天内离境。
了解格瓦拉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乖乖地这么做，他原本便是个视一切规则如粪土的家伙。他东躲西藏，不过倒挺满意，声称自己现在的职业就是流浪艺人。此时，他与妻子伊尔达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们的关系改变得很蹊跷，因为伊尔达始终不觉得丈夫冷落了她。相反，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提到此时的丈夫对她表现出了少有的温柔。可是格瓦拉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之间的问题，似乎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10月份，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告诉母亲，伊尔达所在的拉美人民联盟又跟修正主义的普拉多取得了联系，而普拉多刚刚当选秘鲁总统，这样，伊尔达就可以光荣地重返秘鲁。他讽刺地说道：“她现在倒成了高贵的反共政党的代表了，只不过有点迷了路。”而在写给阿根廷的女同志蒂塔·因凡特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夫妻生活几乎完全停止了，在决裂中有些苦楚的滋味。我的妻子是个很好的同志，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差异太大了，我生活在无政府的精神状态中，梦想着广大的地平线……”
3年后，格瓦拉才最终与伊尔达离婚，可是他们早就貌合神离。1960年8月8日，伊尔达对美国的《时代》杂志说：“就是因为古巴革命，我才失去了我的丈夫。”格瓦拉真正爱的只有革命和理想，为了革命，他可以抛弃家人和爱人；为了追求他的理想，他可以放弃一切正常人的生活。
82名战士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高唱着古巴国歌。其中有一个人口音与其他 人都不一样，肤色也比他们白了很多，但他却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激情。
“格拉玛号”是艘原本属于一个美籍瑞典人的小游艇，外表还不算破破烂烂，实际上状态极差。由于经历了一场台风，需要大修，而且一次只能载25人。卡斯特罗倒是对这艘船相当满意，为了便于火速上船，他还一并买下了河岸边的一座房子。
“七二六运动”队伍中的两个人开了小差，这让卡斯特罗有种危机感，他决定趁早行动，准备登陆古巴。当时的情况并不妙，古巴国内圣地亚哥的负责人弗兰克·派斯认为，行动还早了点，东部地区的军队没有做好准备。人民社会党的古巴共产主义者们也向他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他们认为应该等到来年1月，那时收割甘蔗的雇工们可以响应起义。在古巴，军队加强了海军巡弋，专门等着对付登陆的古巴战士。可是卡斯特罗信心十足，1956年11月19日，他公然在接受古巴政府办的《钟声报》上宣称，“如果巴蒂斯塔在两周内不下台，我将保留‘掀起一场革命斗争的权利。’”当年立下的在1956年杀回古巴的誓言，一定要遵守。
11月23日开始，战士们开始将军火和物资送上“格拉玛号”，全体战士于24日集合，整装待发。格瓦拉匆匆赶回家一趟，吻了妻子、女儿，却没有透露自己要去哪儿。伊尔达的直觉告诉她，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可是她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提醒格瓦拉带上治哮喘的喷雾剂，偏偏格瓦拉还是忘记了。
1956年11月25日凌晨两点，82名战士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严重超载的小船顺着图斯潘河顺流而下，向东驶向大海。在这82个一边晕船，一边高唱着古巴国歌和“七二六运动”战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口音与其他人都不一样，肤色也比他们白了很多，喝着马黛茶的他显得特立独行，但他却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