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历史性

　　实践哲学对自身抱历史主义态度，也就是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个态度不仅贯串于它的整个体系，而且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把它说得很清楚，即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从前的一切哲学（哲学体系）都是使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的表现。但就每一种哲学体系本身而言，它并不是有意识去表现这种矛盾，因为只有各种彼此冲突的体系的总和才能产生这种表现。每个哲学家都坚信，而且也不能不坚信他是在表现人类精神的统一，也就是历史和自然的统一。的确，要是不存在这种信念，人们就不会行动起来，就不会创造新的历史，哲学就不会成为“思想体系”，就不会在实践中表现为狂热的坚如磐石的 “民众信仰"，这种信仰表现出和“物质力量”一样的能量。^[1]
　　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是一位有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的人物，因为他的体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甚至以“哲学传奇”的方式，使我们得以理解什么是实在。也就是说，我们会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和一位哲学家身上看到对矛盾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以前我们只能从哲学体系的总和中，从彼此争论互相矛盾的哲学家的总和中获得。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是摆脱了（或正在设法摆脱）一切片面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哲学；是对矛盾的充分认识，通过这种认识，哲学家本身（既可理解为个人，也可理解为整个社会集团）不仅掌握矛盾，而且也把自己看成是矛盾的因素，并把这个因素提高到认识的从而行动的原则（实践哲学）否认“一般的人”，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摒弃和摧毁一切教条式“统一”的概念，因为它们反映了“一般的人”或每个人内在的“人的本性”这一概念。
　　如果说实践哲学也是历史矛盾的反映，并且是十分自觉的因而也是最全面的反映；那么，这意味着它也是与“必然”而不是与自由相联系着，因为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从历史上看，还不能存在。这样看来，假如已经证明矛盾一定会消亡，那么从而也就证明实践哲学一定会消亡或被取代。在“自由”的王国里，思想和观念可以不再在矛盾以及斗争必要性的土地上产生。目前，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只能提出这种一般的说法，无法作进一步的论证；他无法回避目前的矛盾领域，他无法做到在不直接制造乌托邦的情况下来论证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而只能笼统地说说。
　　这当然不等于说，乌托邦不可能有哲学价值，因为它有政治价值，而一切政治都包含着哲学，哪怕是不完整的和仅具雏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最庞大的乌托邦，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边的宏愿，想用神话来调和历史生活中实在的矛盾。事实上，宗教所宣扬的是：人类都具有同样的“本性”，凡人是存在的，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与人是兄弟，彼此平等，人与人自由相处，彼此一样；在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帝这面镜子面前，人人都可对自己作如是观；但是它又宣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今世，而是修来世（乌托邦）。这样一来，平等、友爱、自由的观念就在人们的心中沸腾起来，就在既看不出自己可以同其他人一律平等、亲如手足，也看不出自己可以同其他人自由相处的那些阶层的人们心中沸腾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每逢发生民众骚乱，总要提出这些要求，尽管方式不同，形态各异，思想体系也不一致。
　　在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符·伊里奇（·列宁）所提出的一条重要意见。1917年四月纲领^[2]，即专门论述公费学校^[3]的那一条，确切地说，是这一条（参阅1918年日内瓦版）的补充说明，其中提到在雅各宾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化学家兼教育家拉瓦西^[4]曾经提出过公费学校的概念，并根据当时的民意一度实行过，当时的民众认为17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发展中的现实，井非只是一种被当作政府工具使用的思想体系，他们据此得出了平均主义的具体结论，在拉瓦西那里，这还是一种乌托邦的因素（凡是专门以人的“本性”作前提的文化思潮都程度不等地会出现这种因素），但对列宁来说，却具有能从理论上证实的政治原则的意义。
　　如果实践哲学从理论上证实，任何一种被认为是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有实践的来源，都代表一种“暂时的”价值（一切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各自的历史性），也还很难使人“从实践上”了解：既然这种解释对实践哲学本身也有效，又如何能使为行动所必需的信念不致发生动摇。这也是一切历史主义哲学经常遇到的难题；那批恶劣的论战对手（特别是天主教徒）总是乘机借题发挥，硬在同一个人身上搞什么“科学家”与“煽动家”的对立，哲学家与行动者的对立，从而下结论；历史主义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怀疑论和墮落。这个难题使小人物产生许多良心上的冲突（戏剧性事件），而使大人物抱着哥德式的“超然出世”的态度。为什么必须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这个命题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道理就在于此。
　　因此，实践哲学本身也不免有变成糟糕透顶的思想体系，即变成一种教条主义的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体系的趋向。如果照《通俗读本》那样把实践哲学同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同后者关于“物质”的形而上学扯在一起（因为“物质”必然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这种趋向就特别明显。
　　还应指出的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发生于人类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尽管这种过渡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自然的感受、影响科学观点等等）。甚至可以断言，当整个实践哲学体系有可能在大同世界里消失时，许多在必然王国时期是乌托邦的唯心主义观念，或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方面反倒有可能在过渡（到自由王国）之后变成“真理”。当社会还分成各个集团的时候，要是不加必要的下结论说：这“精神”就是指“集团的精神”，那“精神”一词就无从谈起。（金蒂雷在其论现代主义的那本书*里，学着叔本华的口气说过：宗教是群众的哲学，而哲学则是社会尖子即大知识分子的宗教；当他这样说时，实际上是默认上面的说法。）但在统一实现以后，那就可以使用“社会精神”这个术语了（等等）。

*乔·金蒂雷：《现代主义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巴里，拉特尔泽出版社1909年版。

^[1] 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 见列宁在1917年4—5月间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第14节：“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把教学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对草案的补充说明是娜·克鲁普斯卡娅起草的，大概公开发表过，但我们始终无法找到这一文本。

^[3] 意大利文为Scuola unitaria。

^[4] 安东尼—劳伦特·拉瓦西（1749—1794），法国化学家，恩格斯称他是“把整个化学从其倒立着的燃素形态中颠倒过来恢复正常的第一人”。拉瓦西被处死并非由于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以前为了筹措化学实验的经费而当过包税人这样一个人人痛恨的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