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和现代文化

　　实践哲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1]，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丰富了一定的文化思潮。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是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所谓的正统派却一直漠不关心，甚或根本无动于衷；原因是，哲学上业已发生的最重大的结合是实践哲学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潮之间的结合，这一事实如果不是欺人之谈的话，在所谓的正统派看来，纯属荒唐，因为他们在实质上是与上世纪最后25年来的一股特别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主义）一脉相通的。（在普列汉诺夫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固然对这个事实有所提及，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根本不打算作批判性的说明。）因此有必要像安东尼奧·拉布里奥拉试图做的那样，对问题的提法重新做出估价。
　　实际情况如下：实践哲学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是说，它已经被纳入双重哲学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已或明或暗地为许多唯心主义思潮所吸收（指出柯罗齐、金蒂雷、索列尔、与柏格森一致者实用主义就足够了）。^[2]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一心想要找到一种哲学，能够按照他们极狭隘的观点看来是全面地而不是“简单地”解释历史，因此，他们所自命为正统的，就是把实践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基本上等同起来。还有一派则回到康德主义去了（除了维也纳的教授马克斯·阿德勒^[3]，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两位意大利教授阿尔弗雷多·波吉和阿德尔基·巴拉托诺^[4]）。可以指出，一般说来，凡是试图把实践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流派基本上是由“纯粹的”知识分子构成的，而正统派，则是由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比较明显地致力于实践活动，因而同广大民众的联系（或多或少的表面联系）就比较紧密（然而这种情况并未防止广大民众中的大多数人做出具有不小的历史—政治意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种划分十分重要。“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传播最广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炮制者，作为本国知识分子团体的首领^[5]，不得不多少利用一些实践哲学的成分，以加强自己的思想体系，用新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缓和那过分露骨的思辨伪哲学，并为他们与之有联系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武库提供新的武器。而正统派却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反对人民大众中流传甚广的意识形态，反对宗教先验论的斗争之中，他们认为，只消祭起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这个法宝，便可战而胜之。然而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是靠宗教本身才得以维持生存的，其依赖程度要比当时或今天所想象的大得多，而在人民中间，宗教表现为一种充满着迷信和巫术，低级无聊的东西，在这方面，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和这二派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说实话，也并非总是表示得那么毫不含糊）实践哲学是独立的、独创的哲学，本身就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以便从解释历史发展成普遍适用的哲学。我们必须从这个方向努力来发展安东尼奧·拉布里奥拉的观点，而罗多尔福·芒多尔福的那本书（根据我的记忆）似乎并没有前后一贯地发展这一观点。*

*芒多尔福似乎从未放弃过作为罗伯托·阿尔迪戈的门生标志的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观点。芒多尔福的弟子迪亚姆布里尼·帕拉齐论述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那本书^[6]（芒多尔福为之作序）则是芒多尔福本人在大学执教中概念和准则贫乏的证明。

　　为什么实践哲学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它的基本要素会被利用去造成或同唯心主义或同哲理唯物主义的结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工作，要求有巧妙的分析能力和清醒的头脑。否则，就容易为外表的相似之处所蒙蔽而看不到隐蔽的相似之处，就不能洞察必然的，但被遮掩起来的联系。必须以极其谨慎的批判眼光来确定有哪些概念，实践哲学“让给”了传统哲学，使后者得以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恢复青春，这不多不少地意味着要编写一部实践哲学创始人（马恩）逝世以来的现代文化史。
　　很明显，公开的吸收是不难寻踪觅迹的，不过那也得批判地加以分析。柯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经验的准则，便是一个典型的公开吸收的例子。这种看法甚至渗透到天主教徒中间（参阅奥尔查蒂主教的著作），它促成了意大利史学界的经济——法律学派的建立^[7]，这个学派如今已跨越意大利国界，发展到了国外。但要查明表面上不承认的暗中吸收，则是个最棘手最微妙的问题，因为这种吸收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实践哲学业已变成现代文化的一个要求，一种扩散着的气氛，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与反作用，改变了旧的思想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索列尔倒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通过对索列尔及其成功的研究，可以获得不少有关的说明。研究柯罗齐，其意义亦然如此。不过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柏格森的哲学，研究实用主义，以查明，假如抽掉了同实践哲学的历史联系，它们的某些观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无法理解。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实践哲学对那些在原则问题上同自己进行激烈交锋的人，也给他们上了政治学的实践课，这情况犹如耶稣会在理论上间马基雅维利争得不可开交，而在实践上却仍然是马基雅维利的优秀弟子一样。马里奥·米西罗利^[8]担任《新闻报》驻罗马记者期间（大约在1925年），在该报上发表的一条《评述》中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能够了解较明智的实业家在内心深处，是否不相信《批判经济学》（即《资本论》）对他们的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以及他们是否不打算利用从中所得出的教训，这倒是满有意思的。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对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摸得很准，分析到了家，那也无非只是把这种现实的历史代理人一向本能地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由于敌对的批评而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的东西，从理性上加以整理而使之系统而已。
　　问题的又一方面更加耐人寻味。连所谓的正统派也把实践哲学同其他哲学结合起来，而且主要是同某一特定的而不是所有的哲学相结合，这是什么缘故？事实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同传统唯物主义的结合；至于同康德主义的结合，只取得了极有限的成功，而且仅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团体中问。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看一看罗莎（·卢森堡）的《论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一文^[9]，她在这篇论文里强调指出这种哲学的各种组成部分有所发展，尽管程度不等，但总是注意跟上实践活动的需要。她的意思是说，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武库，其中的武器由于超越时代而不便动用，这些武器要在将来某个时候才能投入使用。这种说法多少有点诡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抽象的阐述，即把有待说明的事实当作对事实本身的说明。尽管如此，其中还是包含着真理的明珠，值得深入探索。据我看，产生这些结合的历史原因之一不妨从下列事实中寻求：实践哲学之所以不能不同异己的思潮结成同盟，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残余，而这种残余，尤其是宗教领域里的残余，依然在民众中间存在。
　　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各种冠冕堂皇、天衣无缝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使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得以组成；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民众进行教育。这第二项任务，从实践哲学的性质看，是项根本任务，实践哲学为此倾注了自己的全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出于“教学法”上的考虑，把新哲学组成一种略高于民众平均文化的（那是十分低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绝对不足以战胜有教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然而新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高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造就一大批属于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哲学乃是这个新社会集团的世界观。至于现代文化，特别是打着唯心主义烙印的文化，根本不能研究创造出民众文化，也不能以道德的和科学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学校教育大纲，它们的教育大纲始终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体系上^[10]。它只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文化，只有当它变成直接的（也是暂时的^[11]）政策时，才对青年人有影响，否则就很难办到。
　　此外，还必须看一看各力量的这种文化组合是否有可能未必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在以往的历史上，根据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是否找不到类似的组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新教国家里的宗教改革，毫无疑问，都是在现代以前的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柯罗齐在《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12]第11页上写道：

　　“文艺复兴运动仍不免是一种贵族的和社会尖子的运动，即使在作为这个运动的母亲和乳母的意大利本土，也概莫能外。它没有跳出宫廷小圈子，没有深入民间或成为习俗和‘成见’，换句话说，没有成为集体的信念和信仰。至于宗教改革，倒是真正收到了深入民间的功效，然而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即造成自身内涵发展的停滞，它的生命胚胎的成熟十分缓慢，而且往往发生波折。”

　　另外，在第8页上这样写道：

　　“路德也和那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为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之乐而乐，指斥怠惰，号召劳动；可是，在另一方面，这却使他对文学和科学抱着犹豫甚至敌视的态度，以致使埃拉斯默说出了这样的话：‘路德教所到之处文学灭绝’。可以肯定，要不是由于创始人所抱的这种反感，除此而外再找不出第二个原因，德国新教绝对不至于好几个世纪以来在科学、批判和哲学方面始终是一片空白。然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特别是胡安·德·瓦尔德斯小团体里的宗教改革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却毫不费力地把人文主义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把崇尚科学同道德戒律结合起来。加尔文教，由于它有一套严格的感恩敬神的教义和戒律，固然不利于求知的自由和对美的崇拜，但通过把对神的感恩观解释、发展并承认为安居乐业的天职观，它就起到了有力地促进经济生活，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积累的作用。”

　　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教引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众运动，并借助于这种运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只是在尔后的时期才陆续产生出较高的文化。至于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的活动，则并无重大历史成就可言。的确，就是宗教改革本身，在其高级阶段也必然采取文艺复兴的格式，而在非新教国家中传布开来，尽管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民众中尚未酝酿成熟。但正是由于进入了在民众中发展的阶段，新教国家才得以顽强地胜利地抵抗天主教十字军的讨伐。现代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日耳曼民族就是这样产生的。法兰西屡次遭到宗教战争的蹂躏，表面上是天主教取得了胜利，但也经历了18世纪的民众改革，包括启蒙运动，伏尔泰主义以及“百科全书派”等。这种改革或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张本，或与之同时发生。这确实是法国人民所发动的一场伟大的精神和道德改革，它比德国的路德派改革更为全面，因为它把乡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也卷了进去因而拥有明显的世俗基础，因为它曾企图用以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为号召的完全世俗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宗教。然而就连这种改革也没有能使高级文化直接繁荣起来，但由实证法学所体现的政治学领域除外。*

*在这里重温一下黑格尔对同一种文化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和德国所采取的具体民族形式所提出的比拟：黑格尔的这一观点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以后，最终使诗人卡杜奇写下了这样的名句：“……抱着对立的信念，康德切掉了上帝的头颅，罗伯斯庇尔砍去了国王的脑袋。”^[13]

　　实践哲学是现代的民众改革，这种认识或许若尔日·索列尔在以詹森主义式的愤怒猛烈攻讦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卑劣勾当时有所流露，不过他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纯粹是从唯理智论出发的（至于那些希望意大利发生宗教改革，希望意大利出现加尔文教的新翻版的人，如米西罗利之流，则是一批完全脱离实际的清谈家）。索列尔接受了勒南*关于必须实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观点；勒南（在致米西罗利的信中）宣称伟大的历史运动总是表现为一种现代文化，等等。不过我以为，索列尔在采用原始基督教作为检验标准时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种观点；他的主张，尽管书卷气太浓，还是言之成理的；尽管引证太多过于死板，甚至出于杜撰，但毕竟也不时迸发出深刻的直觉火花。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l823—1892），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折衷派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他利用冒充科学的论断，企图保卫宗教和唯心主义。

　　实践哲学的前提是以下这一切过去的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以及植根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则是以上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得以圆满成功的顶点，成为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实践哲学符合由新教改革加上法国大革命而成的结合：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实践哲学仍处于民众^[14]阶段：造就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可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行动与反行动，聚合和分裂，以及许许多多复杂的新结构的产生。实践哲学乃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观念，这个集团被剥夺了历史首创精神，虽不断扩大，但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未能超越某一质的标淮，不足以掌握国家、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而只有这种领导权才允许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发展中保持一定的有机的平衡。这样，实践哲学本身就成了“偏见”和“迷信”。其实，这是现代历史主义的民众方面，不过它本身又包含着可以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在文化史上（其范围要比哲学史广得多），民众文化由于（社会）正处于一场变革之中、由于从人民矿石中正在炼出新兴阶级之钢而大放异采之日，也是“唯物主义”繁花似锦之时：与此同时，各传统阶级抱住唯灵论不放。黑格尔在法国革命和复辟之间折衷，对思想生活中的二元——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赋予辩证的形式，不过这种综合是“一个倒立着的人”。^[15]黑格尔的后继者们破坏了这种统一，有的回到唯物主义体系，有的回到唯灵论体系。实践哲学通过自己的创始人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整个这一套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即把它“倒过来”。黑格尔主义被割裂的遭遇，如今也在实践哲学身上重演，也就是说，一方面产生了从辩证统一向哲学的唯物主义复归，另一方面，现代唯心主义的高级文化出于寻求新的万应灵药之需要，竭力要把实践哲学的某个组成部分，即为其配方所必需的部分拉过去据为己有。
　　唯物主义观念“在政治上”是接近人民的，是接近“常识”的。它同许多信念和偏见，而且几乎同一切民间的迷信（巫术、幽灵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可以在民间的天主教中看出来，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中尤为显著。民间的宗教是粗糙的唯物主义的，但知识分子的正式宗教却竭力阻挠形成两种各口独立的宗教，两个互相分离的阶层，以免在外表上（尽管实际情况是如此）正式变成一种狭隘集团的意识形态。不过从这个观点出发，千万不可把实践哲学的态度同天主教的态度混为一谈。前者同民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的联系，并一贯致力于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后者则竭力维持一种纯粹机械的联系，注重表面的统一，这种表面统一的基础首先是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要群众肃然起敬，顶礼膜拜。许多宗教异端运动都是民众力量想要改革教会、想要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而使教会接近人民的表现。对此，教会所做出的反应往往是十分粗暴的：它成立了“耶稣会”，它拉起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大旗作虎皮，裹藏着自己；它组织了出色的“民主”选拔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机构，但是被选拔的对象都是作为单独的个人，而不是反映民众集团意愿的代表。
　　在文化发展史中，要特別注意文化活动的组织和使这种组织采取具体形式的人物。从盖·德·鲁吉埃罗论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著作^[16]中可以看出以埃拉斯默^[17]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抱的态度：他们都向火刑和迫害屈膝。因此，宗教改革的体现者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全体德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人民整体。宗教改革在高级文化的直接领域中所以“毫无建树”，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在敌人面前的临阵脱逃，要到始终忠于宗教改革事业的人民经过逐渐的筛选，才产生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古典哲学领域里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迄今为止，实践哲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实践哲学领域内所形成的大知识分子，除了人数不多以外，还不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并不出身于人民，而是传统的中间阶级的代表，一到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就回到中间阶级那里去了。另有一些人留下来了，但不是为了促进实践哲学的自主发展，而是要对它作系统的修正。说实践哲学尽管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但毕竟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理论，这等于肯定一种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种文化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在任何一定时期所存在的，都是新与旧的可变结合，都是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适应的文化关系的暂时均衡。只有建立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来，并要求得到全面系统的解决。无论如何，在这种新国家成立以前，只能采取一种批判—论战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势必是浪漫主义的，不过这种浪漫主义是自觉地力求集古典浪漫主义之大成。
　　附注一：必须把复辟时期^[18]当作各种现代历史学说百花齐放的时期来研究，其中也包括作为这些学说的顶峰的实践哲学。不管怎么说，对实践哲学的详细阐述恰好是在1848年前夕，正是王政复辟面临崩溃，神圣同盟趋于瓦解的时期。所谓复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事实上，旧秩序的真正复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力量组合的新变化，通过这一改组，中等阶级的革命成果有了明确的规定并受到法律的确认。法国国王和罗马教皇分别成了各自的党的领袖，而不再是法国或基督教的当然代表。教皇的地位特别不稳定。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立永久性的“黩武的天主教徒”团体，这些团体，经过种种中间阶段——1848—1849年，1861年（教皇国家第一次解体和艾米利亚省的归并），1870年以及战后时期——终于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天主教行动”，虽说强大，却处于防御地位。复辟时期的各种历史主义学说都是同各种抽象和空想的18世纪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这些学说还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而继续存在，直到1870年在法国特别流行。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群众哲学，是同形形色色的18世纪民间观念，从最幼稚的观点到蒲鲁东的观点，相对立的。（蒲鲁东的观点受到某种保守的历史主义的嫁接，因而或许可以称他为法国的焦贝蒂^[19]，不过倒是一位出身于民众阶级的焦贝蒂——意大利历史同法国相比是落后的，这一点从1848年时期中就可发现。）如果说保守的历史学家，旧的理论家在批判僵化了的雅各宾思想体系的空想性质方面是好手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家无论在估价雅各宾主义的实在意义而非抽象意义方面（这指的是在一定情况下有节制活动的事实真相，而不是某种空泛的高调），或是在估价保守派本身的历史作用方面都更为高明，雅各宾主义是新法兰西民族的开创因素。保守派实际上是雅各宾党人的问心有愧的后代。保守派一方面谴责雅各宾党人过火，一方面却又很仔细地接管他们的遗产。实践哲学正式宣布：不仅要对过去的一切加以说明并证明为正当，同样也要对自身加以历史地说明并证明为正当，换句话说，它是最伟大的“历史主义”，完全摆脱任何一个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界的实在的成果，新文明的开始。

^[1] 意大利文中的momento一词，葛兰西使用时往往既包含时间上的暂时阶段的意思，又有“方面”或“特征”以及“原动力”的意思；此处也是这种用法。

^[2] 马克思主义对柯罗齐的影响，最初是相当大的，后来却等于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简单原则”，参阅贝·柯罗齐的《唯物主义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1900年初版：《柯罗齐全集》第2卷第4节）。关于对金蒂雷的影响，见《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研究》，比萨，1899年版。在这本书里金蒂雷对青年马克思推崇备至，不过他的解释是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至于对索列尔，在他后来的工团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是一目了然的，甚至在他的激烈的论战文章中也清晰可辨。然而对柏格森或实用主义者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他们的文章中即使提到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把它看作是整个现存思想的一部分。

^[3] 马克斯·阿德勒（1873—1937），奥地利社会学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他同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都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1904年形成）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着第二国际的“正统”思想，既反对列宁又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面，结果抛弃了革命的实践这个要素。由于他们断章取义地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想寻求这些规律的价值以及各种政治选择的原因，不过不是从辩证法本身的内在规律中去寻求，而是在康德的先验伦理中去寻求。

^[4] 这两个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巴拉托诺（1875—1947），他曾被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领柚屠拉梯说成是“我党领导集团中的哲学家”。关于这位巴拉托诺，葛兰西写道（见1922年1月17 日的《新秩序》）：“阿德尔基·巴拉托诺右派阁下的革命词藻是盖世无双的，只有教育家阿德尔基·巴拉托诺教授的哲学词藻能与之相媲美。……巴拉托诺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想象活动，表明他是一条只会死啃书本和报纸来吸收政治文化和哲学文化的绦虫。”

^[5] 葛兰西的原稿中，这个词用的是英文。

^[6] 迪亚姆布里尼·帕拉齐先生，《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思想》，波洛尼亚，无出版日期〔1923年〕。

^[7] 这个学派的成员有：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乔亚切诺·沃尔培，尼古拉·罗多利科和罗慕洛·卡齐斯。在法西斯上台后，这个学派瓦解，社会党人萨耳韦米尼被流放，而沃尔培则成为御用历史学家。

^[8] 马里奥·米西罗利（1886—），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者。他的形象似乎对葛兰西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狱中札记》处处提到他。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把他看作意大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由于天生的机灵和浅薄，也由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生涯的普遍状况，使他得以不必经常运用他那颇高的天分，不管他怎样声名显赫，也无非是一名甘愿受知识界和政治界风气之害的牺牲品罢了。

^[9] 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最初发表于1903年3月14日的《前进报》上，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20周年而作。

^[10] 在这里葛兰西似乎对1923年由法西斯政权的教育大臣、唯心主义哲学家乔万尼·金蒂雷主持实施的意大利学制改革特别关切。使中学里的人道主义教育颇受影响的“金蒂雷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企图把他所认为的意大利国家发展最终目标的“高级文化”来一个彻底的综合。

^[11] 此处 occasionale（意大利文）并非作时间上的“暂时”解，而是指“非有机的”或“外表的”暂时。

^[12] 贝·柯罗齐：《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1929年第1版，《柯罗齐全集》第3卷第 23篇。葛兰西说引自《柯罗齐全集》版第11页，实际上引文出处在第12页上。

^[13] 引自《Versaglia》一诗第50—52行（乔·卡杜奇；《抑扬格和抒情诗》（《Giambi ed Epodi》）。葛兰西在手稿里宣称卡杜奇吸收了海涅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最早来自黑格尔；葛兰西在1932年5月30日致塔齐娅娜·舒赫特的信中（见《狱中书信》，第629页）写道：“黑格尔在讲授哲学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法国革命同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哲学之间的渊源。”

^[14] 此处意大利原文为popolaresco，是popolare（民众的，民间的）的派生词，文中用以指“民粹派”与该词的原义不尽相符，“民粹派”一词的意大利文应为populista。

^[15] 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作“倒立着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常用的形象说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以及较早的《神圣家族》第8章第4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4节），实际上这是套用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说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6] 盖多·德·鲁吉埃罗：《文艺复兴、改革、反改革》，巴里，1930年版。

^[17] 鹿特丹的埃拉斯默（1465—1536），荷兰人道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对路德从伦理上和神学上批判天主教机构虽抱同感，却不打算整个投身于改革阵营，究竟是出于原则的考虑还是个人安危的考虑，不清楚。

^[18] 指欧洲史上从拿破仑失败及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起，到1848年革命止的那个时期。

^[19] 文钦卓·焦贝蒂是“复兴运动”时期一位主要的稳键派，与蒲鲁东是一类人物，而葛兰西对他颇有好感，乍看之下令人深感意外。然而作者在另一处（手稿第185页）说得很清楚，说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这指的是他们各自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和“比较落后的”意大利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焦贝蒂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位比较激进的人物。在蒲鲁东身上，保守的因素与日俱增而有压倒雅各宾气质（借用葛兰西语）之势，而在焦贝蒂身上，趋势正好相反。焦贝蒂在逝世前一年即1851年撰写《Rinnovamento civile del，Italia》《恢复意大利文明》）一书时，正是在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随之而来血流成河的镇压以后，所以他在该书中终于采取了赞成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大力恢复和加强民众力量的立场，这一立场，就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而论，比起蒲鲁东那种毫无辩证法可言的、在空想社会主义与承认资产阶级秩序（制度）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