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方法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一种世界观的产生经过而其创始人对此又从未作过系统的说明（而且其实质上的一贯性不能从创始人的个别著作或一组著作中去寻找，而是要从包含着这种世界观的各种要素的各式各样的智力劳动的总体发展中去寻找），那就必须先在文献学方面下一番功夫。这一工作来不得半点先入为主的成见、先验论或者说不能事先带着框框。必须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去做。首先必须重视该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以确定其中有哪些要素成了稳定的和“经常的”——即已吸收体现为他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同他先前研究过并受其启发的“素材” 有所不同，而且青出于蓝。只有这些要素才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方面。进行这种筛选所取的时期可长可短，但筛选的依据是内在因素，而不是表面迹象（但也可以利用），最后筛掉若干“废物”，即该思想家可能在一定时期表示过同情，甚至一度承认过并在分析批判方面以及历史的和科学的创造方面利用过的零星的学说和理论。
　　通观所有的学者的个人经历，下列现象极为常见：任何一种新理论在某个时期被人“发愤”^[1]地研究时（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并非出于表面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对它发生深刻的兴趣），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力，能把研究者的整个身心牢牢地吸引住，特别是研究若是青年的活；只有下一个新理论被研究，才能煞住这股劲头，而到（这两者之间的）批判均衡确立以后，对理论的研究开始深入，但这时对所研究的体系或其作者已不再会产生那样强烈的冲动了。所说的这位思想家越是好冲动好辩论而又缺乏系统性；或者，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位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或是一位处于不断创造和经常运动过程中的，富于强烈的严格要求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有识之士，那么上述观察的正确性就越大。
　　从以上这些前提出发，我们的工作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重写这位作者的传记，不仅在实践活动方面，而且首先是其思想活动方面。
　　2．把他所有的著作，哪怕是最不重要的著作按照年代先后编制目录，并按照内在的标准，即智力形成、成熟程度、掌握和应用新的思想方式及新的认识生活和世界的方式等，对这些著作划分时期。硏究思想发展的基调^[2]和节奏比研究个别偶然的论断和零星的格言重要。
　　有了这种预备工作，下一步的研究才能进行。此外，对于这位思想家的著作，还必须区别哪些是他亲手完成并发表了的，哪些因没有完成而尚未发表，哪些是由他的朋友或学生替他发表的，但有修改删节之处，或者换个说法，有出版者或编辑者的积极参与。对于死后发表的著作的内容要特别审慎，因为不能把它看作定稿，只能看作是有待于加工的草稿。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些著作特别是撰写过程拖得很长而又下不了决心定稿的著作，不是部分或全部地被作者本人推翻过，便是感到还不太满意。
　　至于具体说到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则其文字著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1．在作者直接负责下发表的著作：其中，一般地说，不仅应该包括他本人交稿付印的著作，而且包括作者以各种方式“发表”或使之流传的东西，诸如信札，通告等（典型的例子是《哥达纲领眉批》和信札）。
　　2．不是作者直接负责出版的，而是死后由别人刊行的著作：最好能有毫不走样的仿真本^[3]（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在做），或者至少要根据科学标淮详细说明原文。
　　要按照编年—批判时期把这两部分重新整理，以便能做出正确的比较，而不是纯粹机械的和随意的比较。
　　对于作者后来亲自审定发表的著作，要仔细研究和分析作者对材料的提炼加工。这种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标准和依据，以便批判地估价别人整理出版的作者遗稿的可信程度。原始材料同作者本人亲自修改后发表的定稿之间的出入愈大，则经他人之手对同类型材料的校订其可信程度就愈小。任何著作永远不可能同撰稿时所搜集的原始材料一模一样。对准备阶段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剪裁、编排、定稿，这一切才恰好构成一部著作的成品。
　　就是信札，也得相当仔细地加以研究；信里所提到的某种十分肯定的论断，可能在书里见不到。书信体行文活泼，从艺术性来着固然要比书本里字斟句酌的文字有力，但有时会导致论证上的缺陷。在信札里，也像在演讲和谈话中一样，往往发生逻辑上的错误；反应快，难免要影响思路的严密完整，前后一贯。
　　在研究独创和革新的思想时，对于其他人对这一思想的文献所作的贡献的考虑只能是第二位的。应该本着这个精神，至少作为一般原则和方法，来谈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关系问题。当这一位或那一位经过彼此协商一致而做出某一论断时，这个论断也只是对该问题有效。即使这一位为那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也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理由，说必须把这本书看作是见解完全一致的产物。没有必要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必把第二位与第一位等同（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等同）起来，也不应该设想第二位归诸于第一位的东西都是绝对真实，没有混入任何杂质。当然，像（恩格斯）那样不计个人名利的无私表现在著作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也不是说对（恩格斯的）绝对忠实于科学的态度还有什么怀疑。问题在于：（恩格斯）毕竟不是（马克思），如果我们想要认识（马克思），那么首先要从他直接负责发表的原作中去寻找。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若干在方法论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为有关的研究指出了某些方向。例如，1912年福尔马吉尼出版的罗多尔福·芒多尔福所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4]其价值如何？索列尔在一封致柯罗齐的信里对研究这样的课题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恩格（斯）作为独创性思想家的能力尚嫌不足，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不要把这两位作者（指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译者）混为一谈。对于索列尔所提出的问题姑且存而不论，但我认为，既然有人（明白无误地）断言两个朋友中的第二位作为理论家的能力不足（或至少比第一位是略逊一筹的），因此，弄清楚独创的思想究竟是属于谁的，实在非常必要。事实上，除了芒多尔福的那本书，文化界始终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际情况是，（恩格斯的）说明，其中有些阐述是相对的自成体系的，直到今天还是被看作首屈一指的真本，而且是唯一的真本。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以为芒多尔福那部论著是很有启发性的，至少是就这部书所探索的研究方向而论。

^[1] 指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的《Dell'eroico furore》（《英雄发愤》）（1585年），书中对作为思维的认识同作为积极奋斗或“英雄发愤”的认识加以区分。

^[2] Leitmotiv直译为主题（或主旋律）。这是在音乐上最常用的术语，尤其是在瓦格纳作的乐曲中。

^[3] 所谓仿真本，是指一字不易地复制作者原稿，与之相对的是评论本，即力求完美，对原稿作必要校勘或校订。发表马克思著作仿真本的重要性在于，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第2及第3卷，在他去世时只是一些不完整的未定稿。恩格斯固然至少是一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但事实上，正如葛兰西在后文所指出的那样，他毕竟不是马克思，而且对原稿的校勘无论怎样仔细，终究代替不了原稿本身。

^[4] 罗多尔福·芒多尔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热那亚，19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