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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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由于银行职员罢工，我们不能领取汇款，因而还不允许我们为办公室添置打字机。在党的目前形势下我还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由于还不能保存准备好的材料抄件。因此，我简要地向你们陈述我对认为更有益、更适合指导我们行动的总方针的意见。
你们的信令我兴高采烈，使我备受鼓舞。我对我们运动的未来曾很悲观。我们竟然让后卫们夺取了党，即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造成我们口头上说要竭力避免发生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党中央完全投入其组织工作，却未注意到如下事实，在整个这段时间，某些工作、某些宣传尽管都做了，但这些工作和宣传是根据确定路线靠共产国际的作用才进行的。无疑，这些工作和宣传会创造精神状态、思潮和立场，它们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并确定某种形势。若否定如下这点将很幼稚：为赢得意大利社会党的斗争是近期唯一具体的政治行动，该行动使我们同广大群众保持某种联系，让我们才能说我们仍活着。你们能够发现另一行动和它相提并论吗？议会活动可以吗？或许工会活动？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本身不是旨在征服社会党时才有效果吗？组织工作和为维护党的机构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然是大事，但一个政党的前景不能建立在这上面。活着还不够，必须创造历史，必须运动和发展，从而能断言党是一个有自己基础和自为前途的政治组织。
你们的决定极大地扭转了形势，避免了所有作茧自缚。显然仍存在重重困难，但不似以前那样不可克服。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有一切可能变成全党的派别中心。我想给你们抄录一位移居莫斯科的意大利工人致我信函的一段，他听说过我们的讨论，并立即向我表达了他的意见（他在六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前属少数派，后转向我们的立场、与其说公开表态，不如说在反对塔斯卡的移民小组召开的会议上表态）:“在莫斯科有两人想要搅乱党。听这两位前议员讲，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似乎是不受任何监督、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统治宗派。而警察局明察秋毫并先让你行动，由于命令尚未下达。他们认为，一旦命令下达，党就会被戴上枷锁。他们连篇累牍地给共产国际打报告，我们希望最终发生一些事情。我希望党在合法性允许的限度内，要从基层而不是从上层保持生机勃勃；重视同志们的思想，不要阻止发表异于下达指示的思想，那些指示是认为具有高度智慧的同志小组下达的，但他们也会犯错误；不要过于拙劣地模仿俄国人，因为并非所有事都能在俄国去做，事情还要靠我们自己办。性格存在巨大差异：这里存在全部地下生活，这种生活还扩展到群众中；而在我们那里我怀疑地下行为事实上会成为党的行为，这是我不相信党的声音深入群众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党的地下生活似乎正常，尽管它有许多缺陷，但都是些不易发现的基本缺陷。无论如何，都是些疑问，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证据。我想起来，由于我听到过于夸张的抱怨，但其中可能有点儿真相。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在党内正在形成三派：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我害怕一派——夸夸其谈派，该派也反对塔斯卡-格拉恰德伊，这样我们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右派。我不希望你不知不觉地成为中间派，去收罗骚扰左派和右派的所有无用之人。因此，如果你要开始斗争，请你确定好目标，大家要求观念和目的的清晰明确。如果召开代表大会或会议，如果这些乌鸦围在你四周，请巧妙利用它们，但立即用枪赶走它们。当我知道你没有在左派宣言（但我不知道其内容）上签名时，我想到了这些事情。于是，我希望你组建一个中间派，旨在终结右派和左派的大吵大闹，在你周围聚集许多好同志，他们从意大利的过去汲取教训，他们懂得俄国革命，他们善于组织党并知道应如何工作，他们知道党的任务是带领无产阶级群众夺取政权。”
我想让你们阅读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从不同观点看都很有意义，表明移民们（可能是我们党组织力量的最大后备队）以多大兴趣关注事态发展，为了做出判断利用了每个细节。
对我们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同右派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它主要是个人员问题。由于我们的立场这一事实，同左派划清界限更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认为准备一系列论述意大利形势的文章不可或缺，它们将是我们的纲领。这些文章发表时仅由我们小组同志署名，这样做意味着首次划清界限。其他人员若想参加，留待以后再办，他们将被迫接受政治上具有其意义的行动，即使没有导致他们划清界限（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的文章抢在其他人的文章之前发表将受益匪浅。我、帕尔米、内格里、莱奥内蒂和赞同我们的多数派的某些同志（譬如，特雷索、杰纳里、蒙塔尼亚纳、马拉比尼如何想）可以撰写；乌尔巴尼持什么态度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参加。鉴于他们因过去历史及其经验（即使经验总同年龄相混）在广大群众各阶层中享有的威望，争取杰纳里和马拉比尼我们将受益匪浅，尽管这样做有危险。此外，需要大城市工人小组的签名。在都灵谁能签名？奥贝尔蒂有可能吗？我认识最多的同志都是移民：他们之中贝尔诺尔弗肯定同我们在一起，米兰的拉瓦佐利也有可能，在莫斯科我曾同他俩长时间地谈话。米兰的人我几乎不认识。我认识的热那亚的阿雷科和弗兰佐内怎么想，他们不是两位优秀同志吗？至于的里雅斯特、罗马、那不勒斯、墨西拿、巴里、佛罗伦萨、巴勒莫的同志，我几乎谁也不认识，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应当争取所有这些大城市的同志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成功做到，我们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将是我们精彩表现。我相信杰尔马内托会与我们同行。尼奥迪怎么想呢？亚历山德里亚的女教师阿雷科呢？还有阿扎里奥、贝洛内（维吉尔）、（博洛尼亚的）贝蒂、（摩德纳的）费拉利、（都灵的）隆哥、佩鲁索、（乌迪内的）波拉科、罗贝尔托、（吉尔杰蒂的）斯卡菲迪、塔罗齐呢？你们应当开始这一工作，委派一位胜任的同志负责。如果此事成功，定会取得丰硕成果。当一系列文章已经写好，并且保证征集到党内传统多数派大量签名时，我认为必须争取右派的某些同志转向，比如帕斯托雷和梅尔苏等人。但只有当工作业已完成，我们的核心已经形成后才行。还需要征集移民同志，尤其是移居法国的同志的签名。我相信，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可以得到贝尔诺尔弗和拉瓦佐利的签名。我将给贝尔诺尔弗写封信，让他对我通报情况并写上有把握的人名，譬如，博尼诺等人。在俄国的移民中，彼安科（上文引述段落的作者）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帕罗迪和其他人也有可能。然而，在俄国的移民中存在混乱喧闹的局面，我相信在我离开后这种局面会变得更加严重。
关于系列文章的内容我想倾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我缺少同意大利事件的直接接触，我只能通过几份重要报纸了解局势，因而我总怀疑自己结论的真实性。我将简述我的想法。
我们应当少提及过去，尤其是涉及我们党的过去。我们将提及意大利的极端混乱局面，这是因法西斯主义现象所造成（法西斯主义出现是因民族缺乏团结、国家在瓦解引起）;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历史生活，却不知道斗争对象；还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事实上国家经济并没有置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中，因为在意大利还存在一百万手工业者和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这些都是前资本主义的。此外，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意大利呈现为南方问题，建立在清晰的地域基础之上，这就造成自治运动政党或类似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独特类型政党的诞生。这种混乱局面用来解释党的立场多次摇摆，某种宗派主义的动摇使党处于瘫痪状态。现在形势已经明朗，这一点毫无疑义。法西斯主义决定了形势的特征，选举促使各党形势趋于明朗。考察小资产阶级各政党：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人民党和共和党，它们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在南方是社会民主党及附庸的尼蒂派、阿门多拉派，等等；把奥兰多[2]和德·尼科拉[3]列入候选人大名单的意义，他们是南方的修道士，代表资产阶级尝试在法西斯主义中发现某种统一性或阻止统一（哪怕是瞬间）被破坏。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不让“占领”的传统资产阶级力量的区别，它们是：《晚邮报》、《新闻报》、银行界、军界、工业总联合会。这些力量在1920-1921年保障了法西斯主义走运，旨在避免国家的崩溃，即它们同法西斯主义一起创造了人民群众那股力量，在1919—1920年由于最基本和被动的群众闯入历史生活，没有这股力量。现在，这股力量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而且就代表国际形势的意大利面貌，倾向于左翼并想把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两种思潮可以证实：《新闻报》思潮公开地提出同社会党人合作的问题，甚至距离在意大利尝试“麦克唐纳[4]”试验不远，在形式和方法上意大利形势都允许这种试验。另一种是《晚邮报》思潮，它更接近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并同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但仅限于后者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5]。一句话，《新闻报》倾向保持北方-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领导权，而不是相反，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才让工人贵族进入领导权体系。《晚邮报》对形势具有一种更“意大利”更“统一”的观念——更带商业性而不是工业性的观念，正如它支持萨兰德拉和尼蒂，两位最早的南方首相（西西里人只是名义上的南方人），同样也支持阿门多拉，即支持一个由南方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北方工人贵族成为实际统治力量的政府[6]。形势将如何发展？法西斯主义作为庞大武装组织存在的唯一事实决定形势的发展进程。我所描述的诸种力量会发动政变吗？我认为不会发动。它们不信任改良主义者，即它们不相信改良主义者在政变后入阁时有能力制止锐不可当的群众运动。改良主义者也没有勇气同这些力量联合，他们曾想在1922年9—10月行动，他们曾委任巴多里奥将军向法西斯主义开火。今天，改良主义者更加犹豫不决：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更强大并且已经掌权。可能在实践上莫迪里亚尼……在理论上里戈拉是仅有两位拥护这种解决方案的改良主义者。
我国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这一格局为我们指出行动的方向。
1．开展对工农政府口号的细致、持久的宣传，工农政府应当是意大利整体形势的产物，而不应当只是一个理论公式。
2．开展反对工人贵族、即改良主义的斗争，争取北方工人阶级的最贫困阶层同南方及西西里、撒丁两岛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创建南方组织委员会，大无畏地领导斗争。研究在南方和两岛发动武装起义的军事可能性。研究用“工农联邦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政府”口号，对南方和两岛地区民众做某些政治性让步的可能性。
3．重新组织党：进行彻底、充分的政治教育，以避免当我们运动达到高潮时出现激烈争论和意见分歧。扩大党的领导层：通过组建组织和宣传委员会来创建党的上层，它对每个党员登记造册，为每人填写档案，要求每人都有政治履历，从而注意同优秀分子保持接触，激励他们，监督他们并用公报和传单坚持不懈地指导他们。
4．特别关怀移民。在国外每个大城市创办党校，并由中央领导。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安排三四名移民党员做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必须在国外珍视党的威信并积极有效地工作。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旗帜鲜明。我们应当断言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我们遵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决议，包括关于意大利的决议，在资本主义进攻时期，这些是唯一能够同群众进行实际接触的决议。
关于意大利社会党，我们应当断言，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只要存在未合并的、独立的社会党。这个问题就存在。我们将用一切手段毫无例外地去解决。关于这个题目，我愿坦率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只有我们组织的弱点，我们缺乏同党员群众的接触，才能阻碍我们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我们精心构建的所有理论和思想只是我们弱点的结果。如果我们党的力量加强（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们党在正确的领导下（正如将会发生的那样），如果我们创建一个广泛的、政治修养高的领导核心，共产国际的策略能有什么危险呢？没有任何其他危险，只能有一个：在党外存在比我们领导核心更革命化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加入我们组织并且领导我们党，从革命观点看，这不是危险而是运气……只要不犯幼稚确信的错误：只因某些人士做了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他们叫张三、李四，不叫王五、赵六，从而革命胜利有了保障。
信写得有点儿杂乱无章，还因为我不知道对规范讨论办法做出哪些决定。只许发表个人文章，还是允许发表小组或派别的共同纲领？自然，此事至关重要，但只重要到一定程度。显然，无论对代表大会或会议，还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提交小组的纲领。因此，我们应当立即准备我们的论纲并征集支持，正如我所说，通过私人和内部的途径。如果讨论规定通过个人进行，有待撰写的文章的方针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我请帕尔米为论纲写一个分析性提纲，然后转给我和内格里（如果需要，也转给他人），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改和补充。依我看，论纲的次序应这样安排：
1．简要地提及国际形势，指出无产阶级运动在恢复臼这有两个理由：第一，资产阶级部分地恢复对生产力的统治；第二，社会民主党日益右倾，资产阶级倾向于让自己部分地代表社会民主党，因此资产阶级回归自由主义。同时，革命力量也在前进，但没有把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在周围，共产国际的策略经受住历史事件的考验，表明适合解释并指导那些事件。
2．充分展开关于意大利形势的部分。工农政府的口号应当源于对这一形势的分析。
3．组织问题，在所有方面（党、工会等，国际关系，同其他政党的关系）都取决于形势。
论纲在整体上不应太长，不应包括理论论述，只限于提及，应当是纯粹政治的和形势的论纲。如果出现理论问题，它们应当分开论述，在刊物的文章中阐述。
我认为这几点已相当完整，虽然在陈述时有些杂乱。许多事情我没有提及，因为我觉得众所周知。
兄弟般地拥抱你们。
马西
1924年3月1日，〔维也纳〕
我应当谈谈帕尔米提出的关于我过去立场的问题[7]。我只说我也是在罗马代表大会上认识到党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他问题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前我只是以一种不能做出任何判断的形式认识的。不仅如此，1921年，在《共产党人》发行前，吉亚里尼邀请我来罗马，没有详细对我说明情况，他邀请我进入执委会以抵消阿马德奥的影响并取而代之[8]我回答不愿介入此类阴谋之中，如果想要替换领导，可以提出政治问题。以前态度不明朗的吉亚里尼在罗马变成了波尔迪加派，同时往莫斯科投寄反党报告，他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对我详细解释是什么内容。他只是对我说，由于乌尔巴尼的软弱，由于卢易吉诺和布鲁诺[9]完全脱离执委会工作，阿马德奥的派别占了上风，这同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冲突，共产国际想让都灵小组在党内居主导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刚从疗养院回来几天（不是寓意，而是实际数字），我在那里待了大约6个月，但我受益并不大，只是阻止病痛加剧和下肢麻痹，否则会瘫痪在床几年。从一般观点看，我身体持续衰竭并因健忘症和失眠症不能工作；平奎诺[10]使用其出众的外交手腕突然向我进攻，重新提出让我担任党的领袖，以排除阿马德奥，如果他继续其路线，共产国际甚至要将他开除。我说尽一切可能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我不相信对党的方向不做预防性工作，就能以任何方式（尤其我个人更不能）代替阿马德奥。在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下，要代替阿马德奥，一个人是不够的，因为就一般能力和工作能力而言，实际上他至少等于三个人，因此他只能由同他不相上下的人取代。我在燃烧着的煤炭上行走，我头脑衰弱的条件不允许从事这一工作。我发现代表团的多数派没有自己的方向，只要同每人空洞地提及形势，他们就会畅所欲言并显现出是潜在少数派。这是一件丑陋并在政治上令人厌恶的事情'如果平奎诺不是笨蛋，而是具备一点儿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党就会出尽洋相，因为多数派，至少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多数派陷入毫无根据的幻想。唯一的事实是，我和内格里对同志们说到这些问题，致使阿马德奥暗示，如果我没有记错，内格里也应记得，他说到我们的方向时使用了非常强硬的措词。如果我没有“犹豫不决”（可惜我却那样做了），将会出现什么局面？代表团的多数派将同我在一起，缺少像阿扎里奥这样的人，党内将出现距离危机，乌尔巴尼、布鲁诺、卢易吉诺、鲁杰罗不会同你们达成协议，阿马德奥将辞职；中央委员会不习惯于工作，将会自生自灭，少数派准备不足（比以后还要差），只把几只苍蝇握在手中。我是不是特别悲观？由于我所处的条件，很可能是，但我认为不是，不难预见，法西斯主义意外掌权，因为一系列事件逼迫它，没有给它留下其他出路，它在墨索里尼派和平民百姓派之间焦虑不安：前者看到平民百姓渴望掌权（想插手一切）发动内战的所有危险；后者想要发动浪漫的“革命”，依靠行刑队、判刑果断的法庭等总之，米什莱[11]会发现某种平衡影响我们，以阻止我们采取行动，这就导致把权力重新交到参谋部手中。在预见当时执委会委员的态度时，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甚至会说我从不相信今日亲眼所见：卢易吉诺的立场是个丑闻，虽然布鲁诺的行动有不少理由，但他缺乏悲壮的政治激情。当不能使自己意见占上风时采取撤退策略，在一个像我们党这样的政党内，只有靠政治辩证法的奇迹才能超越不同形势，这是一种自杀的策略，是用我全部悲观主义都没有预测到的策略。说实话，只有将意志力和工作能力紧密结合，如同阿马德奥那样，才能一扫这错综复杂的形势。然而，我既没有能力，也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志力，在我所处的条件下，我不能肩负决定新形势的重任一今天，在读了你们的信之后，我的想法转变了：可以创建一个胜任工作并具很强首创性的小组。对这个小组，我将竭尽全力做出贡献并合作，它们对这个小组可能具有价值。我不可能完成我想做的一切，因为有好几个整天我极端虚弱，让我害怕重新陷入昏迷和惊呆的状态，即前几年我所处的那种状态，但我同样要努力！为了我们的运动，我信赖你们。我想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能够成功拥有大多数党员，并且创建一个健康、巩固、善于发展和斗争的机构，正如意大利工人阶级在经历无数牺牲和痛苦之后，有权拥有的那样的机构。
马
如果你们找到制成抄件的方法，再把你们认为此信最重要的段落以抄件寄给乌尔巴尼，你们将使我喜出望外；如果可能，请把抄件也寄给我一份作为备忘录。
注解：
[1] 致斯科齐马罗和陶里亚蒂。
[2] 奥兰多（V.E.Orlando，1860—1952），意大利政治家和法学家，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917年任首相。对法西斯主义持温和派立场，1924年接受列入法西斯主义候选人“大名单”。在马泰奥蒂被暗杀后退出政坛，1931年作为大学教授拒绝向法西斯当局宣誓，并提出辞职。
[3] 德·尼科拉（De Nicola.1877—1959），自由党左派议员，1920—1923年任众议院议长，从1929年起任参议员。
[4] 麦克唐纳（R.J.MacDsald，1866—1937），英国第一个工党首相。
[5] 关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国际意义和意大利两大报纸的立场，请阅葛兰西摸写的文章《掌权的工党党员》（刊于《新秩序》第1期）。
[6] 关于这个题目，参阅葛兰西的《南方与法西斯主义》（刊于1924年3月15日的《新秩序》）和《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
[7] “我不对你隐瞒我的意见”，陶里亚蒂写道，“你，现在说了许多事情，很久以前你就应当说，不是在私人对话中（我间接地听到这些对话），而是在党面前。在里窝那形成的中央里你曾代表异于波尔迪加方针的小组，此外把它拥有的广泛群众实际吸收到党内的功绩也归于此小组。譬如，我开始认识并能判断党领导及组织的方法是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后，即使那时也没有完全认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期，我曾确信你采取公开加入共产国际的立场，并同阿马德奥立场划清界限。那时党的多数派赞成这种立场，这种立场还让我们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阻止反党投机行为，尤其是妨碍少数派的形成”。
[8] 关于这段史实，参阅斯普里亚诺的《意大利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160-161页。
[9] 即卢易吉诺·雷波西和布鲁诺·弗尔蒂吉亚里。
[10] 即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政治家，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
[11] 米什莱（j.Michelet，1798-1874），法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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