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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亲爱的内格里：
　　我收到你12月25日的来信和帕尔米同月29日的信。我一并回答你们二人。我这封信请通报帕尔米，如有可能，也请通报兰茨和费里。
　　我将简明扼要地对你说，即使在读过第二稿后，我仍坚持认为不可能在宣言上签字^[1]对宣言来说，既不存在1922年2月和1922年6月的执委会扩大会议，也不存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和1923年6月执委会会议。对宣言来说，历史终结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为了延续历史必须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始。所有这一切可以被接受，仅限于是一位同志的个人看法和一个小集团的意见；但作为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起就一直领导党的多数派的方针，纯粹是荒谬绝伦。我说荒谬绝伦，因为在所有执委会扩大会议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多数派代表发表大量声明拥护集中制和唯一国际党。在罗马代表大会上曾声明关于策略的论纲以协商名义通过，但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后，论纲被取消并且不再被提起口在1922年3月前半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一个特别公报，批驳并拒绝了党的策略论纲^[2]，共产国际章程规定执委会的任何决定都应成为各个支部的法令^[3]这样说限于问题的形式和司法方面。此方面具有其意义口说实话，在发表宣言后多数派将威信扫地并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如果意大利政治形势不反对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被开除将确定无疑；同样鉴于宣言所述党的观念，被开除板上钉钉。如果我们一个省委会只做多数派想对共产国际干的事情的一半，它立即会被解散。
　　我不想签署宣言，否则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而且，我根本不赞同宣言的基本观点。我关于党、党的作用、党同非党群众、党同普通民众应确立的关系的思想与之截然不同。我绝对不认为，在经过执委会扩大会议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并发展的策略是错误的，无论一般指示还是重要细节都没有错。我相信你和帕尔米也持相同看法，因此我不能理解，你们如何如此轻率地登上危险无比的战船。我觉得你们的精神状态类似于我在罗马代表大会期间的精神状态，可能因为我在此期间远离党内工作，那种精神状态消逝了。其实，它还因其他原因消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确信，绝对不可能同阿马德奥搞妥协。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坚信自己正确，想靠妥协使他上当是荒谬的。他将继续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不忘重复其观点正确无误。
　　我觉得，帕尔米认为目前不利于开展我们的独立行动，不利于形成新中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仅在“地域上”显得是中心，而实际上是现在唯一可走的道路。不可否认，迄今关于党的作用的正式思想导致停留在对组织的讨论上，从而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被动性。同集中制相反，结果创造反常的少数派运动。如果对移民同志们说，让他们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会有这样的印象——其实他们认为党微不足道，很少有人为党献身。彼得格勒学校的经验非常形象。其实，我曾确信使党凝聚为整体的巨大力量是共产国际的威望和理想，而不是党的特殊活动能够形成的联系：我们恰恰在这个阵地形成了少数派，我们让少数派佩戴上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真正代表的徽章。
　　恰恰在今天，当决心在群众面前进行讨论时，需要有一个确定位置和自己的确定形象。直至讨论只限于极小圈子内，并且将五六个或十个人组成同质的机构时，虽然当时并非都正确，但仍可能实现个人的妥协并忽视某些不具直接现实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走到群众面前，进行讨论，并建立群众队伍，不是只存在几小时而是存在一生。那么，这件事情必须毫无疑义、不折不扣地实现，这些队伍要具有有机性并能够发展、成为整个党。我尚未确切知道我应做什么。我处于这种状态已不止一次，帕尔米应当记得1920年秋我脱离他和翁贝尔托的情况。当时，我想要维持同左派而不是右派的关系，而帕尔米和翁贝尔托追随塔斯卡，后者早在1月就脱离了我们。今天，似乎情况相反口然而，其实形势截然不同：正如当时在社会党内必须支持弃权派，如果想要创建未来党的领导核心；今天必须同极端派斗争，如果想让党发展壮大并最终不沦为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事实上，两种极端派别，即左派极端主义者和右派极端主义者，把党禁锢在仅仅讨论同社会党的关系，从而使党发挥次要作用。我很可能被孤立。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我将撰写一个报告，同两种极端派别做斗争，控告他们的这种罪行，从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中发掘我们未来的行动纲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任何推理都不可能让我改变这一立场。自然，我愿意继续同你们紧密合作，我想这几年的经验至少教导我们，在党内可以存在不同意见，但靠相互的最大信任可以在一起继续工作。
　　请催促你身边的同志赶快把我索要的文章寄来。帕尔米应当立即撰写“思想战役”^[4]（至少占三栏，全放最后一版）。我不会给他指出哪本书和哪些书或其他出版物可以批判格贝蒂的《自由革命》刊物所持的观点，论证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如何把意大利拖入严峻险恶的两难境地：不断革命和靠武力不可能改变国家形态而只能单纯改变政府。可以考察在以往斗士^[5]内部产生并在“自由意大利”周围形成的新思潮。我认为以往斗士的运动由于其实是意大利中南部农民的第一个世俗政党的形成，一般说来它在推翻旧意大利政治结构，严重削弱资产阶级议会领导权，从而决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小资产阶级的胜利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此阶级有始无终但满怀希望和改革的乌托邦梦想。在这种总形势下，自由意大利运动的诞生具有什么确切意义？我对这些没有研究，如果帕尔米在这方面对我阐明看法我将非常高兴。
　　自然，帕尔米应当成为刊物的台柱子并把总论性文章寄来，从而可以使旧《新秩序》真正复活。我总忽视为同瓦莱^[6]的合作下指示，因为我想他希望在这方面自由行事。请对他说，我想要一篇论述金蒂莱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文章。当然，综合性具有逻辑性，而不是简单罗列。这篇文章可以占五栏篇幅并成为此期的核心文章。
　　兰茨在做什么？他也应同我们合作，尤其在工会问题上。请你给他写信或通知他，我希望了解他活动的情况和他对目前事件的看法。
　　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5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76

注解：

^[1] 指波尔迪加于1923年3—4月在狱中撰写的《致意大利共产党全体同志》宣言。他想利用此文件公开共产国际和意共之间长期分歧的全部文献，回顾1921年以来争论的主要观点，涉及同社会党的关系、罗马论纲、统一战线、党和“工人政府”的概念、反对派和反法西斯。

^[2]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意共的罗马策略论纲的批判意见并未立即公开。1924年4月24日，在《工人国家》上刊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一文才公开化。但在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共产国际让意共了解了这些意见。

^[3] 参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9条。

^[4] “思想战役”是《新秩序》的评论专栏的名称。陶里亚蒂在此专栏评论过普雷佐利尼的小册子《墨索里尼》（1924年9月1日）和米西罗利的著作《政变》（1924年11月15日）。

^[5] 指“自由意大利”的民主斗士。

^[6] 指塔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