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五章

　　1929年2月初，即在他被捕入狱两年零四个月后，他终于有了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关于他的工作计划，在他被捕后四个月，即1927年3月9日曾向塔齐娅娜扼要地介绍过。
　　他写道：“我有这祥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根据歌德的复杂概念做些‘永久’性的事情，我记得这种复杂概念曾使我们的帕斯科利大伤脑筋。总之，我想根据一项既定计划紧张而系统地研究一些能吸引我、使我的‘内心生活’完全倾注其中的题目。”
　　当时他考虑了四个题：—、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按文化流派进行的组合，以及他们不同的思想方法；二、研究比较语言学；三、研究皮蓝德娄的戏剧及其代表作促成的意大利戏剧风格；四、研究连载通俗小说和民间文学的风格。当他得到笔墨和纸张以后，并没有马上开始阐述这些题目或其他题目，而是从事德文书籍的翻译：“我现在只作些翻译，以便练笔。与此同时也整理一下我的思想。”（1929年2月9日的信）在这前一天，他列了一个题纲，写在“拉泰扎父子公司”笔记本的扉页上（笔记本共二百页，有红黑色大坪石纹的封皮），提纲如下：

　　“札记第一册（1929年2月8日）。注释与要点。主要题目：（1）历史理论和编史学；（2）1870年前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发展；（3）意大利知识分子派系的形成：他们的发展和立场；（4）作为民间文学的连载通俗小说和它长期流行的原因；（5）卡瓦坎泰·卡瓦坎蒂在《神曲》的结构与艺术中所占的地位；（6）意大利和欧洲的天主教运动的产生与发展；（7）民俗学的概念；（8）监狱生活的经验；（9）‘南方问题’和岛屿问题；（10)对意大利居民的看法：他们的组成，移民的作用；（11）美国热和福特主义；（12）意大利的语言问题:曼佐尼和格·伊·阿斯科利；（13）‘共同志向’；（14）有代表性的杂志：理论性的、历史批判性的、普通文化性的（普及性的）；（15）新语法学家和新语言学家（‘这张圆桌是方的’）；（16）布雷夏尼①神父的徒子徒孙。”

　　因此，葛兰西从一开始起码在总的轮廓上对他自己的工作计划就有明确的想法。1929年3月25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里说得更清楚：“我决定首先考虑以下三个题目，并做些记录：第一，意大利十九世纪的历史，特别注意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和发展；第二，历史理论和编史学；第三，美同热与福特主义。”
　　葛兰西利用经典狱长允许而从狱外不定期收到的书籍进行工作，这是很困难的工作条件。另外，典狱长出于明哲保身的官僚习气，总要为他设置一些障碍或搞点勒索。狱友们记得，他每天都专心致志地工作好几个小时。他写作时从来不坐下，他一面思考一面来回踱步。当他在头脑中整理好一个句子之后，才走到桌子旁，把一条腿跪在凳子上，站着记下来。然后马上又开始走来走去。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挥笔而就的作家，甚至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也未能使他的写作速度提高。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会很流利地写出他想写的东西，他从不重写，也不删改。尽管狱中有许多不利因素，他仍以堪称楷模的毅力每天这样坚持几小时。他除了任何囚犯都有的不利条件以外，还不能广泛地参考其他书籍和必要的文件。他的身体越来越坏，他与朱莉娅的关系也因书信来往不正常而涂上了一层阴影，这使他感到心情沮丧。现在，葛兰西埋头工作，扼要记录自己的回忆，简单地注释初稿中确立的思想，撰写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工的短文。这一切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继续革命斗争的方式，就是他同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就是他在思想上积极活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方式。

　　① 布雷夏尼（1798—1862），意大利颇有影响的反动文人，耶稣会传教士，多年担任教会刊物《公教文明》的编辑，极力反对当时进步的文艺中的浪漫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译者

　　札记总计三十二册，其中二十一册是在都灵监狱写成或动笔的，总共有二千八百四十八页，合打字纸四千页。读过原稿的人，第一个印象是它的片断性。其内容互相交织在一起，往往以简短的注释而结束。有的是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的概述，有的是记下别人的某种思想以防忘记，有的是一篇文章的初稿，还有的是一篇散文或散文的某一部分最后完稿的说明。总而言之，是一些零碎材料的堆砌，有待进行系统的整理。由于葛兰西不能及时收到书籍，他往往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重新捡起刚刚开始的或不够深入的话题，并以新的观点来丰富它，重写、扩展，或把先前的各个注释捏合在一起。经过这样妥善的处埋之后，材料更为扎实，但仍需要进行整理、归纳和润色，才能成为一篇经过字斟句酌的的文章。对于这最后一步的工作，即改写、重写和有机地整押，葛兰西只完成了部分专题：尽管表面看来是支离破碎的，但整个札记贯穿着一个根本的中心思想。
　　那么，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个中心思想在他那篇关于南方问题的杂文中已不是处于萌芽状态了。在那篇文章的前言中，他提出了阶级联盟的问题: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并保证新秩序的稳定性，这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把其他被剥削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争取到自己的事业中来。但是，农民阶级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集团中，在那里中等知识分子起着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用，而这种人生观是从属于统洽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制定的。为了使农民脱离地主阶级，必须努力造就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戈贝蒂、多尔索）。《狱中札记》是关于南方问题杂文的继续和发展。在《狱中札记》中，有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历史中（直到统国家的形成）所起作用的分析；有对奠定资产阶级统治理论基础的哲学的批判；有关于思想家在形成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形成与资产阶级人生观完全相反而将取代被剥削阶级意识中的旧人生观的新人生观方面所作的贡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阐述：对过去各次文化运动进行了历史分析；批判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等蜕化变质现象进行斗争。
　　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葛兰西的创造性在于：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集团，任何一个确立的秩序，它们的力量不仅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能力，而且还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固有世界观，由于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统治阶级的哲学已经成为“共同志向”，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哲学，即广大群众接受了为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公认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因此，在葛兰西看来，问题在于统治阶级是如何取得从属阶级的赞同的，从属阶级又如何才能推翻旧秩序，建立人人都能享有自由的另 —种秩序，然而，这不是抽象地分析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被统治阶级。葛兰西急需深入到特定的现实中去，具体地深入到意大利的现实中去，分析意大利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那么，为什么人民在民族复兴运动①中只起次要作用，或者说只是从属作用；从而使民族复兴运动成为“皇家的征讨”，而不是人民运动呢？葛兰西回答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民族意识。当时的文化和文学还不能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因为当时的文学不是“民族大众”的文学，而是与“世界主义”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代表帝国和教庭②两个超民族机构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正是在没有民族意识和人民被排挤在运动之外的情况下，加富尔之流的温和派才有可能取得对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权，并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直至建立了一种融合有资产阶级专政各种形式的新国家。这就是意大利国家的先天不足，这就是它软弱无力和长期存在反动复辟企图的原因，而这又都是由于旨在建立这个国家的民族复兴运动缺乏雅各宾精神的缘故。

　　① 指1815年到1870年意大利为驱逐外国占领者，实现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斗争。——译者
　　② 指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译者

　　统一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世界观的第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是贝内德托·克罗齐。葛兰西指出，他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因为他强烈地引起了人们注意历史发展中的政治伦理因素的重要性。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推翻了对马克思的时髦解释，这些解释都是粗糙的、机械论的、实证主义的和进化论的，他说，人是历史的唯一的主角。思想是行动的推动力，是具体的政治伦理活动的推动力，是创造新历史的推动力。克罗齐的哲学反对一切宿命论，重新估价了人在现实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克罗齐的哲学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被经济主义、宿命论和机械论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克罗齐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处在一定历史地位的人吗？是生活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人吗？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客观条件下的人吗？不是。克罗齐哲学中的人是“通性的人”，是个形而上学的实体，并不是社会中的人，并不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思想方法的人。人的思想方法是由与他自己、与別人、与自然这三种关系融为一体而决定的。在克罗齐的哲学中，只不过存在着在一定阶级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的人的抽象——精神和思想。克罗齐的历史观把人提高到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实际上是把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因此葛兰西反驳说，当实践哲学①已能历史地理解现实，并能摆脱任何先验论和神学的残余，甚至在最后的推理结果（人和精神）上也是如此时，克罗齐的历史观却仍然停留在神学推理阶段。
　　葛兰西称克罗齐是自由主义民主文化的民族领袖。他写道：克罗齐的的历史主义只不过是政治温和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是保守与革新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结果，并说这是政治行动的唯一方式。葛兰西指出，现代语言把这种观念称作改良主义。但是，这种温和派和改良派的历史主义根本不是一种科学理论，报本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它只是一种政治实践倾向的反映，是一种最坏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为什么辩证过程的第一项(正题）应该是“保守”这个已知的过去的因素？因为过去是复杂的，它是活着的和死去的一切的总和，在那里任何个人或政治潮流都不能任意地、“先验地”作出选择。如果选择是用以上方式（即纸上谈兵）作出的，那就毫无历史主义可言，而只是一种愿望的武断行动，是一种政治实践倾向的表现，是单相思，它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基础，只能成为当前某种政治观念的基础。克罗齐想“先验地”口授辩证过程的规则，想单方面地规定，合题应该保留正题（过去）中已被反题（革新运动）所战胜的东西，把辩证过程禁锢在自由国家的形式之中。但是，怎么能够要求斗争中的各种力量把斗争“温和”在一定的限度（以保留自由国家为限度）之内，而又不陷入武断或预设方案呢？葛兰内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中，反题一定要处于与正题绝对对立的地位，甚至要完全“消灭”它和取代它，因此合题将是一种飞跃，但是，不能“先验地”确定合题将保留正题中的什么东西，正如在一场常规的拳击比赛中不能“先验地”“计算”拳数一样。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场有其裁判和应当忠实地遵守的规则的体育比赛，这是一种设计好的历史形式，是一种“开导”的方法。这种预先设计的历史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这样，当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某个新集团要接替统一后才建立的仅有几十年历史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克罗齐的温和的和改良的历史主义很自然就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克罗齐是为革新旧的政治形式而诞生的种种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领导作用就在于制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向被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民主领导权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公民们接受了这位自由主义哲学家制定的新世界观。

　　① 葛兰西为了躲避官方的检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译者

　　葛兰西经常提到克罗齐的原因是：一、他认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从克罗齐关于历史与哲学是一致的这个观点出发；二、这位自由主义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这迫使他考虑大知识分子在文明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生活中的作用，考虑作为具体历史集团的必要形式的领导权和一致赞同的重要性。
　　对于第一点，葛兰西是明确的。
　　他写道：“正如实践哲学是用历史主义的语言对黑格尔主义进行翻译一样，克罗齐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推理语言对实践哲学的再翻译……现在，必须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实践哲学的首批理论家对黑格尔思想所进行的那种去伪存真的工作一样，对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也要进行同样的去伪存真。这是历史上唯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实践哲学得到应有的恢复，并能把这一思想（由于‘普及’和当前政治生活的需要，这一思想又活跃起来）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从而解决当前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最复杂的任务，即建立一种完整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应有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的群众性，有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那种古典性质。用卡尔杜奇的话说，这种文化应把罗伯斯比尔和康德，把政治和哲学都综合在辩证统一之中，它不仅为法国的或德国的某个社会集团所固有，而且为欧洲的和世界的某个社会集团所固有。不能只把德国的古典哲学遗产当作存货保存起来，而必须使它成为沸腾的生活。为了做到这点，必须清理克罗齐的哲学。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要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就是要成为克罗齐哲学的继承人，因为克罗齐哲学代表着德国古典哲学当今世界的水平。”
　　葛兰西认为，根本问题是确立一种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并使它（在第一阶段，即夺取国家政权运动的阶段）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中，以便取代他们从前的观念，缩小人民对自由国家的形式赞同的范围。然后（在第二阶段，即管理已经取得的政权的阶段），保证无产阶级的新型国家有最广泛的支持作为基础。这样，无产阶级就将成为统治阶级，同时又是领导阶级。这里说的“统治”是指镇压和取消资本家集团，而“思想与道德的领导”，是指说服一切敌视资本主义的集团相信社会主义事业。他这样写道：“一个社会集团，在它还没有取得统治权之前，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领导集团（这是夺取政权本身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后在它行使政权时，它便成为统治集团，但它还应该继续是领导集团，即使它牢牢地把政权掌握在手中时也是这样。”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第一阶段：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到西方。因为在俄国，运动战、闪电式的进攻和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那里的市闽社会是“原始的和凝固的”，是因为沙皇的国家不是建筑在被统治者赞同的基础上的。而在西方则相反，在那里，资产阶级在思想和道德上的领导形式，即自由国家这种形式赢得了公民中广大群众的赞同。“国家是一条前沿战壕，在它后面还有一座由许多暗堡组成的强大堡垒”，也就是说，大多数公民遵循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世界观，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愿望、道德和习惯当作自己的。这个市民社会“对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的灾难性的‘入侵’加以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派掌权的国家里必须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必须抛弃布尔什维克的战略，采取新的战略。这种新的战略不能再立足于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前沿战垮”，而且为了夺取“前沿战壕”，并固守这个阵地，必须攻克“由许多暗堡组成的强大堡垒”——市民社会。
　　“在我看来，伊里奇已经明白由运动战（1917年在东方取得了胜利）转变为阵地战（这在西方是唯一可能的）的必要性。只是伊里奇没有来得及深化他的这个公式。当然也要考虑到，即使他能深化这个公式，也仅仅是从理论上深化，因为这个根本任务是属于各个国家的，即要求侦察地形和确定文明社会的各种要素。”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正如他在关于南方问题的杂文中所做的那样，对地形（意大利的地形）进行了侦察，确定了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战壕和堡垒的成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研究了意大利历史的发展，从罗马共和国的结束到中世纪的城市国家，到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反改革运动，直到全国统一。他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史实加以分析，找到了意大利社会中的各种真正的力量，这些力量使一个统一国家得以建立。他在对意大利各文化流派都进行了具体的历史分析之后，还对克罗齐的哲学作了历史评价，说它最终还是起到了“暗堡”建造者的作用。
　　但是，在阵地战中仅仅确定“战壕和堡垒的成分”就够了吗？当然，在对地形未进行侦察以前是不能开战的。但是，在完成了侦察之后，冲锋的部队还必须有进攻的手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大军必须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必须有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另一种人生观，必须有新的道德，新的理想，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方法。只有这样，许多“喑堡”才会陷落，对自由国家这种形式的赞同才会消失，新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在被领导者的赞同下才会诞生。
　　第二阶段:政权的管理。葛兰西指出，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形式。这一切，意义是明确的：统治（强制）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而领导则是保障以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的方法。葛兰西指出：“当一个从属集团真正成为自主的、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并建立起一个新型国家时，就具体地要求建立思想和道德的新秩序，即建立一个新型社会。因此，也就要求制定更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锤炼更锐利的、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武器。”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葛兰西的大部分工作是从事这些概念的制定，其中心就是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意阐述“辩证法”的槪念。因此，葛兰西的笔锋不仅触及到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投机性地利用辩证法，用概念性的辩证法代替现实的辩证法，用思想的辩证法代替事物的辩证法。葛兰西说，这样，克罗齐描述的“历史变成了形式的历史，概念的历史，一句话，就是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甚至变成了克罗齐思想的自传，‘苍蝇车夫’①的历史”。葛兰西的笔锋还以同样激烈的程度触及到传统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以相反的恶习（把现实归结为物质）反对唯心主义的恶习（把现实归结为思想），它们无视辩证法，以进化论的观点理解历史进程。葛兰西认为，实际的历史进程并不是进化，而是对正题的全部否定。在这里反题要“消灭”正题，并不是简单地修改正题。葛兰西的笔锋还触及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企图分裂哲学与实践，分裂作为辩证法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政治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这里指的是布哈林。
　　葛兰西写道：“在这部著作②中，缺乏对辩证法的任何论述……缺乏对辩证法的论述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实践哲学可能有两个要素，即政治历史理论——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和在原义上的哲学——这大概是哲学唯物主义，或叫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或叫作机械（庸俗）唯物主义。看来甚至在反对机械论的大辩论之后，本书作者在哲学问题上的立场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他仍然认为实践哲学向来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政治历史理论和哲学，但是他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再是过去的哲学唯物主义……本书及其作者全部错误的根源正是在于企图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学’，一是系统哲学。离开政治历史理论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

　　① 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苍蝇与马车》。此处比喻克罗齐由于其唯心主义立场，也象围绕着马车忙乱一气的苍蝇一样，认为自己也算拉了车。——译者　　② 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教科书》，1921年首版于弄死可。——原注（此书为布哈林早期著作。——译者）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传播问题。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争取传统的知识分子，并同他们一起把新的世界观变成共同志向。只有这样，“暗堡”（文化上的领导）和“前沿战壕”（统治）才能实现由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过渡，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工人阶级政党，即“现代君主”，是工人阶级的“智囊团”。

　　“现代君主，神话般的君主，不可能是（象马基亚维利希望的那种君主）一位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具体的个人。他只能是一个组织，复杂社会中的一种成分，在这个社会中，它已开始具体体现一种公认的集体意志，并部分地付诸行动。这个组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就是政党。它是第一个细胞，其中包含有将成为整体和全部集体意志的萌芬……现代君主应该是，而且不能不是思想和道德改革的旗手和组织者。改革意味着为人民大众集体意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直至达到现代文明更高、更全面的形式。这两个基本点——人民大众集体意志的形成（现代君主既是这种意志的组织者又是它积极的执行者）和思想道德的改革——应该组成全部工作的主体。”

　　这就是《狱中札记》这部调查意大利具体现实和制定理论的著作的简要轮廓。在那里，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不稳定的工作条件，这些问题也只能得到粗线条的解决（葛兰西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明确地告诉了读者）。然而，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带有创造性，所有的问题都极其准确并具有丰富的观点，使人们对他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产生任何怀疑。
　　《狱中札记》有编号，这是塔齐娅娜·舒赫特的功劳，似并不是按写作顺序编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定它们的写作时间。这可以根椐三种材料确定：葛兰西写自狱中的一些信件留给我们的线索；在部分笔记本的扉页上或注解中所记载的日期——“写于1930年11月”，“始于1933年”等等；被援引过的一些杂志的日期，属于第一时期（1929 —1930）的札记有第十六册、第二十册、第九册和第十三册。这里有葛兰西写的关于《地狱》第十歌的杂文，有关于知识分子和学校的杂文，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和布哈林的那本教科书的杂文的要点，后来又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札记》第十五册、第十九册和第二十六册，以及德文译作：格体兄弟的童话、弗兰茨·尼科劳斯·芬克写的《世界上的语族》一书的第一部分、《文学世界》杂志关于美国文学的一期特刊、埃克曼与歌德的谈话以及歌德的散文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