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三章



  认为葛兰西是在可能逃避逮捕的情况下,出于殉节的愿望而自投罗网的看法,是相当夸张的,归根结都是不符合他的人格的。恰恰相反,他不愿意表现自己,那怕是在重大行动中也是这样。后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以讥讽而略带痛苦的笔调写道,
  “你大概认为我是一个坚持要求有权受苦受难以身殉职的人,是个一分一秒,一丝一毫也不愿减轻其罪罚的人,认为我好象是一位向天堂和地府诉说印度人民苦难的新甘地,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吞吃污秽,甘当复仇之神的祭品的新的耶利米、埃利亚或其他什么以色列的预言家……”
  实际上,葛兰西特别注重任何行动的实效,总是厌恶那些在他看来是毫无结果的行动。他认为玩弄词藻,乃至玩弄不惜牺牲的词藻,是一种情感上的陷阱。他如果陷进去会感到非常遗憾。他在坐牢期间也是遵循这样的方针:只要根据法律和规章有权要求避免的,他决不受任何无益的痛苦(如要求墨水、钢笔、纸张,以及读书,进病人监狱,不住集体牢房住单间,申诉要求复审,要求保释等)。当然,他也从来不接受任何不是根据行使正式权利而给他的方便,否则就有被别人看成是当局对他个人进行施舍的危险,从而给他那刚直不阿的战士的正直精神投上一层哪怕是微薄的阴影。
  让我们来读一封他写给卡洛的信吧:“目前正在交涉写作自由的问题。只要这一点就够了……然而我看到塔齐娅娜却在异想天开,例如她想试探一下是否由于健康的原因能把监禁改为流放。当然,根据正常手续,即根据法律和书面规章,那是可以的。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得到恩赐,而要取得恩赐,自然必须提出申请,说明自己改变了观点,承认了错误等等。这一切塔齐娅娜都没有想到,我有时对她的纯真感到吃惊,因为我丝毫不想对任何人屈膝求荣,也丝毫不想改变我的操行。我是相当坚定的,我极其平静地等待着这种态度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我早已料到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然而,现实非但末能使我产生丝毫的动摇,恰恰相反,它却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因此应该告诉塔齐娅娜,对于那些异想天开的事连提也不要提了,因为一提到这些事,就可能使人认为那是我出的点子。
  塔齐娅娜的想法使葛兰西愤怒若狂,他甚至对她表现出粗鲁无礼:“你的任何干预只会使我和其他人的、特别是我的光明磊落的立场蒙上一层令人误会的阴影。为什么你不愿意明白,你不能,也根本不能理解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荣誉和尊严?我只想告诉你,你是局外人,客观上你根本不可能经历我所经历的那种战火纷飞的环境。”他从未简单地放弃过法律和监狱规章所允许的自由。他在谈到更改案件的可能性时对卡洛解释说:“总的来说,我认为,根据我的情况利用一切法律程序是适宜的和必要的。但我并不存在任何幻想,而只是为了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因为从我这方面说,我做了法律上我所能做的一切,这可以表明我过去所受到的打击是毫无法律根据的。”
  被捕之后,他首先被流放到乌斯蒂卡。那是一个八平方公里的小岛,有一千六百个居民,其中有五六百人是强迫定居的普通罪犯。葛兰西同另外五个人住在一起,他们是:原改良派众议员朱塞佩·斯巴拉利尼,贝鲁加人;原最高纲领派众议员保罗·孔卡,维罗纳人:两位阿希鲁齐大区的同志;以及他在党内斗争中最顽强的对手阿马德奥·波尔迪加。尽管他们的思想各有所异,对激烈的争论还记忆犹新,但他们之间有着极大的谅解。他们应该彼此和解,就连葛兰两也以适应环境的精神接受了自己应该做的日常琐事:“我参加了集体食堂,今天轮到我当服务员和帮厨。我还不知道在做跑堂之前,我是应该先削土豆,准备扁豆汤,还是先择生菜。我以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初次上场。好多朋友要求替我去眼务,但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完成我应做的活。”他有许多书要读。他在都灵时曾请一个名叫皮埃罗·斯拉法的朋友帮忙。此人是米兰的博科尼大学一个教授的儿子,在卡利亚里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他在米兰“斯佩林一古波芙尔”书店里为葛兰西开了一个可以无限量地订购书籍的户头。由政治流放犯组织起来的文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些书籍。葛兰西既是这个学校的教员,又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教授历史和地理,而学习德文。科学部由波尔迪加主持。晚上,他们回到屋里打扑克(“在此以前我从未玩过牌。波尔迪加说我有为玩科学斯科波纳①好牌手的天赋”)。政府每天发给政治流放犯十里拉的津贴来支付日常生话费用。葛兰西说,他不需要资助。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我坚决不要你本人为我作出牺牲。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给朱莉娅寄些钱去,她肯定比我更需要。”在乌斯蒂卡的生活总的来说并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但很快就结束了。1月 20日,即来到这里四十四天后,葛兰西离开了该岛,被送往米兰的圣·维托雷监狱。

  ① 意大利的一种玩牌方法。——译者

  1927年2月17日,他到达米兰。这次转狱是非常艰辛的,共用了十九天,中间在许多监狱作过停留:
  “我想谈一谈对这次转狱的总的印象……每到一处大家都疲惫不堪,满身污秽;长时间戴手铐,使手腕疼痛难忍。每个人胡子拉茬,头发蓬乱,虽然由于激动和睡眠不足而眼眶深陷,目光却炯炯有神。每到一个地方,就穿着衣服一头扎在破旧的草垫子上。大家用毛巾把脸和手包起来,以减少尘垢的污染,并盖上薄薄的被子以防冻僵。当重新起程来到下一站时,大家感到更加疲乏,肮脏不堪。一路上戴着沉重而冰冷的手铐,还要拖着自己笨重的行李,疼痛难忍的手腕就变得紫黑了。”
  艰难的旅程结束了,葛兰西感到,圣·维托雷监狱已是个幸福的地方。2月9日,即到达后的第三天,检察官恩里科·马奇斯审问了他。当时他泰然自若,非但未自寻安慰,还去信安慰妈妈:
  “要有耐心,而我是有足够耐心的。我的耐心难以车载斗量,几间屋子也装不下(你大概还记得,卡洛小时候每当吃到香甜的点心时总是说:‘我要一百间屋子的点心!’我的耐心比一百间屋子还要多)。你倒是应该有耐心和信心。但我从你的来信中感到你的心境不佳。你来信说,你已经觉得衰老了等等。但我确信,尽管你历尽千辛万苦,年事已高了,你的身体却仍然相当结实,精力也非常充沛。”
  葛兰西用了句双关语,“科里亚斯”(他外祖母的娘家姓)和“科里亚祖”(撒丁语,意为有韧性的、坚强的人):
  “你还记得吗?科里亚斯,科里亚祖。我确信有一天大家还会聚集--堂,儿子、孙子,或许还有重孙子都来,我们准备一顿极其丰盛的撒丁式午餐,什么都有。你想德利奥会喜欢吃吗?我想他会喜欢的,而且他也会说他想要一百间屋子的甜点心。你简直不能想象他多么象我记忆中的马里奥和卡洛小时候的样子,他特別象卡洛,只是卡洛那时的鼻子有点发育不全。有时我就想起这些往事、我很高兴回忆童年时期的经历和情景。当然那时有许多痛苦和磨难,但也有一些令人愉快和美好的事情。另外,亲爱的妈妈,是你,你的双手,总是为我们忙碌不停,总是利用到手之物尽量少让我们吃苦。你还记得我为了喝上不掺大麦的纯咖啡而耍的花招和其他类似的蠢事吗?”
  2月20日,安东尼奥给泰雷西娜写信说:
  “妈妈的精神状态使我深为担心。然而,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使她放心。我多么想使她相信,我在这里平安无事。事实上也是这样,但现在看来我不能做到这点……我们的感情和思维方式不同,似乎隔着一条鸿沟。对她来说,我被捕入狱(在她理解的因果关系中)是一件既可怕又神秘的不幸。但对我来说,这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段插曲。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全世界都在进行这场政治斗争,并且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谁知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就象在战争中成为俘虎一样被抓住了,我早已料到可能发生这种事,甚至可能发生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塔齐娅娜5月迁居米兰,她想就近照顾妹夫。但她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安东里奥只有她一个亲人可以依靠,但她长期生病,这使他感到沮丧。其他联系都中断了。
  他对弟弟马里奥早已一无所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1年,那时安东尼奥曾去瓦雷泽弟弟家里看望过。现在马里奥不从事政治活动了,或者说不象他在担任法西斯瓦雷泽省委书记时那样关心政治了,他的思想依然如故,但他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卖命了。几乎是在都灵法西斯分子殴打杰纳罗的同时,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袭击。从此之后他便放弃了所担任的职务,现在一头扎在他经营的商行里。5月,安东尼奥知道了他弟弟的消息,在给妈妈的信中说:“我想得到马里奥的确切地址。自1921年以来,我从未同他有过联系,但现在我听说他正在为我奔忙,所以我想写信向他致谢,后来,马里奥的妻子,安娜·马费伊——帕拉韦奇尼往吉拉扎写了一封信。佩皮娜老太太立即把这封“充满怨言”的信告诉了安东尼奥,让他写信给弟弟,请弟弟前去探监。马里奥是8月底去的。安东尼奥看出他“非常尴尬”,但对此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也许只是一种简单的卬象而已。1927年8月29日他给塔齐碰娜写信说:
  “星期四我同我的弟弟马里奥谈了活。他说你的情况很好……他告诉我,他已经邀请你到他在瓦雷泽的家里住几天。你为什么不接受邀请?热天虽然已经过去,但农村仍然令人心旷神怡,隆巴底湖区是值得一看的。我的弟弟是位善良的小伙子,我相信你到他那里就象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我对他的妻子了解很少,只见过她一面,那还是许多年前的事,当时她正临产。我想那不是认识一位女士最适宜的时刻。”
  8月29日,他还给妈妈写了封信:
  “马里奥星期四来了,我们在一起谈了有一刻钟。他现在很好。他还谈到他的生意,他说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看他有些发胖,象爸爸那样。他在来我这里之前到医院看过我的二姨子,并把她的情况告诉给我,让我放心。他答应马上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在这里身体相当不错。”
  马里奥寄往吉拉扎村的信却完全是另一种调子,这使安东尼奥感到惋惜。“卡洛给我来信的气氛,就象我已经处在坟墓的边缘似的,说什么他要来米兰看我,甚至想把年近七旬的老母带来。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进行过四十公里以上的旅行。将她带来,那简直是发疯。这使我感到痛苦,同时也冇些生马里奥的气。他可以对我更坦率一些,何必吓唬年迈的妈妈。”最后他痛苦地写道,今后我不能再依靠弟弟马里奥了。”
  其他的联系看来也越来越少。安东尼奥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朱莉娅把他忘掉了,这使他非常痛苦。1927年2月26日,他给妈妈写信说:“我已经差不多一个半月没有收到朱莉娅和两个孩子的消息了,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3月26日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我再次领教了朱莉娅的性格。她这个人既很少写信,也善于以孩子们吵闹为自己辩解。”4月25日,他给塔齐娅娜的信中说:
  “你给我写信通知说,朱莉娅有一封信来。后来你又写信说,她又有一封信来。我收到了你的信(这两封信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但我没有收到朱莉娅的信,至今仍然没有收到她的信。好吧,你不能体会到我在监狱里的处境。你不能想象,我在收到你的逋知后是如何每天等待又每天失望的,这种失望情绪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反应。”
  8月1日,他又给妈妈写了封信:“我好久没有收到朱莉娅的信,我已近三个月对她和孩子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的二姨子一直生病,住在医院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于7月4日给他—个名叫朱塞佩·贝尔蒂的冋志写信说:“目前,我精神上感到疲劳,这同家庭事情有关。”
  1927年9月初,塔齐娅娜出院了,这使安东尼奥感到欣慰。在他看来,塔齐娅娜在长相上也象朱莉娅。但她比朱刹娅开朗。她妹妹的气质恬静,而她的气质多情,易激动,带有浪漫色彩。她感到必须向安东尼奥倾注母亲般的爱,保护性的与“监护人”般的爱。她确实也很爱他。为照顾他而做出牺牲并不使她感到烦恼,反而使她感到振奋和心满意足,实际上她为能分担别人的痛苦从内心深处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减轻监牢的严酷生活给他带來的痛苦,她慷慨献身。在十年的铁窗生活中,她是安东尼奧最宝贵的支柱。至于葛兰西对她的感情,他被捕后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末尾的那句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我亲切地拥抱你,最亲爱的,因为我拥抱你就意味着拥抱我所有的亲人。”塔齐娅娜是家中接近他的唯一亲人。现在她已经成了他的亲姐姐。9月12日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你看,我给你写信完全象给我的亲姐妹一样。在整个这段时间中,你对我来说,比亲姐妹还亲。因此,有时我还有些折磨你。可是,人们难道不正是折磨自己最亲近的人吗?我希望你竭尽全力把病治好并永远康复,这样,你就可以给我写信,向我提供朱莉娅和孩子们的情况,并用你的热情安慰我。”此后,10月3日他给妈妈写信说:
  “我的二姨子已经出院了,她总来看望我。但她仍处在恢复时期,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每天来监狱并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小东西:水果、巧克力、新鲜奶制品。她真可怜,我想说服她不要这样劳累,要更多地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未能成功。她这种高度的忘我精神甚至使我过意不去,有时就是亲姐妹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忘我精神。”
  他现在的生活就是等待审讯,但他对审讯的结局不抱任何幻想。他等待给自己判重刑,但他并不因此而失去他固有的平静,
  “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个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在我来到米兰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位看守天真地问我,如果我倒戈就可以当部长,这是否是真的。我微笑着回答他,当部长有点过分了,但当个邮政部副部长或公共工程部副部长倒是可能的,因为这些职务是政府分配给撒丁议员的。他耸耸肩,用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问我为何不倒戈。他对我的回答信以为真,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子。”
  起诉调查拖了很长时间。用充分的证据充实罪状不是容易办到的,因为这些罪状完全是根据警察和宪兵提供的报告中的许多评语拼凑起来的(当然,葛兰西总是一个“颠覆分子”,一个“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他的行动是“凶狠的”等等),因此缺乏具体事实。①所以在调查的每一阶段,警察局都把制造挑衅的密探和葛兰西关在一起,企图引他上勾。逮捕令是1927年1月11日下达的。从乌斯蒂卡到米兰转狱的途中,在波伦亚监狱里有这样一个人来接近葛兰西西:他说他叫但丁·罗马尼,并谈了他自己的情况: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货车司机,1920年安科纳叛乱时被捕,在波托隆戈纳服役期满后,现在是路过波伦亚回安科纳。虽然他在押多年,但他对意大利最近发生的事情仍了如指掌。葛兰西对这个人产生了怀疑,没有上他的圈套。2月9日和2月20日,在圣·维托雷监狱进行了两次审讯。3月21日,马奇斯法官结束了起诉调查,把起诉书寄往罗马,交给2月1日成立的保卫国家特别法庭。起诉书仍站不住脚。这时但丁·罗马尼又出现了。在此之前监狱对葛兰西的管理是严格的:单独监禁,单独放风,严密监视,不许与任何人交往。罗马尼来到之后,一切都变了。奇怪的是罗马可以接近他,更令人奇怪的是他可以在葛兰西的牢房里几小时几小时地逗留。他自告奋勇地说可以向外传递信件、消息、命令。他说,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危机之中,因此他建议葛兰两以其强冇力的干预给党的非法组织指明方间。警察局的诡计破产了,但诉讼的整个机器却没有停止转动。5月20日又下达了新的逮捕令,指控他煽动内战、抢劫、破坏、屠杀。6月2日他再次受到传讯,但仍难以证实他有罪。10月的上半月,在葛兰西放风的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叫科拉多·梅拉尼的人。他自称是米兰法西斯省委书记马里奥·姜保利老婆的妹妹的情夫。梅拉尼说自己是被姜保利迫害的。他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1926年10月31日在波伦亚发生的暗杀墨索里尼事件,实际上是姜保利在米兰组织的一次骗局。法西斯民兵的一个助理向空中放了一枪,姜保利就扑向安泰奥·扎博尼,并把他掐死。梅拉尼掌握证明伪造暗杀事件的材料,他掌握姜保利同妓院和赌场关系的材料,他还掌捤一些法西斯议员搞同性恋爱的材料。如果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将会引起比马泰奥蒂谋杀案后引起的危机还要严重的政府危机。所以姜保利要把这个令人讨厌的材料占有者除掉,甚至不惜用毒药毒死他。他说,只要共产党每月向他提供一份酬劳,他可以把材料提供给葛兰西。这是一个天真的圈套,葛兰西没有上当。起诉书中仍然缺乏餐察局想要塞进去的惊人材料。但审判不能拖延了,经过几次推迟之后,终于决定1928年5月28日在罗马开庭审判。

  ① 罗马宪兵一份报告中谈到葛兰西时是这样说的:“1922年11月,因发现他窝藏武器和炸药被罗马皇家检察官控告。”事实上,1922年11月葛兰西已经到莫斯科六个月了,当时他住在“银色是的森林”疗养院里。——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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