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六章

　　他到达莫斯科时心情非常郁闷，他病了。除了近来的紧张、苦恼和误解外，无法支持的劳累严重地损坏了他的身体，营养不足和童年时遭受的心理上的打击增加了他的健康恶化程度。不久，一起工作的同志也看出了他的身体很坏。夏初，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要他到莫斯科郊区的“银色的森林”疗养院去疗养。他抽搐、易怒，发起怒来“几乎是发狂”，还痉挛性的发抖。他后来叙述说：“有几个非常殷勤的人来帮助我和陪伴我。后来他们对我说，他们知道我是撒丁人以后曾感到害怕，怕我有时要动刀子杀人。”在这些“非常殷勤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埃乌杰妮娅·舒赫特的患者，她的年龄比他大几岁，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语。她患有一种由于身心过度疲劳引起的严重疾病，这使她不能行走。由于她懂得意大利语，并了解意大利情况，他们可以直接交谈，所以成了朋友。不久安东尼奥了解到许多关于埃乌杰尼娅的情况和她同亲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的情况。
　　她爸爸阿波洛·舒赫特原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反沙皇的战士。在他流放期间，她出生在西伯利亚。她还有两个姐姐娜迪娜和塔齐娅娜。在1890年时她家搬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后来又搬到日内瓦。在移居他国期间生了安娜，1896年又生了朱莉娅和第六个孩子维托里奥，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本世纪初，她家迁居罗马。富有的阿波洛·舒赫特先生精通法国文学，并有很好的音乐修养，他出生在一个军官的家庭，有一份家产使他能安静地生活。几个女孩都念书：娜迪娜获得两个大学毕业文凭后返回俄国的第比利斯结了婚；塔齐娅娜在罗马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埃乌杰妮娅上里佩塔路的美术学院；安娜和朱莉娅两个人有音乐天才，她们是圣切奇利亚科学院所属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学习小提琴。她们在罗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开始住在蒙塞拉托路，后来搬到临近斗兽场的忠言路，之后又迁到阿达路。阿波洛除给战争部的军官们教过一个时期俄语外，没有作别的工作。1913年秋天，这个家庭开始分散了。最先离开意大利的是埃乌杰妮娅和安娜。她们到华沙后，埃乌杰妮娅在一所犹太人学校教书。1915年5月13日安娜同泰奥多罗·扎贝尔结婚了。几个月后，朱莉娅获得了小提琴专业毕业文凭，她也离开了意大利，妈妈很快也跟她去了，阿波洛和维托里奥去了瑞士。1915年9月29日阿波洛给他女儿在罗马的女朋友莱奥妮德·佩里利写信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信中说杰妮娅①有点工作做，朱莉娅还没有工作。安娜将同她婆婆住在一起，她丈夫现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军营里。”1916年初，埃乌杰妮娅、安娜、朱莉娅和她们的妈妈来到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左右的纺织工业城镇伊凡诺沃—沃斯涅辛斯克。1916年12月，除娜迪娜和塔齐娅娜外，全家迁居到莫斯科。关于娜迪娜再没有一点消息，塔齐娅娜却继续留在意大利。那时沙皇制度就要被推翻了。舒赫特一家来莫斯科也是为了参加十月革命，革命后又重新分开了：埃乌杰妮娅和维托里奥留在莫斯科，朱莉娅同爸爸和妈妈以及安娜的新家庭——莱奥多罗和他们的孩子去伊凡诺沃。埃乌杰妮娅认识葛兰西的时候，她的亲人还在伊凡诺沃。他们常到“银色的森林”疗养院来看望她。葛兰西第一次见到朱莉娅是在1922年6月中旬。在此之前挨乌杰妮娅已对他表示了非常明显的好感。但是朱莉娅更打动了他。她身材修长，聪明，美丽的椭圆形脸上有着一双大而忧郎的眼睛。长长的辫子披在肩上。她二十六岁，比这位意大利青年小五岁。她七年前来到俄国，却经常思念意大利，经常为离开意大利而感到忧伤。她十九岁动身来俄国（当时她对俄国还不了解），1915年6月21日她从察里科夫写信给莱奥妮德·佩里利说：“我现在在保加利亚，临近俄国了。但我远离了意大利、罗马……”同年9月，她有从莫斯科写信说：“这里已经冷了。当我想到罗马时，我感到郁闷……罗马今天是9月15日。”这时她在伊凡诺沃音乐专科学校教书。

　　① 埃乌杰妮娅的爱称。——译者

　　葛兰西感到羞怯不安。他三十一岁了，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一个姑娘坦露过自己的情怀。他充满了失望的恐惧，他的身体条件使他感到苦恼。“从许多年前起，我就习惯于认为，我是绝对不可能被别人爱上的，几乎是命中注定不可能的。”朱莉娅的目光使他忐忑不安。头几次会面后他给她写了封信：“象您预先通知我的那样，您9月5日到莫斯科来过吗？我等了您三天，一直没有离开房间。我怕象上次那样见不到您……您没有到莫斯科来吧？否则您一定至少会到我这里呆一会儿……您很快会来吗？我还可能见到您吗？……给我写信吧！您的每句话都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都增加了我的力量。”她来看埃乌杰妮娅的时候，他们长时间在一起。这个意大利青年人身体纤弱，但他那蓝色的闪烁着甜蜜目光的眼睛和丰富的感人的内心世界却把她征服了。在疗养院的头几次相会和亲切的交谈给葛兰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还经常思念当时的情景：“我回忆了我们共同生活的毎个细节，从在‘银色的森林’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当时我不敢走进房间，因为你使我感到羞怯不安（你真的使我羞怯不安、但今天回忆起来却感到好笑）——到你徒步离开那天为止。我陪伴你穿过森林走上大路，我长时间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你象个旅客那样带着行李，沿着大路，孤独地朝着广阔而又可怕的世界走去。”葛兰西曾经说过，他是用头脑而丝毫不是用感情来经历一切的，现在他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在这以前葛兰西在整个生活中一直很少交际，他成了一种矛盾的感情的俘虏：一方面他有一种本能的社交要求；另一方面他又想在没有爱情的支持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后来他给朱莉娅写信说，“我多次问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末爱过任何人，甚至不爱自己的亲人，他能联系群众吗？如果一个人从未深情地爱过单个人，他能热爱集体吗？难道这不会对我的战斗生活有影响吗？难道这不会使我的革命者的品质失色，甚至变成纯粹的脑力活动和纯粹的数学计算吗？对所有这些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这几天又反复考虑，因为我太想念你了。你走进了我的生活，你给了我爱情，你给了我一直缺少的、常常使我心躁不安的东西。”他终于发现，“任何事情都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只进行一种活动，因为生活是统一的，每一个活动都从另一个活动中得到力量。而爱情给整个生活以力量……使生活出现新的平衡，并激起更大的热情和更强烈的感情”。但是，由于环境的原因，他们的关系只能是不定期的相会和长期痛苦的分离。
　　从意大利传来了灾难性的消息。1922年10月28日发生了向罗马进军的事件，第二天国王任命贝尼托·墨索里尼组阁。两年半前，即1920年4月，葛兰西曾写道：“意大利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个前奏：要么是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么是引起有产阶级和统治集团的可怕反应。”现在第二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劳动协会被抢劫和烧毁，民主报纸的编辑部受到法西斯匪帮的攻击，左翼领导人被迫害、投入监狱、毒打和杀害。这一切都发生在定于1922年11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这次大会面临的问题是：各工人党和所有的民主党派应如何回答这一系列暴力行动？是分裂，还不同于过去，大家站在同一战壕内。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其他最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都建议组成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甚至认为共产党必须向社会党合并，特别是因为在1922年10月代表大会上改良派已被开除出社会党。但波尔迪加和特拉奇尼却顽固地反对这个方针。
　　格拉齐亚德伊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对反对合并的人说：“里窝那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太左了。我和并他一些同志认为那次分裂是坏事，但是你们认为是好事，并感到满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是深刻的政治分歧的根源。”事实是，反对同社会党人合并的人完全是那些在里窝那认为左翼分裂而不是右翼分裂是好事的人，但是现在对另一个问题的看法，即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主张合并的人同强烈反对合并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最死硬的宗派主义者把法西斯分子同社会民主党人混为一谈，认为他们都是阶级敌人，都同样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卫道士，墨索里尼同屠拉梯是一丘之貉。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法西斯党上台，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取代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吗？在阿马德奥·波尔迪加看来，向罗马进军后在意大利发生的仅仅是更换了政府。所有前弃权派分子都这样认为，但是还不止这些人。特拉奇尼把向罗马进军和让墨索里尼组阁说成是“一场略有震动的内阁危机”。而陶里亚蒂在1922年7月27日写道：“凶恶的暴君——还在民众中存在的全部力量都应该用来反对他——只有一个外表，却有三个名字，这就是屠拉蒂、唐·斯图佐和墨索里尼。”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忽略了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民主政党的区别，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危险性，也没有提出资产阶级专政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因此他们没有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改变直接目标，从进攻路线转为防守路线，进行捍卫民主自由的斗争，再不要或暂时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更不理解为什么需要同那些被多数共产党人看成是仅代表资产阶级队伍的左翼力量进行联合，甚至合并。葛兰西是能够抓住法西斯主义的新的实质及其所代表的危险的严重性和共产国际建议的防守路线的正确性的少数人之一。
　　他从疗养院出来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的疾病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何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他说：“我是几天前刚从疔养院出来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约六个月的疗养对我的帮助不大，只是防止了病情的恶化，双腿没有瘫痪，否则我可能瘫在床上几年。总的来说，我感到疲惫不堪，由于健忘和失眠而不能工作，不久马蒂亚·拉科西来了。葛兰西对他不太尊重，称他是个“呆子”，没有“一点政治智慧”。后来葛兰西叙述说：“他用出众的外交手腕对我发动了进攻，建议搞掉阿马德奥由我作党的领导人，如果阿马德奥继续坚持他的路线，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尽管葛兰西同波尔迪加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却很欣赏他的倔强的个性。葛兰西担心分裂会引起党的瓦解：“我的立场不是自主的，因为我一直担心如果我成为反对派，阿马德奥将干出什事来。他将隐退，从而导致一场危机。他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进行妥协……如果我成为（波尔迪加的）反对派，共产国际将支持我，但是结果怎样呢？在国内战争的形势下，党组织处境困难、又受到《前进报》的攻击，《前进报》会利用我们每一个分歧来瓦解我们。”因此他拒绝了拉科西的建议：“我说，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是我不认为可以用任何形式（更不能由我）取代阿马德奥，而事先对党不进行指导性的准备工作。在意大利的情况下，要取代阿马德奥不能是一个人，因为就总的工作能力来说，阿马徳奥一个人至少能顶上三个人。”
　　关于合并的争论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一方面是塔斯卡，他支持共产国际的意见主张立即合并；另一方面是波尔迪加，他顽固地进行抵制，并要求任何决定至少要推迟作出：“我步履艰难，象行走在热炭上，”葛兰西写道，“这对身体很虚弱的我来说并不是最适宜的工作。”他“象鳗鱼一样行动”（葛兰西语），终于摆脱了困境。在意大利社会党内成立了“第三国际”派，他们宣布忠于共产国际。葛兰西的折衷建议是，目前应该立即同“第三国际”派合并，而不是同整个社会党合并。这个意见占了上风（葛兰西后来写道，“我无意中获得了我是只狡猾的狐狸的名誉”）。制定了十四条合并的条件，并任命了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落实这些条件。波尔迪加被指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葛兰西代替了他）。其他人是斯科奇马罗和塔斯卡，他们代表共产党人，塞拉蒂和马菲代表社会党人。
　　然而葛兰西并没有返回意大利。塞拉蒂刚回到意大利就被捕了，塔斯卡不得不出国到瑞士去。在意大利由斯科奇马罗和马菲继续进行合并工作，尽管遭到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大多数人的抵制。这时葛兰西继续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工作。为了完成政治工作，他牺牲了许多私人生活的时间。他常到疗养院去治疗和看望杰妮娅·舒赫特。他在那里度过了1922年的圣诞节：“1922年圣诞节期间，我为了让杰妮娅感到快乐，做了最后一棵圣诞树。她当时还不能下床，至少还不能走动，除非扶着墙和家具。我记不清她是否下床了，只记得这棵小圣诞树放在她床边的小桌子上，树上装饰着许多小蜡烛、当朱莉娅为病人举行完音乐会走进房间，所有的蜡烛同时点燃了，当时我还在房间里陪伴着杰妮娅。”由于政治工作的原因，他不能经常同朱莉娅见面。“我还不敢肯定，”1923年2月13日他给她写信说，“星期天我是否能到您那里去。每时每刻，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都可能召集我们。我若是不参加会议，而又不能解释我缺席的原因，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但是这位年轻的姑娘、温柔的小提琴家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我愿意，我绝对愿意你继续爱我……这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他的体力和脑力一度曾全部用在思考、工作和战斗方面，自从认识了朱莉娅之后，现在有了“世界上最美好，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力量”吸引他。这位从莫斯科指挥半个世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是最严守纪律的，现在他从“洞中之熊”变成了“多情的狼”，甚至开始违犯纪律了，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报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悉，当局已下达了对葛兰西的逮捕令，劝他不要回国。清晨有人到他居住的高尔基大街露克斯旅馆找他，但他不在，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因为葛兰西没有留下任何话。于是他们乘汽车找遍了全莫斯科，却连这位意大利青年的影子都没找到。谁也不知道葛兰西的消失使信使们产生了多大怀疑，他们甚至动用了格波乌①。后来当葛兰西回到露克斯旅馆时，所有的人都惊愕地看着他，按他自己的说法，象看“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很简单，他只是度过了一个爱情的夜晚。就这样，尽管安东尼奥和朱莉娅，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伊凡诺沃，而且都被拴在自己的工作上，但他们却利用不多的自由时间，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度过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直到分别为止。
　　意大利的形势恶化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对意共的处境感到担心。它的许多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思想使党无法开展工作，完全陷入了虚弱的境地，而一系列逮捕（1923年2月3日波尔迪加和格里埃科被補入狱）瓦解了党的组织。

　　① 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译者

　　葛兰西写道：“党的执委会成员阿马德奥(波尔迪加)和鲁杰罗(格里埃科)被捕后，大家（在莫斯科）白白等了一个半月而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因此不能准确断定事实情况究竟怎样：警察破坏党组织的行动达到了什么程度；仍能自由行动的党的执委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恢复党的组织联系和重建党的机构。然而，除他们被捕后不久收到的第一封信谈到一切都被破坏了、党的总部应该立即重建外，再没有得悉任何具体消息，而只收到一些关于合并问题的论战的信件。这些信件的风格显得如此傲慢和不负责任，以致从第一封信起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其作者本人现在就是党了……竟然无礼地提出了意大利共产党这个中心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些来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大家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对这些信件的印象也是很坏的……因此我提议，如果大家认为形势的确象所掌握的材枓客观上所显示的那么严重，最好是采取断然措施，由共产国际选择一些新的有威信的人士在国外重新建党。”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6月扩大会议决定取消波尔迪加的旧多数派，任命陶里亚蒂、斯科奇马罗、福蒂基亚里、塔斯卡和沃塔为意大利共产党执委会成员。前弃权派分子福蒂基亚里拒绝接受，由反对波尔迪加立场的杰纳里代替他。但是，1923年9月21日新的执行委员会（包括陶里亚蒂、塔斯卡、沃塔、杰纳里和莱奥内蒂，他代替斯科奇马罗）在米兰郊外一位叫雷纳托·斯坎齐亚尼的工人家里开会时，被警察发现而被捕入狱。因此葛兰西被指派到维也纳去，就近观察意大利党的困难处境。从此这位撒丁青年人就由都灵后一个时期的相对孤立的处境过渡到开始承担最大的责任。他当时三十二岁，共产国际认为，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真正领导人。
　　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一年半后，于1923年11月末离开莫斯科去维也纳。这在他的生活中是个巨大的转折。唯一使他感到苫恼的是要同朱莉娅分別。但是这位年轻的女乐师能理解葛兰西的活动经常要求她作出牺牲。几个月之后，即1924年6月7日，葛兰西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说：“我的伴侣完全同意我的思想。她不是意人利人，但在意大利居住了很长时间，并在罗马结束了她的学业。他叫朱莉桠（俄文称尤丽亚），在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她是个勇敢而刚强的人，我相信当你们见到她时一定会夸奖她，喜欢她。我想明年夏天或秋天同她--起到撒丁去住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