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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Erich Fromm
纪念艾瑞克·弗洛姆一百周年诞辰
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80年4月
小狼 译、星原 校
《新闻与书信》编者的话：2000年三月是法兰克福学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的一百周年诞辰，我们把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的文章《悼念》（In Memoriam）献给他。它于1980年4月发表在《新闻与书信》（News and Letters）上，同时也能在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文献编号7059（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 7059）中找到。《悼念》这篇文章就是从文集中更长的一段手稿中选出的，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公布出她早年给弗洛姆的两封信，更多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和弗洛姆1959-1978年的通信在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文献编号9976-10061中。
译自
杜纳耶夫斯卡娅线上档案馆：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dunayevskaya/works/1980/erich-fromm.htm
艾瑞克·弗洛姆死于1980年三月十八日以后，那年大量倾倒在他身上的文章都赞扬他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而这种不令人意外的强调无疑忽略了他是个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Humanist）这一点。事实上，他以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的身份写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 1961）一书（其中成功的向广大美国民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还组织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国际性研讨会。在邀请我参与东方和西方、南方与北方之间对话时，他强调说，“他们（东欧人）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尤其是处在他们那样的位置，去写些东西为自己发声。无论形式多么外交辞令，他们毕竟已经开始公开批评苏联了。”
艾瑞克·弗洛姆是个有独创性的学者，在1920年代他试图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而这一尝试在那时所需的多大勇气是无需强调的。事实上，就算在他曾经是最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时候，吸引着他的还是社会心理学，心理机制被他认作为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概念。后来他离开正统弗洛伊德主义进行自己的阐述，而这不但意味着和弗洛伊德而且与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它的批判理论分别。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如何都是靠近而不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以下是他写进学术自传中的内容：
“我把马克思看做一位比弗洛伊德更具深度和眼界的思想家……即使这样说，忽略弗洛伊德的重要性是十分幼稚的……他对无意识过程和性格特征的动态性质的发现是对人的科学独特的贡献，这取代了自古以来关于人的图像。”（《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My encounter with Marx & Freud, 1962））
关于他的首创精神，我收到了来自他给我在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 From 1776 Until Today, 1971）一书的祝贺信（让我惊讶的是这是在我远离任何精神分析学家的时候，即使他们声称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195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那时麦卡锡主义和核弹遍布这片土地。弗洛姆博士在1957年帮助组织了“理性核政策国家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可他告诉的我的却不是这些，相反的，引起他强烈兴趣的事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其“新人道主义”的独特形式中的恢复，澄清俄罗斯和中国共产主义对它的曲解。他是如此客观的一个人，不论是我告诉他底特律的工人认为精神分析学家都是缩头乌龟的事实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敌意，还是我批评他的书《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太过抽象，都并不能吓跑他。这里是他对我的回答：
“说到你批评我文章太过抽象，没有具体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一点我无法提出任何反驳……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你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体特点的基本看法，对于Plant的心理分析家
（校按：意思待查）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角色也完全正确。”
[1]
我们的通信持续了20年，这给了我珍贵的机会去了解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部课题，毕竟他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他在把精神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上影响了所有人。1955-1956年间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异见》（Dissent）上长时间不断的尖锐辩论倒不是关键问题，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1941）怀有巨大的敬佩，认为它是开创性的作品。而真正激起他愤怒的两个原因是，一方面，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另一方面是“新左翼”（ New Left）持续的诱惑力。这是他在给我的信里对此事的总结。
“我对许多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人感到疑惑。这里有件很可笑的事：霍克海默现在被当成批判理论的创始人引用，人们写到批判理论时它如同是被霍克海默发明的新概念。在我看来这整件事就是个笑话，因为霍克海默不敢……提及马克思的理论。他拐弯抹角地使用“批判理论”，就是为了不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相信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明了批判理论这一说法背后的全部原因。”
为了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内远离马克思的倾向，他自己尝试了各种可能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播到所有领域，包括他的自我精神分析之中。为此，他尝试着说服我这个并不在心理学领域的人为精神分析学的期刊写东西。这个建议是在我给他讲了一个有关苏珊·E·布朗（Susan E. Blow ）——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以及最早的女性教育家之一——的故事之后提出的。她是美国弗洛伊德主义者先驱詹姆斯·杰克逊·帕特南博士（Dr. James Jackson Putnam）的病人，引起了帕特南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到了他尝试反过来去关注弗洛伊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非常反对把哲学引入精神分析，批评任何这样的尝试，就如他写的“为世界上某种特定的哲学服务。”[2]
以下是弗洛姆博士写给我的：
“我不知道你写的这件事，帕特南博士通过他的病人开始对黑格尔辩证法感兴趣的事，它有多大的历史意义，而弗洛伊德对帕特南注意哲学的反应也是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运动史的一个有趣的历史脚注。你为什么不写个注释然后找地方发布呢？我没有和精神分析的期刊联系，除了在纽约发行的当代精神分析。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发布这个历史资料，它也同时应当被公布到西班牙精神分析期刊Revista上，在那里我还是形式上的主任。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将很乐意亲自把它寄给纽约和西班牙的期刊。我还要查一下弗洛伊德的信件，看看他对帕特南的信的批评，或者你知道弗洛伊德给谁写了关于帕特南的评论吗？”
弗洛姆始终着眼于在未来建立的一个真正以人为本、无阶级的新社会。他关注的许多方面中最鲜为人知的是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只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一个需要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新人类关系：对未来全球的视野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回顾。 因此，他发现巴乔芬（Bachofen）对母系社会的研究与他志趣相投，这不是因为他相信母系社会的存在，而是因为它至少使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生活的父系、阶级、异化社会的社会。在将父权与阶级统治联系起来时，他发明了一个杰出的词：“patricentric-acquisitive（贪得无厌的父权制）”。
对过去的回忆不只是记住它们那么简单，它使人想到的是男性/女性的统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只是定量的度量，而是辩证的东西，他表现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他在为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建立国际论坛时所强调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而且是一个反对自身的运动，是对未来的一瞥。听一下当他知道我在把罗莎·卢森堡，妇女自由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1982）联系起来时写给我的话吧。
“我感到男性社会民主党人永远无法理解罗莎·卢森堡，因为她是女性，她也无法获得她应有的影响力。而男性无法成为全面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自身没有从他们的男性角色、父权制、和支配着他们的性格结构中解放出来。毕竟，最初的剥削是男人对妇女的剥削，只要在性战争中不爆发以完全平等为结局的革命，就没有社会解放。……不幸的是，我还不认识任何和她有私人关系的人。这是两代之间多么可悲的断裂啊。”
那封信写于1977年10月26日。现在是1980年3月19日，而弗洛姆已经死了。我想说，亲爱的青年，我们不要让另一个“两代之间可悲的断裂”发生。为未来做准备，就必须了解革命的过去。而了解作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弗洛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杜纳耶夫斯卡娅给弗洛姆
——关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讨论
“问题在于……需要具体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不是说要把哲学的范围缩小到托洛茨基曾经说的“具体问题的小硬币”。我的意思是讨论必须在马克思所谓的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哲学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说通过终结生活与哲学，工作和生活以及不同的知识学科和人的活动的之间的分隔，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有心，有头脑和力量，还包括了艺术的敏感性和天才的人。马克思在他的论文〔1844年人道主义论文〕中非常正确的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也讨论了心理极限，即当工人在“工业”或工坊之中除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也获得了反抗的精神和凝聚力。”
杜纳耶夫斯卡娅给弗洛姆
——关于马尔库塞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当他（赫伯特·马尔库塞）攻击现状时，他自己就几乎屈服于技术，把真正非凡的力量归功于技术。当他发现这一点可能是真的以后，就在寻找一条出路，寻找一个“绝对的否定”。但因为放弃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力量，他就必须选择别处。在他最近的文章中，〔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1964）〕他找到了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改变了那压倒一切的悲观主义。
在他先前的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讨论中，他说“绝对观念”只不过反映了在前技术的历史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分开的。[3]如果是这样，如果在黑格尔竭尽全力使哲学从神学摆脱之后，从具体的历史退到了抽象绝对，那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或者作为一个空想家缺乏这样的信念：作为他辩证法基石的人类体现——“绝对否定性”可能是“单向度的人”在工厂中的一次操作。如果黑格尔的历史障碍是前技术的社会状况，那马尔库塞怎么能坚持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命运呢？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所需要的前技术状态和被迫的清闲把你送回了抽象，那它又如何达到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呢？马尔库塞相信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革命哲学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思想模式，但它们是以落后的工业速度实现的？
我的论点是，无论黑格尔出于何种意愿而退缩，当黑格尔面对他那个社会里的矛盾对他珍爱的哲学和哲学的地位的破坏时，客观上开始思想上的强迫是来自法国大革命，而不是来自前技术或后技术及其逻辑。依照这样的逻辑，也仅仅是这样的逻辑，就此揭示了未来的吸引力，即黑格尔称之为“绝对思想”的新社会，但我们首先要理解它的重要的和最深刻的含义，它推动我们的时代实现那个绝对。”
注：
[1] 在另一封信中，弗洛姆写道：“我和评论（Commentary）关系并不好。几年前，波德霍雷茨先生（Mr. Podhoretz）拒绝了我写的东西，因为它与美国大部分犹太人的观点相矛盾。我给他写了一封尖锐的信，评论他关于自由的概念……”
[2] Nathan G. Hale, editor, James Jackson Putnam and Psychoanalysis（Cambridge，Mass.：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43页。
[3] 这个参考马尔库塞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60年12月22日；见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文献编号1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