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论不服从（1981）
第七章 保证最低收入的心理层面分析
本文从心理方面专门论述“保证最低收入”（the guaranteed income）的价值、风险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的种种问题。
接受这个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可能彻底地增强个人的自由。[7]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人在作为上的自由一直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因素是统治者方面动用武力（特别是统治者拥有扼杀异见者的能力）；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饥饿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和社会生存条件。
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环境的人，即便不须面对武力的威胁，也必须面对饥饿的威胁。贯穿古今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的金科玉律都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和苏联并无二致。这一威胁迫使每个人不仅得跟着指令做事，而且其思想和感受也得中规中矩，不能随意自由发挥。
过去的历史建立在饥饿威胁的原则之上，说到底，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人们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始终生活在匮乏的水平。物质用品从来都未达到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通常是一小部分“领袖们”占得其所需所欲，而大部分填不饱肚子的人只知道这是上帝或自然律法的旨意。其实这倒主要不是“领袖们”贪婪，乃是物质生产的低水平所致。
保证最低收入的做法只有在经济富裕的时代才是可行的，它能够将人们前所未有地从饥饿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使其得以在任何经济威胁前都保持真正的自由独立。没有人被迫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干活，仅仅因为如果他不接受，他就有饥饿之虞。如此，一个有天赋或雄心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学习新技能以满足他或她在另一个行业工作。妇女可以不靠丈夫，年轻人也可以不靠家庭。一旦摆脱了饥饿的恐惧，人们就知道他们毋须再担惊受怕。（当然，这还必须在没有政治威胁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条件下才成立。）
保证最低收入不但在现实中而不是标语上让人树立起自由信念，它还树立了一种扎根于西方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中的准则：无论如何，人享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享有食物、住宿、医疗、教育等等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毋须受任何条件限制，甚至不受其必须对社会“有用”这个条件的限制。
从匮乏到富足的心理转变是人类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匮乏的心理伴生焦虑、嫉妒、自私自利（全世界的农民文化都很典型地反映出这类特点）。富足的心理则伴生原动力、生活信念、团结合作。事实是，如今工业化社会已经迈向经济富足的新纪元，许多人在心理上还紧紧抱住原来的经济匮乏景象不放。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上的滞后——传统观念通常由前一种社会形态产生的情感所决定，许多人无法理解“保证最低收入”这一概念体现的新的意义。
保证最低收入与大量缩减工作时长相结合，其深远影响在于人类生存状况中的精神和宗教问题变得真实而迫切。时至今日，人们因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或因下班后已十分劳累而无法令自己认真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诸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谁？”等等。如果人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工作，就能自由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人会因为直接的空虚或从无聊的事情中补偿得到的空虚而变得心智失常。
无论如何，经济富裕之后，人们不再为温饱惶恐，这标志着我们从“前人类”时代向“真人类”时代的过渡。
为了平衡这一情形，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提出一些反对或质疑的声音。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保证最低收入如何才不会降低对工作的激励。
不断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经不能满足全员就业，对无工作者而言，激励的问题与他们关系不大，撇开这一现象，这个反对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很多事实可以说明物质激励绝不是从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奖励。首先，获得激励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会认同、工作本身的乐趣，等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信手拈来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钱利润刺激的结果，而是出于更复杂的因素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也有对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誉感。但即便是这个明显的例子，也不能说服所有人。有人会说这些杰出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于他们天资超群，普通人难望其项背，所以这个例子并没有代表性。可这个反驳似乎不够有力，我们可以来看看那些没有惊人创意、业绩平平的普通人，他们的各种活动背后的激励是什么。比如人们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类爱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没有物质刺激在起作用的！关于工作过程中的兴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工作本身的一种激励，梅奥教授在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所做的经典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8]他将一些没有生产技能的女工作为对象进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这些女工在实验中成为越来越有兴趣的积极的参与者时，她们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状况。
如果我们考虑更为早期的社会形态的话，这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晰。传统的普鲁士文职人员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们高效和清廉的作风闻名遐迩。在这里，荣誉、忠诚、责任等概念才是决定他们工作效率的动力。另一个例子出自前工业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或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会）的风尚。在这些社会中，比如一个木匠，他挣的钱只要够他养家糊口就行，一旦达到社会的传统生活标准，他就拒绝再工作，并不觉得钱挣得越多越好。
其次，人并非天生就是懒惰的；相反，人如果闲着不动，他才会感到难受。人们可能想歇上一两个月，但绝大部分人会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愿意。这方面，儿童开发和智障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数据；现在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数据组织起来，从分析懒惰是否与疾病有关这个角度进行系统查证，更多新的相关调查数据也仍在收集的过程中。
但若金钱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动力，则工作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就必须变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趣味，来抵消不工作的无聊。现代的异化的人（通常是无意识地）深受厌烦情绪困扰，所以他们渴望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而不是活动的状态。但这种渴望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常态的病理”症候。推测而言，滥用保证最低收入的行为不会持续很久，正如人们面对免费的糖果，假定他们知道这些免费糖果一直都有，则几周过后谁都不会想到要多吃几颗了。
另外有一种质疑的声音是这样的：饥饿恐惧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吗？其实挣一份一万五千元的年薪过着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业，这和那些一旦失业便三餐不继的人的恐惧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个质疑成立，保证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数人的自由度，却不能增加中上层人群的自由度。
为了充分理解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应该看看当代工业化社会的风气是什么。人已经完成了向“消费人”的转化。人变得贪婪和消极，想方设法通过不断增加的消费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临床中有很多这类通过暴饮暴食、疯狂购物等行为应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人们的消费名目繁多：烟、酒、性、电影、旅游，还包括教育、书籍、讲座、艺术在内。人表面上很活跃，甚至很兴奋，但内心深处是焦虑、孤独、压抑、无聊的（无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慢性压抑，而这种压抑可以靠消费来成功弥补）。二十世纪的产业制度创造出“消费人”这种新的门类，最初是应经济之需，即有大众消费的需求——被广告推波助澜地操控了。而性格一旦形成，便回过头来对经济施加影响，使得不断增长的消费满足感变成了合理和现实的主张。[9]
当代人对消费有一种多多益善的无休止的饥渴。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后果：倘若消费变得无穷尽，而在可见的将来没有任何经济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无节制的消费，那么只要“消费人”这种性格仍占社会性格结构的主体，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心理学层面的）真正的“富足”。贪欲无度者永远生活在匮乏之中，因为无论拥有多少，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感觉。而且他们还垂涎别人的所得，与之攀比较劲。如此，他们便总是生活在孤立和惊扰的处境中。有了贪欲作祟，他们便无法真正欣赏艺术或其他文化带来的激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活在保证最低收入水平的人会感到彷徨和无用，而挣得多的人则囿于环境、作茧自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最大化消费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原因，我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最大化消费的信条，保证最低收入的实施也只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起到它应该发挥的根本作用。
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使实施保证最低收入达到有效预期？概而言之，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系统，从消费的最大化转为消费的最佳化。这意味着——
将大量的个人消费品生产转向公共设施的生产，这些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剧院、图书馆、公园、医院、公共交通、住房，也即是说，将生产重点放在那些开发人的内在创造力和活力的基础物质上。人们可以看出“消费人”的贪欲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消费品的“吞噬”（吸收），而使用免费的各项公共服务意在使人享受生活，并不会引发贪婪和沉溺。这样一种从最大消费到最佳消费的修正，将要求生产模式作出重大变革，并要求极大地减少那种胃口刺激和洗脑诱惑的广告宣传。[10]上述举措应同时结合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使人道主义生命价值观、生产力、个人主义等概念得以全面复苏，以对抗“组织人”的物质主义和受到操纵的蚁冢般的庸碌。
这些思虑引出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客观上是否存在一套有效标准来区分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良性需求和劣性需求；又或者是否存在主观上能感受出的同样价值的需求？（良性需求在此定义为能够增强人类活力、意识、创造性、敏锐度的需求；劣性需求定义为削弱或麻痹人的上述潜力的需求。）应该记取的是，在吸毒、暴饮暴食、酗酒这些情形中，我们都作出了这样的区分判断。研究这些问题将导出另一些实际的考量：个人的最低合法需求究竟为多少？（比如一人一间房、若干衣物、若干卡路里、若干有文化价值的用品，如收音机，书籍等等。）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比如现在的美国，应该不难计算出一个人体面的最低生活成本为多少，也能计算出什么是最高消费的限度。倘若超过了一定的门槛，就应考虑征收阶梯式的消费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贫民窟的生活环境不应继续存在。所有这些都要求保证最低收入与我们社会的两个大规模转化原则结合起来，即个人消费从最大到最佳的转化，以及从生产个人需求品到生产社会需求品的转化。
我认为还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增加一项尚待研究的内容：对一些商品实施免费供应。一个例子是面包、牛奶、蔬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能走进一家面包房，随意取走自己要吃的面包（国家支付面包房这笔开支）。如上所述，刚开始时贪心者会取走比自己所能食用的更多的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贪心消费”会无疾而终，人们会取走自己真正所需的数量。这种免费供应，于我之观点，将在人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新的维度（除非我们将此看作在特定的原始社会中消费模式的更高级别的一种再现）。人们就此摆脱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教条。甚至在自由取食的最初阶段可能构成一种新颖的自由体验。免费面包可以通过国家提供，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显然明白这点不难做到，这项开支可以由相应的一种财政税收负担。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设想不仅最低需求的食物（面包、牛奶、蔬菜、水果）能免费供给，连最低需求的衣物也能免费供给（比如在某种体制中每人每年能免费得到一套衣裤、三件衬衣、六双袜子，等等）；在公共交通设施极大改善之后，交通也可以免费，私家车则变得更为昂贵。最终人们可以想象住房问题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由大的房地产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住宿大厅，老人或已婚夫妇可以有一个小单间，愿意使用这些住宿者都不必支付费用。这使我想到用另一种解决方案来处理保证最低收入的问题——通过免费提供最低限度的消费必需品，而不是现金发放的形式。生产这些最低消费品，再加上质量大大改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也能维持我们的生产发展，一如支付保证最低收入款项的作用。
也许后一种方法更激进，不如其他作者提出的建议那样容易接受。这或是真的，但有一点不能忘记：一方面理论上说这种免费最低设施的供给在现行系统中就可以安排，另一方面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难以接受——并非由于不可行，而是由于他们在心理上对废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法则非常反感。
另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问题亦值得研究，这就是自由的问题。西方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自由地拥有财产、自由地对其开发利用，只要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威胁。但实际上，由于采取了税收这类征用的手段，以及在农业、贸易和工业上进行的国家干预，这一原则在西方工业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式微。而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被以巨型企业为典型的半公有财产所取代。虽然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也可能意味着一些额外的国家调控，但是请不要忘记当今社会普通个人的自由概念，与其说是指拥有开发利用财产（资本）的自由，毋宁说更多是指选择消费的自由。很多人现在一旦无度消费受到限制，他们立刻觉得自由受到限制了，虽然在现实中只有最顶层者能真正随心所欲作选择。同类商品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和各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制造出一种个人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假象，其实一个人所选的只能在其条件许可范围内。[11]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自由问题是有必要的，只有将消费人转为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人，他们才可以体验到自由是建立在真正独立意义上，而不是对商品的随意选择上的。
保证最低收入的原则只有在与下列三个条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完整效果：（1）消费习惯的改变，从消费人转化为能生产的、主动的人（斯宾诺莎语）；（2）开创一种新的精神风尚，即人本主义的精神风尚（不拘有神论或无神论形式）；（3）各类真正民主方法的复兴（例如新型的众议院形式，他们讨论的决策是基于数十万个面对面小组提供的信息综合加总而成，包括任何企业，从事管理等工作的全部员工的积极参与）。[12]国家样样都包办，则会成独断专行的神，这一危险只有在社会活动中全方位同步大力增强民主程序方可化解。（事实上如今国家即使未提供这些福利，其权力也已经大得离谱了。）
一言概之，对保证最低收入的研究不能只在经济领域进行，必须辅以其他诸如心理学、哲学、宗教、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我认为，保证最低收入这一重大举措要获得成功必须伴随上述其他方面的改变。另需记住的是，保证最低收入的成功条件还包括停止花费我们百分之十的总资源在与经济无关且危险的军备上；也包括系统帮助不发达国家以停止毫无意义的暴力蔓延，并找到遏制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各种途径。没有这些改变，未来任何计划都将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
[7] 参见《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第355页中本人关于一种“普遍物质保障”的论述。
[8] 参见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工业化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第二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46）。
[9] 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至少20%的美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欧洲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亦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而世界其他大部分生活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甚至未能达到免于饥饿的水平。任何支持减少消费的论点都会遭到反驳，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消费是呈增加需求态势的。这个反驳完全是事实，但危险在于现在的贫穷国家如果受到最大化消费观的引导，形成了这种风气，就会在将来达到最佳（不是最大）消费程度时还不知适可而止。
[10] 我认为，这里的限制广告的要求，甚至进一步的将生产模式转向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的要求，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幅度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11] 这里，苏联阵营的国家中极权主义官僚体制下的消费亦形成消费管理的恶例。
[12] 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同前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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