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健全的社会》（1955年） 第二章 社会是否会呈现病态？ 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相对主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相反。这些社会学家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健全社会”这一说法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相对主义不同的前提。只有在我们假设有不太健全的社会之时，这种说法才有意义。 这种说法又暗含着这样的情况：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判断每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这种规范人本主义（ｎｏｒｍａｔｉ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立场基于几个基本前提。 我们不能只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来给“人”这个种属下定义。人类社会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素质，人人都按照支配精神和感情功能的规律行事，大家都为着圆满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目标而努力。诚然，我们对人的了解还很不完全，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人下一个完美的定义。 “人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的最终任务便是对可以被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加以正确的描述。 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指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 人们根据这种错误定义辩护道，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素质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者不赞成人性概念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 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观察不同的个人和文化之后得到的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 ，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本质。 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关于人性的这种概念不同于人们习惯上的用法。人在改造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自己。事实上，人是自己的创造之物。 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力。如果说“生物学的”观点及“社会学的” 观点的提法是把人性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来的话，那么，这里提出的观点便既不是“生物学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而是超越于这种二分法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可知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另一些则易于造成疾病与哀愁。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可以表现出来或者占据优势地位。 当人出现在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化中时，他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却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并且是这个社会的特定产物。 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潜在的品质会演变成实在的东西。 规范人本主义的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就像其它问题一样，解决人类存在问题的办法，也有正确的、错误的、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如果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成熟，他的精神就会健康。精神病的发生即在于没有这种发展。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可知，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并不是指用来判断个人是否能适应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的尺度，而是指能够就人类生存问题作出满意回答，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准则。 人们最容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产生错觉，原因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共同确认”（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由于大多数人都有某种思想或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实在十分幼稚。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这种共同确认的看法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不相干，这种情况正像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就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一样。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类的精神病态，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不过，个人的精神病症与社会的精神病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应区分两个概念：什么是缺陷，什么是神经症。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自由，没有自发性，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又认为自由和自发性是人人都应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他就可能被视为有严重缺陷。如果这样一个目标并没有被一个既定社会的多数成员达到，那么我们涉及的就是社会造成的缺陷现象。一个人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有这种缺陷；事实上，他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缺乏，没有感到自己与人不同，没有感到被人抛弃，因此自身安全也不会感到受到了威胁。 他知道，他可能失去的丰富生活和真正的幸福感都会得到补偿，这种补偿便是他与全人类协调一致的安全感。 事实上，他的这种缺陷也许会被他所处的文化捧为美德，因而他可能会飘然起来。 加尔文教义在人们心中所掀起的罪恶与焦虑感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深感自己软弱无力，毫无价值，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得到了拯救还是受到了终身惩罚；如果他几乎无法享受真正的欢乐——那么，这个人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正因为文化铸就了这一缺陷，人们便把这种缺陷看得特别有价值，因而，这个人也就绝不会被当成神经症患者。可是，如果换成另一个文化环境，同样的缺陷就会给他带来孤独，使他深感精神不健全，于是他就会患神经症。 斯宾诺莎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社会造成的缺陷。 她说：“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影响。当一个物体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到名位，人们并不会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但是，事实上，贪婪、野心等等，都是神智错乱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症’。” 这段话是几百年前写下的，至今仍然适用。 虽然由于文化的作用，这些缺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人们不再讨厌它，蔑视它。 如今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人：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从来不会真正有自己的经验，完全自以为是地行事；他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替换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 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作评论。 第一，他在自发性与个性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也许是无可救药的了。同时，我们可以说，他与处于同等地位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文化为他们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模式，使他们能够既带着缺陷生活又不会患病。 看来似乎每一种文化都能预防神经症症状突然发作，而文化造成的缺陷便会导致这些病症。 假设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运动以及报纸停止活动四个星期，在这几条逃避自我的主要通道封闭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依靠自身的力量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坚信，即使在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内，也会有数以千起精神崩溃的事件发生，更多的人将陷入强烈焦虑的状态，这跟那种被临床诊断为“神经症”的情形没有两样。如果停止了注射减缓社会型缺陷的麻醉剂，明显的病症就原形毕露了。 对于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的逃避模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部分人的个人缺陷比一般人要严重些，因此，文化提供的良药不足以防止明显病症的发作（我们可以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便是谋取权势和名誉。虽说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病态的，但是，一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实际达到他的目的与一个不脱稚气的人坐等奇迹发生是不同的；后者的病态更加严重，因而越来越感到自己无能，最终陷入痛苦的深渊）。 也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性格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冲突不同于大多数人，因此，对他的多数同胞有效的良药，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 在这类人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完满的人格，对事情更加敏感，因此，他们不接受文化麻醉剂，但是他们无力“对抗潮流”而健康地生活下去。 以上那些关于神经症和社会型缺陷的讨论会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无论社会造成的缺陷有多大，只要社会能提供防治神经症明显症状发作的药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继续正常地发挥效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曾经以大学各年级的学生为对象，作过这样的实验：我先让他们想象在三天之内，完全与外界隔绝，独自呆在房间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逃避现实的小说，只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常的食物以及其它生活设施，然后，我要他们设想，他们对这种体验会作出什么反应。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说，他们会感到极度痛苦，或者觉得特别恼火，只有靠做一些杂事或者睡大觉来消磨时间，急切地等待着这三天快过去。只有极少数人感到十分自在，乐于单独享受清静。的确，人与动物截然不同。 人显示出一种几乎无限的可塑性；人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他实际上可以生活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并适应这种气候；同样，人也可以忍受任何精神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可以在奴役下苟延残喘；他可以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也可以生活在半饥饿的状况中；他可以当一名战士，也可以与人和平相处；可以做剥削者、强盗，也可以与人合作，做慈善事业中的一员。世上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状态是人所不能生存的，没有什么事为人所不能忍受，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被人利用。 所有这些考虑似乎可以证明这样的假说是正确的：根本没有人的通性这回事，这也就意味着事实上除了生理学和解剖学上的含义以外，根本就不存在“人”这个种属。 然而，尽管有这些证据，人类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专制暴君和统治集团可以统治和剥削其人民，却无法阻止人民对这种不人道的对待作出反应。他们的臣民变得惶惶不安、猜疑孤独了。如果不是由于外部原因，这个国家的制度也会在某些方面瘫痪；因为恐惧、猜疑和孤独终究会使大多数人不去有效地、明智地发挥其作用。 暴君可以长时间地征服、剥削整个民族或社会集团，但是被征服、受其剥削的人民会有所反应。他们的反应方式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损伤才智、创造力与技能，于是慢慢地他们就不能发挥这些本来应用来为统治者服务的功能了；要么，他们的反应会是这样：仇恨与破坏愈积愈多，最终毁了他们自己，毁了统治者及其制度。再不然，他们的反应可能产生独立的意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一个较好的社会便会在这种创造性冲动之上建立起来。 究竟出现哪一种反应，取决于很多因素：经济、政治的因素以及人们生活的精神气候。 但是不管什么反应，所谓人几乎可以生活在任何条件下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我们还得补充另一半意思，即如果人生活的条件违背了人的本性，没有达到人类生长与健全的基本要求，那么，人就必定会作出反应。 他要么堕落，灭亡，要么创造一些更适合自身需要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透彻而广泛地讨论了这种看法：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因而整个社会是会生病的。 弗洛伊德的看法有这样一些前提：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人性贯穿一切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它具有某些固有的明确需要和奋斗目标。他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总是愈来愈与人的需要对立，由此他推断出了“社会神经症”（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ｏｓｉｓ）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进化与个人的进化如此类似，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两者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的许多体系或者时代——甚至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趋势的压力下患上了‘神经症’。这种诊断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就分析解剖这类神经症问题，提出一些治疗建议，这可能会引起一般人的极大兴趣。我并不觉得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诊断文明社会是异想天开的事，或者会注定毫无结果。 不过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类推。不论是针对人，还是针对观念，把他们（它们）从发生、生长的地方硬推出来，都是危险之举。对集体神经症（ｃｏｌｏｃ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的诊断还会遇到特殊的困难。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神经症，我们可以将病人同他周围的环境（假定这环境是‘正常的’）作一对照，并以此作为我们诊断的出发点。对于患了同样病症的社会，我们却没有可以加以比较的背景，只有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进行这项工作。 不过，就运用我们所知的治疗方法而论，即使对社会神经症作出了最透彻的分析，那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没有人有能力迫使社会接受治疗。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仍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会敢于从事研究文明社会病理的工作。 这部书正是敢于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本书所依据的思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并不一定就是指人觉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即使是最病态的目的，也可能被人主观地认为是最需要的；这里所说的是指人类客观的需要，我们可以从对人的研究中知道这些需要。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确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由人性而来的需要；进而我们必须细察社会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研究社会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人性与社会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和这些冲突给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