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为自己的人——伦理心理学探究（1947年） 第五章 当今的道德问题
当今有特殊的道德问题吗？各个时代，所有人的道德问题都不一样吗？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每一文化都有其特殊的道德问题，这些道德问题是该文化之特殊结构的产物，尽管这些特殊问题只是人的道德问题的不同方面。只有与人的根本和普遍问题相联系，才能理解道德问题的这些不同方面。在这结论性的一章中，我想强调一般道德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这部分地是因为从心理学立场看，它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而部分地则是因为我们总力图回避这个问题，并在幻想中认为这个问题已解决了，它就是人对压力和权力的态度问题。 人对压力的态度植根于他所生存的真正条件。作为物质的人，我们受制于权力──自然的权力和人的权力。物质压力能剥夺我们的自由，并扼杀我们。我们能否抵抗或战胜这种压力，依赖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自身的物质力量和我们手中之武器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并不直接受制于权力。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所信仰的思想，并没有因压力而失效。强权和理性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压力决不能驳倒真理。 这是否意味着即使人生于铁链中，他也是自由的？是否意味着奴隶的精神与他主人的精神一样自由，就像圣·保罗和马丁·路德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它确实极大地简化了人类的存在问题。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思想和真理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外部存在，人的肉体影响人的精神，人的生理和社会存在影响人的内心世界。人有能力认识真理，人有能力去爱，但是，如果他──不仅是肉体的他，而且是整体的他──受到较强的压力，如果他孤立无援，并感到惧怕，那么，他的精神会受到影响，精神的作用就会受到歪曲并导致瘫痪。权力所具有的这种令人瘫痪的影响，并不只是由对权力的惧怕所引起的，它同样也是由一种含蓄的允诺所引起的，即权力的拥有者能保护和照顾服从于他的“弱者”；他能使人摆脱不稳定的负担，摆脱对自己负责的负担，因为权力的拥有者能保证秩序，并能为个人在这一秩序中安排一个位置，这一位置使他具有安全感。 人对这种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屈从权力＝在统治下丧失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权力＝潜能。人丧失了运用自己全部能力的权力，这种能力使他成为真正的人。他的理性失去了作用，他也许是富有智慧的，他也许有能力应付事情，把握自己，但他接受的真理是那些高踞于他之上的人所称为的真理。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因为他的情感受到了他所依赖之人的束缚。他失去了道德感，因为他没有能力怀疑和批评那些使他对人和事的道德判断失效的权力。他是偏见和迷信的牺牲品，因为他没有能力探讨那些错误信念所依据之前提的正确性。他自己的心声不能召唤他返回自身，因为他听不见这些声音，却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那些高踞于他之上者的声音。的确，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能任意选择，也并非只是摆脱必然性，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 如果自由──反对权力以保护自身之完整性的能力──是道德的根本条件，那是否是说西方世界的人已解决了他的道德问题？是否是说只有生活在剥夺了个人和政治自由的权威主义独裁制度下的人才会有道德问题呢？诚然，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获得自由包含着个人发展的允诺，这是任何专制制度下所没有的事，尽管这些制度宣称，它们是根据个人利益而行事的。但这只是一个允诺，它还不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我们的文化与那些否定人性之最佳实现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上，那么，我们就会掩饰自身的道德问题，并由此而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屈从于权力，不过那不是屈从于独裁者和政治官僚的权力，而是屈从于市场、成功、舆论、“常识”──不如说是常有的废话──的权力，屈从于使我们成为其奴隶的机器的权力。 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丧失了对个人重要性和独特性的意识，我们使自己成为外在于我们的目标的工具，我们把自己当作商品来体验，并把自己当作商品来对待，我们自己的权力和我们相异化。我们已成为物品，我们的邻居也成了物品。结果是，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自己藐视自己。由于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权力，因而我们也就不相信人，不相信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有能力进行创造。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没有良心，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我们是一群民众，盲目地相信，我们所走的路必然通向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看见其他人也同样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之所以不失勇气地身临黑暗中，是因为我们听到其他人也都吹着口哨在这片黑暗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如果上帝死了，一切事情就都可允许了”。诚然，这是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有些人认为，上帝和教会仍必须保持活力，以维护道德秩序；而另外一些人则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任何事都可允许，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道德原则，得利是生活的唯一原则。 相反，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如果人活着，他便知道什么是可允许的。而且，具有活力意味着具有生产性；意味着运用自己的权力，这并非为了超越于人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人自己；意味着认识人存在的意义，并成为真正的人。任何人只要相信他的理想和目的是外在于他的，那么无论过去或将来，他都会越出自我，在不可能找到理想和目的的地方徒劳地追寻。他到处寻找解决之途和答案，却就是不去寻找能使他找到答案的地方──他的自我。 “现实主义者”向我们保证，伦理学问题是历史的遗迹。他们告诉我们，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表明，一切价值仅仅与一种既定的文化相关。他们提出，我们个人的未来、社会的未来都要靠物质效果以保证。但是，这些“现实主义者”忽略了某些确凿的事实。他们没有看到，如果个人生活空虚和贫乏，如果个人长期缺乏生产性，并由此而对自己和人类缺乏信心，那么，结果便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失调，这种失调甚至会使人失去达到物质目标的能力。 当今，听信命运预言的现象正在逐渐增加。这种预言对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却未能注意到人类在自然科学、心理学、医学及艺术方面取得成就所包涵的希望。的确，这些成就显示了生产性力量的强大，这种力量与正在衰落的文化前景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中世纪并未在15世纪结束，现代也没有随即就开始，结束和开始包涵着延续了四百年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以历史而非我们的生命来衡量，这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它孕育着各种可能性。 现在，如果我重复一下本书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感到自豪，并充满希望，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在整个讨论之后，这种肯定伴随着一个限制性条件：善恶之后果，既非自动，也非命定。它完全是由人所决定的。它依赖于人认真地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赖于人认真地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赖于人愿意面对自己和社会的道德问题；它依赖于人有成为自己，并为他自己而存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