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为自己的人——伦理心理学探究（1947年） 序 从多方面讲，本书都是《逃避自由》一书的续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着力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问题；而在本书中，我要讨论的是伦理学的问题，亦即讨论那些引导人实现其自我和潜能的规范和价值问题。本书不可避免地会重复《逃避自由》一书中已表述过的某些思想，尽管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缩短这些重叠部分的讨论，但我不可能将它们完全略而不顾。在本书的“人性与性格”这一章里，我所讨论的主题是性格学，而这在上一本书里并没有给以详细的讨论，只是简单地涉及到了有关问题。期望对我的性格学理论有一全面了解的读者，应当阅读这两本书，不过对于理解目前的这本书来说，这并无太大的必要。 许多读者也许会对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论述伦理问题颇感吃惊，尤其是作者主张，心理学不仅必须揭露虚假的伦理判断，而且还是建立客观有效的行为规范的基础。这种立场与当代流行的心理学倾向相反，后者强调“适应”而不是“善行”，它是袒护伦理相对主义的。作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我的实践经验使我坚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上，对人格的研究都不可省略伦理问题。我们是根据价值判断来确定我们的行为的，而且，我们的精神健康和幸福也有赖于价值判断的这种正确性。把评价仅仅看作是无意识和非理性欲望的合理化──尽管可以这么做──会限制和歪曲我们对整个人格的研究。在本书的最后分析中我指出，神经病本身是道德失败的一种症状（虽然“适应”决不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标志）。许多例子表明，神经病症是道德冲突的特殊表现，它的治愈依赖于认识和解决人的道德问题。 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是不久前才出现的现象。而已往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家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本书就是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相信，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活价值及规范的认识是互相依存的。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学派虽然因揭露了非理性价值判断而对伦理思想的进步作出了无以估量的贡献，但他们对价值问题却持相对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对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对心理学本身的进步，都有消极影响。 在心理分析学这种倾向中，最突出的例外是荣格。荣格认为，心理学和精神疗法与人的哲学和道德问题密切相关。这种认识本身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荣格的哲学倾向导致这种认识只是反对弗洛伊德的一种反应，而不能引导他进一步超越弗洛伊德以建立一种与哲学相适应的心理学。对荣格来说，“无意识”和神话已成为天启的新源泉，它们之所以比理性思想优越，就是因为它们起源于非理性。西方一神教、以及印度和中国的伟大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们与真理相联系，并主张这些宗教本身就是真正的信仰。这种信念常常引起对其它宗教偏狭的狂热反对，同时也使信徒和反对者牢固树立了对真理的崇敬。由于对任何宗教的折衷主义赞美，荣格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对荣格来说，任何制度、任何神话或信条，只要是非理性的，就都具同等的价值。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相对论者，他所激烈抗争的是否认、但并不反对合理的相对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不管隐藏在心理学、哲学、还是种族、政治方面──是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18和19世纪理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相信理性，而是因为这种理性概念的狭窄。只有依靠更丰富的理性和对真理的永恒追求，才能修正片面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伪宗教的蒙昧主义。 心理学既不能与哲学和伦理学相分离，也不能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脱节。本书中，我强调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社会－经济因素是不重要的。对心理学之哲学问题的片面强调，完全是出于叙述的考虑，而我希望，在出版另一卷关于社会心理学著作时，能着重讨论心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 心理分析学家以考察人的固执、棘手的非理性追求为本业，因此，他对人有控制自己之能力和有不受非理性情感所奴役之自由似乎持悲观主义态度。我不得不承认，在分析工作中，相反的现象给我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追求幸福和健康的力量，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治愈”意味着消除阻止他发挥作用的障碍。的确，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为这样的事实所困惑，即精神病人比我们所见的要多得多，以致大多数人倒成了相对的健康者，尽管他们经受着相反的影响。 有几句告诫之词似乎应当说一下。今日许多人期待心理学著作能赐给他们关于怎样获得“幸福”或“精神安宁”的药方。本书并不包含任何这样的忠告。它力图在理论上阐明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它的目的是使读者向自己发问，而不是安抚自己。 在本书的篡写过程中，我的朋友、同事、及学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帮助和建议，我无以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尤其希望向那些对本书的完成作出了真接贡献的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中译本省略了具体的致谢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