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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简介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20年
Moses 翻译、温谦 校对


相关文献
《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创办(﹝美国﹞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2020年5月)
﹝美国﹞法兰克·洛佛尔(Frank Lovell)《通往“第一个一百年”之路》(1992年9月25日)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IDOM,以下简称公报)于1983年12月开始出版。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每年出版11期的月刊,其中7-8月为双月刊。到1994年底,该刊的出版计划逐渐转向双月刊。作为双月刊一直出版到1998年7月至8月的第142期。此时,该刊过渡为一份名为《劳动标准》(Labor Standard)的刊物(该刊物很快完全在网上出版,于2019年停刊)。公报反映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取向,该取向源自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 Cannon)领导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多年来该运动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公报都与一个名为“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的组织有联系(关于该组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保罗·勒布朗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可浏览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t.htm)。

起源、结构以及“我们是谁”


  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会主任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发起并监督公报的出版,并将其描述为被开除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出版物。这是在与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协商后完成的。乔治·布赖特曼是一位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曾负责编辑和出版列昂·托洛茨基的著作,并因帮助宣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思想而闻名。后来在1984年,这些被开除的成员正式加入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IT)后,公报成为该小组织的出版物,由一个对FIT负责的小型编辑委员会制作。(有关政治背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在他为《保卫马克思主义文集》所作的介绍性评论中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计算机文化普及之前的时代。因此,编辑委员会很快(由居住在美国各地的成员组成)通过定期邮件和电话进行沟通。不久后,频繁地使用电话会议和传真机,使公报在思考和制作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集体民主。从1984年到199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其他人也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史蒂夫·布鲁姆在帮助协调公报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1992年12月到1994年7月至8月,在FIT解散后,保罗·勒布朗一直担任公报的执行主编,作为仍然活跃而充满活力的编辑委员会的一部分发挥作用。从1994年9月起,总编辑一职由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实际姓Shriver)和汤姆·巴雷特(Tom Barrett)(实际姓Bias)共同担任。而编辑委员会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更多的顾问角色。汤姆是一名排版工作者,他不仅在公报编委会任职多年,还负责数百篇文章的排版工作,并监督杂志的设计;他是一名热心的工会活动家,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和国际事务等有着敏锐的理解。乔治是国际知名的翻译家,他帮助数百万英语读者阅读了托洛茨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的作品。

  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公报在其封面内页上印有“我们是谁”的声明。声明简要介绍了公报是什么、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寻求实现什么目标。该声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最初,承诺争取社会主义工人党回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与列昂·托洛茨基等人在1938年建立的第四国际相联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声称自己是第四国际或声称支持第四国际的团体层出不穷——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报、FI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与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等人有联系的团体)。

  1990年,当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正式脱离第四国际时,该杂志的宗旨转向重新团结美国的存在于不同的团体中的第四国际主义者。经过多方协商,1992年,FIT决定解散(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名为“团结”(Solidarity)的组织,其中包括一个无定形的FI核心小组),而公报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主义者的团结。

  人们所希望的第四国际主义团结从未实现。加入团结社的大多数FIT成员也没有在该组织中长期留任(尽管有些人继续认同并支持公报)。但在90年代初期至中期,劳工运动中出现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发展——“劳工党倡导者”(Labor Party Advocates)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该组织涉及数千名工会激进分子,包括多个工会的领导层,他们赞成在“老板有两个政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政党”(the bosses have two political parties – we need one of our own.)的口号下发展劳工党。那些仍在公报周围的人认为,这可以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强大现实意义的环境,他们强调建立工党是他们的中心目标。不久之后,公报更名为《劳动标准》。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这样一个工党实际上不会成立时,该杂志失去了它的目标感。

丰富的内容


  在“我们是谁”的声明中包含了这些文字:“我们致力于澄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理论——讨论其在国际和美国国内阶级斗争中的应用。……此外,我们的成员也参与了阶级斗争”。"在这十五年的动荡岁月里,我们在这里看到几十个人参与、报道、反思和分析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其结果是,我们对大量的历史有了极其丰富和多方面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作家集体,鼓励所有FIT成员以及许多非FIT成员参与其中。这个集体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成员来自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不同教育程度(自学程度较高)、跨代、多种族——总之是一个经验丰富、文化素养较高的独特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蓝领产业工人、白领服务人员,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处于就业边缘,技能水平参差不齐。这个集体的内部文化有利于共同工作和相互学习(也从周围的现实中学习),非常重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跟着走,同时,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目标感和对未来的希望也使他们充满活力。

  无论这些文章是否有说服力,是否令人满意,但它们往往信息丰富、令人感兴趣、具有挑战性,而且对人们理解1983-1998年的现实以及之前的大量历史很有帮助。

  当然,对劳工斗争也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到那些在工作场所、社区和更大的社会中进行劳动、组织和斗争的人们的第一手资料。在一些左翼圈子里,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消失,虽然这一点大致表现事实,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而且往往是第一手的资料。让人感受到美国工人阶级内部激进思潮的逆流涌动。这些报道和分析来自于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包括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戴夫·里尔(Dave Riehle)、比尔·奥纳施(Bill Onasch)、梅拉妮·本森(Melanie Benson)、杰里·戈登(Jerry Gordon)、汤姆·巴雷特(Tom Barrett),以及一些需要使用大卫·威廉姆斯、理查德·斯卡利和查尔斯-沃克等笔名的人。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涉及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各种形式压迫的现实以及与这些现实的斗争进行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我们经常明确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交叉性”。与此交织在一起的还有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和政治分析。

  贯穿公报内容的还有始终如一的国际主义。每期杂志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报告和文件,以及对不同国家的详实分析:阿富汗、巴西、英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古巴、萨尔瓦多、法国、德国、格林纳达、海地、印度、意大利、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牙买加、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南非、土耳其、苏联(及其解体后的国家)、南斯拉夫(及其解体后的国家)。这份名单远不止这些国家。

  关于这一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危机和内部反对派的发展,公报有幸能够分享目击者的深入报告,以及大卫-塞波∕大卫-曼德尔(David Seppo/David Mandel)和玛丽莲-沃格特-多尼(Marilyn Vogt-Downey)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收集的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Marilyn还获得了前左翼反对派人士米哈伊尔·拜塔尔斯基(Mikhail Baitalsky)的大量回忆录,他能够分享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被捕和幸存期间的生活故事,我们将其作为“给孙子们的笔记本”在公报上连载(后来汇集成同名书籍)。

  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和革命领袖中,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等第四国际人物经常出现在公报的版面上。我们还可以在杂志上看到不同观点的表达。这不仅仅是针对与FIT有分歧的个人或团体的论战文章,也是社论对写给编辑的批评信件的耐心回复。公报为读者和作者之间更实质性的批评交流留出了空间。

  我们可以找到美国社会主义团体“团结“(Solidarity)的领导人乔安娜·米斯尼克(Joanna Misnik)对比尔·奥纳施(Bill Onasch)的一篇文章的批判,该文章探讨了应对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的最佳方法。劳埃德·达吉拉尔(Lloyd D'Aguilar)对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关于桑地诺主义者(Sandinista)在尼加拉瓜失败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混合经济”和桑地诺主义者未能遵循“古巴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提出了同样尖锐的批评。

  围绕黑人民族主义问题,罗伊·罗林(Roy Rollin)、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克莱尔·科恩(Claire Cohen)以及伊夫林·塞尔(Evelyn Sell)的立场各不相同。公报的常客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就波兰反对派工会运动“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的政治轨迹以及革命社会主义者对其应采取的批判态度展开了辩论。围绕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的两部分文章《建设革命党的注意事项》(Notes on Building a Revolutionary Party)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文章分析了社会党衰落的根本原因以及这对未来建党工作的影响(使用了“劳工激进亚文化”(labor-radical subculture)的概念)。这次讨论共涉及六个问题,引来了四位公报支持者的批评意见:汤姆·巴雷特(Tom Barrett)、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和玛丽-斯卡利(Mary Scully)(后者在由两部分组成的论战中断言,勒布朗将列宁主义等同于宗派主义)。

  提出的每一个挑战都得到了关注和尊重,目的是接受有益的纠正、澄清分歧、鼓励批判性思考,帮助推进正在进行的斗争。

不断发展的出版物


  上文有关“我们是谁”声明变化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报是如何发展的。但有更多的评论是关于其发展的其他方面。

  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杂志的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从第51期开始尤为明显——力求更加专业、更具视觉吸引力。在编辑委员会成员罗伊·罗林(Roy Rollin)的大力推动下,图形和插图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报》设计的戏剧性。至少从第100期到第121期,还有(经常在简短的“编者按”中强调的——这是另一种创新)第116期中描述的东西:“每期都有一个‘焦点’——几篇文章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在某种程度上,焦点的转移具有钟摆式的特质:涉及与阶级、种族、性别相关的各种斗争,然后又回到阶级这一核心现实;从国际问题到国内问题,再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从当今现实到历史视角,再从历史视角到当今现实。”在最后几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双刊,这反映了编辑们工作过度的繁忙,但也反映了编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收录他们认为引人注目和重要的内容。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但其他读者肯定会对与他们分享的丰富资料表示感谢。

  然而,公报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特点是,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同伴的:书中随处可见讣告和悼念逝者的文章——缅怀多年前的逝者,尤其是那些年长(但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即使是与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的人,也试图从他们的宝贵贡献中汲取灵感,并从他们的政治努力中学习。通过这种方式,逝者也将为那些继续斗争的人注入生命的活力。对于那些希望了解20世纪末革命运动、斗争和愿望的学者和活动家来说,这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料。读者会注意到,公报最后一期的开头是对其创始人弗兰克·洛弗尔的大幅讣告。

政治背景的后记


  关于政治背景的更多讨论,可参阅史蒂夫·布鲁姆和弗兰克·洛弗尔为公报合集撰写的介绍性文章,以及本节结尾处的建议读物。希望以下总结性评论也能有所帮助。

  多年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前身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党因激进主义的强势复苏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尤其是在青年中。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老一辈领导层兢兢业业地努力实现领导层的过渡,这将有助于确保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持续相关性。

  在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的领导下,一批年轻的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职务。然而,到了1981年,巴恩斯领导层正在秘密策划对该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放弃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取而代之的是向巴恩斯所认为的更具革命性的“新国际”靠拢,这种“新国际”大概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革命浪潮中。(事实证明,这种革命性的“新国际”的具体化实际上从未实现)。

  针对这一事态发展,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成立了几个反对派团体。在此,我们将重点关注公报的成立。

  这些同志倾向于成为古巴革命的批判性支持者,他们深信,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决定抛弃托派观点,并通过不民主的操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将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为了推行自己的新方向,巴恩斯领导层已经开始对组织进行骇人听闻的收紧(谎称这是“列宁主义”),并准备在1983-1984年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掀起一波驱逐浪潮,将数百名实际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分子赶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个名为“布赖特曼核心小组”(the Breitman caucus)的非正式组织应运而生,它以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创建的第四国际核心小组的形式正式出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中。1984年1月,在党领导层进行了最后一波驱逐之后,乔治·布赖特曼(George Breitman)、乔治·施莱佛(George Shriver)和纳奥米·艾伦(Naomi Allen)正式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IT)。

  FIT是被赶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组成的最小的组织(其人数最高峰时约有70名成员)。围绕彼得·卡米约(Peter Camejo)的一股短命潮流——“北极星网络”(North Star Network)——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潮流,但没有提及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也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建立联系。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由纳特·温斯坦(Nat Weinstein)、林恩·亨德森(Lynn Henderson)和杰夫·麦克勒(Jeff Mackler)领导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托派组织,约有200-300名成员,其方向与1979年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致。从“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中分离出来的一大部分成员与另外两个小型社会主义团体合并,成立了“团结”(Solidarity)组织(该组织包含一个相当被动的核心小组,由那些希望与第四国际保持联系的人组成)。“团结”(Solidarity)组织约有200-300名成员,并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替代组织。

  FIT在政治上以乔治·布赖特曼和弗兰克·洛弗尔的思想为指导(实际事务最初由史蒂夫·布鲁姆、比尔·奥纳施和伊夫林·塞尔负责),摒弃了将自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替代组织的想法。相反,它试图做三件事:(a)捍卫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用这些观点——以批判性的创造力——来分析和解释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实;(b)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如何以及为何堕落进行记录和解释,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及(c)将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主义团体和个人(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聚集在一起,开展严肃的政治讨论和辩论,并在这种政治澄清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第四国际。

  延伸阅读:

  在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 Internet Archive)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ETOL)的这一部分中,可以找到大量有关第四国际主义倾向的资料,可通过此链接访问。在该网站上有三本相关的书,分别介绍了由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和萨拉-洛弗尔(Sarah Lovell)编辑的《为美国托派辩护》(In Defense of American Trotskyism)一书中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危机、驱逐和善后的内容。

  对于概况介绍,可以阅读乔治-布赖特曼(George Breitman)、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艾伦-瓦尔德(Alan Wald):《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consideration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保罗-勒布朗、布莱恩-帕尔默等编著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US Trotskyism: 1928-1965年的兴起、忍耐、复兴》,共3卷(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9).

  与此相关的还有巴里-谢帕德(Barry Sheppard)的两卷本著作《1960-1988 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回忆录》(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60-1988: A Political Memoir),可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 Internet Archive)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ETOL)(Encyclopedia of Trotskyism On Line,ETOL)中的这一链接查阅),以及彼得-卡梅乔(Peter Camejo)的《北极星,回忆录》(North Star, A Memoir,(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0).

  一个提供一些关于被希望成立的工党的信息(虽然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但从未真正实现)见莱斯·利奥波德,《讨厌工作和热爱劳动的人:托尼·马佐奇的生活和时代》(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 2007), pp. 433-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