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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90年10月5日
张维尔 译 赤心 校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编按：1990年6月10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与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冰岛、新西兰和瑞典的支持者一道，给第四国际执委会发信正式终止与第四国际的关系。以下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1990年10月5日通过的声明。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第四国际的创始组织之一，已断绝了它与第四国际兄弟般的关系——连同若干与社工党保持政治团结的小组织一起。这表示我们的运动遭到了无可置疑的挫折。但它也是社工党长期以来逐渐放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核心原则的必然结果。
在1979年世界代表大会上——会上社工党撤回支持它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决议——它的领导团体质疑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意图第一次显露出来。那时候全盘把握这一意图还显然不可能。但一进入八十年代，社工党领导人就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修正起我们的理念了；不仅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不断革命论、反官僚政治革命、过渡方法以及革命组织运作的民主准则。
不用说，我们的政治与理论立场当然可以被反复讨论，也可以受到质疑。而当组织的领导或成员认为有必要引进一些新思想时，正常的程序是，先清楚地阐明这些观点，然后详细明白地交由他们自己的组织和整个国际进行讨论。虽然巴恩斯（Jack Barnes）和其它社工党领导人得出结论说社工党的和第四国际的纲领必需彻底更改，但他们却没有照此行事。他们首先否认（特别是在1981年8月的社工党大会上）他们想质疑不断革命论，同时又选择通过个人文章和演说（就像，例如，道格·詹内斯（Doug Jenness）1982年的两篇文章和杰克·巴恩斯同年12月《他们的托洛茨基与我们的托洛茨基》演说）而不将这些问题经由法定机构讨论，后者的正常运作事实上已经被阻断了（比如，原定于1983年8月的大会被推迟，借此阻止党员对巴恩斯前述演说中的论点发表意见）。如此他们以官僚主义的方式逐渐把一个“新路线”和一个新的纲领基础强加给他们的党，同时又采取极为专横的组织手段对付表达了反对意见的党和领导层的成员。1985年世界代表大会谴责这些做法并要求社工党领导人重新接纳所有已被开除和停职的党员。但社工党领导人并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举措。
他们完全没有做出过任何努力去在国际内促进就他们提出的改变进行实际讨论。特别在1985年大会后，社工党代表已越来越少参与国际领导团体的工作，而最后他们不给出任何严肃的解释就彻底停止了参与。尽管本来是可以的，他们却没有参与国际内关于政治和纲领的讨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一手挑起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为了争取一些小的支部、其它支部里的少数派甚至是个人，将自己局限于背地里从事的派别活动上。
不仅如此，正好在已开放我们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的时候，他们正式传达了与支持者一道脱离第四国际的决定，而他们本可以借此机会积极参与讨论，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无视这点，仅仅宣布了离开的事实，连最简单地清算下在第四国际体制内的经验得失都懒得做。
社工党带来的分歧，其关键是，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的大厦上逐步采取的立场。从1979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革命胜利时起，他们就拥抱了这样一幅幻景，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看齐靠拢那些他们认为是卡斯特罗主义国际流派一部分的运动——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新宝石运动，首先是古巴共产党本身。
不用说，严肃的革命者总是会响应任何可以联系起其它革命流派共同建立一个群众性革命国际的机会，包括那些并不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或不曾以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为基准的。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世界革命的不同部分的革命战略关键问题上存在着真实的纲领和实践的趋同。
这可不是社工党寻求与“新领袖”联系起来时的道路。相反，他们开始视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要素——到最后是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为通往他们目标的一个“障碍”。首先且首要的是，他们开始视不断革命论为他们计划中的向这些力量，特别是古巴共产党，靠拢之路上的主要困难。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压倒性多数认为尼加拉瓜革命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基本主张。社工党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说通往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中间民主阶段在每场革命中都不可避免——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道路就此向全面拒斥不断革命论敞开了大门，也差不多向完全接受第三世界的革命“阶段”论张开了怀抱。
向古巴共产党的纲领让步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使得我们多党制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遭到排斥，甚至导致接受古共威权主义的与家长式的内部体制乃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所当采取的。讽刺的是，对古共路线的迁就最终使巴恩斯领导层和他们在国际上的志同道合者批评起了桑解领导层一些最好的特质——特别是从性质上来说比存在于那些堕落畸形的工人国家内的制度都要更民主的结构体制。建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重组队伍，第四国际，作为我们已拥有的建立未来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工具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对这种任务失去耐性是我们运动史上一再可见的现象，就这样社工党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急躁心理，还有寻找只存在于幻觉和空想中的捷径的心思，总是使人抛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关键部分。
社工党和国际领导层在关于伊朗霍梅尼政权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国际毫不犹豫地支持伊朗新政权反抗帝国主义打击，但同时也揭批其资本主义的和反动的本质，强调要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反之，社工党的报纸《战士报》（Militant）将霍梅尼政权描绘为“反帝国主义的”，把这个僧侣建立和控制的反动组织说成是群众运动真实且合法的表达，就不去发动任何保卫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库尔德人和其它被压迫民族的运动了，更不用说那些遭受日益严酷镇压的革命活动分子了。
社工党与国际领导层间有关其它问题的重要分歧随后浮现出来，例如关于南非问题。1985年8月做出的一份报告中，杰克·巴恩斯阐释道，排在这个国家日程表上的仅有一场“民主革命”。根据他的说法，只要这个国家“现代的阶级”还没有得到发展，任何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谈论就都应该作为左翼怪论予以拒斥。这观点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加批评的支持中产生。
不过社工党领导团体的渐变，首先体现在其对古巴领导层的态度上。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取胜后第一场由非斯大林主义力量领导的胜利的革命——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的领导团体，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身上有革命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同官僚主义堕落斗争的愿望。在所有这个方面国际多数与社工党领导人并无半点不同。可一旦他们把与革命的团结与对待其领导人的辩解态度混淆起来，问题就产生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抹杀了所有与古巴领导在政策和纲领上的分歧，由此他们绝口不提菲德尔过去曾将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官僚领导层理想化，也由此他们认为古巴专制主义的一党体制是正确的。古巴道路被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扬成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整改过程被歌颂为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古巴则被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盛行的国度。
这就阐述清楚了它的思想和态度缺乏一致性，它曾经并将继续不停地摇摆下去。例如，正是此类歪曲下，它声称我们关于保卫工人国家的理念应当含有保卫至少一部分现存国家机关的意思。可一到官僚政权随着1989年强大的群众运动开始受到震撼并崩塌时，社工党出版物转而支持起这些运动来，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官僚的分析，且把自己同古巴领导层的态度区分开。但他们没有做出定论：仍然没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明确批评，尽管有一切证据，古巴对社工党来说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
让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不认为国际始终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视其为一件工具——我们今天拥有的唯一工具——为建设一个群众性革命国际而准备。过去所有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上都能给出丰富的教益。好多次，各种流派、团体和个人曾出现在我们的队伍内外，他们为寻找更好的归宿选择了自己的、也是反对我们的道路。他们都只获得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他们要么差不多很快就消失，要么在规模极为可怜的国内的和据说是国际的组织里相互摩擦。
社工党领导的决定将会给社工党和所有追随它的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现在改变路线避免这种结果还不算太迟。我们呼吁所有的同志争取撤销对我们宣布的决定。考虑到与第四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应该在短期内号召开党的大会，且无论如何要在我们明年二月的世界大会前。还应当组织一场有国际领导层代表参与的民主讨论。
译自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BIDOM]），1990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