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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
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98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摘要）
兆立 译
《社会主义行动》编辑部按：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第四国际，为了准备下一次世界大会，现在开始进行文件的讨论。作为对这个讨论的一个带头的贡献，我们在下面刊载了（美国）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在1998年8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的主要段落。
1997年十月在东南亚的所谓「新兴经济」中爆发的金融危机，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以下基本论题：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烂熟，但是主观因素——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层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虽然这些「亚洲老虎」只代表世界经济制度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困难却是发展中的全球生产过剩危机的征兆。
最立刻可见的是，这些困难已经极度地增加了日本的经济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日本的经济本来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可是，超级利润来源的突然瓦解，已经把它们转变为超级损失了。
结果，当我们正在草拟本文件时，日本的经济，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本来已经濒临崩溃，现在，似乎是非常接近三十年代式的经济大萧条了。还有，如果日本崩溃了，它也威胁着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各个强国拖着与它一起崩溃。这样的一场灾难，可能会触发一次全球危机，其严重的程度，会远远地大过当年的经济大萧条。
可是，对于只看表面的观察者，以上的这个估计，似乎已经被过去五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平衡和扩张所驳倒。依据最庸俗的华尔街财务「专家」的意见，全球的利润制度已被凯恩斯这位著名英国经济学家改变为一种高品种的资本主义，使得30年代式的全球萧条一去不复返。
这样无理性的乐观主义，当然有一点点真理在里面。资本主义的确已经被凯恩斯主义关于使世界货币制度与其黄金本位分离的战略所改变。这个逐渐引进的改变，让世界各国的货币，主要地而且非常不准确地，以彼此较量的结果，而不是以与商品世界的较量，来表达它们的价值。
但是，正像人们不能欺骗自然规律一样，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规律也不能——至少不能在长期间内——被欺骗的。
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过去，凯恩斯主义战略的成功，在于它比以贵重金属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容许更大程度的经济调节。这种无本位的纸币制度，容许信用贷款能够前所未有地膨胀。这种信用贷款的膨胀，在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已经容许世界资本主义延迟了重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付出使每个国家都变成负债国家的可怕代价。还有，除了每个国家欠债数字的大小有变化无常、上下波动之外，一般趋势是，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死死地压住全球资本主义。
于是，像凯恩斯本人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必须付出可怕的代价，那就是，公私债务继续增加，终于上升到无可支撑的高度。光是债务的利息，就要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结果，整个地球的极度膨胀的货币制度就注定要崩解了。
这基本上就是引起东南亚泡沫经济崩解的原因。无法偿还的债务，要所欠银行利息得到「支付」，才可支撑下去。当债主们只是认为那个欠债的国家不再能够付得起利息，他们就攻击它的货币——考验它的准时支付的能力。如果该国的货币通不过这个考验，他们就把欠他们的那磅肉割走！
因此，1997年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货币，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投机倒把者的攻击。受攻击国家的政府债券也几乎同时受到攻击。货币债券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暴跌；接着，帝国主义世界就快速地从那个地区撤走他们的投资。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结果几乎是经济、财政和货币的完全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帝国主义的其他机构，由于它的基础受到冲击，就采取步骤，使这些在崩解中的亚洲经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种摆脱困境的行动决不是慈善的行动。他们首要的关心，是把紧缩政策与摆脱困境的方法连在一起，使得欠帝国主义财政机构的一切债款的偿还，得到保证。尤其是，如果没有帮他们摆脱困境的话，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就会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
日本与美国的较量
为了对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有更透彻的了解，我们必须对它在日本如何发展，作较深入的观察，特别是要观察一下后者的美国「批评家」是如何看它的。由于这些批评家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是与他们的真正的关心有机地连在一起的，他们对于如何「解决」日本当前的困难，一直在提供免费的意见。
首先，他们用以下的由我们变换了措辞的论点来教训日本：
那是你们的错，你们的方式的高度调节的「官僚」资本主义，才是你们八年停滞的原因。还有，你们让你们的银行胡乱借出数以万亿计的日元——主要是借给那些直接或间接与生产生产资料有关的工业。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这样做会引起像汽车工厂、高层办公大楼那样的东西的生产能力过剩危机——远远超过市场所能负担的能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宁可称之为生产能力过剩（over-capacify），以避免使用马克思使之出名的较确切的词语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你们的无理性盖楼狂，反过来，过份地提高了可盖大楼土地的价格。这就更加激起你们的银行对债务的投机热。
你们也犯了为东南亚的同样投机热提供资金的错误。现在这些亚洲老虎〔在不止一个的意义上〕已变成纸老虎了，日本的股票市场已下降了60%，土地价格已下跌38%，而你们的银行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已经毫无希望地破产了——坏账的总数达到30万亿日元之多（相当于2,330亿美元）。
1998年3月21日的《经济学人》（上述这些统计数字和变换了措辞的论点的来源）埋怨说，日本不但不让市场尽它的功能，反而一直试图以提高税收、削减公共费用、提高雇主们应缴的福利税和采取其他紧缩措施来减少它渐增的预算赤字。
《经济学人》说：「〔以这些措施的〕净结果，是使需求数量减少了9万亿日元。」
这份在经济问题上一直跟着美帝国主义走的英帝国主义喉舌，这次又重复美帝国主义的论点，认为日本必须增加它的已经高到危险地步的预算赤字，把大量货币注入经济中，来吸收剩余的货品——严格地符合久经考验地经济调节原则，他们争辩说。
但是，在经济显示复苏征兆的时候——那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削减政府费用，正是符合这些凯恩斯主义的原则。
《经济学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同时又不再考虑这一点。它的论点是，这些批评家觉得，日本的「错在于桥本先生的时机掌握。政府当时以为，去年春天的复苏是真正的，而随着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再次下降，日本已经安然度过后泡沫时期的最坏几年。」
（该杂志之高超的判断，说那个「复苏」不是真正的，只不过是人们在时间已经解决了是否真正复苏的问题后所获得的那种智慧而已。）
美帝国主义在强调显示它的伪善的同时，也正在要求日本让它的连年亏损的银行破产，以便自由市场的原则能够使它的「受到高度保护、缺陷非常深刻的银行系统」恢复稳定。
事实上，日本的经济只不过受到较多一点的高度保护而已。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在竞争上处于劣势的部门采用保护主义。
但是，日本的资本家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让它的大部分银行倒闭，会使它的大部分财政事业让美国接管去！因此，日本是否——或者更确切地来说，有多少程度——会被迫向美国的压力低头，且等以后看吧。
不管怎样，英国的这份杂志开始认真报道日本的绝境的基本事实：
「没有人在说〔日本首相〕桥本的整顿预算的决心是错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后泡沫时期的头几年所积累起来的赤字，已经几乎与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大了（现在已大于该国的GDP）。【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少了」。——录入者注】
「当养老金债务加上去以后，政府就面对一个比〔日本的〕GDP大一倍的大空洞。单单支付那些债的利息，就要花掉国家预算的极大部分（22%）——比教育、国防和养老金的总支出还要多。」〔后一句的着重线为引者所加〕
日本不是陷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的唯一国家：这是后凯恩斯的全球金融制度的进退两难的部分表现。因为它还是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它不能够永远延迟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仍然受制于一个致命的矛盾：竞争推使每一个资本家，无奈何地在与它的竞争对手们的无休止的竞赛中，生产更多、更便宜的货品。而且，因为那是由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所达成的，劳动人民作为一个阶级所得的工资总是少于这个阶级所添加给它的劳动生产的总价值。
亚洲前段时期的繁荣，不是建立在坚实地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被膨胀了的货币所支持的大量信用贷款上。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所享受的后二次大战的「繁荣」，是一个大量扩张的信用泡沫——这个信用泡沫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通货膨胀从美国经济中「消失」
但是，如果所有的货币，包括美元在内，都在继续失去价值，那么怎样解释通货膨胀在美国经济中「消失了」这个奇怪现象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即使是最诚实的政府统计，也不记录真正的通货膨胀率，因为，商品下降的价值没有被估计在内：生产力的稳步增加，意味着有关商品的每一单位的价值，趋向于按照同样的比例而下降。因此，更便宜的商品的下降价值，都没有成比例的表达在它们价格的下降上。
（要不然，人们怎样解释，现时在一般的劳动阶级家庭中，要有两个人工作，才能维持比上一代只有一个人工作就可享受到而且还要低的生活水平呢？）
其次，今年美国通胀率似乎接近零的原因，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一直把他们的剩余资本渐增地投资在美国的股票、债券及其他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上。资本的这样流入美国，主要是由于两个理由：
1）过去几十年来对美国工人水平的进攻，已经增加了剥削率，因此有利于增加美国的平均利润率。
2）这也是世界的资本家们存储资本（至少在目前不能在其他地方作有利润的投资的）最安全地方（日本的被认为是最安全债券的平均利润率是0.5%，而美国债券的平均利润率是5%，比日本高十倍。）
流入美国经济的这些资本，大大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此，根据供求规律，美元的价格，或者与其他货币相比的价值，已趋向于上升，而其他货币的价格，由于需求少了，就往下降。但是，所有货币的价值，包括美元的价值在内，与它们的真正购买力相比，都在下降。[1]
但是，考验美元及所有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的真正价值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正如考验所有货币的日子最终也会到来一样。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这样一个日子也许不会太遥远。
日本有能力报复
日本有它能使用的金融、经济的武器，来保卫它的经济利益，以抗拒美国的压力。它的最强有力武器之一，是它所拥有的大量美国长期国库券和其他美国资产的财产。如果美国资本主义太热切地想把日本人逼上绝路，他们就会选择把他们的外国财产一部分兑成现金。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声称，这些财产合计有8千亿美元在外国资产上、2千亿美元在外国储备货币上。（一个不很隐约的威胁——被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专家所充分了解。）
因为它的许多财产，如果不是大多数财产，是在美国资产和货币上，如果日本被迫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抛售它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单单这件事情就能够引起美元的相对价值大跌。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那样做还不能逼使美国后退，日本最后一招的武器，就是逐渐在世界市场上抛售它的所有财产。那个行动就能够使所有货币跌到它们真正价值之下！那就是市场制度运转的道路：商品（甚至以商品形式活动的纸币）的价格总是高于或者低于它们的真正价值。
甚至于销售不太多数量的美国国库券（日本也许会被迫这样做，如果它的货币受到攻击的话），也可能会戳破这个凯恩斯主义的纸泡沫，造成一般商品价格爆炸性地上涨。同样地，这可能会引起美元价格的下降，最终造成世界上所有货币价值的下降。
这样一个局面的含意，是在货币政策方面玩与冷战时期所玩的「核子胆量比试」相同的游戏。
可是，正如冷战没有以核子毁灭告终一样，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胆敢冒着采取如此极端的报复性经济行动的风险——除非他们的经济生存明显地成了问题。因此，世界的资本家们必定要寻求一条不太冒险的道路，使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世界制度从目前的困局中解脱出来。
所以，桥本一直在采取步骤，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4月9日，朝向过量的增加赤字开支，以重新启动衰退中的日本经济。他也向美国的要求让了一点步，让日本的经济大门打开一点，使全球竞争者的货物和资本可以进来。
这证明他不看轻克林顿在几个月前的警告：「不要试图用输出来克服你们的经济衰退。」他知道，不听克林顿的警告，就会招致非常有效的报复行动：关税和其他壁垒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设立起来，以阻止太多便宜的日本货在世界市场上替代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者的生产品。[2]一连串像这样的无约束的保护主义，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部分重要原因，增加了三十年代大恐慌的严重性。
但是，甚至那些迫使日本用花钱来避免即将发生的经济崩溃的美国人和其他人都已指出，这也许（而且可能）不会行得通！在那个情形下，将还会需要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赤字开支——增加日元遭受攻击的危险，以致可能推使日本越过边缘而堕入金融混乱以至经济混乱之中。
世界上许多金融专家公开担忧，他们的经济制度，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新局面，过去半个世纪对它非常有用的措施，也许不会产生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这个现象最突出地显示日本在中央政府债务的多寡上，其数额已经多过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日本的GDP估计是接近4万亿美元。）这个超过4万亿美元的中央政府债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却不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又不包括已经积累的或者筹划中的新赤字。
它也不包括日本金融、商业、工业机构所积累的债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称，这些债务中很多是隐瞒着不向外公开的。（单单日本的银行就承认有6千亿美元的贷款极难收回。）
还有，日本政府不但在帮助银行脱离困难，而且在把政府基金投在股票市场上以防止它的暴跌，因此，以上所说的这个巨大私人债务，正一步一步地转变为公债。
在这同时，日本的GDP已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税收也将会下降——使政府更难支付公债的利息。这一切，将使破产率越来越高，而且使日本国家本身有破产的危险。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对日本的危机大为惊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统治阶级们警告，如果日本的经济垮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可能一个接一个地下沉，而整个世界将会面对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祸，他们这个警告是对的。
1998年4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为了反映越来越多人对股票市场将会暴跌的警告，特地在其星期评论副刊的头版上，以超过半版的篇幅，用图表来比较1989年日本人在其「牛市」高峰时的狂喜，与今日美国人对其疯涨的「牛市」的狂喜之间的惊人相似。
该评论指出，「这个怪异的相似提醒人们，当繁荣时期引起繁荣心态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发生。……美国人所讲的话，越来越像日本人在1989年末、刚好在他们达到山顶、盲目地踏进空虚之前所讲的话。现在，用某些尺度看，连美国人的行动也开始像他们了。」
《时报》非常清楚地说，这当然是一些使人担忧的事情！
全球化
一群正在扩大的改良主义团体和出版物，向工人们指出了他们称之为「工业全球化」的危险性。他们争辩地说，民族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正在越来越多地失去它地位居中心的调节其经济事务的能力。
这群新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说，代替民族国家的，是数量日益增多的强大跨国公司，其收入越过许多国家（包括像意大利那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他们说，这些强大跨国公司甚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受它们的控制。
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那决不是新鲜的事。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写过资本主义的集中和垄断化的过程。
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人们在许多年前就注意到，民族国家是为其统治阶级的需求服务而组织起来的，而且一向是隶属于它的最强大的资本家们——这些资本家也趋向于控制跨国公司。因此，国家在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上的职能，就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可是，跨国公司（从经济方面来看不管有多大）没有私人军队来保卫它们的利益。它们不需要自己建立军队；它们有它们的民族国家的军队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来保卫它们的民族和国际的利益。
「工业全球化」（或者列宁时代所称的「超级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们要求：所谓民族国家，用数量日益增多的世界贸易、银行机构撤退的方式，来夺回它们的主权。那就是说，他们要求使决定基本经济政策的权利（其实这个权力从来没有丧失过）重新回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那就是回到同一个控制跨国公司的资本家们的手中。
大多数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争辩说，劳动人民现在有一个隐藏的敌人，一个远离他们国境的敌人，一个有无上权力的、独立于任何国家而活动的敌人。
这些改良主义者，其中一些人还称他们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否认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是在他们自己国家活动的资本家阶级。假装资本主义国家已被不怎么隐秘的跨国公司所取代，是一种托词。它是用来把注意力从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那里移开，而且把每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所实行的反工人政策，卸责在别的地方。
绝不巧合的是，它也被他们用来对他们的以下的做法作合理化的解释：使工人们的阶级利益隶属于保持他们的资本家们对其他地方的资本家们的竞争（读作「获利」）能力。
欧洲的工人们阻挡了资本家的攻势
我们世界运动的纲领把「按实际情况规定工资和按实际情况规定工时」，列为第一个过渡要求，这决不是意外。在今后的岁月中，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将会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威胁。在最近几十年中，要求以较短的工作周来对付工作（职位）的日益缺乏，已经（在美国）少到自从30年代、40年代的工人怒潮以来的最低点。
这个表面上似乎是对于在不减少周薪的情况下减少工时的兴趣降低，既不是意外，又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本性因客观情况变化而降低。
特别是美国的工会官僚，一直在超时地工作，使工人们相信：除非「我们的」资本家们「竞争力量大」（读作「赚钱多」），否则的话，我们的国家将会在市场争夺战中失败——结果，「我们的工人们及其工作，将会与他们的老板们一起，走向末路。」
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一直在快速地加紧一样，在各个地方把工人们引入歧途的工会领导们，也在加紧使他们的基层会员相信「我们大家都要为我们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在世界上所有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们和工会官僚们之中，美国的工会官僚，在使工人们相信他们的命运是与美国资本家们的「合理」利润息息相关方面所下的功夫，一直是最成功的。
欧洲的改良主义者们、工会官僚们，在替「他们的」资本家们的利益服务上，其辛勤工作的程度并非较少。但是，虽然有这些错误领导们的辛勤努力，以较短工作周来抵消日益严重的事业情况的运动正在欧洲日益扩大而且加速地进行。
法国的社会总理若斯潘是以支持工人们要求在不减薪的情况下实行35小时工作周而参选、当选的。可是，他选上已经一年多了，35小时工作周尚未付之实施。
这个延迟，正被若斯潘的社会党及他在法国政府中的盟友们用来使法国工人阶级相信，资本家们决不会接受这个较短工作周的要求，除非它不使他们要花费更多的钱在周工资上。那个奇怪的政策怎样实行呢？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奇迹，社会党政府和法国资本主义就精心地制定了这样的计谋：在原周薪的基础上减少工时，老板们可以接受，不过，为了获取「更高的效率」以弥补改变了的工作周的较短工时，工人们也要同意老板们的要求：弹性工作时间、轮流班次和操作更多的工序。
那就是说，在35小时外做39小时或更多的工作！
1998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描述了若斯潘成功地把法国预算赤字减少到稍微高于欧元的创始会员国所必须的3%极限。
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美国资本家放心，若斯潘并不是要以牺牲利润为代价解决法国的失业问题。作者写道：
〔若斯潘的经济部长〕兹陶斯·坎说，〔只是因为工作周在法律上是35小时，并不表示每个人将要工作35小时。〕到现在为止，合法的工作周是39小时，但是，有些公司有人工作43小时、有人工作32小时，要看轮班是怎样安排、它们是做什么生意。
这个变化的主要冲击，将会来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超过法律限定的钟点，会被付以25%的超时工资。一个公司，如果决定停留在每周39小时的制度上，那末将要付4小时的超时工资，等于付40小时的工资给每周做39小时工作的工人……。
这里也有一个甜头。如果一个公司在2000年〔想必是法律生效的日期〕之前采用35小时工作制，国家将会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使它比较容易这样做。
事实上，法国的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力求使他们的资本家们更有竞争力来创造更多的工作，因而在世界市场可争得更大的部分。但是，在今日世界，法国这种「减短」工作周的做法，决不会减少法国工人们的失业。
还有，即使他们用了这种「减短」工作周的方法使他们的资本家们更有竞争力，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官僚对手，将会加倍努力来帮助「他们的」资本家们变得「更有竞争力」。
在这种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原文ratrace，字面意义是老鼠竞赛〕中，不但老鼠不会赢，任何其他的物种也不会赢的。它是一个无法做到的、反动的目标，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正在缩小的世界市场的架构之内，不可能有解决方法的。
欧洲的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抗拒失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减短每周的工作时间，但是收入不能减少——否则的话，就要增加剥削率了。他们也向世人昭示，失业率可以被像提早退休那样的改革所减少。
因此，法国工人们在1995年底、1996年初，在铁路及其他国有企业中，发起了广大的动员。而在那年下半期及下一年，法国的运输汽车司机工人们也为了提早退休及其他的福利而发动罢工。后一个罢工，证明越来越多的法国工人意识到，要使罢工得到胜利，决不能靠遵守资本主义敌人所定下的阶级斗争规则。因此，运输汽车工人们最近的罢工，就包括了阻塞法国主要公路的策略。
这些工人们的罢工，还在法国的边界，阻塞了法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汽车运输。在有些情况中，从受这些罢工影响国家来的运输汽车工人们，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发动了以推进他们自己事实上相同要求为方向的支持行动。
所以，即使在全球经济崩解之前，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以争取在不减薪情况下真正减短工作周及其他保卫生活水平的措施为目的的行动，将会大大地增加动力。
我们所看到的、正在法国开展的这个进程，与欧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最近丹麦的工人们，都已经、而且正在为了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发动斗争。他们的最积极的行动也会具有攻击性的内容。例如，五十万丹麦工人是以罢工行动、争取每年假期从目前的五个星期增加到六个星期，来参加反对失业的斗争。
各个改良主义的错误领导层，都把工人阶级利益附属于对抗这个日益增大的、推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但是他们能走多远就要看许多因素了。世界上每样事情都有它的极限。以下的古语在这里也适用：事情在变好以前往往会变坏。
斯大林主义的崩解对经济政治的冲击
随着斯大林化的苏联的崩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抑制独占资本主义向世界市场的每一角落渗入，同样理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越来越尖锐的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
没有「冷战」来限制资本主义的竞争与有关的政治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没有节制了。还有，根据资本主义竞争的性质，资本之集中为数目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大的全球性的庞然大物，正在更无节制地加速。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的失败者则被胜利者吞没，后者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竞争，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夺取更大的部份。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加速的「合并狂」中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资本集中、资本独占化的新阶段。大银行、大公司正发现无法有效地与比自己更大的竞争者竞争。所以，为了要赶上别人，你必须超过别人。
这不是往好消息的方向走；它反映竞争尖锐化的后果，这又反过来加速、预示将来的经济崩解。
这些征兆中最不好的，是万国宝通银行与Travellers之间至今为止最大的合并。这个合并根本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把交易股票、债券的经纪行和其它财政机构，与持有受政府保险的存款的银行结合起来。
上面引过的1998年4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说：「它明显地是应被大恐慌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德尔法案禁止的，因为当初制订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不让财政机构把受联邦政府保险的银行存款与华尔街的交易混在一起」。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牵涉到许多许多亿美元的合并破产了的话，就像最近一些日本巨大机构所发生的一样，大部份的损失将会由美国政府来赔偿！
在此同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掠夺者们，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则，你争我夺。虽然他们都以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剩余价值为食粮，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以彼此为食粮了。
但是在这个名字叫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工人们是十足的输者，因为他们所生产的越来越大部份的财富被剥夺了——一部份是在生产的时候，一部份是把税的负担从资本家那里转移到工人阶级的肩膀上。
可是，那就有内在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两个不同、但是有机地连在一起的形式：
剥削率越高，劳动力队伍越小（两者都是资本家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减少真实工资及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社会上的购买力就越少。
富人虽然变得更难以置信地富有，他们只需要这么多的房子、汽车、多重的全部服装、多种多样的住处等等。结果，世界市场越来越少能够吸收越来越大量生产出来的货物。
在这同时，利润率也往下降，因为，与工资相比，机器在投资了的资本中构成越来越大的部份，而机器是不产生新的交换价值——那就是剩余价值——的。
机器和其它生产数据，只不过把「死劳动」——被活劳动混合在机器中的交换价值——转移到被越来越少的工人们所生产的大量商品中。但是，只有活劳动才产生比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所付出的价值还要多的价值。
换句话说，利润不是加到生产成本上的东西，而是从活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中减掉的东西。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这个剩余部份，是工人们的劳动产物被资本家们所剥夺去的那个剩余部份——较通用的名称就是利润。
可是，利润率是由利润与生产总成本——机器、厂房、原料等等以及工资——相比而得出的。因此，当利润在总投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时，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
还有，因为资本家们只投资在利润率与风险相称〔即风险大利润率必须高、风险小利润率可以低些〕的地方（而所有资本主义的投资都有或多或少的风险），平均利润率就倾向于下降到无可接受的水平。
世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仲裁人和强制执行者
美国帝国主义之决定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它的绝对权威，在发展的危机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正在持续地扩张它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统治阶级，一直到最近，还以联合国为它的「警察行动」作掩护。但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最近以狂炸来威胁伊拉克的发言中，却清楚地说出，从现在开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认为需要，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不用任何外衣了。
还有，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长期、实际的封锁，已因赫尔姆斯——伯滕法律的通过，成为明确的事了。所以，如果它的帝国主义伙伴（更不必说较小的世界强国）胆敢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帝就威胁要处罚它们！
攻击伊拉克的目的也是一样。每一次这种不受挑战的行动，加强了华盛顿所声称的在任何地方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因此把它自己建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不管是朋友或仇敌——之间的利润争执的最高仲裁人！
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协调一致：
所有的资本家们都了解领导的必要性。他们知道，保卫他们的世界制度的利益需要决定性的行动，所以，他们决不能让他们对次要问题的争吵从中作梗。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他们的最尖锐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是，当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负起保卫利润制度的责任的时候，它很少把它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仅仅那样做。必然地，这个成功地把它自己建立成为最高仲裁人的国家，会利用它的权力和权威，以它的伙伴们为代价，为它自己的狭隘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由于以上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当已经是问题重重的全球经济变得更坏时，美国与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变得更深化。
还有，正如我们将要在本文讨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章节中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朝向俄国边境的扩张，不只是威胁到该国的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竞争者，而且还有更大的坏作用。
这个被美国所主宰的北大西洋军事同盟，正使它自己处在更容易镇压工人暴动的位置，因为他们预料，当变了资本家的官僚们企图毁灭十月革命所遗留的成果时，工人暴动极有可能发生。
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有效反对
里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标题为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那一节中，以以下的话语为开头：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活，都给战争的威胁笼罩了。……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于它对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
这里应该叙说一点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即是在1938年9月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这个《过渡纲领》之后的几乎一年时候爆发的。
在当时，抵抗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群众运动，已被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一连串的、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时机的叛卖所破坏。接着而来的战时生产，让世界帝国主义在法西斯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财政赤字，来复苏它们的停滞的经济。于是，当战争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们被送上战场互相残杀——以便「他们的」资本家们可以赢到超级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十年（甚至在更早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法国或西班牙的胜利是大有可能的。只要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激化、增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使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难以爆发，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话。
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革命的动员又在意大利、法国和希腊自动爆发了。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抗战战士们于1944年捕获了企图逃避革命正义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将他吊死，并倒悬曝尸。他的政府没有其它选择，只好向它的帝国主义敌人投降。促成那个决定的一个不小的因素，是意大利败军的不可靠。他们需要他们以前的敌人的保护，来对付他们自己的人民。
法国的抗战战士们解放了早先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巴黎，因此加速了德国的失败。接着，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法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未卜。
希腊的同样力量，在逼使法西斯占领军撤退之后，也在实际上控制了那个国家。
权力在这三个国家中落在群众的手上。同时，因为大多数本土的资本家们留下来与法西斯占领军合作，他们在任何部份的人口中都得不到什么支持。可是，斯大林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与失去人民信任的资本家们组成联合政府，来阻挡这些国家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叛卖替冷战、帝国主义向亚、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并且加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蚀。
因此，正与1938年的情形一样，战争问题，仍然是一个正确政策的最重要部份，而且，从那时以后，一直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导。
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国际有原则地反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
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解释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战争根本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
我们解释，它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重新瓜分、统治殖民地而起的一个斗争。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腐烂时代的一个内在倾向。这个世界资本主义腐烂的时代延续到今天。
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苏联的一方，支持苏联的完全保卫性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德国。我们也站在中国的一方，支持半殖民地中国为了自决而进行的保卫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这个三边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镇压民族民主革命和支持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纲领》的心脏和灵魂：「它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理『团结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这个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接近的途径、方法。」[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美国帝国主义以联合国为外衣，侵略朝鲜半岛。美国托派不管当时的歇斯底里般的反共政治迫害，反对由美国领头的对朝鲜半岛的进侵。
然而，在当时这种反共狂的歇斯底里下，在这个国家〔美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所进行的反革命战争，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对运动，证明是几乎不可能的。
接着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帝国主义采取行动来击碎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包括进行革命权。这个行动，给了我们的世界运动，特别是在这个恶魔的腹地里，非常成功地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的机会，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4]（4）
我们终于在争取大多数美国人民反对对越南工农的反革命战争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我们提出「马上撤回我们的军队！」为中心口号，来对抗斯大林派、自由派的「马上谈判！」的口号。它也对抗极左的口号：「让越南革命得到胜利！」[5]
这个争取双方谈判的「要求」，认定美国帝国主义有权谈判越南人民的前途和认同斯大林派领导者的方针。
要美国人民赞同越南革命得到胜利的这个「要求」，则远远超过他们的意识水平，而且与他们的非常健康的反战运动的目的冲突，因为美国群众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兄弟和丈夫送到一个否认越南群众有他们的基本的、民主的自决权的战争中去死亡。
然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在「社会主义者行动」这个组织中，以甚至更小的干部力量，却能够再一次地在三藩市【即旧金山——录入者注】，动员了将近二十万人民，反对美帝所发动、指挥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
可是，美国对伊拉克所使用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那个事件有了一个快速而且悲剧的结束。
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让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继续掌握政权。布什知道，要移除侯赛因，就要在进攻、长期占领整个伊拉克的过程中，牺牲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所以，他转而向伊拉克人民强加严酷的制裁，希望侯赛因会因此而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统治，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抗拒。
那个情况并没有发生。侯赛因在寻求保卫、推进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时，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那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在1998年初要对伊拉克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克林顿的动机不止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它也是为了要建立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它的盟友们犹豫不决或公然反对的时候独立行动的权利。
对于美国要对伊拉克及其人民发动另一轮的大规模毁灭这个威胁，我们又协力动员了一次反对，参加人数多到相当惊人（要知道这个动员发生在美国人的生命有任何损失之前）。
还有，国际上的反对也来自法国、俄国、中东、以及大多数的国家。法国、俄国，由于已与伊拉克作了开采、输出其石油的交易，非常反对美国阻止它们实现利润极高的合同的制裁。
国内、外的抗议使克林顿暂时地住手不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把他的手放在引爆器上，准备在他认为有心要争取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时按下去。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这个危机的高潮中警告克林顿：轰炸伊拉克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警告震惊了全世界。可是，大众传播媒介斥之为叶利钦的另一次失言，因为他是以作出鲁莽的、使他的政治朋友们尴尬的评语出名的。
但是，这一次的叶利钦主义是有真正的实质的，虽然这个世界还看不出帝国主义之间的发展中矛盾的深度，及其潜在的、可怕的军事后果。
总的来说，自从1938年以来，这个世界当然变了很多。但是，就帝国主义及其战争而言，唯一真正地改变了的，是氢弹时代的军事技术的破坏力。
古巴
1959年的古巴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岛上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革命后的两年内，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我们所称的「工人国家」所代替了。
古巴创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使几乎所有工业、大商业和大型土地所有权不再由私人所拥有，不再为私人利润而经营，而是为大众福利而经营。
我们在寻找恰当的名称来描述古巴时，一向反对使用「变态的」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等名称。
古巴的工人民主当然有了变态。但是，在我们的术语学中，「变态的工人国家」这个名称，既是描述性的，又是纲领性的。它在政治上是相等于这样的观点：这个国家是被一个结晶化了的官僚阶层所控制，而这个官僚层必须以政治革命来推翻之。
正如约瑟夫．韩森（Joseph Hansen）在他的《讨论古巴是为了什么》一文中所用的，我们在描述古巴为一个工人国家时，加了「『还缺乏民主无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这个修饰词，意思是：虽然它不是像有了斯大林主义者当政那样的『变态』，但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控制之下的。」（引自《古巴革命的动力》）[6]
而且，从开始，古巴的行动革命者们就已抵抗苏联和古巴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的压力。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当他担任整体革命组织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领导了第一次公开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右派宗派主义的斗争。
这第一个交锋发生在埃斯卡兰特企图以官僚手段来接管整个革命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时候。当时，埃斯卡兰特是整体革命组织中的斯大林派的一位领导人，而整体革命组织是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及与之同盟的小团体与埃斯卡兰特的人民社会党合并的结果。卡斯特罗在他的1962年3月26日的演说中正面地攻击斯大林主义者们，其打击之大使他们从此以后一蹶不振。[7]
而且，甚至现在，在它目前这个紧急的存在关头，卡斯特罗派领导层仍然继续努力地阻碍结晶化了的官僚层的形成。据报导，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左派，在该党最近的大会上（1997年10月），对其右派施以重大打击。
而且，在菲德尔．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中——这个演说曾被古巴所有电子、印刷传媒所传布——他重申了他的党和政府对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承诺。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从开头，便已向工厂中、田地上的古巴工人们、无产阶级的所有天然盟友们的阶级利益，显示出忠诚。但是，至于缺少苏维埃式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他们却建立了他们所称的「人民权力」。可是这种「人民权力」，离真正的工人民主，还有一大段距离。
真正的工人民主，对古巴的社会主义前途，至关重要。它是以俄国工人们为了实现十月革命而创立的、在政治上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机构为模型的，并不是被斯大林在其政治反革命之后所强加的那个被剥去了精华的版本。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民权力是，或者被设计成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一个形式，像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所设立的那样，用来动员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以支持官僚阶层向资本主义过渡、向资本家阶级蜕化的企图。
议会民主，其更好的名称是金元民主，给「每个人」选举的权利，但是，塑造、制造「民意」的权力，却操在有足够金元名副其实地垄断传播媒介、有足够财力收买政治家、国家官员的极少数人的手上。
总之，人民权力不是韩生所说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但是，它也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
当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在古巴活跃的落后、反革命的力量，也许会给人民权力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内容。在另一方面，古巴社会中的革命力量，也许会设法将这个模棱两可的选举指示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专政的一个真实的民主机构。
这些反对的倾向，不但含盖在古巴当前力量关系中，而且含盖在世界当前力量关系中。
古巴的党和政府的革命骨干份子，当然知道因开放经济让外国资本渗入所带来的真正危险。古巴的革命者们完全知道，渗透入工人的民主机构、工会和工人政党中，腐蚀工人领袖并把他们转变为资本家们的劳工及（或）「社会主义」副手，则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第二天性。
因此，这个充分有理的恐惧，也许使他们看轻了工人民主对保卫革命的果实所能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那个想法，依我们的观点，也许是或者不是对工人阶级及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角色缺乏信心。无论如何，这些模范的革命行动家所推行的绝大多数政策，就表示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对人类所面对的历史抉择有信心。这个抉择是：不前进到社会主义，就是走向野蛮主义，或者，它的命运更坏。
再者，我们不应该如此自大，以致过份简单化这个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所处的困难地位：被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强大而且离它的海岸只有90哩的帝国主义巨兽所孤立、封锁。
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敌人，其杀伤力之大，可以把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数倍毁灭。这个敌人曾经重复地显示：当它相信杀死任何和每个要威胁它的阶级利益的人是世人认为它应有权利的时候，它对于将死亡和毁灭如雨般降落在城市和人民的头上来保卫它的这种权利，决不会犹豫不决。
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充分知道他们所负的责任，而且在比他们相信当前客观阶级力量关系将会容许走得更快更远之前，他们将会三思而行。
我们应该继续保持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团结一致，而且对它的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领导层批判地支持。这个领导层，几乎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选择了革命行动的道路。
古巴领导层的性格，具有一个比许多自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更接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层曾经显示出一种高度不寻常的、从它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曾显示出它有根据它的信仰而行动的勇气。
古巴继续是唯一尚未受到结晶化的官僚层所统治、尚未对在古巴投资的外国资本家们作出基本上但非策略性的让步的工人国家。她作出策略性的让步，是在一个被离它海岸90哩的残忍的帝国主义巨物所统制的世界生存所必需的。
他们目前的焦点是要冲破美国佬帝国主义四十年来的封锁和经济破坏。这个工作焦点，是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必不可少的。一切迹象显示，革命的古巴已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苏联的解体中学到，古巴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骨架之内是没有希望的。
似矛盾而正确的是，发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到古巴来投资，特别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古巴可以接受的条件。这就反过来为美国大企业之尽管是半心半意的反对海尔姆斯——伯顿法案〔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禁止美国资本家（甚至全世界在美国有生意的资本家）到古巴投资的法案〕，增添了压力。
美国资本家们也被他们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因为他们想利用古巴这个有可能赚钱的市场，为他们自己的剩余货品、剩余资本寻找出路。
当然，这对古巴有很大的风险。一群群资本主义企业家们的到来，带了大量美元来投资，将会有矛盾的效果。在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减轻目前这个「特别时期」的极端困苦。在另一方面，带了大量美元来的投资家们，为了想在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圈子中争取朋友，也能对古巴社会有着非常有害的影响。
这就是一部份日益增多的美国资本家们赞成与古巴贸易的根本原因。他们知道，就这个观点而论，这也是一个冒险，但是，他们争辩说，由于封锁了许多年都起不了作用，何必不打进里面去，也许可以使一大部份的古巴人民腐化。
可是，卡斯特罗主义者们的经历显示，他们非常清楚这些风险。但是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和对革命的责任心来试图突破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封锁。
而且，我们对古巴革命家们所知的一切，也就是以上所说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他们深刻地了解，他们目前的贸易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法。
上面曾提过的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告诉我们，古巴的前景，仍然是与他们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就定下的前景一样——将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全世界。但是，经验教育了他们：他们早先的战略有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开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触发一段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时期。
当世界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把世界上的革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野蛮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全球性斗争中，带到古巴的一边。
没有人能够预测，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平衡崩溃的时候，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或者就这件事情而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任何其它派别——包括许多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别——将会做什么。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事先贬低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领导层之奋起迎接那个对他们的革命前途以及人类前途有决定意义的挑战的能力。
在六十年代初期，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罗／格瓦拉领导层，主要是寻找将他们的革命扩张到拉丁美洲去。这个前景，对他们而言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拉丁美洲的工农们，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是处于革命之前的酝酿时期中。
可是，由于古巴革命行动家们的错误的游击战略以及由于他们没有与拉丁美洲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搏斗，他们就错过了那个机会。
这一次，他们承诺要用不同的做法。除了从他们的错误学到了东西以外，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动力，有希望使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以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的方法为基础的革命无产阶级斗争战略。
虽然在目前我们的世界运动还小，我们可以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来帮助古巴共产党在将要来到的斗争过程中得出正确的教训。但是，除非我们仍旧站在第四国际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纲领的坚实基础上，否则，以上这点决不能做到。
前苏联及其它蜕化中的工人国家
欧、亚蜕化中的工人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困难得多。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们都承认，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真正由市场来推动之前，亦即是真正变成资本主义之前，还有一段长长的道路要走。
虽然它们在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上，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仍然是停滞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中，群众的生活水平——除了狭小层份的企业家、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之外——已经走向严重的衰退。
即使这些经济中的某些部份有所扩张，它往往是限于经济中的商业、财政部门和轻工业制造部门。
然而，重工业部门仍然很难私有化，因为，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将这些古老的苏维埃式的工业恐龙现代化，将会是无望地昂贵呀！
帝国主义试图摧毁这些国家的基础工业。在今日的收缩中、高度竞争性的世界市场之中，把它们私有化、现代化不能被认为是好办法。就算这些国家建造了新的、最新水平的钢铁厂、汽车厂和其它基本工业的工厂，被关掉的旧工厂工人太少会被重雇，因为今日计算机化了的工厂只需要先前工作大军的小部份。
使坏事情更坏的是，从基本上仍是国有的重工业中所得的利润，最后就进了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级、变质了的官僚和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外国银行户口。
但是，这些掠夺物的极大部份进了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们的账户，极小部份，如果还有剩下的话，重新投资在工业发展上，这极小部份是工业发展的唯一真正的来源，因此是更合适地满足群众需要的一个根基。
在这同时，当工业工人实际上收到支付薪金的支票时，他们的工资，往往是低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做类似工作的工人所赚取的工资水平，更不必说西欧、日本和美国等先进国家了。
况且，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所生产的输出品的有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是由国家为着官僚、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津贴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津贴的泉源，就是这些社会还剩余的社会战利品。那就是，像非常低廉的房屋和公用事业、免费医疗服务、廉价公共交通——以及甚至于替代工资的实物支付——那样的福利，都是隐藏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没有加进卖到世界市场上的货品价格中去。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农业
这些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在国有集体农场的基础上经营的。
这些国家的农业已经证明是比工业更难私有化——因为小家庭经营的农地，即使有拖拉机，也比不上大型机械化集体农场的高效率。
再者，小型、私人拥有的家庭农场会很快地被迫破产，如果土地被回复为可以被抵押、被买卖的商品。
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式、大型工厂式的农场开始吞没濒临破产的家庭小农场，大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会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于是，我们就会见到数以百万计的、以前是相对地宽裕的集体农场工人们（那就是他们在前苏联集团国家中的身份）堕落到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那种集体贫穷。
即使如此，尽管集体农业的残存，它的剩余产品的相当多部份，结果会通过这个或那个管道，落在官僚及其它寄生虫的手中。这些产品也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
因此，这些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也作为津贴农业输出品之用，使它们的价格可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前苏联集团正在经济上社会上被转变为依赖他人的国家。因此，如果复辟者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完成向市场推动的经济过渡的话，那末，它们就会变成为在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下的半殖民地——不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
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苏联解体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在兴高彩烈之中。但是，像这个世界的其它事情一样，外表常常是骗人的。
现在，美国和世界的帝国主义开始领悟：总的来说，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企图重新引进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不但没有扩大了它的世界帝国主义，反而——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收缩的内在倾向。
跟随着帝国主义的冷战胜利而来的兴高彩烈，已经转变为它的相反面了。
第一，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收场，在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之间，放纵了一向被抑制的、尖锐化了的、争夺收缩中的世界市场的更大部份的竞争。
第二，在蜕化中的工人国家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的转变，不但受到仍遗留的反资本主义机构的日益增大的抵抗，而且受到工、农业工人阶级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起的日益上升的抵抗。
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直在快速的进行，而且（与俄国不同）它的经济一直在扩张，但是，它的发展是极为扭曲的，而且将会像东南亚和日本所发生的那样突然收缩的。
再者，像前苏联集团的国家那样，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在商业和商品化的建筑、现代化通讯系统的发展、原材料和能源的采掘与输出、轻工业生产的扩张以及建立为新、旧精英份子、新生中产阶级而设的超级市场、时装商店和奢华购物中心。
但是，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渗透的这种可疑的开放的背后，它的基本的工业基础结构——例如钢铁、电力、汽车、卡车、拖拉机、金属制造等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本，也就是仅仅为了维持它的过时的工业基础结构所迫切需要的资本，却正被耗用了。
（这些工业的现代化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世界市场上的产品更加过剩。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决不会让它的资本用在这种目的上。）
没有它的工业基础的现代化，中国及其它蜕化中的工人国家只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世界的支配。
在这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先前受雇于巨大的国有企业的中国工人、数以千万计的农场工人和农民，正被从工厂和集体农场颠沛到街头、从乡村颠沛到城市，白费气力地寻找根本在哪里也不会再有的工作。
但是，在中国，正像在所有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一样，国有工业基础结构，虽然一直在被磨损，但仍然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在这些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顽强障碍——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化的这个时刻，这样一种发展（即在这些国家以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的！
美国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太慢
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底到中国去，为中国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了他的条件。克林顿政府一直在要求中国更快速地移除让美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中投资的一切障碍。
美国帝国主义目前的要求可归纳为两点：一、更快速地拆去中国的国有基本工业；二、中国必须对国内外的产品、对美国及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结束它的大部份仍然是未经触动的中央政府控制。
尽管这个斯大林主义政府准备慢慢地满足这些要求，克林顿却不顾一切地要它走得更快——而且当然要它在规划中的、帝国主义接管中国经济的最好部份的时候把首位预留给美国公司。
（那就是资本主义传媒独占关于美国要求「中国停止违反人权」这种宣传的真谛。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古巴和伊拉克——这里只举出太多受其害的国家中的三个——之违反人权是太出名了，难道认真的人真会相信他们要「保卫」中国的人权吗？）
（美国资本主义也是以世界上从以色列到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甚至美国本土最坏、最血腥的人权违反者的主要保护人出名。）
而且，使中国统治集体的不牢靠的地位达到最高点，他们正以极大的恐慌观察亚洲崩溃的经济。他们看到，日本和太平洋周边的国家正以贬值的货币和更廉价的输出品，不但使整个世界市场不稳定，而且大大地削弱他们的输出。
（中国威胁要贬值人民币，迫使美国和日本支撑日元，至少直至克林顿访华以后。）
再者，中国的政府，怀着严重的预感，观看帝国主义怎样通过它的贸易、贷款机构把「紧缩措施」强加给世界的依赖国家。
它看到国际货币基金会怎样毫无顾虑地迫使印度尼西亚把严苛的紧缩措施，强加给该国极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低下中产阶级。它也看到那件事情怎样导向一种「社会不安定」，迫使那个专以屠杀来镇压人民的苏哈托独裁者退位。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统治集体知道，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不安定」只是暂停而已，所以，群众们在获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以后，会评估这个新局面，当他们明白「新」政府不能也不会结束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另一个更广大的暴动一定会发生的。
因此，中国斯大林主义复辟主义政权虽然想达成协议，它还是很怕太快地把太多人赶离他们的工作。他们完全了解，资本主义传媒所称的那个「社会不定安」，正在蠢蠢欲动，正在他们自己的镇压政权的盖子下，积累着爆发的压力。
1998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展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看法：
中国对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需的经济改变还没有准备就绪……，虽然希望成为这个全球贸易团体的会员国曾经是中国领导人们的政治目标……。
在一个大部份仍然是国营的官僚经济中，有些部门和工业不但担忧国内境况不佳的工业过早暴露给外国的竞争，而且担忧国营的商品贸易商[8]和银行、保险公司及其它服务部门的独占地位会完结。
该报较早前（6月17日）的一篇报导日本下降的币值——这使它的输出品更便宜，因而伤害到中国的输出——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慢意味着失业的剧增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
这份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喉舌埋怨说：「中国与大多数其它亚洲国家的一个主要不同是，它的货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因此不容易受到投机性的攻击。」[9]（3）
所以，中国的货币是否贬值，不是要看投机者，而是在于它的政府的决定。因此，中国这边也有力量，克林顿也必须作出让步。
因此，据报导，克林顿必须在访问中国时，试图说服主人「抵拒任何要它贬值的诱惑」。
1998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的警告：「中国一定要守住这个堡垒。如果守不住，如果〔阻挡全球货币混乱的〕强大中心垮掉的话，马上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对它的货币以及对它整个经济的还遗留着的控制，以及最终地中国对其所有内部事务的政治控制，不是让位给帝国主义的要求，就是让位给中国工农的革命要求。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综合革命
不管朝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快将来到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摧毁这些混合社会。国有工业、国有集体农场受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最小，而且更能够保持生产——因此证明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国有的优越性。
官僚管理及其贵族层，因为早已被人看不起，就会开始自动变弱，因此会比较容易被推翻。被偷盗的国家财产将会倾向于再度被受苦难的工、农业工人所没收。
紧急援助这些经济，即使在目前，也是超出资本主义世界的负担。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一次崩溃的时候，祈求帝国主义来紧急援助这些或任何其它国家，更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力量，能够阻挡反对官僚——资本家及来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混合政权的一次综合革命的，可能会是帝国主义的军队。
但是，进行这样一种反革命干涉到底需要多大的帝国主义兵力，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其规模一定会在越南、其它殖民地国家或前南斯拉夫所需要的大得很多。
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世界帝国主义之把北约组织深深地扩张到俄罗斯近邻的前苏联集团国家，就是准备让它的军事力量去镇压将来必然会兴起的综合社会、政治革命。
但是，美国、欧洲军事力量企图在起义的前苏联集团国家重新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可能会面对极大的潜在地革命的力量。再者，仅仅因为革命起义而派遣军队去镇压，首先就会引起几乎是全球的反干涉运动，也许甚至在开始开枪以前就会发生。
把不断革命的逻辑推衍到它的终极的结论，北约的军队，也许终极地会被派遣去镇压世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的起义。
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各地，革命工人与侵占部队之间的亲善，会难以防止，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要比在亚洲、非洲小得多，更不必说阶级团结这种社会本能的革命影响力了。
最后分析起来，世界资本主义前途暗淡的程度，在帝国主义心脏地带，不比在东欧、亚洲、非洲少些。危机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不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问题，最有利的革命时机也将会失掉的。如果那情况发生的话，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野蛮主义时期。如果它不是被烧成核子炭渣或者被辐射尘所破坏的话。
但是历史有另一条道路能够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是1938年由托洛茨基创立来实行将近一个世纪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始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斗争的。它的建党的纲领文件，《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它由《过渡纲领》的开头几句简洁地总结如下：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无从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准。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恐慌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经济恐慌嫁给群众的剥夺和痛苦更其沉重。而不断增长的失业反过来又加深国家的财政恐慌，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制与法西斯政制一样，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到另一个破产。」
没有群众性的世界革命工人党，社会主义革命及它的充分兴旺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才能挽救人类。
〔全文完〕
译文原载《十月评论》1999年总198期、2000年总199及200期。共分三期刊完
多多罗 录入及校对
[1] 自从这段文字在1998年夏天写好以来，发展中的全球生产过剩危机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出现了——通货紧缩：价格的必然的降低，反映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的每一个单位价值的降低。在目前的情况中，价值、价格的降低是从基本的工、农业产品——石油、煤炭、钢铁、谷物及其他原料——开始的。但是，普遍化的通货紧缩是必然要发生的。
[2] 也是自从这一段文字写好以来，1999年3月中的报道说，虽然有了破纪录的赤字开支，日本在1998年底的经济已经连续地收缩了五季了。
[3] 这段文字是从《过渡纲领》一书的序言中引来的。其中的引句〔用横线划出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话。
[4] 在美国干涉越南的初期，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有略少于一千人的党员。
[5] 这包括斯巴达同盟、其它极左的组织、以及第四国际领导层的多数。虽然我们支持越南革命，而且把这个重要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中，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符合群众反战意识的水平。因此，这个口号能够动员街头群众的能力会比较小，因为动员街头群众是我们在这个恶魔的腹地中能够帮助实现越南革命胜利的唯一方法。见Fred Halstead所写的优秀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历史，《Out Now!》（纽约寻路人出版社）。
[6] 我们对古巴的立场仍然是与我们过去的决议一致的。这些决议包括约瑟夫．韩森（Joseph Hansen）的《古巴革命的动力》（纽约，寻路人出版社）一书中所收集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979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保卫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者行动1992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受包围的但是无畏惧的古巴革命》。最后一个文件已被Walnut出版社出版为一本小册子。
[7] 见Walnut出版社的卡斯特罗1962年3月26日演说词的小册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谴责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8] 「国营的商品贸易商」是指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余留的、虽然已被减弱的成果之一——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9] 这代表他们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仍然余留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