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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威捷维拉在法庭的自辩陈词摘要
（1974年1月30日。庄思 译）
罗亨·威捷维拉（Rohan Wijeweera）是锡里兰加人民解放阵线（JVP—Perople's Liberation Front）的主要领袖。一九七一年春天，锡兰经济政治危机日深，引致工农知识份子普遍不满，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联合政府悍然采取高压政策，在三月宣布全国戒严，大施搜捕，人民解放阵线的大部份领导人及其他学生青年共约六千人被捕投狱，威捷维拉也在戒严令之后第三天即三月十三日被捕。迄今算来，他们已被监禁了三年之久，不准探问，不准通讯，没有经过审判，他们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仍活在人间。因为在这次大屠杀中，估计被杀的青年，多达一万五千至二万人。
这次大屠杀行动，是得到当时北京的支持，得到亲莫斯科的锡兰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锡兰平等社会党（这是背叛了的托派组织，早就由于它参加联合政府而被托派开除）的支持。
直到一九七二年初，锡兰政府才不得不有限度地公审人民解放阵线的某些领袖与成员，为此，一九七二年四月，国会通过了一个严酷的罪犯审判团法，把上述被捕革命青年交由特定的法庭审判。据说，正规的法庭制度“不适宜”于审判他们，云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四十一名被告的侦审开始（各省亦同时举行）。威捷维拉是主要被告，他坚贞不屈地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利用法庭宣传了社会主义的真理。到了一九七四年春天，他终于被判决。他个人的自辩陈辞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开始，到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完成，但在一月三十日之后，他仍然出席法庭，替其余被告辩护。贝拉·塔普（Bala Tampoe）也出席法庭，替许多被告担任义务辩护，他是锡兰坞运工会的总书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即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书记。
伦敦出版的新左派评论报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号刊登了威捷拉的自辩陈辞的摘要，六月二十四日纽约出版的洲际通讯予以转载。本文即译自该洲际通讯——译者
审判团主席、各位委员：
一个社会阶级的一位代表，现在开始向另一个社会阶级的代表们发言了。这里进行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被剥削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一位代表，现在向剥削与压迫阶级的代表们发言了。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暴露出来的活生生的真实就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正在进行斗争。审判团说我是“第十三名被告”，主席并指控我是主犯，所以我先要告诉你们，作为第十三名被告的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是一个现代布尔什维克。我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份子。马列主义是一种明确的学说。马列主义者并非阴谋家。我，一个布尔什维克，绝对不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不过，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份子，我要强调指出，我要献身于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资本主义，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已变为褪色的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并指出这个制度必须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新制度已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乃是最新的与最高的历史阶段。为了上述目标而行动，决非一种阴谋行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决非一个阴谋家。在社会与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决非一个阴谋家。
尊敬的审判团各位委员：可否让我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要求？在统治阶级手中，我曾受尽侮辱与折磨，多年来遭受无尽的诽谤，藐视与人性谋杀——毫无法律保障之可言。我之所有求于你们的，就是尊重我的自由表达我的意见，丝毫不受妨碍的权利。我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即使不是永久，起码也会在未来悠长岁月里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在这种环境下，我不能在你们面前畅所欲言，我自认是无可厚非的。但愿我不至于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
现在，我这位被告运用我的言论自由权利，来陈述事实真相，以证明自身的清白与无辜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国资产阶级宪法，用来对付我，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我毫不觉得出奇。我深知统治阶级制订宪法，无非为资本主义的需要服务而已。把我的案件在这个审判团提审，如果只为政府的无耻与野蛮的决定及其丑恶的行动过程提供一个合法的藉口，那未免是枉费心机。不过，我倒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促成我国现代史上最凶残、最野蛮，最大规模的大屠杀的历史过程，加以说明。
可敬的审判团委员们：苏联一位作家曾对生命作如下解释：“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崇高的最珍贵的最伟大的财富，就是他的生命，他只能生存一次。他必须如此这般渡过他的一生，即：临死时刻，他毫无值得后悔、遗憾与惊恐的事；如此这般，当他一想到自己已贡献生命于促进人类——全世界人民——的进步、自由与胜利的大业时，他真心感到幸福。”我赞同上述的人生抱负，如果有日，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当我年青有为之时竟将我杀害，我决不后悔。
我们被控的罪状
对于我的生命，对于我将面临的命运，我毫无后悔。我要就我所知，告诉你们四月事变的历史真实，我对于因此而遭受报复的可能，毫不畏惧。我们被控的是很严重的罪名。我们被控破坏刑事法第一百十四条与一百十五条。根据当时总督发给你们的文件，根据对我们的控诉状，事情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初至一九七一年尾。据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图谋反对女皇政府”。据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罪恶地力度推翻锡兰政府。据说曾“进行反对女皇的战争”，或者曾鼓动此类行动，云云。同样，国家检察官在开审陈词中，就曾企图指证，人民解放阵线的诞生，这一事实本身就等于是一种阴谋。至于在这个时期，我们事实上所说所做的事，当然是此事之重要关键；因而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就同其他资料一样，成为审问的目标了。
主席先生：锡兰过去是大英帝国的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后者常以自豪为日不落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殖民地处于莱顿·杰弗里海军上将的控制之下，锡兰左倾运动遭到政府残酷的镇压，左倾运动的领导人被捕下狱，其政党被禁止活动（平等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群众处于镇压之下，痛巨创深。殖民地军队在这岛国到处搜捕，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资本家大事搜刮，利润日增，而革命份子则在黑狱受尽折磨。就像现时一样，当时是一个悲惨与暗无天日的时代，而我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诞生于丹加拉地方，我在马塔拉县一个名叫柯蒂果大小村庄长大。从一九四七年中到一九五三年，我入果特达官立男童小学，接受小学教育。
当整个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面临停顿，人民在黑暗的深渊中饱受折磨的时刻，正直与忠诚的人就会毫无回顾，勇往直前，入黑狱，受折磨，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拯同胞于水火，救国家于浩劫。这是毫不出奇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我国政权移交给本国资产阶级，这是新殖民地主义战略的一部份，但国家却仍继续走向资本主义破产的道路。我那一辈代，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中进入青年时代。我们那时从父母辈代继承了丰富的经验。正是这种社会经验，推动我们朝向革命的道路迈进。
我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果特达官立英文中学。同年，该校改为辛哈拉语中学。我就在该校接受了中等教育。现任锡兰共产党总书记威里玛星同志，当时领导南方各省的大规模的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宣传运动，我自觉受这一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我从社会现实生活获取的经验，使我开始倾向于锡兰共产党。而他便成为我的政治导师；就在那段日子，我开始读马恩历史名著共产党宣言的辛哈拉文版，也读过刘少奇的怎样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并未真正读懂这些书。我从共产党的宣传集会与青年团学习班中，懂得了政治的ABC。关于这方面，我得感谢威里玛星同志。
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感情与理解参加了政治活动。一九五九年七月，我正在读普通教育文凭理科时，由于学校请不到理科教师，不得不转读在阿巴琅哥打的哈马沙卡学院。同年十二月，我考普通教育文凭及格了。
在一九六〇年大选中，锡兰共产党提名五十三位候选人参加竞选，这是它有史以来候选人最多的一次。由于它是小党，我就得集中全力于党的竞选运动。我在内陆区域如阿柏拉卡、达迪尼雅、乌拉加慕瓦与拉迪颇拉等地的竞选运动所取得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有一天，选举之后，我从苏联土地这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大意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夏访问印尼之后，立即会在莫斯科开办一间国际大学，该大学专为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而设。那时恰巧我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深造。在一九四七年大选中，我父亲负责共产党哈马拿区候选人披里马拉，柯马拉西里同志的竞选组织工作。有一天，他驾吉普车时，突然被反动派截停殴打，经过这次意外打击，他终身残废了，而我也无法再依赖家庭接济继续深造。所以，我根据个人愿望，便申请入上述的莫斯科的新的人民友谊大学学习。
取得医学学士学位之后，我便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启程往莫斯科，参加了入学考试。十月，我被批准入哲学系，学习俄文。当时我十七岁。是大学最年青的学生，我至今仍不敢忘记当时苏联教师们给予我的帮助。我学习俄文到一九六一年六月止。除此之外，我还学习用英文讲述的世界史与历史唯物论。于此，我必须提提我对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麦洛波斯基教授的感谢之忱。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我今天就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了。由于这位伟大学者的教导，使我放弃了对医学的爱好，宁可做一个革命者而不愿做一个医生，使我懂得在这个时代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一九六一年，我通过了俄文的最后考试，成绩优异，因此被选参加八月参观苏联乔其亚的大学代表团。我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在苏联莫尔达维亚渡过了暑假的第一个月。在这个月份中，我在苏联莫尔达维亚共和国的汤斯帕县的一个农村及附近一个国营农场担任农业工人的工作，这是我首次受雇工作。在这个月，每晚工余，我都有机会参观该县其他农场、工厂及电力站。我非常坦白地说，直到此刻，到了这个地区参观之后，我才懂得私有财产制的缺点及集体化财产的优点，到了这个地方，我才能获得生活与工作以及与苏联工人阶级交换意见的机会，才能获得亲自目睹与理解社会主义胜利的宝贵机会。
中苏争论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开始大学医学课程。此外，我还选修政治学与俄国文学。在同一月里，我被选担任锡兰留苏学生协会副总书记，因此我就要负担学生福利方面工作。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经过酝酿发酵，终于公开爆发出来，我那时也微有所闻。我们的马克思知识虽然贫乏，但我们一向总是它的忠实信徒，我们那时开始不满锡兰共产党的政策与纲领，我们已认识右倾的与社会民主民义的倾向在锡兰共产党内占有优势，锡兰共产党正堕落成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为了挽救共产党脱离这一危机起见，我们必须在党内展开一场纠正思想的斗争。现时担任锡共组织部长的K·P·雪尔瓦同志，当时适来苏联访问，加上另一位后来变为我的同志的迪玛季，他俩与我一起，便发起成立一个，以锡兰学生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暑假，我一度回锡兰渡假，再到苏联时，我对锡兰共产党的信心愈加动摇了。一九六二年九月，我的医学的第二学年开始了，但我对政治兴趣愈来愈浓厚，使得我对医学的兴趣，退到次要的地位。我有机会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当时印尼共产党领袖D·N·亚迪（后来成为我的同志）的兄弟莫拉·亚迪及另一位朋友，印尼学生会领袖切·亚里同志，共同讨论中苏争论中中共的立场。经过几次讨论后，我都同意中共提出的大部份意见，因而，我发觉在中苏争论中，我自己是站在中共方面的。当然，这决非说，我是反苏的。在我们看来，中苏冲突一开始就是苏共与中共之间为了达到一个正确政纲这一共同目标而产生的一种属于兄弟党间的思想斗争。我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思想斗争将会演变为敌对的冲突。我当时总以为，它会始终限于兄弟间的争论。我那时不喜欢那种想法，即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会有两种对立与矛盾的声音。当然，我那时也承认，有一种正确，另一种错误的声音同时公平地，总比只有一种错误的声音存在为好。可是，在这件事上，最不幸的是，虽然有两种声音，但两者都是错误的。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与这次审讯很有关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和平与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大部份证供都会提及暴力问题。中苏冲突中两个最大争论就是关于下列问题：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现代世界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审判团各位委员，我们关于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你们既已列为要审问的目标，因此，现在我就把这个问题稍为详细地解释吧。
暴力问题
在相当长时期中，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阶级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能否和平过渡这个问题，曾引起尖锐与热烈的争论。这个问题，早在一八四七年，已由青年的恩格斯给予了正确的回答。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这篇论文中，他这样提出问题：“私有财产能否和平地消灭呢？”回答是：“如果这样的事居然能够发生，当然是求之不得，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反对这样的事。共产主义者非常清楚知道，任何阴谋，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他们非常清楚了解，革命不是故意与任意制造出来的，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革命总是某些条件的必然后果，这些客观条件完全独立于各别政党与整个阶级的意志与指示之外的。不过，共产主义者也懂得，在几乎全部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成长，都曾遭受暴力的镇压，他们也懂得，共产主义的敌人，就是用这种方式，用其全力，制造过并正在制造着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后终于被逼走向革命，那末我们共产主义者就要用行动来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我们现在用语言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一样。”
恩格斯的答复是很清楚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作为革命份子，是最渴望能够亲眼看见政权从剥削者资产阶级统治者之手和平地转移到无产阶级之手。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如果能够从那少数的财产私有者之手和平地接收生产手段，把它移交给全体人民保管。如果人剥削人的制度，真的能够很轻易地予以和平地消灭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如果社会的阶级区别，能够不经任何冲突而以友好态度予以消除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会选择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实行我们的意愿——为人类利益去建立共产主义，那时，互相对立的阶级区别不再存在，人剥削人的可耻现象不再存在，所有物质生产手段都投资于社会总体之中，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崇高原则终于见诸实行了。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和平地实现抑或需要使用暴力这个问题，决非任由无产阶级革命份子随意取决的。
马克思已明确指出，剥削人的财产占有阶级，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权力。决不会自行消失，决不会和平让位。掌握政权的阶级当然会利用政权来保卫与巩固其财产制。为了保卫其财产，资本主义统治者必会无所不用其极地用残酷与可耻的罪行来对付被压迫的群众。
资产阶级在现社会运用其无限的权力，使被压迫阶级的成员屈服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下。如果一旦发觉在无产阶级中有一种独立的思想发展起来的话，统治阶级一发觉这种危险，它就会用一切惯用方法来破坏这种独立思想。他们会派出特务渗透进去，使之改变方向，使之重新走向资产阶级的老路，把无产阶级中的堕落了的叛徒拉了过去。他们用尽一切迂回曲折的手段，在思想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内部独立思想运动的武装。他们会采用可耻的造谣污蔑手法，进行分化与打击。如果一旦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的话，他们就拿资本主义法律、监狱、镇压条例与规程来进行破坏，到了最后，甚至会采用暴力袭击与大屠杀。这是阶级斗争史中屡试不爽的真理。
国家机器乃是阶级分化尖锐化的产物，这种阶级分化是以私有财产制及其派生物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当权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它所需要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它不断发展。如果缺乏国家机器的帮助，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达成它的阶级要求，就不能保卫它的阶级利益。在这里，从来都谈不到所谓公平的。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机器都是保卫一个阶级利益的。它为一个阶级服务。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对封建贵族的阶级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它就为无产阶级服务了。现代社会整个历史是证实这个事实：不管无产阶级连同社会中其余被压迫阶级如何想用和平手段去达成其利益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而代表社会中一小撮的统治阶级，为了保卫其财产制度，总是采用暴力来完全否定与抵消无产阶级所采用的和平斗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决不对任何人隐瞒这个事实。我们希望现存社会制度来一次彻底变革，并为了实践这一理想而献身。我们的任务，决非袖手旁观，等某一日资本主义制度被别人抬去安葬。我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给三百多万的工人阶级带来痛苦与压迫，也给人口半数以上的中贫农带来惟一的贫穷与匮乏，它使青年失业，它使婴孩营养不足，它是大多数人民受若受难的所有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祸首。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或快或慢，决定于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主观条件即自觉、组织、领导的发展程度而定。
反革命常依赖暴力。因此，为了保证新的社会制度的成长，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运用暴力来对抗资产阶级所运用的暴力。
基本的出发点是政权问题。每次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国家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并把它巩固起来，则社会主义永不可能建立。为了保有政权，资产阶级诉之于暴力。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暴力的鼓吹者。我们不过预先指出，在革命过程中，采用暴力行为的必然性。我们预言，垂死的统治阶级，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必会诉之反革命暴力，而无产阶级则必会以它自己的革命暴力回敬。
× × ×
主审官费南度：如果一名夜盗向你请教，你可能会告诉他：“嗳，你最好是带枝枪去，因为屋主可能有枪。”可是，根据我国法律，你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应该带枪的。
十三号被告：你精通你们的法律。可是，我所知道的则是我所恒有的看法，我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已被这个法庭完全曲解。如果全部真相得能大白，那时你们就依照法律所允许去采取任何行动吧。
从苏联归来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生病痊愈之后，医生劝我暂停学业一学期，我决定利用这次停学回国。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回到锡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锡共分裂为亲苏共与亲中共二派。我的政治导师威里玛星，仍留在亲苏共派的领导层中，可是根据我的倾向与观点，我便站到亲中（共）派这一边。我甚至曾从莫斯科致电祝贺中共的党大会呢。
亚里斯法官：你申请再去苏联，可是被拒发给护照，这是真的吗？
第十三号被告：我回锡兰后，我作为一个亲中共派的同情者而参加工作。在这期间，许多学生会及其他公开组织邀请我去演讲有关社会主义问题、苏联问题。听众曾问我关于中苏争论的起因，而我则用中共的观点答复。因为这个缘故，亲苏派对我大为光火。一九六四年八月，我申请再去苏联时，苏联驻锡兰大使馆便拒绝发给护照，拒绝说明任何理由。我在锡兰更热中于政治工作。这就是我对亚里斯法官的答复。
费南度法官：为什么你会觉得出奇呢？他们拒绝签给护照，他们这样对待你是正确的呀。你从莫斯科回来，而你却攻击苏维埃共产主义。
第十三号被告：不，我不是攻击苏联，即使今天，我仍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任何时候我都要保卫苏联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在苏共与我们之间，存在着理论问题的分歧。这是家庭内部问题。如果你攻击苏联，我一定保卫苏联。不过，我要保留公开批评的权利与讨论苏联与我们之间分歧的权利。
人民解放阵线的起源
一九六七年夏天，依照事先协议，一位我不能透露姓名的同志与沙那同志，来到胡那迪雅地方我母亲的屋里来，我们讨论一件关涉到我们未来行动的事。这次讨论结果，在一九六七年尾，我们的同情者与我们一起再来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铺平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诞生的道路。那个时期举行那几次讨论是有特殊原因的。在国际平面上，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已涌现，它在我国也正在生根。
戚·格瓦拉同志在玻里维亚被杀害之后，通过三洲大会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这个潮流在全球扩展，引起重大反响。古巴驻锡兰大使曾多次发表演讲，卡斯特罗同志与格瓦拉同志的著作被译成辛哈拉文，在我国散布，其中包括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第二次哈瓦那会议宣言”，“拉美革命应走的道路”，“不是革命先锋份子就不配称做共产主义份子”及“从蒙卡度到胜利”等等。经过这样的宣传，我们的许多同情者，都认为锡兰也应走同一道路，应向戚同志的英雄榜样学习。这一观点的要点在于：在现存条件下，即使没有革命政党，革命也会产生。
这一观点，与列宁主义观点是对立的，后者认为，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需要一个高度成熟的革命组织（来领导）的。可是，根据前一观点，在资产阶级镇压下的旧左翼运动的背叛的结果，带来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革命政党是不可能形成的。革命者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用枪声唤醒被压迫的群众，这一过程，必将使群众在革命当中重新振作起来。这批同志还认为，用政治活动，政治教育，讨论，鼓动及思想斗争等来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为了革命而进行斗争，这样做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是不必要的。那些想走古巴道路的人，他们自己根本未能确切地理解古巴道路。他们抱着这样错误的看法，即认为古巴革命是由十一个人发动、进行与取得胜利的。他们不懂得，古巴群众的广大层份——兰诺组织与七月二十六运动——曾经为了反对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而动员起来。
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完全排斥了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终于战胜了流行了一时的“向古巴看齐”这个口号之下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并进一步讨论了今后怎样办。我们从旧的左翼运动中，与自称为革命派的亲中共派分裂，得到了反面教育，再加上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这两方面构成我们讨论的基础，对我们很有用。
锡兰革命的任务
关于锡兰革命发展道路问题，过去我们站在亲中共派立场时，曾抱持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现阶段革命是属于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后来，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才排斥了上述观点，认为适合于锡兰的，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人民民主革命，为什么我们终于放弃人民民主革命这个观念，我们必须加以解释。
所谓人民民主，乃是锡共抄袭前第三（共产）国际与中共的领导路线而来的。对锡兰现阶段社会性质，对资本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性质加以分析之后，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与社会主义任务连结起来，才能实现，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向国际扩张），非经社会主义革命，反帝任务是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诸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未完成的任务，也只有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负担。
坚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新民主阶段这个意见，实即忽视了社会发展原理与阶级互相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充份发展到具备在地球规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因而即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任务也已提出于议事日程。
……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与社会主义任务连结起来，才能实现，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向国际扩张），并经社会主义革命，反帝任务是绝是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诸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未完成的任务，也只有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负担。
坚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新民主阶段这个意见，实即忽视了社会发展原理与阶级互相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充份发展到具备在地球规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因而即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任务也已提出于议事日程。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又认识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可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党。在三十年代，旧左派运动在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方面，何尝做过什么工作呢？显然，旧左派领袖已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根本不重视向工人阶级进行基本马克思教育这件事。这批旧左派领袖缺乏足够的干部去用辛哈拉语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他们开办过某些课程的一两个政治学习班，可是由于不能经常进行之故，工人阶级先锋份子无法得到有系统的教育。他们并未采取认真的步骤，以保持与提高他们成员的政治觉悟。便带来这样的结果，即当他们右倾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集团出而进行有效的斗争，以阻止右倾发展，反而大部份成员都随波逐流，跟着右倾的方向走。
政治教育
我说这些话，是要你们明白我们所组织的五个学习班的作用。由于我们从旧左派那儿取得的反面教训，使我们懂得，为了马克思主义要灌输给人民，必须采用一种正确的简洁的与切实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把握中心主题。现在，我不准备详细报导那五个学习班教学内容，我只不过简略地介绍一下。
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党。
第一个学习班的课程是“经济危机”问题。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上，有上层建筑存在，我们已认识到对经济作基本分析状重要性。我们分析经济形势、它的原因、它的发展、它的危机、它的必然归趋。我们解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危机，是会同时转变成为政治危机的；不需多久，政治危机必将招致一场民族的大灾祸；为求免于这场大灾祸，惟一出路就是走上阶级。
第二个学习班的课程是关于“民族独立——新殖民主义的战略”问题。对于锡兰在一九九四八年二月四日改挂国旗——降下英国国旗，升上狮子旗——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意义，我们在这课程里，给予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我们分析，我们既未获得政治的独立，也未得到经济的独立。我们说明，战后大英帝国的战略，是需要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变种，来保障它的殖民地的投资与财产。以免受日趋高涨的反帝斗争的冲击，这种反帝斗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政治独立如果不配合经济独立，就是一个骗局。
第三个学习班的课程是研究印度扩张主义对锡兰的影响。中共首先提出“印度扩张主义”这个概念。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刊登两篇论文，题为“中印边界纠纷与尼赫鲁主义”，详细揭露印度统治阶级的阶级需要及其基本哲学，指出印度资产阶级要求毗邻较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它依赖与隶属。这就是所谓印度扩张主义。我们这一学习班就专门讨论印度扩张主义对锡兰的影响。我们解释我国最有势力的波拉（BORAH）资本家族的阶级需要，我们又把它与印度扩张主义作一比较；波拉家族所推行的种族政治，其目的在于把印度裔的种植工人与其余的种植工人分离开来，置他们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我们指出，资本家有意把印度裔种植工人带上错误的道路，予以欺骗与践踏。我们决心把它们从资本家的思想欺骗之下拯救出来。可惜，我们缺乏足够的干部负担这一工作。我们曾作了许多努力在属于少数民族的同志中训练干部，可惜，我们没有达成这一目标。
第四个学习班的课程是“锡兰左派运动”问题。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从旧左派的犯错误的历史经验中取得教训，理解它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批判了三十年代以来旧左派政策与纲领。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做初步的工作，目的在于学习过去失败的教训。
第五个学习班的课程，是最重要的一课。由于外界存有不正确的说法，我有必要花点时间澄清一下，这个课程关系到锡兰革命的中心问题，即“锡兰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后来在“拉丁美洲革命应走的道路”这个小册子广泛流传之后，有些人就称我们这个课程为“锡兰革命应走的道路”。
戚的“游击战争”出版之后，我们的某些同情者及其他组织的成员，就想到用同样方法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那时，又有两本辛哈文的书出版了，林彪的“人民战争万岁”、毛泽东的“军事著作选集”。有人就想用这两本书中提到的方法来解决锡兰问题。亲中共派及其同情者则认为锡兰革命必须走中国革命同一的道路，即采取乡村发展到城市的长期战争的道路。另有一批人，特别是那个从平等社会党分裂出去的组织，他们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上述的因素，使我们认为第五个课程乃属急不容缓。
我们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用意，在于暴露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与非科学的本质，并予以肃清，使我们的支持者能够运用正确的思想武器。通过这个学习班，我们计划把从巴黎公社起到今天的国际工人运动止，在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作一基本的分析。我们指出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不同，改良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革命则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指出，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如何的不同，各国社会革命并不走简单而统一的道路，而是依照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而走不同的道路。根据这一分析，我们指出：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型式，而古巴革命又是另一型式；我们由此进一步指出，以前未经历过的一种新的革命型式，将有可能出现。
这第五个班，与其他四个一样，都是政治、理论与哲学相结合的。有人说，这些学习班有些神秘。其实，如果你们要我详述第五个学习班内容，我是乐意去做的。
（费纳度法官拒绝这一建议。惟法庭并未清楚记录他的发言。）
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一致同意在办完这五个学习班之后，凡对政治有兴趣，有热情、决心继续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同志，应予进一步教育。我们为此，准备开办一个教育营，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我要声明一下，我们并不要求凡参加过这五个学习班的学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些学习班只不过作为一道桥梁，使人们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而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已。
从一九六八年起，我开始在全国各地主持学习班。依照学员的时间，每两三天讲一次。在这个时期内，我开始在全国各地访问土地发展部的工作站，并为各工作站的工人举办学习班，我们努力在该土地发展部的工会中开展政治工作，为了配合这方面工作，第一批学习班学员大部份招收土地发展部的工人同志，我们又为其他工人同志、农民与青年举办学习班。
在一九六八年一年之内，我在土地发展部的八十个工作站主持学习班。与此同时，我又在土地发展部的科伦坡总部及其他私人地点为工人与职员举办学习班。由于对学习班的需要增加，需要更多人手主持，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尾，其他同志也开始参加学习班的主讲工作。
这个法庭要审讯的人，大部份是青年。这批青年人为什么要与人民解放阵线联系呢？我要解答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带来一个新的局势；从中苏争论中得到的教训；格瓦拉同志死后古巴革命在全世界引起新的回声，拉美团结会议的热潮；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尤其是越南人民的斗争，和其他地方一样，卷起一个新浪潮，不但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甚至在欧洲与北美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引起回声。青年激进运动，决不仅仅限于锡兰而已。
整部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阶级陷于消极与倦怠状态时，遭受资本主义折磨的社会的其他层份，却往往不得不起来反抗现存社会制度。一九六八年时，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被改良主义领导带上歧途，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丧失了斗志与勇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那时，法国意大利工人阶级被抛离阶级斗争的轨道，跌进阶级调和的死坑，这也是毋须争辩的事。面对资产阶级进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颓废的愈来愈改良的领导，把法意工人阶级解除了思想的武装，像我国这样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情况也没有不同。
锡兰旧左派的诸领袖，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脑中充满费边主义思想。他们虽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是跟从拉斯基与凯恩斯的著作走，因此不可避免地背叛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工会运动束缚在他们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政治的框框内。他们最后一次的背叛行动，是放弃二十一点要求，公开与资产阶级合作，以此破坏了统一的工会与统一的左派阵线。这次历史性的出卖阶级利益的行为，使工人阶级失望与消沉下去。在统一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人民愈来愈痛苦，于是学生与青年工人便开始表露他们的反叛倾向。在这个时期（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彼拉迪雅大学学生曾多次与军警冲突。科伦坡大学学生曾冲入国会大厦，他们把国会大厦称之为贼巢。一九六八年，大批曾参加我们学习班的青年考入各大学就读，到该年年尾，我们在各大学的亲苏共派与亲中共派学生中争取到相当多的同情者。因此之故，我们就开始在各大学与各中学举办我们的学习班。
反叛的权利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过去认为，人民有权反叛一个专横的政府，其实，不单止马克思主义者是如此看法，整部历史都告诉我们，不管人民思想信仰如何，他们都接受这个观念：人民群众有权反叛专制政权。现在，我们在你们面前，就被控反叛女皇政府，煽动叛乱，鼓动造反。
尊敬的主席，以前，我从历史书本上学过，远在一六四九年，英国人民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曾起来反抗现任英女皇先祖查理第一皇帝，他们要他放弃皇位，结果终于成功了。在这一历史事件上，英国人民认为，反抗一个压迫人民的政权，是完全正当的。你们当然知道，在一七七八年时，美洲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起来反抗大英帝国而终于取得胜利，你们也知道，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统统表明，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各国人民都已认为他们是有权造反的。你们作为法官，想必已读过“反抗暴君”这本书，作者笔名为布鲁妥斯。这本书说，人民不但要造反反对专制政府，而且法官还应该站出来领导人民造反。事实上，自由派思想家之支持造反有理，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已有生动的说明。该宣言这样写道：“政府若侵犯人民权利，则造反就是人民最神圣的权利，最迫切的任务。”
稍稍涉猎一下我国历史，就可看到，朱拉华萨与其他著作中，都登载着无数的著名的反抗暴君的暴动事件。我们并非是第一批被控反叛女皇政府的人。同样的控罪，曾在一八四八年控告过吉普帕拉、亚卡拉曼等人。这就表明，我国人民是认为人民有权造反的，同样，我过去也认为人民有权反对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今天，我仍然如此看法。
要回答你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有没有进行造反。我要详细答复这个问题。
我国社会中的特权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有许多问题，长期来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愈来愈严重。你们知道，从我们孩童时代起，我国开始实施免费教育制度，我们这一辈代，无论来自农村或城镇，大部份都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受教育的机会，大致可以追及先进国家。只要把我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作一比较，事情就很明白。这一点，对我国无产阶级觉悟与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具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根据政府统计透露，在学学童有三百五十万人，每年有二十七万人小学毕业，其中只五万人继续求学，读到高中，其余二十二万人则再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在我国社会制度中，这等于说，他们不可能获得普通工资水平的工作，每年这二十二万受教育的人，是作为工人与体力劳动者而投身社会的。这一情况，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一直继续存在着。连许多大学毕业生，也愈来愈不容易找到职业，其中不少人也被迫去当普通工人。
根据政府一九七〇年的统计透露，我国共有三百三十三万三千雇佣劳动者，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农村雇农，百分之二十六是农场工人，在茶，橡胶，可可农场工作。城市工人占百分之十八，最近七年之中，这三类工人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问题，是愈来愈尖锐化了。
我国社会制度中，农民状态值得特别注意。在农村中，下层农民面临的难题，是缺乏土地，班达拉奈克夫人政府任命的金榜地区农民调查团的正式报告书指出，一百八十个金榜农民家庭，每家拥有二亩土地，九十个家庭则每家只有一亩土地。这个统计，告诉你们，某些地区缺乏土地问题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在我国社会制度中，赤裸裸的穷困与贫乏，乃是乡村居民的共同命运。我们发觉，在二百多万个家庭中，只有四千个家庭每月收入有一千卢比或一千卢比以上（一英磅等于三十卢比）。政府统计数字也证实这个事实。大致可以说，二百万个家庭都是入息低微，生活贫困的。正是在上述这些社会条件下，产生了政治不安，最后终于招致了四月事变。
四月事变
首先，你们必须注意在一九七一年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人民解放阵线最初是在农业工人、伐木工人及某部分小资产阶级层分中发展。在城市工人及农场中，旧左派势力仍然占有优势。在农业区域，在我们介入之前，自由党（SLEP）的传统依然是最强大的势力。农村区域大多数议席都被他们囊括了去。四月事变中，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该党所控制的地区。该党的政客恬不知耻地散布反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村镇倾轧的祸根。在一九五六年大选中，平等社会党与锡共同样提出言语问题。可是，他们跟着又怎样做呢？他们不但反对泰米尔族与辛哈族的平等地位，他们甚至还反对给予泰米尔族以次要的权利。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使我们这几个政党失望。这也是我们起而斗争的缘故。如果在任何人情愿冒生命危险，随时准备琅当入狱的话，惟一的原因，就是别无选择之故。
主席，你清楚知道，现政府走上政权之后，我们就公开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并取得重大的成功。回顾一下在各地如康地·卡加里、库路尼加拉与南方省及科伦坡所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图画，你就可以看到人群蜂集，千千万万的人民，围拢在我们周围，来看望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而他们决非我们用枪杆子强迫他们，诱骗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集会的，也不是我们供给免费汽车或公共汽车载他们来的，他们是统统由于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感到兴趣之故。可以说，我们每过一日，便有一日的收获。
与上述我们的工作进展同时的是，不出我们所料，人民对统一国民党的失望的结果，表现在选举上联合阵线，取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平等社会党与锡共向人民宣称，如果他们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走上政权，他们一定要修改宪法，改变内政制度，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普通老百姓就因为他们上述的诺言而投他们的票。人民希望这个新政府会实践奇迹，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划掉星文与销匙旗而不划掉象旗的缘故。
我已说过，早期我们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不大。但是，一九七一年起，我们才开始由乡村向城镇发展，通过我们的政治宣传运动，我们的政治影响开始在城市中表露出来，特别在某些工人阶级的部门中。工厂与工作站的青年工人开始有兴趣聆听我们的意见。到这个时候，旧左派才开始警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威胁。
于是，旧左派便共同策划如何打击我们。最初的办法是攻击我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你们都知道，他们这种造谣是失败了。于是他们便采用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可由锡共一位领导人，沙拉·莫塔华格玛先生的说话，予以最好的描写。他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在拉拿坡拉地方的一个锡共群众集会中宣称，对戚·格瓦拉分子的镇压工作，不应由警察去做。言外之意，锡共应负起镇压的责任！在同一时期中，平等社会党的领袖们也曾讨论过我们对他们的威胁。该党政治局会议发出一个给该党各地支部的指示，要向我们进行肉体袭击。为了进行这个任务，他们还请求警察的掩护。关于上述事实，我曾在我们的公开集会中予以揭露。
第二个办法失败后，他们便在新内阁中提出讨论：用什么方法与手段，来镇压人民解放阵线，使之不会变成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根据内阁总理最近发表的一篇声明透露，当时内阁决议，不要禁止我们的活动。据说如果禁止的话，反而使我们变成英雄。我国资产阶级很明白，禁止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效的。禁止我们活动，我们必会用其他名义进行政治活动。他们于是便策动另外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又不断予以补充修改。
你们都知道，我国现在正面临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差不多是公认的事实。其实，早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这个经济危机已经存在了。那时，政府还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把经济与社会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使人民百上加斤，因为那时有一支革命势力存在着，这个革命势力一定会鼓动人民，领导人民起来抗议政府的这些措施。所以，在经济方面实施他们的反动措施之前，必须首先粉碎我们的运动。他们就这样策划起来。一九七一年一月，事情开始露出端倪。由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起前任警察总监，S·A·迪沙纳克先生被委任为国防外务部的编制之外的秘书。更早时候，罪犯调查局（CID）早已一直开动它的全副机器来调查人民解放阵线的活动。为此，特别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从一九七一年四月起，在全国各地发动搜捕我们同志的同时，该小组负责收集大量的事实证据。他们还派特务伪装，渗入我们的干部中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政府已安排好，分派各军队单位在全国各地搜集有关我们活动的情报。三月一日至五日间，报纸上也已透露上述阴谋。同一星期内，警方已派人到军队中来。三月五日，警方演习，试验警告讯号响后采取行动需要多少时间。这种演习是为了测验在紧急状态中他们的警觉性，在科伦坡等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上述演习。三月六日，袭击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发生了，这就给他们一个镇压革命运动的籍口。三月十三日，我被逮捕了。三月十六日，全国宣布戒严。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为止，全国有四千零九十八人被捕。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与武装革命斗争的革命前夕局势，并不存在。这是我的看法，既然革命条件——无论是客观与主观条件——并不存在，则武装暴动也就不可能了。
我认为，组织武装革命暴动以夺取政权的条件并未成熟。虽然客观条件正在加速趋向成熟，但究竟仍未成熟。局势尚未达到群众除了革命之外别无出路这个阶段。当然，在当时像现在一样，社会是正朝向这个方向发展。另方面，主观条件也未成熟，换句话说，一个久经锻炼，获得群众支持并配得上领导群众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尚未存在。人民解放阵线那时正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但他仍未充份成熟。当时，我们在北方省、东方省及农场部门，尚未建立我们的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的组织。
其次，还有群众支持问题。以前在投票支持联合政府的几百万人中，其中的确有万多人此时已改变立场。这部份人是政治上较成熟的部份，他们唾弃联合政府，向左倾发展，走到我们这边来。可是，另有一部份人，虽遭到遗弃，希望幻灭，在这八个月内，却仍未与政府决裂。换句话说，人民解放阵线仍未达到群众把它当作可以取代政府的，接受它的领导，并在它的旗帜下参加阶级斗争的阶段。照我们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一个革命——一次武装暴动——决不是在群众背后干的事业。
费纳度法官：是否世界上任何地方，革命者绝不犯错误的？
第十三号被告：革命者确曾犯过错误，他们已从那些错误中学得教训。在将来，错误仍会发生。
费纳度法官：我是说一次错误。我的意思是指一次错误的估计。
第十三号被告：如果没有人民的参加与支持，就不会有革命。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我较早之前告诉你们，我反对这种说法，说人民解放阵线曾经作出决议，要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夺取政权。我不承认有这么回事。不过，在事变之后我发现有这样的事实，也是我不拟予以否认的事实：人民解放阵线的某些同志，当面对镇压而忍无可忍时，他们曾被迫起而反抗政府的镇压。
屠杀左派工人与政治犯的迫害
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在我国，出于一种阶级需求，统治阶级要镇压革命运动，尤其是要镇压人民解放阵线。他们只不过依章办事而已。四月事变只不过是必然的结果。我把这整个过程解释为反革命所发动的一次事变。
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在四月五日以行动反抗过资产阶级镇压，或者错误地以为是人民解放阵线的决定而起来反抗，或者甚至是在当时无选择余地而自行作出反抗的决定，就是反革命份子。我的一批亲密的同志，已不在人世了。马塔拉地区的整个革命领导已被消灭了。苏西·威里马同志、丹尼雅雅地方的雅蒂萨同志、彼雅塔萨同志、洛嘉·马哈马雅、苏拉威拉·雅威拉、波嘉哈华塔两兄弟，他们彼此都是相好的朋友，也是同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后来查问他们家人，我才知道他们都已牺牲了。
尊敬的主审官先生，由我看来，通过四月事变，资产阶级发觉它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已愈来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了。我国资产阶级为了使资本主义免受无产阶级的推翻的危险，它们就实行一次反革命行动，其结果就带来了四月事变。今天禁止人民解放阵线，不过是这个行动的一部份。与人民解放阵线有联系的一大批人，但属于几个左翼政党的，已遭受杀害。一大批与人民解放阵线有联系的人，已被投入黑狱，另一批与我们没有联系的，也遭到同样命运。很可能是这样，一般地镇压革命运动，又特别着重镇压人民解放阵线。
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资产阶级已得到暂时的胜利。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这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大退却；不错，我叫它做一次大退却。退却不是失败，它只不过是恢复元气并重新向某一胜利前进的一个过程而已。没有一次革命运动从开头到结尾是走着一条直线而一步也不停地达到胜利的。在革命运动中，前进接着退却，是很平常的一回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处境，在这一处境下，我才出席这个法庭，向你们提供证供，我在这儿所讲种种，并未涉及个人得失。今天的我，仍然是一位毫不后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这里所保卫的，不是我个人而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因为，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值得我去保卫的。
“更多的花苞将会开放……”
不管资产阶级想在四月事变中取得什么成果，他们的最后归宿可以说已由一位革命诗人的下列一节诗中表现出来了：
看花朵布满大地又枯萎下去，
它们的芬芳将会保持，永不消逝，
把它的甜美升华到宇宙的极至，
更多的花苞会开放，开放，繁衍不息。
这位诗人用清楚而平实的词句，表白了他自己。革命的花朵曾经盛开，可是现在，它们卧倒了，枯萎了，死亡了。虽然如此，它们的芬芳的气息，却仍然保持下去。为了加强这种芬芳的气息，其他的花苞将会继续绽放。诸位先生，事实上，我国资产阶级是并无真正的理由来庆祝它的胜利的。因为在这次阶级斗争中，胜利也者，不过是跷跷板游戏中的暂居上风而已，到了最后，我国无产阶级必将胜利。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的自辩词就此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