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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忘记……”
（关于多列士和陶里亚蒂）
皮埃尔·弗朗克
1964年9月11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彼此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西欧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去世了。这固然完全是一个巧合，而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实际上，这两人的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陶里亚蒂年岁最高，就资历说，甚至比毛泽东还高。多列士也是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中间的一个长者，他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陶里亚蒂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的社会党中的年青一代，他们转向十月革命，重新展开曾被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出卖因而玷污的工人运动。他们两人出于青年人的热情，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吸引。
当然，他们长时期有过不同的经历。意大利共产党在1922-23年被打入地下，直到墨索里尼垮台才开始公开活动。法国共产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在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举止上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区别。陶里亚蒂比多列士来得圆滑，虽然这一点不能象许多评论家那样夸大其词。多列士的圆滑曾不时得到证明，而陶里亚蒂表现的是官僚主义的才干。
把他们搞在一起甚至联合起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都是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地位，把原来是为了准备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创建起来的组织，置于为苏联官僚主义服务的地位，那时，这个官僚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篡夺了苏联的政权和共产国际的权力。在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他们只是在犹豫和有所保留以后才渐渐担任起这个角色。1924年，多列士在他担任书记的加来海峡联盟散发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甚至在1928年，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走廊里还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示保留的态度。在这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支持布哈林；可以说，他是在车子正在开足马力的时候从车子上跳出去的，而几个月以后，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粉碎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反对派。
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老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罪行完全清楚；他们特别认识到“第三时期”的政策和1933年这个政策在德国造成的致命伤。但是他们俩都作了苏联官僚主义心甘诚服的工具；他们俩首先是由于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丧失信心而成为斯大林分子的。
战后的年代里，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间产生了差别，而这些差别仍然是他们对苏联官僚主义共同效忠的框框以内的差别。（甚至有人指出，他们俩没有死在本国而死在苏联或死在去苏途中，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比起他们在中苏冲突中立场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足点——实际上，他们都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和平”道路外，看不到别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他们俩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他们实际上还通过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保证，他们领导的政党并不构成革命的威胁。
不幸的是，工人群众还没有懂得这一点。这部分说明人民为什么会成千成万地出来参加他们的葬礼。因此，属于工人运动外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不能理解象多列士和陶里亚蒂那样的人究竟起着怎么样的历史作用。于是就有象萨特尔那样的人会对他们两人讲出那么多的蠢话来。
但是，法意两国资产阶级中目光最为锐利的分子，对于这个作用有着十分正确的理解。他们没有忘记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那个时候的局势，没有忘记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对他们作出的巨大劳绩。他们的强烈感受，可以从他们二十年后在这两个领导人棺材旁公开表示的感谢中作出判断。
这就是戴高乐写给多列士的一个儿子的，并且准予发表的一封信。
“对于你父亲的去世，我向你和你一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就我来说，我没有忘记在法国处于决定性的时刻，莫里斯·多列士主席曾经响应我的呼吁，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而对全国团结作出了贡献，不管在这个时刻之前或之后他原来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先生，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问候。”
我没有忘记在……决定性的时刻。说是多列士响应戴高乐呼吁的话，那是不真实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是跟斯大林合在一起的。他们是按照斯大林在雅尔达、德黑兰、波茨坦向美英帝国主义承担的义务而行事的。其结果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挽救。
戴高乐在信中概括的话，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更加明确的叙述。
“考虑到以前的环境，那时以后的事态和今天的需要，我认为莫里斯·多列士作为共产党首脑的归来，在目前可以使人得到的是好处而不是麻烦……。
“共产党要求的既然不是革命，而是在议会制度中的优势地位，那么社会也就冒着较少的风险……。
“说到多列士，他固然想推进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在许多场合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回到法国，帮同消灭‘爱国民兵’的最后残余，而这种民兵，他的一些人曾经顽固地要在新的地下保持下去。在他的政党阴暗的、严酷的纪律允许范围之内，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的越轨打算，反对过激集团主张的暴力行为。在人数众多的听他长篇大论的工人中间，特别是在矿工中间，他不断鼓吹不论代价如何，应该尽力工作以及生产的口号。这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策略？对这一点加以估计，这不是我的事。法国因而得到了好处，这在我就已经是足够的了。”（《拯救》［Le Salut］，第100—101页。）
戴高乐说，“我没有忘记”。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忘记在1943到1948年的一段期间里陶里亚蒂作出了同样的功绩，他甚至使自己的政党和追随这个政党的工人接受那个把梵蒂冈和意大利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的宗教议定书。这样，意大利议会议长、天主教民主党人莫洛立刻向意共提供一架意大利军用飞机，把陶里亚蒂的助手送到已死书记的遗体边去，以便把遗体运回意大利。戴高乐的极其明白的词句和莫洛的引人注目的姿态表明，他们都懂得这两个共产党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两个原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创建的政党，却在紧要关头挽救了这个社会。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通过他们的政党在他们指使下所起的那种作用，通过他们的参预资产阶级政府，在法国和意大利救了资本主义；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希腊游击队的斗争，可能也救了地中海沿海整个欧洲地区的资本主义，纵使我们不谈它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的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挺进走上了一条更加错综复杂的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工人领袖的出卖而在西方得到了挽救，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镇压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反过来给予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以巨大的冲力。全世界的革命攻势又将使各国共产党从它们受制于斯大林主义时起赖以生存的神话趋于破灭。在这些政党中间出现了一股敌视改良主义政治、寻求革命后果的潮流。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离开尘世的时候，恰好是经过三十年的磐石般团结以后危机爆发的时候。这次危机结束了他们统治自己政党的时期。这是一次同中苏冲突密切结合的世界范围的危机。这次危机结束了苏联官僚政府对那些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工人运动的统治。老官僚的领导注定要灭亡。新的革命领导经过长期的痛苦考验将要出现。他们在回顾陶里亚蒂、多列士之流的时候，将会象戴高乐那样但是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说道：“我们没有忘记……。”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0期）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