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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情况
——波萨达斯1963年12月20日在第四国际欧非各支部干部学校发言的摘要
1964年2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进入工人国家，工人国家正在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它们当中的关系怎样？这是一个对立物互相渗透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在短期内将出现怎样的前景？
很明显，资本主义处在垂死阶段。资本主义之所以依然存在，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经济、社会或军事力量，也不是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给它所作的工作、给它的支持和支援，而是在于各工人国家的领导是资本主义的坚定可靠的同盟者。这个问题正应该从世界范围来考虑，而不应该从这个或者那个共产党来考虑。
事实上，那些共产党没有足以决定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下去的那个根本力量。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毫无力量。有力量的是社会党和英国的工党。在亚洲，除了越南以外，共产党毫无力量。在非洲，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可能起有影响的作用。拉丁美洲也是一样，只有智利除外。
与此相反，社会党、工会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则执行同资本主义妥协、支持资本主义的政策，不过，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决心和政治能力，而在于他们依靠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同资本主义妥协的政策。正是这样，他们才能在群众面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才能欺骗群众，使群众跟着他们走妥协的道路。
如果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中国、所有工人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古巴等）的官僚主义统治决定并且执行了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政策、纲领和目标，那么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其他派别就全都会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这就会决定它们的路线，阻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别，使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能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这就是现阶段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过去把手伸给肯尼迪，现在伸给约翰逊。这就说明它为什么给资本主义直接的援助。它为资本主义打开了进入苏联内部的大门。当苏联官僚主义统治执行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就给了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派别以充分的权威，带着一个纲领在群众面前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支持这个纲领或者同意这个纲领，它只说明群众没有别的选择罢了。在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这个政策背后还有那些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群众心目中，苏联和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国）的官僚主义统治以工人国家的全部权威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这就在世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领导失去了部分信心。而这是第四国际不曾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国际不应该对个别共产党、个别社会党或者个别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而应该向工人国家的巨大权威所产生的结果、向工人国家领导亲资本主义的妥协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政策是被当作工人国家必然采取的政策向群众提出的。群众并不接受这种政策；他们的斗争性、他们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是同这种政策背道而驰的。然而在现阶段，群众比已往任何时期都更不可能具有对革命过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他们需要过日常生活，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纲领和政策。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现状。资本主义正在度它的末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还需要打它，它才能倒下。因为它还拥有强大的破坏手段，而它准备无恶不作。如果以为它不会使用原子武器，不会发动原子战争，那就未免太愚蠢了。在五千八百亿美元（原文作五百八十亿美元——译者）的总额中，投入原子战争的资金达七百三十六亿美元。他们自己说，这超过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美国的国民收入是五千七百亿美元。投入原子战争的资金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这是他们自己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譬如说，为了暗杀肯尼迪用的钱——这是发动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是在所不惜的。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化了好几百万美元。
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着。它在现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他们一致同意准备反革命的世界原子战争，一是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进行内部竞争。
人们之所以可能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在矛盾之中存在着竞争。这是曾经导致资本主义危机，而且现在日益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方面之一。然而由于群众斗争今天比过去任何时期无比强大，它就构成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激化的根本因素之一。并不只是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有很大的重要性，全世界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是如此。这个斗争使资本主义剥削的范围，使它投资和取得利润的基地日益缩小。因此，这个斗争就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配日益缩小的世界剥削范围而相互间进行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工会斗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反过来又构成促进资本主义内部相互竞争的一个因素。无产阶级的斗争曾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减少它大量增加利润，并使资产阶级各阶层有成长的可能性。剩余价值的总额在增长。然而享受这个利润的资产阶级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的缩小、资产阶级的分化和他们相互间竞争的增长。
另外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方面就是工人国家——这个世界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其代表——迫使资本主义加剧相互间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事实。这是赫鲁晓夫为他的政策辩护时所根据的那个幻想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在准备原子战争同时，也在同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它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它没有能把工人国家摧毁掉，也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统治无意于通过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
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数不多，例如意大利——进行经济金融的干预方面，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也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竞赛。《消息报》不久前说，是帝国主义在直接的竞争中杀死了马泰（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总经理——译者），因为马泰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的利益，而他因此必须直接面对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等等。
在现阶段的历史发展中，这个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使资本主义能以生存下去。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养料，这不仅因为它跟资本主义争相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落后国家进行投资，尤其因为它同时执行着同资本主义共处和妥协的政策。而现在，通过经济互助理事会的银行，它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向有关国家投资的可能性。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不久就要赔偿在革命中被剥夺的资本家。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支持，对革命的危害超过无产阶级的任何失败。这些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基础何在，力量如何的有份量的、无可怀疑的事实。不错，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和金融机器，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存在，归根结蒂是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所有工人国家造成的。
竞争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则的支配，其中包括平均利润率法则。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它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方向，决定资本主义的投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然而四年以来，它在国外的投资比在国内的投资逐年成比例地增加。现在它竭力控制欧洲汽车市场。这就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已经没有办法在它内部发展，而必须到外部觅取平均利润。由此产生日益尖锐、日益残酷、日益凶暴的竞争。
戴高乐跟美国佬之间的“冻鸡之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谁知道他们明天会不会为一棵蒿笋厮打起来。这是很可能的。重要的是，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在美国之外，而不是在美国国内，平均利润率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跟攫取剩余价值的资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的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大量支出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增大了。这些支出用之于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用之于反革命的军事和警察镇压行动，这就使帝国主义不能以最大的力量跟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工人国家虽然也要为军事准备投入资金，但是它们从世界殖民地革命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罢工中得到支援，足以弥补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投资的不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以及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所有这些斗争都增强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群众的斗争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这就从具体的军事观点上削弱资本主义的结构、机体和力量。
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的、“天生的”联盟。毫无疑问，这就为一个自觉的联盟提供条件和基础，使工人国家能和殖民地革命结成一条推翻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官僚主义统治对此不感兴趣。这就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间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联盟不能产生更大的效力。
资本主义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制度。这个矛盾的主要基础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妨碍资本主义实施计划化，因为每一个资产者按照他个人的利益来决定他的行动。垄断是一种简单化的、私有的计划形式。这个计划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一切垄断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市场。这就导致危机阶段的来临。因此，垄断就不可避免地，而且事实上也起着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此外，资本主义不能在事先进行计划，而只能在市场表示出它需要什么东西以后再进行计划。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没有可能精确预见市场在哪怕是一个短时期以后的反应。
决定资本主义投资方向和场所的是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购买力。欧洲资本主义的资金是在观察了市场的反应以后再动员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却指导市场，因为它不是由利润，而是由消费的需要决定的。
所有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不可能结成一条和谐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战线。这我们现在可以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分歧中看出来。这些分歧的一部分导源于官僚主义统治不要战争这样一个事实，然而殖民地革命却不断发展。本·贝拉不止十次地向法帝国主义提出保证，他不会损害它的利益，他要赔偿它的损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来说，这些话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占领了工厂、土地、房屋。他们迫使本·贝拉把革命向前推进。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时有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直到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只限于在口头上。一个月以前，制订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这就是不久前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这次政变正在影响，或者就要影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因为那是革命发展的最先进的形式。这并不是说革命向前进了，而是说那是最先进的思想意识纲领形式。这是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间）的客观存在的、“天生的”联盟的又一个例子。
另一件就是不久前刚在巴西发生的事件。几天以前，有可能当巴西财政部长的布里佐拉[1]说，如果任命他当部长，他要执行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记者说：“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布里佐拉辩解说：“我不认识他。我是巴西人。”布里佐拉的政党在某些行动上是同我们党结成联盟的，它的主要领导人跟我们的同志有联系，采取共同行动。
阿根廷政府最近宣布它卖一百七十万吨小麦给共产党中国。这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打击。反过来，中国卖商品给阿根廷，而贸易超额是用英镑支付的。有意思的是英国人也牵连进来了。这就是所谓三边贸易，虽然形式上只是双边贸易。
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条件价值法则，也就是剩余价值，同样支配着工人国家。不过它在那里产生的效力、后果和作用有所不同。这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工人国家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那里有着对立物的互相渗透。价值法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当它在工人国家中存在时，它应该起同样的作用，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由于工人国家是需要发展经济的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它就必须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建立在能够取得剩余以便发展国家这样一个基础上。这项剩余只能来之于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是资本主义积累，从而也是私人资本主义力量的基础，而在工人国家，它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剩余价值就实际上全部用之于发展，而是说，按照不同的领导、计划和决定方针的人，剩余价值在工人国家起着大小不等的进步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今天还受到一个重要事实的影响，那就是它的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来保卫它本身的存在。而这还不仅是正常的国家预算（包括军事和警察费用），它的数额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例如美国并不把它给不发达国家的四十亿援助列入军事预算，这并不是给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是一种反革命投资。
这种为维护制度而经常投资的必要性，减削了它自己抵抗的能力。两星期以前，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意大利《晚邮报》的一条消息中谈到了美国的经济衰退。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近两次在美国出现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全部消失。也就是说，这两次衰退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留下了创伤，而任何一次新的衰退都将在危机的总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水平开始出现。这些基础之中有一个就是：生产、生产率和投资都在增长，而失业人数却降不到三百五十万以下。
市场购买力保持稳定，因此购买力是强大的，但也不特别强大。美国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美帝国主义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军事工业。汽车和钢在投资中的百分比降低了。煤炭的生产和投资也在降低。美国经济的基础显出是薄弱的。主要的刺激不是决定于货币—商品—货币这个资本主义的循环，而是决定于国家的干预。
资本主义国家也以一定的方式计划它们的生产。国家以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进行干预。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行动并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衰弱。国家之所以能够干预，那是因为它是由越来越少的资本家阶层控制着的。我们再就肯尼迪的被刺说几句话。只有那些自信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的大金融集团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才能把美国的“民主权利”推翻个一干二净。它们之所以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目前还无意于此。肯尼迪被刺了，而凶手找不出来，那是因为金融机构和军事机构是串通着的。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一个现象。
在资本主义世界，至少是在那些大国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垄断集团的代表，这些集团的力量基础不在于议会而在于有势力的军阀集团。这是一个可以随时发动战争的机构。它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传统之上。国家机器是大金融集团和主宰一切的军事机构的一个共栖体，这一个事实就概括地表现了上述现阶段资本主义的那个现象。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美帝国主义在它跟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中，需要使资本主义保持其活跃和具有生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的认识和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尽可以发生危机，在这些国家尽可以发生经济恶化，这并不必然牵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之，美帝国主义的任何重大危机却牵动资本主义的全部。
下面这个事实是无庸置辩，能够说明问题的：美元已经没有它十年前那样的力量了。它丧失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能力。不过它依然还是国际货币。德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动一个反对美元的斗争——至少是在欧洲——来促使美元贬值，从而增强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德国人在德国贬低了美元的价值，但是贬得很少，甚至不到百分之四。他们之所以不更进一步，那是因为美元的落价牵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是事先研究过这个问题的。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战前，资本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时大家都认为美元是所谓“健全的货币”。今天，这种货币不再健全了。它有它自己的毛病，而且还为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所苦。
这个事实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制度的虚弱状态。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能利用对美国佬不利的形势，因为它害怕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问题。
关于这一切，还有一个证据。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货币储备是二百九十亿美元。现在则是一百六十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了百分之三十。货币储备减少，而与此同时，战争等非生产性开支却在增加。
关于这个非生产性开支问题，必须稍为解释一下。所以叫做非生产性开支，就是因为它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人们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产生利润，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了资本，然而它却没有进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没有使这体系运行起来。因此，这是妨碍资本主义的扩展，妨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力量的一个障碍。资本积累增加了，但是这个积累和消费间的直接关系并没有增长，也就是使生产性再投资和资本主义的扩展成为可能的那种关系并没有增长。
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完全的循环的时候，那就是说：货币生产商品，商品卖出去，消费者把它买来，货币又回到资本家手里，其中包括他的投资和他得到的利润。与此同时，它发展、维持或者扩大了市场。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数量增加了，就业、劳动和商业增加了。
与此相反，军事生产的投资却产生相反的效果。资本家从事投资。他取得比其他任何投资无比优厚的利润。他积累了大量货币。然而买主是国家。国家只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一切就止于此了。它并不扩大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它并不产生更多的小资产者，更多的商人——除非是在极度微小的范围内。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不但不是加强资本主义，反而是削弱和限制资本主义。
此外，付钱的并不是消费者，为更大的投资，为货币的稳定创造社会基础的并不是由人民的消费所产生的资本积累。付钱的是政府，它是从人民那里取得财源。因此这是一个逆方向的循环。它不仅不能加强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从两方面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方面是从金融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负债，它跟社会的关系因此恶化。第二方面是社会基础方面：商人、小资产者、资产者日益减少，而占统治地位的少数资本家的比重却日益增加。
结果是，这个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准备反革命世界战争为目的的非生产性投资的循环，从社会方面不断削弱资本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要跟这个制度搞和平共处，搞经济竞赛。只要稍为看一看事实，就可以看出：如果短期内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就要爆发。应该读一下戴高乐的皮尔拉特（法国正在兴建中的新原子研究中心——译者）投资计划。他上哪里去筹款？要实现皮尔拉特计划，要如他所愿，增强法国的“原子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法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贸易能力。然而这将怎样实现呢？他们还为胡萝卜和冻鸡打得不可开交呢。
一年半以前，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跟戴高乐谈过一次话。戴高乐咳了一阵嗽。他们问他：“将军，您怎么啦？Allergie（反应过敏）？”戴高乐答道：“不，Algérie（阿尔及利亚）！”
戴高乐是个讲究精确的人。他订了一些计划。工资已经两年不涨了。今年跟前三年一样，国家投资又减少了。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投资的方向。百分之七十用之于军事目的。你们见过法国的地下电车吗？他们添了一个车厢，添了三四十米月台。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提高运输能力，减少开支。事实上，法国人需要整整一个新的地下电车网，因为现有的不够用。我们有一天坐了地下电车，那都老得没有牙了。
法国资本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都有投资场所，可以按照正常的投资途径，增加它取得的利润。然而，法国资本主义的资本却越来越投到非生产方面去。
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对赫鲁晓夫抱有好感，它却提不出任何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前景。恰恰相反，象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它却以它的全部资金来保卫自己。
切合实际而且具有纲领性质的结论是，应该预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迅速出现大规模的斗争。此外，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建立法西斯或军事独裁，有可能使社会党，甚至共产党出来担起组织反革命政府的任务。法国社会党就在准备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是工人国家。应该把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全面分析。不光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和工人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也有一个相互影响，有一个对立物的相互渗透过程在不断地发展着。毫无疑问，基本的倾向是对革命有利的。不过，资本主义不会不作一番努力，不会不试图利用工人国家官僚统治的狼狈处境。肯尼迪的政策只能这样来解释。
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建造通往工人国家领导的一座影响和引诱的桥梁。资本主义在确定它的目标的时候，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认为这些国家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谁也不这么想。他们试图从中取利，争取时间，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并等待发动原子战争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有利条件中，还不仅是占有可以在半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内解决战争问题的武器，占有能以反击工人国家的最大火力的足够数量的武器这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利用各工人国家官僚统治之间的分歧、异议和相互间争夺利益的竞争。（……）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官僚统治比南斯拉夫走得无比地远。经互会银行为私人资本的投资敞开大门，这是比南斯拉夫采取的各项措施无比地更加具有灾难性的一个措施。这是为金融资本打开了大门，而金融资本的侵入比在工人国家建立一两所资本主义工厂厉害得不知多少倍。
现阶段工人国家的发展应该同殖民地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考虑。对它们各方面来说，短期内就要算总账，这是明摆着的。苏联官僚统治感觉到算总账的最后时刻就要来到，这从它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化学工业方面的四百二十亿卢布的投资和经互会对私人资本的呼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四百二十亿卢布意味着工人国家生产机构的极度虚弱，是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开放的阵地。如果帝国主义向经互会投资的话，那它将不是为了攫取百分之几的利润，而是为了取得决定投资目标、投资监督人、投资的社会和财政保证等的权利。
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之所以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政策，那是因为它感觉到在工人国家内部，群众无论从社会方面或者政治方面都不接受这个统治。存在着拒绝、抛弃官僚主义统治的过程。
就工人国家的过程来说，根本的因素不是在这个或者那个经济部门投资的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全体工人国家的计划化问题。我们说的是世界范围，而不是国际范围，因为在四大洲都有工人国家。如果说非洲还没有工人国家的话，那末那里却有两三个接近于工人国家的国家。它们现在还不是工人国家，不过不久就要成为工人国家的。
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有两个标准。如果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是具有革命性纲领的革命政党，那立即就是一个工人国家。（……）
要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基础，就必须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然而，即使没有实现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要政党是革命的，依靠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活动，那么这个国家也可以被看成是工人国家。
反之，如果推翻原有政权的不是革命政党，那么，只有当所有制关系国有化了，或者至少是主要部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国有化了，这个新国家才能被看成是工人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机器摧毁了。当生产资料国有化时，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基础、根基、法律结构崩溃了。例如，在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化了。私有财产制的法律根基、法律基础消除了。然而，人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规则来审判酗酒、盗窃和罢工，那就是说，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和法律关系；不但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通过剩余价值），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国有化了。在工人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国有化，这是过渡形式。我们为它的国有化而斗争。不过，这是过渡形式，从法律上看依然是在资本主义手里。阿尔及利亚群众的斗争、动员、占领土地，这些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方向的。不过，所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的。要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性质，不能单从群众斗争来看，要从群众斗争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两方面来看。绝大部分还是在资本家手里。
在埃及，百分之六十的主要生产在国家手里，或者说是不再在私人资本主义手里了。这是确定一个工人国家的主要基础之一。然而我们不把埃及说成是工人国家。第一，因为埃及经济目前的主要基础，也就是土地，还处在私有制状态下。每一个业主占有的公顷数减少了，然而土地还在大小地主手里。即使他们每人占有的公顷数不能超过某一数字，同一地主也可以使用法律伎俩，一个人占七八份。
如果埃及把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土地收归国有，剥夺大纺织工厂，那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了。我们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的就是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的特征，它的基础，那就是私有制。尽管可能有一个社会党和共产党政府（英国就有过两次），但生产资料依然留在私人手里。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不能考虑是哪个政党当政——因为这是暂时的——而应该考虑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都当政过，然而我们谁也没有认为法国和意大利曾经是工人国家。反之，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0年虽然还是小资产阶级领袖，自称反共，但是他把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所以我们就把古巴称之为工人国家，尽管当时他自己还没有这样说。古巴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国有化以前曾经比后来激烈得不知多少。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斗争而说古巴那时就是工人国家。那时群众占领了所有的住宅和工厂。但是只是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群众的压力下（这同当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占领土地和工厂时的情形一样），不得不把大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时侯，我们才说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所谓大部分，并不是就数量而言，而是就社会和经济比重而言。在埃及，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银行国有了，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纺织工厂国有了，全部交通运输国有了，大中商业也国有了。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应该从所有制关系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主观意图，或者根据当政的人说的话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本·贝拉每隔三分钟就喊一次“社会主义万岁！”可是他每隔四分钟就跑到群众面前，不让他们剥夺资本家，不让他们占领工厂。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本·贝拉讲的话，而是阿尔及利亚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此，在目前这个过程中，我们说，由于它的所有制关系，埃及更接近于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更接近于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埃及的工人被杀害，也被关进监狱。不过赫鲁晓夫也关人，也杀人。斯大林消灭了六百万农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消灭了一万五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尽管有这些屠杀和罪恶，我们从来没有说苏联不是工人国家，因为决定工人国家性质的不是政府的作为，而是所有制关系。
这个分析的实际的、历史的、具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决定我们在每一个情况下所采取的态度和应该实现的任务。譬如说，如果我们鉴于斯大林的屠杀，就肯定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当时就可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这个国家。我们在苏联国内的政策就会是进行怠工破坏，不顾一切地展开阶级斗争，因为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如果我们认定它是工人国家——我们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而且现在依然还是发展工人国家，不仅仅是从经济方面来发展它，同时也通过群众的集体干预和苏维埃的恢复来发展它。在古巴和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埃及，我们当前的政策是支持埃及政府。不过我们同时也为彻底剥夺资本主义而斗争，保卫埃及不受资本主义和旧地主的进攻，带着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参与埃及国内和议会中的斗争，参与已经组织起来的统一政党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待埃及的话，我们就会发出组织革命政党、推翻政府、消灭资本主义的号召。我们并不想推翻纳赛尔，这不是我们的政策，同样我们也不想推翻本·贝拉。我们向纳赛尔或本·贝拉的资本主义政策和国有化的局限性进行斗争的方式就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这就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结论。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2月号）
[1] 布里佐拉（Brizzola），巴西众议员，前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译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