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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它工人国家形势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世界革命的高涨、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各工人国家强大革命力量的解放、以及它们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加剧了早在斯大林逝世前即已开始的进程，并给予斯大林主义、即给予莫斯科官僚机构统治群众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社会和各工人国家的完全霸权以致命的打击。
基于这种霸权和一种无容置辩的指挥权，多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一直承认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承认苏联是“领导国家”，并且一直与苏共和苏联站在一起。由于官僚机构在苏联社会和所有工人国家中都再也不能恣意统治、再也无法保持穷凶极恶的警察制度，于是对群众做出了一些让步。最近时期以来，官僚主义制度瓦解过程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以前各国共产党的盘石般一致已不复存在，尽管苏联领导机构的威望仍居统治地位，但今后它已陷入无法整个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境地了；几年来都保持在内部的分歧，现已公开暴露；激烈的论战已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甚至出现了分裂的可能性。各工人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克里姆林宫的附庸的关系，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存在着公开的争端。近年来的两个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是在独立于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之外的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大大损害了斯大林的或斯大林死后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与权威。在各工人国家中，尤其是在苏联，“非斯大林化”－－即官僚领导机构用来维护自己对苏联社会的统治的自由化－－，没有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各工人国家中有力地出现了真正生活民主化的趋势。
各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体系内的危机，目前阶段最显著地表现在中苏冲突上。特别是在1962年秋季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中苏冲突采取的形式是在工人运动国际政策的重要问题上 (如战争与和平、不断革命、是通过革命道路还是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公开冲突。这个冲突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各左派在世界革命问题上趋于一极的趋势。另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的存在，特别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中正使尚未组织起来的派别汇集于一极，并开始使拉丁美洲有组织的派别各趋一极。尽管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的贯彻程度由于缺乏工人的政治民主而很有限，可是这一试验却吸引着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最先进的阶层。
这个危机是与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国内生活中突出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的冲突并行发展的，而随着这个危机的发展，托洛茨基纲领的有效性就愈发突出了，因为，托洛茨基纲领的某些部分，诸如殖民地国家中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中的世界革命问题，工人国家中反对官僚机构、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都渐渐在这个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尽管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已达到很大的规模，可是至今在旧的斯大林主义范围内表现出的各种派别，仍从属于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没有任何一派摆脱了官僚机构的利益与前景而提高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前景的水平。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这些派互相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一致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它们把讨论拿到基层去是迫不得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则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很有节制地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论。
对危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最多可以通过短时期的休战使论战中断下来。官僚机构的任何阴谋都无法阻止各国共产党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第四国际参与这个进程确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革新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长中。
（一）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一致的终结
（甲）中苏冲突
中苏冲突早在1957年就已公开，1959年“戴维营”会谈后有所发展，1960 年莫斯科会议达成暂时妥协后冲突再起，1962年秋加勒比海事件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更趋恶化。中苏冲突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即使是受一个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所控制的，它的发展与胜利既同斯大林时代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不兼容，也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不兼容。
不论是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前时期也好，还是在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也好，苏联官僚机构国际政策的标志是不断设法保持现状，而这个现状却始终是不存在的。在战后时期中，保持现状应该理解为与帝国主义保持世界均势，这种均势不应被大革命运动所扰乱，帝国主义的主要地位也不得受到危害。
随着这种力量对比因工人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苏联的武装力量而获得巩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官僚机构除在有利时机时进行一些冒险主义的行动外，最经常地还是加紧它在国际关系上的机会主义进程。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苏联群众中正常存在的这样一种情感：他们对爆发一场新战争怀着恐惧心理，他们渴望他们在多年中为捍卫苏维埃制度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做出牺牲后，终于能在物质上获得补偿。苏联官僚机构把一系列右的倾向和立场系统化了，而这些倾向和立场早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当斯大林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寻求相互谅解的时代就已提出来了。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各自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的前景与意愿，而是在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斯大林曾公开地，厚颜无耻地把一些革命葬送给刽子手（别的不谈，诸如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班牙革命，希腊游击队的斗争）。赫鲁晓夫也曾不得不支持革命运动，但是，他是根据同帝国主义或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情况，或者在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就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做的很不够的、畏畏缩缩的。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饱经二十余年的风霜，取得了胜利，开始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并且常常处于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处境。美帝国主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把它看作实现自己在太平洋的野心的障碍。中国领导人没有对设法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提出原则性反对意见, 但是，他们得到的经验是：这是他们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何况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危险，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行动方向远不是朝向设法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奉行旨在削弱帝国主义的政策。必须进一步指出，中共领导机构更贴切地感到十四年前取得胜利的那种朝气勃勃的革命的压力，而苏共领导人则代表着四十年来已巩固了自已政权的官僚机构。
中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两个领导机构有不同的需要,一个需要表达居于经济发达国家领导地位的十足官僚机构的需求，另一个则需要领导一个还很贫穷的、不能指望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的社会。苏联官僚机构方面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是与中国领导人方面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面前寻求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更强大的国防相对立的。正是从这种不同的需要出发，才产生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在当前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导致中国人十分尖锐地谴责赫鲁晓夫的方针及各国追随赫鲁晓夫者（如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共、美共）的方针。
这些分歧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一）
苏联人强调即使在资本主义仍旧存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确保和平，并且强调设法同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包括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某些派别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则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不应对资产阶级的某某类别和某某帝国主义领导人抱幻想。他们尤其正确地提醒说，避免一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唯一办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努力的唯一方法是开展群众革命斗争。苏联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主要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主要由苏联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来保证，世界各地革命群众的力量只想辅助作用，而且还要避免在某些特别敏锐的地方“挑起”同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中国人则申明：世界革命力量应起根本作用。因此，中国人在这个重耍问题上所捍卫的立场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方针的。
最后，中国人责备苏联领导机构没有充分利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客观形势,责备它为了机会主义的目的，高估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赫鲁晓夫和铁托指责，中国人希望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种指责是明显的论战性的歪曲。尽管中国人有我们后面还将提到的严重弱点，但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方针，也从来没有预先表示反对于帝国主义达成任何暂时妥协。事实上，1962年10月国际危机时，他们之所以批评赫鲁晓夫，不仗是由于他的机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践踏古巴革命的起码权利，而且还因为驱使他在古巴领土上设置火箭的冒险主义。
（二）
苏联政府主张同资本主义进行主要是“和平的”竞赛，因此力图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些协议，并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有可能）群众运动都从属于他们。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现出某些类似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印度尼西亚方——，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有批判性得多的态度，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强调革命的不断性。（这使他们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的孟什维克观念相对立，并使他们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念。）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倾向于支持不发达国家中最革命的运动，不受苏联犹豫不决态度的羁绊（请看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态度）。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事实上支持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工人国家，正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的方针性差别的极端表现。
（三）
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甚至议会过渡的新改良主义观念，这些批评是逐渐加强和明确了。尤其是对陶里亚蒂的论战，超出了一般化的范围，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意共书记——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中赫鲁晓夫主义的首领——的提法。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要捍卫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尽管陶里亚蒂及追随他的人口头上也接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的莫大的讽刺。
中国人的这个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这特别是因为，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也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道路观点，而这些国家，不是革命危机已经存在,就是正在迅速酝酿中，任何“民主”的、“和平”的前景都只会给这些国家如速带来灾难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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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三个重要问题——反战斗争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与不发达国家革命运动的方针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完全证明中国的观点比赫鲁晓夫观点进步，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相类似。因此，中国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地区和左派潮流中博得了有力的响应，中国的态度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演进的意义作出评价，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持错误和危险的立场进行批评。
首先，他们对一场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认识太简略了，事实上他们仍低估这些后果。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有时低估帝国主义今天仍旧拥有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不考虑一场核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可能具有质上的新性质问题，因为，根据大部分科学界的说法，使人类全部毁灭的危险是存在的。
其次，我们的批评还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落后，而第一阶段时他们似乎是想对非斯大林化作出贡献的。特别是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主义者和对苏联的老斯大林主义集团。所持的态度，他们对苏联谴责斯大林、谴责迷信斯大林所持的保留态度，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首先是妨碍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中“支持中国派”的发展。世界这个地区的左派，虽然赞同奉行革命的国际政策，但只能谴责一切老斯大林主义者，谴责对斯大林时代的任何留恋。类似的看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首先适用于那些有很大群众影响的党（如意共）。
再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谴责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论战。这种论战常常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旧作风，它是以对南斯拉夫现实和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的观点的明显歪曲为依据的。诚然，南斯拉夫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国际政策方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等）犯的右倾偏差，从它的某些经济观点引起的、已无可否认地产生了一些官僚主义蜕化现象的十分危险的倾向，都应加以谴责，但丝毫也不能证明指责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和把铁托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去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些做法正好不利于那些这样做的人。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人不断地要求遵守1960年八十一国党声明，但这篇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折衷性的妥协文件，因此不能澄清争执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它远低于近几个月来中国文件的立场。
（乙）各国共产党中的其他分歧
中苏冲突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冲突，但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此而没有其他分歧与矛盾。事实上不仅南斯拉夫潮流——虽然它靠拢赫鲁晓夫——保持着很大自主性和独具的特点，而且在两个“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特点也是五花八门的。
不仅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如此，他们的观点并非一模一样，而且，赫鲁晓夫集团特别是如此，事实上,该集团聚集的各领导机构在一些非常重要问题上的方针很不相同。例如，哥穆尔卡的路线，特别是对农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非斯大林化等问题的态度，譬如与保共的路窥就距离很远。再如，意共领导机构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接近于法共的态度，因为法共至今仍避免对官僚控制这种旧作风有丝毫的放松。再譬如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问题；多列士形式上宣称自已更忠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首先他无视任何过渡纲领的主张；陶里亚蒂则自夸为更“大胆的”革新者，公开对马列主义的国家论的某些方面适用与否提出疑问，强调用十足的改良主义方法构思出来的过渡纲领。
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磐石一致瓦解了，瓦解的特点是：这是按照各国民族路线发生的瓦解，也就是说是各国领导机构之间的公开分歧，领导机构和党仍然保持着表面的政治团结。但是,分裂的规模，尤其是中苏冲突的规模——中苏冲突不可能以谋求始终可能的妥协的新尝试来求得真正解决——正动摇着官僚领导机构的威信，从而动摇着各党中存在的制度。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党恢复了真正民主制度、承认派系权，尽管蓄意歪曲对方的立场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官僚主义领导机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开始不得不承认本党党员采取了不同于官方路线的立场，但不允许他们保持着领导地位。意共党内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和更大的批评的可能性，这表明有一派尽管总会遇到一些暂时的波折与退却，它是一定会巩固和扩大起来的。
（丙）卡斯特罗主义的潮流
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日益起着真正的国际作用，当然首先是在拉丁美洲。这个领导机构不仅在它产生的起源上、而且在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立场上，都有别于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
尽管该领导机构的某些成员在参加“七·二六运动”之前，就个人来说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古巴领导机构作为领导机构来说,其理论修养过去不够明确，甚至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也表现出过模糊混淆的思想观点。但由于它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深入联系古巴社会最贫苦的阶层，因而逐渐懂得了革命进程的真正逻辑,尽管有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它是遵循着不断革命的路线来努力的，保证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因此古巴是当代这样一种革命的第一个范例，即：领导机构本身是在斗争中并通过这一斗争取得的经验才和马列主义观点结合起来的。
后来的经验证明这种结合是深刻的，事实上，
（1）古巴领导机构是继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机构之后，第一个有着这样的领导机构的工人国家，它在美洲大陆上面向被压迫群众，号召他们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2）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他们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的，拒绝了大多数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赫鲁晓夫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方面再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标志。
（3）国内方面，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强烈地感到了过去威胁过、现在仍可能威胁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危险，于是，正如左派反对派企图在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采取的做法一样，也有意识地公开号召群众进行反官僚主义化的斗争，并在解除埃斯卡兰特的职务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组织措施。
因此，看来卡斯特罗领导机构是目前所有工人国家中最先进的政治领导机构。尽管由于它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它在投入当前这场国际辩论时非常审愼——无疑它的革命路线更接近中国路线——,但它一定会，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工人国家的青年中，产生日益巨大的国际影响。
（二）各工人国家的演变情况
（甲）苏联的演变情况
苏联社会中的紧张和冲突，有在托洛茨基运动长期以来所阐述的根本利益与倾向的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趋势。
非斯大林化有极其深远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它基本上是符合在斯大林的方法与观点可能引起爆炸的危险的情况下，来维护并保持官僚主义制度的需要的。它是试图哪怕是部分地解决涉及苏联切身需要、涉及苏联及帝国主义对峙的国际需要以及涉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客观地摆在苏联社会面前的问题的尝试。
在经济方面，苏联领导人曾面临着由于官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由于十月革命建立起的集体所有制关系持有的活力，以及特别在战后也由于苏联也分享到的技术突飞猛进，因而生产增长率是相当高的。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性都已真正利用起来了。恰恰相反，还有发挥出来的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方面，这是由于群众的民主积极性的发挥还很有限，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工具利用率很低、生产不平衡和巨额的浪费等现象。
斯大林时代末期，这些现象达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主义本身的意义,在于为这种局面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又不损害官僚主义统治本身。
权力下放是曾经被考虑过的解决办法之一，受到南斯拉夫经验启发的一股共产主义运动潮流都赞成这一解决办法。1957年的工业结构改组正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尽管这种改革取得了某些成果，部分地消灭了触目惊心的流弊，但它既未能避免新的经济结构（州一级的结构等）中重新产生官僚主义，又未能避免地方上封建现象的出现，——这些封建现象与已往的封建现象是同样不幸的。所以，由于这个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在各级领导中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带来了在经济区域和经济领导机构上的重新改组。最近时期以来产生了重新集中的趋势。
苏联经济学家和领导人为此进行了讨论和论战，有一派深恐权力下放，乃寻求此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另一派则认为新弊端之产生系权力下放不够所致，因而希望扩大权力下放。因此也对市场应有的日益增长的职能进行了讨论，有些人倾向于实行企业的更大自治（这也是跟踪南斯拉夫的经验）。
最后，还就经济客观规律、就制订新指数和经济核算标准以便为生产、定额提供更为精确、更可比较的指标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除在工业方面进行组织上的结构改革外，赫鲁晓夫官僚机构最近还考虑改变党的结构本身，考虑建立某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机构。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改革党，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逐渐使党成为整个官僚主义控制经济的机器的一个部件。这只能产生部分的结果（节制浪费，限制经济犯罪等），但绝不能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刺激办法和经济各部门的平衡等问题，甚至还能引起政治危险。根据类似的经验（生产委员会）而拟订的建立咨询委员会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官僚机构本身看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同时却也表明，官僚机构在这方面不能走得太远，只能极度谨慎地行事。即使这些委员会真正成立起来，它们也不会握有实权，不过是发表咨询意见而已。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苏联经济所需要的主要原动力。
因而很清楚，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过渡时期苏联经济的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无法深刻懂得经济规律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不善于动员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力量——即群众的创造力。它只是不断地找到一些治标的方法，提出“技术上”的解决办法，顶多采取新的官僚主义控制形式，只让工人阶级起一种完全从属的作用。
苏联经济当前的困难,在农业方面尤其显得尖锐和突出。尽管进行了事务改革，苏联农业仍很落后，农业增长率按人口计算（虽不说没有增长）是很有限的。苏联农业仍然落后的程度，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的生产人口还要占全部生产人口的50%以上，这个百分比无法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拟。其次，农业纳入计划经济遇到了巨大障碍，因为，农村中非集体的生产关系仍居主导地位。
增加集体农庄的自治权，建立更加有利于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的交换，已使得避免了保持斯大林传统路线可能造成的灾害。不过，这些措施并未能实现计划多次规定的生产增长率，因而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消费的需要，也没能消除或逐步限制集体农主庄员对自留地的兴趣。因此，集体农庄无法指望充分利用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最后，垦荒实验证明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主要是因为收获量有很大波动，荒地上的国营农场本身中也已经提出了社会方面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试验没有为农业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最深根源。农业的困难只能靠大量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克服，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需根本改变经济方针，首先是缩减重工业方面的集资。再者，要想有一条更协调的经济发展方针，则意味着群众民主参加，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民主管理。只有当集体农庄庄员看到自己的农庄——因而自己农庄的收入——有巨大发展的具体可能性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感到集体农庄是他们自己真正领导的民主大家庭的时候，他们对自留地的兴趣才会渐渐淡薄，长此以往，才有可能考虑毫不紧张、毫无抵抗地从集体农庄形式过渡到集体管理的完善形式。
（苏联）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状态，严重地妨碍着在充裕消费方面取得显著进步，1962年采取的大幅度提高食品（肉类、乳类等）价格的措施，就是最明显的迹象。
已经指出过：赫鲁晓夫曾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福利国家”方向发展，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缩小到了“福利”社会的规模，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失败尤其惨重。诚然，苏联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同样千真万确的是，1962年生活水平的增长率就更加微弱，绝对讲来，它不足以满足苏联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苏联群众是期望官僚机构常常大肆吹嘘的苏联经济、技术的长足进步，能在消费和舒适设备方面得到反映的。
在文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威到需要针对斯大林的做法来个转变，首先因为教条主义和行政的方法是一个桎梏，使科学工作贫乏，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得不到提高；其次，因为这种态度有使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公开破裂的危险。因而产生了自由化运动，其发展形式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运动在某些时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各科学学派相互竞赛的主张，出现了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别的艺术流派。最近关于文学、绘画的问题的论战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些论战表现出年轻知识石子阶层的沸腾的激情，他们渴望苏联文化向着高于前一时期水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突出暴露了赫鲁晓夫主义的主要局限性，这特别表现在1963年初所肯定的文化领域的某种新日丹诺夫主义形式上。显然，赫鲁晓夫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所牵涉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抽象派绘画或十二音节音乐固有的意义。赫鲁晓夫十分了解，在一个民主表现形式不存在或极为有限的社会中，最普通的政治冲突也会部分地或变相地在文艺冲突中得到表现。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森斯基等诗人拥有那么多听众，这不仅表明苏联青年精神上的某种兴趣，而且也表明了这些活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说官僚机构采纳了科学文化多流派，以及各流派自由辩论的主张，那么，它在客观上就会促进政治上的分化，这将使对一些政治问题有某种固定的看法，因而将是肯定苏联多党制权利的前奏。
之所以特别强调在文化方面进行辩论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在这场辩论中再次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和斯大林时代的罪行问题，其中包括集中营问题。事实上，在讨论文化问题和某些苏联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所承担的责任问题时，往往都提出当前的许多苏联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责任问题。这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本身来说是个极其严重的危险，因而感到必须尽快地堵塞这个漏洞。
赫鲁晓夫主义的矛盾再次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为了博得群众的支持，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以“个人迷信”的消除者自居，都以斯大林滔天罪行的揭发者自居。实际上，每逢他在各方面处境困难、遭到对手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再次求助于谴责“个人迷信”，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即：恶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就是这恶劣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走向非斯大林化的每一个倡议，都会引起某些阶层提出新问题，提出新的需要，要求更彻底地进行非斯大林化。这对这个官僚主义制度来说终归是一个危险，因而对赫鲁晓夫派来说也是一个危险,赫鲁晓夫派要么偃兵息鼓，要么不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推进非斯大林化与后退时期的交替进行，可以由赫鲁晓夫主义的性质来说明，这种交替进行甚至在最近的将来仍将继续下去。
最近几年来由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向官僚机构提出了关于工人国家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新问题，而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的同时，各工人国家经济配合的必要性也大大加强了。尤其在1962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将影响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结构。
此外,还曾考虑建立一个所有这些国家共同的计划经济桔构。 因此官僚机构本身也不得不代表并表达（即使是以变相的形式这样做）各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使撇开某某国家的某些暂时的抵制不谈，官僚机构的存在也将阻碍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原因和在各国范围内起作用的因素相似，即官僚民族利己主义和官僚机构的利益，如果在国内不实行民主的计划经济，如果各国间不实行协调发展，那就不可能实现国际上的民主计划化和协调发展。各官僚主义管理下的各种经济内部发生的紧张和冲突，在某种国际环境下将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多。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官僚机构是不惜采用经济制裁的，它的政治需要与它使用的方法，妨碍着经济任务的完成。因此，如果工人国家的真正的经济配合排除其中某些国家参加，那么，这种配合是不可能有效的；具体来说，如果中国不得不留在这个体系之外，那么这种配合便只能是很有限的。远不该采取这样一种方针，恰恰相反，应该要求各工人国家间的这种经济配合的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参加敞开大门，这些国家的革命正朝着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前进（如现阶段的阿尔及利亚）。
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正不断遭到一连串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压力。我们曾多次指出，现在甚至在官僚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利益与方针上的冲突。最近几年来，最明显的压力莫过于经济方面的官僚机构的压力。众所周知，这是工农业的领导人施如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采纳赫鲁晓夫的某些改革。但在目前阶段，在关于市场法则、经济核算、厂长的职权、市场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中，工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种趋势的另一个反映是：苏联领导人中，受过技术教育和技术员出身的领导人的数目在增长中。关于农民各阶层方面，他们与官僚机制的关系虽然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有了改善，但仍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事实上，农民兴致勃勃地搞自己的自留地、集体农庄庄员力图高价缴纳征购物资、他们偏爱集体农庄市场等问题,尤其表现了经济方面的抵制与冲突。
而最引人注意的冲突还明显地表现在官僚机构同工人阶级——他们的具体作用正不断增长——和知识分子的系关上。当然人们不能说现在已经有了群众大规模反对官僚机构的行动，也不能说工人已自觉地、确切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的权利要求。但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示威游行和冲突，这表明有些趋势正在深化中。只要举出奥德萨和诺沃捷卡斯等地的罢工就够了，在罢工中，工人提出了经济权利要求，提出了有关领导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某些正式文件中，甚至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都提到了工人敌视工厂中官僚机构的监督方法。 这二切实际上包含着工人管理问题。
至于知识分子，如上所述，最近发生了很有意义的冲突，冲突的内在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问题。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某些遗老，都愈来意提出重新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时代的问题。某些阶层还非常明显地关心诸如工人委员会等问题。继赫鲁晓夫最近加紧控制以后，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了抵抗，这表明，不管有什么样的暂时波折，官僚机构通过行政措施和强迫做有损体面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代苏联社会的所有这些人心动荡现象，势必在国内问题与国际矛盾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和愈来愈多。（目前的中苏冲突至今尚无突出的影响，但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一定会有些影响，另外还出现了年轻一代对古巴经验很感兴趣的迹象）。官僚领导机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力图应付这种局面，有时诉诸强制力和做一些后退，有时在非斯大林化方面做些新的让步。特别是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一定会力图用极端波拿巴特式的技照来保持政权的。但是, 总的说来，无论采用那种政策，都不会窒息革新趋势，因为这种趋势在苏联社会中是有十分深远的根源的。因此，每向非斯大林化推进一步，都会打开新的缺口，都将出现一些要求取得新让步的趋势，而任何后退的企图都会遭到愈来俞明显的反抗，都将促使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先进阶层对官僚主义制度的本质有批判性的认识。
（乙）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演变情况
中国最近五年来的发展是以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为标志的，这些事件揭示了在这辽阔的范围内进行革命实验的矛盾面及其目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方面来自中国工人国家本身实行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则因为国际经济援助太不够了，即使苏联政府不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使局势更趋恶化——,国际经济援助也是绝对不够的。
1958—1959年是以“大跃进”和建立公社为标志的。这两个措施成取得的成就不能因随后几年的失败而被否认或缩小，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对于一系列不发达国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启示，这些国家面临着相类似的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机构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搬到城市中来、另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用于无限度的“大跃进”的时候，就必然会遭到失败。他们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动员农业劳动力，甚至采取军事方法，过分延长劳动日，不合理地取消了必要的假期，这些都只有在非常时期、为了特殊目的才能这样做，长此以往则损害劳力，降低生产率，虽不说是消极抵抗或暗中破坏。所有这些，必然会影响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同样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大部分“小高炉”的产品没有用处，因此付出了无谓的代价，造成了浪费）。除此之外，还有天灾。据官方消息,实际上天灾造成的后果异常产重。
这就是近几年后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我们再重复一遍，这种情况由于苏联官僚机构持如下的态度而更趋恶化，他们不仅不尽最大努力帮助陷入非常困难境地的中国工人国家，反而撤回技术人员，要求迅即偿清债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锐减。
中国领导机构面对这些经济失败所持的态度，证明是一个经验主义领导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不是按照强迫合作化时期的斯大林方法而行事的。毫无疑问，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太急了，没有足够地考虑先决的必要技术条件:此外,把公社集体生活的条件描绘成几乎是有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就会的前夜，实际上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宣传上的哗众取宠。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诉诸暴力强制农民加入公社,也未求助强迫合作化过程中的斯大林方法，下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里既没有那种曾经血洗苏联农村的屠杀，也没发生那种大量屠宰牲畜的农民的绝望反抗。
另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当所犯错误产生的后果暴露出来的时候，领导人在经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后发生了转折,使得公社方面和总的经济路线方面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
他们懂得了调整几年的必要性，懂得了不再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因而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上，直到肯定优先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机构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上。尽管他们一向采取官僚家长制，但重点还是放在必须说服上面，而不是放在必须施加强制力上面。中国领导机构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个特殊性，如上所述，中国领导机构在讨论中维护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一致给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中国客观存在的落后基础以及现任领导机构的政治素质，在中国工人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前已指出，中国工人国家的管理依然是官僚主义的，“大跃进”和疯狂建立公社时期所犯的错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中国领导机构对非斯大林化所持的官僚主义态度。1956年至1957年间，它似乎赞同进一步开展非斯大林化。毛泽东写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文，文中承认了罢工权；在文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学说。但是当刚开始的放松造成许多派系的发展时（其中包括公开冲突），中国领导机构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就一直在这块阵地上居于后卫地位。
中国的经济情况客观上是困难的，只有其他工人国家提供重大经济援助，只有民主地动员群众生产才能迈出显著的一步。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国际方面提出问题的，对他们说来，建立在“和平共处”与长期经济竞赛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是很难设想的，但是，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直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这样就会造成更有利于他们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无视这一点，即:他们希望把中国群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这就是强调苏联领导机构对缩减援助应负的责任，提出扩大国际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则掩盖中国情况的另一面，即：必须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真正的民主化。事实上，这种民主化可以带来以下的后果:充分利用群众的创造潜力，减少今天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的紧张，减少官僚主义的管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困难。
目前阶段，真正的民主派别只存在于地方，而且很可能极为有限，根本政治问题和基本方针一向是由最上层、由寥寥的几个官僚主义阶层决定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发展不平衡,这些因素是：1）原有水平；2）经济发展速度；3）具体的政治因素；4）国际因素的影响。
像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一些国家沿用旧有的经济结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是如此；像阿尔巴尼亚之类的另一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依靠有限的生产力。在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引起了历史性冲突，例如匈牙利革命和波兰十月事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有的被公开拒绝（阿尔巴尼亚），有的是被动地接受，有名无实地进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些国家的发展未受到国际上的牵制，而另一些国家（东德）则广泛地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下列倾向和问题，
——在经受某些困难和不平衡之后，工人国家的国际一体化和计划化的必要性越来越肯定了。然而这种倾向同民族的具体需要和具体情况相抵触，同官僚主义的民族利益主义相抵触。
——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合理化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反对浪费问题等），在某些国家中（如捷克，南斯拉夫），这些问题同苏联面贴的问题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像东德，波兰的部分地区），则提出确保更高和更规律的增长率的问题。
——官僚领导机构在农村的失败是明显的。不考虑必要的技术先决条件而快速发展的集体化，导致了真正的危机，例如在东德和捷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哥穆尔卡的领导机构通过的相反的路线，即使避免了快速集体化的紧张局势和失败，但它过去和现在仍不能保证农村生产力的必要的高涨，不能保证把农业部门实际纳入经济计划化；事实上，还异常缺乏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部门。
——关于生活水平问题，好几个国家的生活改善仍然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使生活水平比较高，但由于农业发展不够和官僚主义的管理造成的混乱，在供应上仍不时发生危机。
——在文化方面，一些国家（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大，某些小心谨慎的尝试在萌芽状态就被粉碎了。相反，在其他国家（如波兰，甚至匈牙利），知识分子获得一定的自由化，自由化的程度在波兰比苏联更大。
在1956-1957年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采取新的路线之后，民族因素——战后一直到匈牙利事件为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逐渐消失，随着人民民主国家获用类似苏联的结构，因而苏联特有的冲突和问题在人民民主国家也就逐渐产生，尽管它们是以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形式出现的。
最近时期，最可能有重大发展的局势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在波兰，存在着左派批评力量新高涨的迹象。在匈牙利，上次选举反应出不同潮流的存在，它们可以利用非常有限的合法条件来表现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甚至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引起尖锐冲突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巴拉克事件、大学生示威游行、工人冲突等事件，提供了这种局势的迹象。
（丙）南斯拉夫的演变情况
南斯拉夫是各工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生产在某些情况下有的减缓，一般讲来，生产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甚至在农村中，（南）领导机构似乎也制定了一个比东欧其他工人国家领导机构所制定的方针还要正确有效得多的方针，显然，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这种委员会的权力还有限，尽管官方也揭发某些蜕化的现象。
新宪法——它应该被通过——的制订表明，在关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结构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而且正在做出十分积极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超过了那些最赞成非斯大林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人们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派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人早就提出来了，如（权力）下放、经济刺激的必要性等。
不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的倾向已经走上了极端，尤其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泛滥不能不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已经具体化了,连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权力）下放也未妨碍官僚主义在地方上的重新出现，并且有助于特殊化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就连南斯拉夫的情况也证明：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但这种民主化现在没有因为建立权力有限的工人委员会而实现，因为现在没有能就政治方针的根本问题真正表示意见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
（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耍任务，是不断地对官僚机构及其制度开展革命的批评，不管这种制度目前的表现形式如何。第四国际不隐瞒，它对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求实现（1938年）过渡纲领中和我们国际运动后来的文件中所阐明的纲领。此外，这些国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际的帮助下，根据每个国家群众运动现有水平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不同国家制订纲领。
总的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官僚制度的当前危机中找到支持点，以便回答正在争论的、反映（经常是以变相的形式反映）过渡时期的问题。他们特别应该竭力用年轻一代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一代即使没有被斯大林教育弄成最坏的畸形，也不会因而可能了解列宁主义批判性思想的优良传统的。
在中苏冲突中，以及一般讲来，在目前各国共产党的论战中，第四国际最坚决地谴责使用国家手段来解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第四国际尤其谴责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采取的经济措施，它再次强调必须把工人国家的政策同共产党的政策分别开来。它谴责下述的事实：即，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引起了国家方面的报复与决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第四国际重申：第四国际批判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入反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和大部分其他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因为，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文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如反战斗争的方法问题，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不断”革命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中国路线大体上比赫鲁晓夫分子的路线进步，更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集中于一极。
但第四国际也就其他很重要的问题，如对一场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估计，对某些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所持的态度，对南斯拉夫工人国家性质的判断，对非斯大林化问题的态度等，也对中国领导机构提出批评。
第四国际支持必预举行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进行，并且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都参加讨论，第四国际应该享有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权利。
在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现阶段为扩大和加深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而斗争，迫使官僚机向群众和知识分子作出更大的让步。应该特别着重批评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经济中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在企业中建立监督组织和工人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工人享有以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的权利，不是抽象地支持，而是从经验和实际进行的运动出度来支持。
在文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日丹诺夫的观点或新日丹诺夫的观点，为各种科学学派和各种艺术流派的充分自由而斗争。
同时，他们还要为新闻自由，特别是为苏联公民享有直接和完全了解党和国家机关中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同样，也为他们能享有直接、完全了解各国共产党之中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
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显著提高农业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投资的必要性，甚至可占用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这种方针将确保经济更平衡、更协调的发展，同时还可能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将在一切领域中包括在重工业部门中得到表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各工人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一体化，它可以确保更加合理的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有日益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和各工人国家间人们的流动自由，这将促进经验交流和日益增长的一致。
在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须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领导机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冲突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机构，它所领导的工人国家的特点是深刻的官僚主义畸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需要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制度、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即争取拥有实权的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争取真正的苏维埃结构、争取使处于革命后的社会之中代表工农利益的派别和政党享有自由表达权、争取使工会独立于国家之外、争取一切科学学派和一切艺术流派的自由等的斗争。只有通过一场足以在政府的政治形式中发生质变的群众性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上述成果。
现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要在中国为以下各项而斗争：
（1）为公社的有效民主管理而斗争；
（2）为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并继而建立工人管理而斗争；
（3）为在党内享有批评权而斗争，并争取在中国实行（中国） 领导机构在国际上所要求的那种少数派的权利；
（4）为恢复并发展1956-1957年间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而斗争，这一方针在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和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得到了表现。
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前斗争纲领应根据与适用于苏联的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来制订，同时还必须从前面已指出的十分不同的情况出发。
在南斯拉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为反对当前经济结构的离心倾向、为工人委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权力、为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政治方面、为真正贯彻最进步的宪法新规定、为在党内享有派别权利享有自由表现、批评和反对权、为享有苏维埃性质的多党制而斗争。在国际政策方面，他们要为反对领导机构在战争、“和平共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的方针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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