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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1954年）
1917年以来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决定于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作用。这个发展已经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1917年—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年—1943年的世界革命的低潮和1943年以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十月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
——它在理论方面推动了一部分工人运动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而有利于这个运动的独立组织工作。
——它给予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初期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
1917年到1923年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个为争取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为争取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先锋队而斗争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的失败在苏联造成的结果是苏维埃民主遭到了一种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的破坏。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是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的。通过这个国家的活动和压力，苏联官僚制度对于全世界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于那些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推动而产生的组织和运动，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本来应该使它们的活动适合这个新阶段，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巩固自己，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并借此为将来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但是，第一次工人国家和它的堕落的官僚机构对于刚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还没有可靠干部的各个组织的压力，导致了这些组织的堕落。共产国际成了把克里姆林宫得命令传达给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工具。因此，这些党的政治的和理论的发展也就越出了常轨，在选择干部和中央机构时，也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方式。这些党利用群众和群众运动，不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官僚机构的利益。
这种利用各国共产党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服务的做法，有助于造成工人运动一系列惨重的失败，最后促成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少数派。斯大林主义、即使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利益的运动，是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体系起作用的：
——一个实行警察专政的工人国家；
——在本身受到严密控制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软弱的工人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战后几年里，一些十分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一种情况，那就在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轨道以内集合了以下这样一个复杂的集体：
1．苏联。这个国家依靠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力量和群众对于这些关系的爱护，于战争期间进行了特别出色的抵抗。其后，它又继续取得了经济发展，因而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
2．东欧的新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是靠官僚主义行动建立起来的，克里姆林宫事前并没有计划；
3．中国。在那里，中国共产党在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取得了政权；
4．在斯大林主义者或亲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一系列的殖民地运动；
5．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西欧的这些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由于抵抗运动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以后几年里，共产党又失去了它们在一系列国家里已经赢得的地盘；但是在重要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党具有左右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力量，并且尽管局势有某些变动，以后仍然一直保有这种力量；
6．1948年6月以前的南斯拉夫也可以列入此类。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它曾经领导的英勇的群众斗争取得了政权。
使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得到发展的根本条件，即革命的低潮、苏联的孤立和它的经济的落后状态——这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保证这种控制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在同一时期以它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全世界相对的平衡——已经遭到了破坏。
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不但远不能构成一个巩固的因素，而且其中还含有造成本身解体的趋势；这些趋势从下列事实中得到了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员中的多次清洗；承认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共同领导；实际上几乎等于消灭的某些共产党的削弱；苏联国内政治不复稳定和在周围防垒中开始发生革命骚动。
这种新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克里姆林宫不能重建一个能以任何方式维持下去的国际中心，以代替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
最后，尽管有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苏联作为一个强国的吸引力的增加，群众在此战后期间仍然形成了大批向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左派（比万主义、亚洲社会党……）发展的趋势。
但是，各种因素仍在发生作用，使克里姆林宫仍有支配世界工人运动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苏维埃国家对于实力较弱的伙伴的控制；群众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组织来解决革命形势所提出的问题，因而首先集合在现有领导周围这一事实。最后还有，在斯大林主义兴起期间所获得的概念和方法由于惰性和传统而继续发生作用，尤其是因为这些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以及它们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更是如此。
除南斯拉夫外，在共产党拥有群众基础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产生群众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现象；同样地，在这些党的内部也没有任何群众性分裂的现象。斯大林主义的解体最初采取的形式是一种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对立的想法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以及以前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等级关系逐渐发生了改变。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整个时期内将首先并特别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将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组织形式的内部，无论关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或者关于代表苏联官僚机构紧密控制的现存的组织关系，都将有向新内容发展的趋势。
在共产党构成工人运动中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的国家里，革命高潮由于沿着其他组织的道路发展而使这些共产党更加陷于孤立，从而引起它们内部的深刻危机。
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出现的事件一方面使苏联发生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开始成熟。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人们以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方式对某些组织施加的压制得到了缓和。这些组织今天即使在共产党最没有力量的许多国家里也仍然在把大多数的革命战士团结在一起。结果，这就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党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在上述的意义上加速斯大林主义的解体。
第四国际是为保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的继续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而创建的。它负有任务插手于这个解体工作，把到现在为止为斯大林主义所影响的健全的共产主义力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
Ⅰ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衰落
1．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浪潮只是动摇了最没有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并没有波及到那些殖民帝国，因而容许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靠着对群众作重要的让步（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等等），把革命运动高潮在它刚掀起的时候就加以扑灭。在这个革命浪潮发生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急剧经济发展的美国还没有经历过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足以使美国的不断地从移民群得到补充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工会的或政治的觉悟。因此，革命浪潮起作用的范围就只限于中欧和东欧，基本上只限于世界大国中间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但是，俄国是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无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而且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这个国家总是被几千万不识字的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俄国的革命和德国与意大利的革命融合为一，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一种足以保证苏维埃民主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广阔基础。1922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革命浪潮的结束，使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这种孤立使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到重大的物质牺牲，导致它的战斗潜力和战斗热情的逐渐消竭而使它越来越抛弃政治活动和政治兴趣。这样就为它的受到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掠夺创造了客观条件。
2．尽管如此，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广的长期的失败。世界无产阶级中在1918—1923年革命高潮期间一直比较平静的那些部分，开始在以后几十年里相继活动起来：英国在1925—1926年；中国在1925—1927年；西班牙在1931—1938年；法国在1936—1938年；美国在1934—1937年。在德国本身，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最后，尽管有这许多机会而革命仍趋于衰落，其原因并不在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动力，而在于工人的领导人所起的有害作用。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导致了这些运动的失败。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革命衰落的加甚，那么这种发展就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和全世界革命力量（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扭转这种趋势和靠着工业化和在世界规模上取得的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以加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努力，随着这些事件的成为过去，都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现实的。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合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联合没有实现，那首先就是由于苏联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斯大林主义是1923—1943年这一整个时期的革命低潮的结果，同样也是它的原因。
3．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农民占压倒优势的比重，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喝文化水平低，以及它缺少民主传统——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软弱无力，群众日益消极，政权越来越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官吏所掌握。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这样一群官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和在重要性上应该减少，使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经济得到巩固，使阶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归于消灭。这种消灭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消亡是一致的。在这种消亡实现以前，应该由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当权的工人阶级对这些官吏实行严格的监督以尽量限制他们滥用职权。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与此不同的。在普遍匮乏和贫困的情形下，管理和分配全国财富的政权很快地成了分配的节制者，把重要的消费特权霸为已有。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和保守的官僚阶层，与剥削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农、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等等）联合起来，维护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物质利益。以后，他们又组织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殊社会利益并决心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面前维护这些利益的官僚阶级。这个官僚阶级的建立和巩固主要反映在政治领域内，反映在使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唯一的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分裂的派系斗争中。斯大林主义派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得到了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个胜利终于破坏了党内民主——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堡垒，完全推翻了这个国家除了所有权关系以外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且建立了基本上以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和从根本上对这个利益的维护为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拿破仑式独裁政权。
4．革命高潮最明显地表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上。革命低潮基本表现在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胜利上。但是这种低潮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端衰落的体制之内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十分衰落，在这个衰落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者的对立十分尖锐，世界规模的工人运动仍然十分强大，以前俄国有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残余或者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在苏联本国还十分脆弱，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低潮还不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反革命活动大体上仅限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对外贸易的垄断、全面的计划经济——由十月革命产生的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并与之相对立的这一基础，在苏联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维护、加强和巩固。按照列宁的公式被认为是过渡时期特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苏联国内从生产领域——这里实际上消灭了一切资本主义形式——进入了分配领域。因此，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拿破仑式独裁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要推翻它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但是，苏维埃国家是十月社会革命的产物，它在继续保卫（虽然是以一种特殊的和常常不恰当的方式）这个革命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成果。除非由社会的反革命重新建立起（即使仅仅是逐步地）资本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统治，这个国家是推翻不了的。我们说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说法包括现代苏联社会现实的两个根本因素：一方面是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同样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治反革命的胜利。我们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方针与这个矛盾的苏联现实是相符合的：通过推翻官僚独裁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苏联的发展；防止苏联的失败，以免它的社会基础被推翻和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
5．在这同一的苏联现实的体制的内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性质，即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
（1）一方面，这是一个从苏联的特殊社会结构取得其特权的寄生阶级。因此，为了存在下去，它就不能不以自己的方式保卫这一结构，反对企图破坏这一结构并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
（2）另一方面，这个寄生阶级除非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依靠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和它的缺乏革命远见，否则就不能扩张它的特权和使它们暂时保持稳定。因此，官僚机构就不能不违背无产阶级的意愿，力图维持那种足以防止苏联无产阶级的新革命高潮和新革命活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苏联官僚机构的矛盾性质同样反映在下面的事实上：只要它能保卫苏联及其社会基础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各种复辟势力的进攻，它就明确地帮助苏维埃民主在国内的复活；相反地，只要它能暂时遏制苏联无产阶级或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它就明确地破坏或瓦解它自己的特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
6．1923年以来，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一直反映在它的整个国内的和世界方针上。但是，这种两重性表现自己的具体方式基本上决定于苏联官僚机构所不能控制的情况：全世界的和苏联国内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这一点看来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
（1）从1923到1943年：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严重化有关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撤退，容许苏联官僚机构在国际革命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苏联国内各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以巩固它的权势。苏联的拿破仑式独裁就是这些平衡的产物。苏联官僚机构的方针所追求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保持平衡。在这种意义上，苏联官僚机构的国际方针的一篇全球的总账是改良主义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的目的不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只是在保持现状的框框里维持苏联。
（2）从1943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和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它的压倒优势有关的新的革命高潮，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这些因素迫使这些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来同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力量相对抗，并且使每一种骑墙的和维持现状的方针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军事独裁的平衡基础的崩溃，也破坏了苏联官僚独裁的基础本身。同时，苏联生产力的高涨、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文化上的增强以及国际革命浪潮在这个国家内的反响，也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它们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为基础），并且正在为无产阶级重新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预作准备。
7．从1923到1943年期间，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在国内外表现在一些突然的转变上：
（1）1924—1927年：苏联官僚机构与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际上，采取右倾路线，与蒋介石、英国工会官僚、巴尔干各农民党等实行无原则的联合。
（2）1928—1934年：消灭富农和商人；实行强迫的农业集体化和冒进的工业化。同时，摧残工人残存的从十月革命得来的权利，给每一个企业的经理以无限的权限，加速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到削弱和陷于瘫痪时，采取极端右倾的路线。
（3）1935—1939年：在苏联国内采取右倾路线，恢复农民的一部分牲畜和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废除旧苏联宪法；消灭整个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反动势力在道德、文化等领域内取得胜利并一般地鼓励了新兴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国际上也采取右倾的路线：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联合，承认这些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的国防；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压制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
（4）1939—1941年：在苏联作战争准备，包括停止大规模清洗在内，并巩固个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上，由于对外联合的突然改变方向，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了极端左倾的路线。
（5）1941—1943年：战争时期采取右倾路线。在国内：以“伟大卫国战争”相号召，优待农民，准许大批集体农庄土地为私人占用，解散共产国际，恢复教会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工具，进行大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等等。在国外：和帝国主义紧密联合，采取民族阵线的方针，反对殖民地要求解放的起义，反对保卫盟国工人的经济利益，等等。
8．从1943到1947年期间，苏联官僚机构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这一时期看来是世界革命低潮和新的高潮中间的过渡时期。为了同一理由，它也是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期和衰落时期中间的过渡阶段。世界革命高潮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斯大林主义；一般说来，它还被限制在官僚机构及其代理人能够通过若干传统的方法对它加以控制的范围以内（法国、意大利、印度支那、马来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一部分）；唯一的例外是南斯拉夫。但是，这个革命浪潮却足以威胁帝国主义，使它力求和苏联官僚机构订立一个临时协定。后者着手阻止或试图压制革命以换取领土上的和经济上的让步。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德国的被肢解和欧洲的被分成为两个势力范围，同一时期的西欧共产党和远东殖民地国家的采取反革命方针，在东欧对资产阶级残余的维持，美国将军马歇尔和斯大林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事项的用意就在此。促成这同一趋势的是：苏联的国内形势，战争的可怕破坏，消费品的极端缺乏，1945年到1947年在恢复战前生活时遭到的经济危机，官僚机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种形势对于缓冲国家的掠夺。
9．但是，国际革命高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被窒息在过于狭窄因而不能满足其需要的生活空间以内，遭到了一个可怕的经济震动的威胁。它以前企图依靠在西欧恢复资本主义经济而转入攻势，借以减轻苏联对于缓冲地带的紧密控制（马歇尔计划）。在此以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包围，转而采取了武力行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朝鲜等地的战争），并开始准备和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作最后的清算（大西洋公约、共同安全条约、巴尔干条约、中东公约、太平洋公约、重新武装日本和德国等等……）。苏联官僚机构困处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中国革命之间，看到自己不能不与从这次革命中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承认中苏两国共同领导亚洲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标志着苏联官僚机构所处的世界形势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间阶级矛盾加剧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以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新形势日益限制苏联官僚机构玩弄反革命花招的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利用整个殖民地革命作为找付的零钱以换取的和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协议。它将继续努力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如它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印度、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阻止群众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企图在这些国家动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从而继续努力取得这些国家某些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这个官僚机构还将继续努力和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协定，并继续努力起一种阻碍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在朝鲜战争期间援助不力）。但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将随着一方面是群众（尽管想对他们加以压制）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走向战争的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有限和不能持久。
10．同时在苏联国内也引起了一种同样的发展。
从1945到1947年的经济复原的危机（这一危机已为马林科夫对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所确认）以来，苏联经济的重大成就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地位。如果说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仍然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却已经超过了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生产陷于停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总生产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一些主要产品方面甚至于超过了两个或三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的加在一起的产量。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工业强国，第二个拥有最多机器的国家，并且正在除了美国以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速度提高它的生产率。如果说苏联的农业还没有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并且还落后很多，它的进步依然足以消灭任何饥荒或长期营养不足的现象。对于大工业中心的人口，工业消费品的供应虽然还很不充分，但已经正常化并且超过了以前苏联任何时期的供应情况。
11．由于这些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的组成和力量的改变上。
（1）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技术上已大为增强，产业工人的数目以每一个五年计划几百万人的比率在增加着。它已经从1917和1927年的苏联社会上的少数变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文盲已经从它的队伍中绝迹。过去七年来的苏联经济的惊人的机械化，使熟练工人的人数和作用有了很多的发展。粗工不再是苏联工人的典型，而是逐渐变成例外。因为这一点，无产阶级中间的收入差别虽然比过去为大，但不致再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压到饥饿的水平。
（2）最受到打击的是农民。每年都从它的队伍中抽调工业的补充劳动力。这个阶层的人数和社会重要性不断地趋向于减低。它的上层继续被调走并被转化为集体农庄的官僚和贵族（经理、会计、农学家、拖拉机手）。农民没有能够恢复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取得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劳动生产队制度的采用和集体农庄的扩大标志着沿农业逐步工业化的路线前进的重要步骤，但是它们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没有能够做到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在增加。
（3）官僚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也有所增加，但不如无产阶级增加得快。在官僚上层集团的构成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关于社会出身，以前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专家和商人的数目，以及1917年以前革命团体的老革命战士（热月党人①）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减少，大批的官僚是从革命以后成长的享有特权的那些人当中得到补充的。其次，在他们的心理状态方面：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大多数不再是一个年轻的贪婪的社会阶层，想要在普遍的贫困当中在消费的领域内取得特权；他们大多数属于达到成熟年龄或者进入老年的人所构成的那个阶层，想要保持尽量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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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指法国共和二年（1794年）热月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这里系借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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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虽然苏联拿破仑独裁的兴起和巩固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然而官僚机构已经在苏联社会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上盖上了它的特殊烙印。
（1）经济：过渡时期整个经济的特点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残存的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但是苏联官僚机构由于大大发展了它的特权和社会的不平等而加深了这个矛盾。官僚机构在计划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取消工人对生产的一切监督，工厂官僚享有无限权力，作事专断，渴望获得特权——所有这些在生产领域内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这些矛盾和不平衡随着经济取得重要发展的程度而日益加甚。
（2）政治：苏维埃民主的最后痕迹的消灭和党内民主的绝迹，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独裁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大部分官僚本身，包括上层集团在内，也无法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军事独裁基本上建立在镇压机构和按时清洗的恐怖手段之上，而且另外还控制着一种公民投票的“选举”制度。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一时，对于肯定自己历史和自己权利的少数民族则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3）军队：曾经宣誓效忠于苏维埃宪法和共产国际的旧日红军已经为独裁政权严密控制的“爱国的”苏联军队所代替，而在这个军队中也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上盛行的同样巨大的不平等、专断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
（4）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以符合官僚机构政策的实际要求。对党、国际和国家的历史不断地作有计划的修正、改写和歪曲。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讨论在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内都遭到压制，甚至在某些自然科学领域内也正在开始“决定方向”。由于这种压制，就有必要产生一个永不错误的无所不知的教主，在每次改变政策时提出符合于官僚机构当时利益的教义。
（5）道德：在十月革命占优势的年代里曾经实行的妇女解放和青年解放已被推翻。妇女平等成了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超人体力劳动的平等，而不是一种自由安排她们自己生活的权利。离婚法规定得越来越严格，堕胎权已被取消。青年组织的章程特别郑重其事地规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
13．但是，苏联群众在战争期间吸取了巨大经验（他们同时看到了官僚机构能把他们压制到什么限度和西方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何）。苏联群众、尤其是先进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社会和拿破仑独裁制度中所包含的矛盾。他们特别注意到经济矛盾，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他们的一切力量和创造性劳动而更是如此。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开会期间和开会以后所进行的讨论，揭露了下列事实：
（1）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联取得的巨大经济力量与仍然很低的群众消费水平越来越有更大的矛盾。房荒的危机尤其是这些群众感到无法解释的，这个问题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党和工会工作者的下层——认为苏联官僚机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官僚机构上层集团在为他们自己取得了高级消费特权以后，就不大对生产的最大发展感到兴趣。企业经理人的贪利欲望曾经被认为是积累资金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则变成了限制和妨碍这种积累的因素。指标完成的情况主要决定于这些官僚阶层的兴趣，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这些阶层将给计划加上另外一种破坏的力量（牺牲生产计划来优先完成财政计划）。官僚机构在制定计划上的集权与日益复杂的经济发生冲突。
14．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官僚独裁的矛盾终于成为严重的理论上的危机，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而且也反映在围绕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上。
（1）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阶层已经被迫同时既承认阶级在苏联的消灭，又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和甚至于尖锐化。
（2）他们被迫强调，随着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社会矛盾不是消灭而是加深。
（3）他们被迫同时既坚持国家不但远不能消亡，而且随着共产主义过渡会“更为加强”，又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取得胜利”，国家将以消亡而告结束。
（4）他们被迫同时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又承认继续支配这个社会的经济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
（5）他们不得不同时既把个人致富的倾向说成是苏联社会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又保持这个同样的倾向作为实现计划的主要手段。
15．这样，苏联拿破仑式独裁在历史上的不稳固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国际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同时发生的苏联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独裁政权的客观基础正在迅速消失的过程中。从传统上看，苏联拿破仑式独裁的历史上的过渡和暂时的性质在下述意义上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即这个独裁政权能够把社会发展引向两条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农民和官僚机构内部重新加强复辟主义派系，这样它们就会靠着帝国主义的帮助，用内战方式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或者是靠着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给与苏联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左派的帮助（这个左派将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推翻拿破仑式独裁，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但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不同变化显然意味着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特殊变动。第一种变化的出现是世界革命撤退的最后结果，第二种变化的出现是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结果。现在的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变动很清楚地指出哪一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苏联整个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苏联，面对着 的高涨，曾经存在和不断复活的小规模的小商品生产单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将只是占极小的比重。社会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压力的加大和无产阶级觉醒的迹象，可能在官僚机构的极为有限的阶层中引起逃往和投降资产阶级阵营的反映：但这不过是这种发展的附带结果而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因此结果是：因为在苏联本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向于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同时在世界规模上也发生一种类似的变化，所以未来的决战将不是发动进攻以恢复所有制的复辟力量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力量之间的决战。相反地，它将是保护官僚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力量对于从事斗争以求在更高标准上恢复苏维埃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进攻实行反抗的作战。
16．斯大林的死亡加深了上述一切趋势，并且给了这些趋势以直接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可以从斯大林在苏联所起的特殊作用上来说明。斯大林是各阶级之间的调停人，是各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官僚机构各阶层之间的调停人。他本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他是经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他们一定能够继续享有特权；同时他也是官僚机构下层（党和工会的次要人员、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起的青年干部）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不遭到破坏。他的突然死亡使这个政权失掉了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平衡在此以前已经逐渐发生了动摇。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拿破仑式独裁的上层人物感到忧虑和不安。这些人习惯于遵守“领袖”规定的路线，在群众中没有个人威信，不能预测出斯大林的死亡对于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影响。这种上层集团的疑虑和甚至于恐惧无疑地加深了正在向独裁政权的专制主义挑战的趋势。
17．苏联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性质单纯的社会阶层。它包括来自工人阶级（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和农民（集体农庄职员）的几百万人；这些人从政府和经济结构（检查员）的次要职员上升为上层专家和工程师、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高级军官和警官，一路升迁为经济机构（大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军队（将军和元帅）、国家和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和苏联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各共和国和苏联的部长、国家和党的中央行政机关的成员）的头面人物。最保守同时也是最享有特权的集团无疑地是工厂和中央经济机关的领导人阶层，此外，计划部门的总工程师和重要专家以及军队里的将军和元帅也属于此类。
18．和官僚机构最享有特权的头面人物成为对照，是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仑式独裁的极峰人物。这些人已经掌握政权二十年多年，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化身并代表着党和国家上层之间的私人联系。这一阶层受斯大林死亡的打击最甚，在全体人民不满的声势之前起了恐慌，主动采取戏剧性的措施使这个政权“自由化”（实行大赦、宣布修改刑法、释放医生、攻击警察专横和民族种族歧视，清洗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对之进行攻击，把对领袖的的崇拜推向不重要的地位，苏联报刊采取一种新的论调，修改五年计划以增加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的如下：
（1）向广大的官僚机构的各部分保证反对专断的清洗，使它们更直接地参加行使权力，借此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2）采取全体人民欢迎的措施，答应恢复比较安逸的和不太痛苦的生活条件，暗中推翻斯大林时代的最残忍的恐怖局面，在人民不满的三个主要问题上——低下的消费水平、警察制度和民族压迫——表示让步，借此在一个更得民心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从历史上看，马林科夫政权这样就预示着拿破仑式独裁的开始衰落。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和它的加紧控制只不过是官僚机构交替使用的两种自卫手段。这个官僚机构认识到它的权力和特权遭到威胁，将无论如何试图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在苏联群众的反对高潮面前保卫自己。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注定灭亡的独夫无论用两种手段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两种并用都不能挽救自己。苏联的拿破仑式独裁的灭亡已为历史所注定。群众将用他们的政治革命粉碎这个政权并消灭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
19．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最初的迹象表明无产阶级能够在斯大林死亡所造成的新情况下进而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沃尔库塔罢工）。这是不足为奇。二十多年以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和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革命的发展应该在苏联的工人中间重新唤起旧日的希望，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去为止的顽固的独创不准许他们直接表示这样的意见。最多也只能在党、工会、青年组织的下层小职员中间看到他们的心事、要求和希望的一些间接的表示。马林科夫宣布这个政权“自由化”，也不能产生有利于工人采取政治行动的直接效果。但是从现在起，苏联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子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现在正给予他们的分子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现在正给予他们的力量以考验的机会，这些考验无疑地将从技术问题的讨论开始，工人阶级可以借此加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和信任而不必和拿破仑式独裁直接发生冲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已经削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政权就不能不更多地依靠大概帮助过清除贝利亚的军队。同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中，正在发展起一种批批判精神，对于斯大林时代的理论“遗产”发生怀疑，大胆地对政治问题提出意见，在与斯大林时代最顽固的代表进行思想斗争方面取得最初的鼓舞。这样就宣布了苏联无产阶级客观的和主观的力量的重新结集。
20．在这种危机的恐慌之下，指导核心——拿破仑式独裁的上层——的最初的自卫反映并不专限于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它的最初的反映中也有它本身的改组和极端的集中化。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仑式独裁的头面人物暂时拭图重新团结在新领袖—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的周围而不要有重大的冲突和分裂，因为他们都感到共同受到了威胁。但是这种团桔结和集合的局面只能是瞬间即逝的。在这个独裁政权中出现的为“自由”制度所加强了的离心的力量正在开始压倒统治集团本身的一尊主义。贝利亚的倒台和国家政治保卫机关遭到了政府和军队机构的削弱就都含有这种意义。“自由主义”被认为能使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感到满意：群众满意是因为他t们受警察专政之害最大；官僚机构上层满意是因为他们感到从一个新的任意清洗的浪潮的恐怖中解放了出来；官僚机构的下层满意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密切地与掌握政权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说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巩固自己的基础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无产阶级却在利用这些措施向那些特权挑战。在一个期待、希望和高兴的最初阶段之后，这相反的两派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官僚机构的头面人物被迫随着群众压力增加的程度而越来越多地要求有合法的保障。这些要求和不安正通过贝利亚的被消灭和给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重大打击而表现在指导核心中间。同时，已经为这个政权的“自由化”所加强了的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也将表现在这个政权的上层中间（即使是间接的和变相的）。这种党内和它的上层集团中间的分化过程受到了缓冲地带开始发生革命高潮的影响。它还将受到国际形势发展的更深刻的影响。战争的加速爆发能够在初期推迟这种分化。国际革命的新胜利以及外国共产党内部的尖锐分歧，一定会加速这种分化。
另一方面，如果说新的领导集团想要用对帝国主义作形式上的和口气上的让步在国际范围内争取时间，它也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作出能够和华尔街达成真正妥协的重大让步（扑灭殖民地革命，把“人民民主国家”开放给美国的货物和资本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军备竞赛和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将基本上与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情形相同。
21．斯大林死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
这些事件表明苏联军事独裁政权的相对稳定性的结束。因此，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社会保守主义力量发现自己遭到了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和第四国际为了有意识地领导这个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将获得很大的便利。由此将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思想和组织发展的条件，我们必须借助于一种适当的策略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在苏联本身，为我们的运动提出了最迫切的任务。拿破仑式独裁的最初裂痕把争取在苏联复活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过渡纲领》中提出来的与此有关的行动纲领曾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和具体化，这个纲领现在是非常切合时机的①。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复活的意义已经有了变化。今天的苏联，由于它的工业和它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世界上支持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据地。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复活，几乎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一定会决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独裁政权的新的同治集团的踌躇、怀疑和撤退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复活而斗争这一事实，把我们的国际运动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必须对这些历史条件有深刻的认识。现今正在为在苏联重新建立和复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创造条件?。马林科夫在沉默十五年之后，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到了苏联共产党内“异端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集团（政治革命的胜利就靠着这些集团）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马林科夫的大赦特别把政治犯除外，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必须找出办法，帮助我们的苏联弟兄从有利于他们重新团结的条件中获得利益；这将是我们运动的世界高潮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同时，我们的各支部应该坚决地和任何为苏联现在政治制度辩解或辩护的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将表现在想要与马林科夫政权取得和解的小资产阶极集团中间。拿破仑式独裁虽然使自己“自由化”，但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无产阶级在苏联仍然遭到政治掠夺。正如到现在为止一道靠着专横的警察来保护官僚特权一样，将来将靠着那部新刑法—— —真正的人身保护状 ——来保护这些特权。粉碎这个官僚机构的独裁和特权的任务，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政治革命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最近整个发展表明，准备和促成这样一次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①“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之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毅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仍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都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阴谋陷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推翻靠着暴力和伪造来维持自己的官僚机构就不能实现这个翻镇。”
（摘录自《过渡纲领》。）
他们将为一切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要求实行包括脱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①这也就是《过渡纲领》中所说的意思：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够复兴苏维埃制度并保证它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义——第四国际的党。
（摘录自《过渡纲领》。）
22．未来的战争将不是和国际革命的低潮而是和它的一个新的跃进同时发生。所以这个战争只能基本上使苏联拿破仑式独裁的解体现象和苏联无产阶级复活与发生革命高潮的现象更为严重。革命向其工人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专门技术和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扩展；苏联军队与惯于享受相对地高于苏联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官僚机构在战争中的一般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导向这个方向。这些因素将加强苏联群众对于自己力量的确信，更加降低任何压迫机构的威信，坚定群众获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理想更为相近的生活条件的意志，削弱和瓦解官僚机构对群众抵抗和反抗的能力，加重官僚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和离心的趋势。
革命高潮的公开的、外部的表现是不是甚至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就将加重和加速，或者这些表现是不是开始时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退让，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的后一阶段，当这种威胁看来已经不存在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重新出现—这将决定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决定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他们自己领导之下实现这个革命的能力，决定于苏联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存在。在任何情形下，在与帝国主义作最后清算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靠着世界无产阶极的帮助，将学会也和苏联官僚机构进行清算并推翻它的独裁政权。从1943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这一整个期间，正是一个包含一速串的局部战手和临时武装停战的时期，在这期间，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官僚制度将经不起和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进行决战的考验——将得到证实。
23．苏联的官僚机构今后将处于和这个机构的兴起和发展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的新情况之下。了解到这一点井不在任何方面意味着改变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这个机构在苏联和全世界所起的客观和主观作用的一贯的估价。苏联生产力的高涨井不是官僚机构活动的桔果而是与它丝毫无关。这个官僚机构在最初五年间阻碍了工业化的实行；接着就在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投入工业化，在农业和群众消费方面造成了需要用二十年时周加以克服的可怕的危机。直到今天，它还在阻碍靠着计划力量在这个国家建成的庞大生产机构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
同样地，世界革命高潮在任何方面也不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而出现的，而是在不顾它对世界工人运动进行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官僚机构起初造成无产阶级从1923到1943年历史上惨重的失败。其后，它推迟了和部分地遏止了1943到1847年的革命浪潮。直到今天，，它还在五大洲阻碍群众巨大革命潜力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半个地球上继续存在，那是由于这个官僚机构和它的代理机关所起的作用；今天这样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在一个主要国家——中国——这种统治已经被消灭，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摆脱克里姆林宫命令的束缚。这种形势当中的一个新因素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过渡纲领》所预料的那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历史法则”表现得“比官僚机构更有力量”。决定群众方向的两个因素—— —在世界规模上解放出巨大革命力量的资本主义的临终痛苦以及对于群众起阻碍作用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政策—当中，越来越重要的是第一个因素。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压制和遏止的革命高潮，甚至正在从这个机构用来自卫的某些手段上得到助力，正在为苏联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机构准备着条件。
II斯大林主义在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兴起和衰落
24．自1943年的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类：
（1）由于在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而产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2）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扩张主义而产生的国家。它占领这些国家并用拿破仑式官僚的手段使这些国家的机构和苏联同化，在某些情形下也动员一部分群众作为支持。例如欧洲缓冲地带的国家和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动员群众的规模要大一些）。
在这些国家之外，还必须加上：
1）越南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是从与中国相似的一个革命浪潮中产生的，但它仍在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以便控制全国镇土；
2）阿尔巴尼亚，这里也有过一个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运动。
这些国家的出现代表世界形势的一个根本变化，在地理方面，把地球上脱离资本主义统治的地区从六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在世界人口方面从十二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
25．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17年以来第一批的革命胜利—轮苏联官僚机构对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以一个致命的打击，井且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了世界的危机。这样，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不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到直接支持的共产国际（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的解体，将先于拿破仑式独裁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官僚机构的灭亡。”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胜利给与斯大林主义的打击——虽然这些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派生出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本身证明了这个胜利是从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破坏纪律”的行动中产生的。受到为群众革命浪潮压倒的威胁，面对着除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反抗所粉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处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就越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范围，向夺取政权的目标迈进。从这方面它们取得了与苏联官僚机构关系上的真正的实际独立地位，而这也就为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客观基础。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指示必须绝对服从的制度，对每一次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意见必须卑顺地自动加以重复的制度，就这样遭到了破坏。
26．但是，无论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或在中国的情形下，胜利的共产党都没有主动地决定和斯大林主义方针作公开的政治上的决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是：
（1）这些国家的领导和它们的大多数骨干具有斯大林主义的出身和传统。这些骨干大部分企图在他们的狭窄的圈子内原谅莫斯科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在自己的党员和群众面前隐瞒起来。
（2）这些党在革命胜利以后，通过和苏联进行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合，在帝国主义封锁的事实面前得到了客观的支持；虽然这种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和带来很多麻烦的，但在这些党看来比放弃一切援助更有价值。
（3）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认为除了克里姆林宫和帝国主义外没有吸引他们的目标，他们低估或者无视世界革命高潮和国际工人运动。
27．南斯拉夫的情形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它感到这个党对于官僚机构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党是插入它的党的系统中的一个具有独立基础的共产党，不仅能在国家关系上（南斯拉夫的关于和各种不同国家交往的政策、巴尔干联盟、与意大利的关系等等）而且能就其他共产党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希腊游击队活动的态度、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解放”期间采取的政策的态度等等）表示独立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宁可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怀抱并因此在它的巴尔干防御战线上造成一个可怕的缺口，也不顺意冒险让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榜样来破坏它对周围防垒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它的每一种力量：断绝外交关系，实行突然的经济封锁以破坏南斯拉夫的经济，挑起边境事件，企图在南斯拉夫国内组织恐怖活动，通过报刊、广播长期进行恐吓等等。但是，它所以能最初采取这种反革命态度，首先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还仅仅是在初步阶段，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基本上不能改变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克里姆林宫不能容许代表它的军事防卫系统的基石和在实际上突破了帝国主义对苏联包围的那个联合的破裂。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下，虽然克里姆林宫抱有和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相似的忧虑，它仍然不得不接受在平等基础上和甚至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整个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的合作。
28．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都是从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及其国家的革命胜利中产生的。它们都很快地趋向于对同一的资产阶级进行全部的经济剥夺。在最初的迟疑和妥协之后，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程度，这两个国家的结构也按照新的社会基础得到了稠整，它们的非资本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性质也很清楚地得到了表现。虽然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是从一次胜利了的革命中产生的，但它们仍带有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工人领导的烙印。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这些特点特别表现在1946到1948年对于苏联的作风、手段和制度的奴性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对于国内的和党内的一切工人民主的压制上。在1948到1960年一度做过使这个政权真正民主化的努力之后，从这个国家的结构上又看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的表现；这表现在最近对于宪法和党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不但远不能保证工人的民主而且是企图消灭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这就是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利用人民阵线作为唯一的掌握政权工具的意义。在中国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性质同样在宪法上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发展上留有印记 。它希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因而一开始就在城市里破坏和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连带着在华北破坏和阻碍农民的革命起义。其后，这个同样的希望引导它把旧国民党的全部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并把这些机关井入新建立的国家机构之内。在中国干涉朝鲜以后，在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并对贫苦大众进行某种动员时（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在“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中动员工人）①，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限制这种动员，阻止和妨碍这个动员，以免在城市中产生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治机关；它甚至利用同一机会对先进的革命分子使用恐怖手段。中国的情形像南斯拉夫的情形一样，新的工人国家井不是建立在自治机关（苏维埃、委员会）的基础上的，就是有这种机关正式存在，它们也因为缺少政治自由和替各派工人说话的自由而并不具备革命内容。因此，就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是工人国家被官僚机构改变了形态的问题。
29．在这样的事实中并没有矛盾，即一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把一次革命导向胜利，并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是名实相符的斯大林主义的党，而另一方面，这两个党却一直遵循着并将继续遵循使革命成果受到限制、遭到破坏和处于危险境地的机会主义路径——基本上来自这两个党的领导部门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本没有表示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颁导，革命就永远不能胜利。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但是它们这样做是从实利出发，是在事实的压迫下，是在威胁着要把它们压倒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这里有它们的优点，但也有它们的缺点，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不是一个机会主义领导，可以容许自己随波逐流，以便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革命，而对于革命的全面任务和完成革命的手段却没有一种明确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革命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必须认识汹涌的国际革命浪潮中所固有的巨大可能性，能够协调国际革命力量并尽快地把它们导向胜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革命越是发展和越是接触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越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以取得胜利。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经验并不说明第四国际是不必要的，相反地却证明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就是在这两个国家里也需要有第四国际。
①反盗窃、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等等运动。
30．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本身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殖民地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国际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具有特殊的关系；在现阶段，美国集中它的主要火力来进行攻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朝鲜战争的意义，也正是亚洲事务今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上占首要地位的意义。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只要革命还没有在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取得胜利，确知自己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之结成同盟就成为一个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在现阶段和未来的整个阶段，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把同盟“强加”在中国身上，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保证把这个同盟维持下去。殖民地革命越向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克里姆林宫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越为强大。但是，中苏军事同盟的维持和巩固本身与克里姆林宫对于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程度无关，也就是说，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衰落的程度无关。斯大林主义的衰落是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作用，基本上是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无产阶级在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世界其余各地获得发展的作用。
31．从这方面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几个实际阶段：
（1）从毛泽东的胜利到美国以鸭绿江为目标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事实上的独立，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独立在内。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和毛泽东对于一切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指导作用。
（2）从美国以鸭绿江为目标的进攻到斯大林的死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和克里姆林宫结成同盟的重要性，肯定它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从苏联取得的和必须取得的决定性的援助。强调苏联的伟大榜样和经验，强调斯大林作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作用。
（3）从斯大林死去到现在：毛泽东的威信在整个非资本主义世界和在所有共产党中已经大为提高。国内的经济困难迫使中国在朝鲜停战。再度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苏联的经济援助在宣传中占首要地位。
这一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部分是世界客观形势当中所固有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来自它的领导缺乏革命胆量和它对亚洲革命动力缺少信任。
32．毛泽东的胜利只是表明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的任务不过是正在开始完成。在这个国家就一之后，建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取得国家独立的工作大体上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已经扩展到中国全部地区并已获得成功。多年的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和高利贷商人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地方上已经被推翻，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于首先被在华北压倒它的农民群众推向革命行动之后，看到自己不能不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成成土地改革。这导使它第一次对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所有权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百分之二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六十的轻工业和大部分的零售商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剥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商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依靠千百万小规模的个体农民的经营来维持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把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运输系统的主要部分、银行、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掌握在手里，就能够而且必须甚至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以前开始国家工业有规划的发展。由于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明确地指出将来的发展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在苏联，左派反对派也曾要求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不必取消一切新经济政策措施。不过，只要形势继续像现在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将像过去两年那样能够限制它对于群众的号召和动员。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号召虽然没有在城市中造成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潮，但也使政府不得不修改它对工人的政策，用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和提高生活标准等办法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就为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潮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气候条件。与战争的爆发、阶级矛盾的严重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任务相关联，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高潮，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33．第四国际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任务决定于这两个国家和南斯拉夫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因为牵涉到工人国家，我们当然当成保护它们，反对要推翻它们和要改变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的任何企图。因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僚主义的中间派政党，可是它们都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是处在本国革命的压力之下，所以我仍并不号召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新的革命政党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内准备一次政治革命。我们正努力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建立一个左派，这个左派一定会随着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把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导向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我们将把力量特别放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水平上，并利用政府政策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使工业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和尽速地参加革命。在南斯拉夫，我们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克里姆林宫以无条件地保卫包括1948-1950年期间的成果在内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目的在于代替现在的党领导的反对派，借此打破南斯拉夫与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把革命导向失败的军事和外交上的联合，正式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工人阶级的一切派别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各种政见，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这种政见导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无疑地，斯大林死后苏联形势的发展、这个国家的革命高潮的迫近以及它开始在缓冲地带国家里的爆发，将大大有利于这样的方针。
34．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这些新国家里的群众革命高潮的声势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组织控制的范围以外，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莫斯科的命令并违反这些命令而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东欧缓冲地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新国家不同，它们不是这种群众革命高潮的产物。相反地，它们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产物，是苏联严密控制的产物。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能够维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群众的控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发生革命高潮，或者发生了革命高潮而范围极为有限。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被战争削弱了，这使苏联官僚机构得以在组织上同化这些国家，而不必大规模地动员群众，也不必受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威胁。在资产阶级仍然很强大因而不能以这种冷静的方式来加以消灭的地方，如在芬兰和奥地利，在组织上同化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而这些国家就回到了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从缓冲地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起源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别上，产生了关于这些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宫之简的相互关系和关于这些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差别。
35．苏联官僚在缓冲国家中采取的态度和追求的目的经历过三个阶段：
（1）从1944到1947年：根本目的是对缓冲地带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官僚机构以订立赔偿条约、没收前德国财产、建立苏联股份公司和建立混合公司等等方式，利用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改造一直以土地改革和基本工业的国有化为限。一般是维持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共产党在这些政府里一定要掌握大权（军队、警察、司法等等）。
（2）从1948到1950年：面对马歇尔计划的开始实行和帝国主义的企图瓦解缓冲地带的经济，苏联官僚机构的答复是：把资产阶级政党排除于政权之外，普遍实行国有化，通过两年和三年的复兴计划为全面的经济计划打下基础，开始发展农民合作社并改变国家组织。
（3）从1961年到现在：五年和六年计划发展了缓冲地带的工业并且越来越把它和苏联的工业紧密地结合和束缚在一起；农业集体化进行的速度各国不同。军备计划使经济和工人遭到很大的牺牲。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各个共产党的“俄国化”的更为加甚，说明社会的和经济的矛盾将要在这些党的内部得到反映。加强对于这些党的控制已经成为苏联官僚在缓冲国家里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工作。
36．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情绪在缓冲地带的发展有所不同。判断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准，一方面是1848年以后的工业化实际上把以前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技术的落后状况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是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能够取得和保持无产阶级重要阶层的信任到什么程度。
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的一部分来说，工业化的速度相对地比苏联本国还快一些；并且在这些国家里正在引起的社会变化方面，趋向于产生和苏联正在产生的相类似的效果。虽然在企图复辟的那些农民阶层方面遇到的困难、带进到这些国家生活中来的民族压迫和恐怖因素以及群众的仍然低下的生活水平正在这些国家中阻碍一个新的工人运动，但这个运动作为同样原因的产物最后是会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本来能够在推动这个革命高潮方面起主要的作用；今天，它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起的却是一种阻碍作用。
就东德、波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和一部分匈牙利来说，工业化——虽然在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基本上没有改变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技术和文化程度。在这些国家中，在第一阶段，工人对于生活标准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降低的抵抗、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独裁和专断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加剧，而是越来越成为苏联官僚机构实现它的计划一个更大的障碍。在匈牙利和一部分在波兰，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受到限制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相对稳定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种抵抗和领导结构内部的激烈震动结合起来，正在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长期危机，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开始（1953年5月到6月的罢工和工人示威）。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像在苏联一样，或者甚至在更迅速地成熟中。
37．要预测革命高潮在每一个缓冲地带国家中将要采取的确定的组织形式，仍然为时过早。可能有两种不同形式：
（1）自发的群众活动扩大到当地的共产党中去，在那里发展起能够领导革命高潮的左派。这种形式对于那些保有广大工人基础和具有长期传统的共产党最有可能：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2）独立的群众运动，通过新的政治派别的出现或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复兴，发展到现存的合法组织以外去寻求协作关系。这种形式对于其共产党只有短期的传统或薄弱的群众基础的国家来说，最有可能实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这里也不能把两种组织形式的结合除外。我们对于未来革命高潮的两种可能的组织形式都有所准备，以便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永远站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自然，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不论这些运动最初可能采取什么混乱的形式——和什么是为以前的有产阶级残余分子与帝国主义所煽动起来的并由它们来领导的复辟运动；我们对这种复辟运动进行斗争。此外，革命高潮的爆发越迟延，除共产党外不知道有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青年一代越是奋起参加政治生活，共产党就将越成为当然的政治论坛，在那里将产生出新的革命高潮的领导。由于这种原因，我们的队伍将力求完成和我们在苏联担负的任务大致相似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要求通过对各国共产党采取参加进去的策略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一方面始终准备迅速参加任何其他可能在革命高潮开始时出现的群众组织。我们在缓冲地带中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个革命高潮保征一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防止它落在改良主义的、半复辟主义的势力支配之下。这个革命高潮必须导向真正独立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它们可以随意在它仍自己中间自愿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巴尔干——多瑙河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38．斯大林主义在缓冲地带国家中衰落的一般动向可以明确地概述如下：
（l）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除了把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给当地共产党外，组织上的同化并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因此，即使在这种权力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而非常不稳固和必须靠克里姆林宫来支持的情形下，这些党也获得了一种比较独立的基础。
（2）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的共产党领导曾企图——先是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旨，斯大林死后也许一部分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鼓励——避免重复斯大林政策在苏联造成的那种十分不幸的局面，特别是强迫集体化。
（3）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在一个撤退、消极和混乱的过渡时期以后夕似乎比以前更有力地和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
（4）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在1944年阻碍革命高潮和使它受到克里姆林宫严密控制的客观因素（战争的破坏、低水平的生产力等等）和主观因素（工人组织的不存在、过去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复杂历史、革命远景的缺乏、民族感情的加深等等）正在开始消失，并且只是部分地被专政造成的精神沮丧、民族压迫以及在过去整个时期中生活水平的相对降低等等因素所补偿。
39．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相当大的反响。这也同时影响了这些党的内部制度、它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和群众的关系。
特殊的经济情况——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东德的发行定额的增加——引起了群众对于官僚独裁的反对，终于在这些国家里造成无产阶级公开的反抗。这种反抗无非就是群众将用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开始。它也怎么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在1953年6月17日从上到下陷于分裂，并且其中一部分打算向工人投降，就是一个例子——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性质以及这种群众行动在官僚机构中造成的解体的效果。
这种反抗无疑地阻碍了“新方针”在政治方面的实施，并且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在东德，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倒退政策所替代。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形下，“新方针”在经济方面一般还是得到了实行，并且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在6月17日以后所作的让步（放弃赔偿、把国营股份公司移交给德国的斯大林主义当局）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匈牙利政府的改变方向是代表这种“新方针”的最好的例子。这种新方针包括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特点：
（1）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情况：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增加人民的工业品供应；缓和关于“破坏劳动纪律”的高压的法律等等。
（2）在群众组织中缓和极端紧张的空气；减少严厉的措辞，减少“事前制造的”讨论，给下层干部以更多的发表他们意见的的可能性等等。这种新方针很可能是出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用意在于把它当做加强斯大林主义的党对于缓冲国家的控制的一种手段，所使用的方法是使这种控制不是那么严厉而是更有伸缩性。但是，通过这种新方法将要解放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通过它将要帮助共产党和青年组织内产生分化，它甚至会比在苏联更有助于促使无产阶级起来从事政治革命。
无待赘言，革命高潮的强大及其扩展到西欧和苏联，在战争以前或在战争期间，对于缓冲地带的无产阶级从拘禁它的官僚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将起决定性作用。
40．在所有缓冲国家里提到日程上来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包括下列值得和注意的各点：
（1）释放工人囚犯。
（2）废除高压的反劳工立法。
（3）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民主化。
（4）一切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合法化。
（5）选举群众委员会并赋予民主职权。
（6）确定工会同政府关系上的独立地位。
（7）由群众民主地制定为群众设想的经济计划。
III 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中的兴起和衰落
41．各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十月革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其次是由十月革命在1914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其他组织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官僚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使它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利用十月革命的威信。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各国共产党中间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些党的内在弱点有利于这一过程。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缺少一个在明确的纲领上组织起来的左翼，因而在共产国际的初期造成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软弱。这一方面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中占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其他党的领导人对于认真应付1923年开始争论的那些问题缺少准备。既然布尔什维克党被官僚主义化，斯大林派在把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移植到共产国际中去这件事情上就很少遇到有组织的重大反抗。从1923到1943年（斯大林着手解散共产国际那一年）期间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加速了各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
42．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变成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工具。它们放弃了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力求对各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它们采取一种符合于克里姆林宫观点的外交方针。这些共产党目标的改变引起了冒险主义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导使某些共产党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西拔牙的人民阵线时期）直接采取反革命的行动。
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包括德国纳粹党胜利（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双方面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在内的许多次失败。每一次这种失败都加速了世界革命的衰落，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制度对于苏联和对于始终忠实于俄国革命的先锋队控制。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僚制度降低了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成其为制定国际政治方针的中心。共产党的领导是按照它们通过一切多种多样的转变和摇摆不定来服从克里姆林宫命令的才能，从上边加以选择和更换的。各国共产党是在经验主义、一尊主义和歪曲历史的保护之下起作用的。因此就实现了一种与正常领导相反的选择，排除了最独立自主的和政治上最有能力的分子。事实上，这种制度消灭了各国领导在政治上合作的任何可能性，而相反使得把它们变成了仅仅是克里姆林宫命令的传送带。
43．各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目的，是成为世界革命政党的该国的支部，可是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之下，它们竟变成了堕落的工人党。这些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依存于克里姆林宫，特别是因为它们的政治生命依存于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在群众中间的威信。但是，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共产党不同，并不代表一个掌握巨大物质资源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这一事实，这些党的两重性和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是不同的。就它们的党员队伍（这个队伍和社会民主党截然不同，一般是由最受剥削的战斗意志最坚强的工人阶级部分组成的）说来，它们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是充分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它们的领导来说，它们却受着克里姆林宫的严格控制，而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就是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在一个单一国家里”维持革命现状。
由于这些共产党受苏联外交政策的束缚，它们就在各个时期采取一种在效果上和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很接近的机会主义路线。即使是在这种时期，这些共产党不是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考验驱散了对这一问题的一切怀疑：占压倒多数的共产党（领导以及它们的党员队伍）一直忠实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方针。
44．在站前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如法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党，看到了它们对群众影响的扩大；其他的党如英国共产党，则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革命高潮。但是在这一期间，一切动摇各国共产党的许多危机都为斯大林主义以加强对这些党的控制的方式所克服。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革命低潮期间，每一次巨大的群众斗争都以失败告终，而脱离那些共产党的不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遵循托洛茨基主义领导的革命先锋队，就是放弃革命斗争的派系。另一个方面，那些仍旧拥有战斗的工人干部的共产党则完全忠实于苏联，不问其维苏联国家还是它的领导。
这些工人斗士把每一次政策的改变都看作仅仅是为了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而必须运用的策略。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公开的反革命作用——虽然没有使那些在国际纵队中从事战斗的共产党战士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是也在他们中间第一次引起了如后来——和南斯拉夫决裂以后——所表现的怀疑。
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斯大林主义的党和社会民主党相比，都一直是表面上革命的和人数上最强大的组织，而在每一次新的革命高潮期间，新参加政治活动的斗士们就都投向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如此。在这一期间，那些共产党由于它们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和苏联胜利的威望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也是在同一战争期间，一个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不再按照克里姆林宫方针的严格要求行事。在战争期间，由于反对占领军斗争的尖锐化和南斯拉夫社会内部的紧张情形妨碍共产党以民族阵线的名义实行阶级合作政策，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了新的军队——群众性的权力机关——并领导起义群众取得了政权。在几年中间，南斯拉夫领导曾经试图调整这种局面以符合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但是终于在1948年爆发了冲突，说明在苏联官僚机构这一革命低潮的产物和强大的革命运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同样的，在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强大的起义，这个起义向他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领导这个起义或者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它和蒋介石展开了殊死战，通过由巨大的农民起义支持的中国红军的斗争取得了政权。
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松弛下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与许多共产党隔离开来。斯大林选择这个时机解散了共产国际。在这同一时期，在开始发生革命高潮（法国、希腊……）的压力之下，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开始表现出分歧。另外一些共产党领导越出了机会主义所要求的界限，受到了莫斯科的警告（美国、荷兰……）。战后形势的发展不再允许克里姆林宫回复战前存在过的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把南斯拉夫和缓冲地带牢固地掌握在手里而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45．随着中国革命的战胜国民党政权，在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覆灭时开始的革命高潮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基本表现在对革命有利并越来越在世界规模上向有力方面发展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方面。革命浪潮正在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扩展到另一个大陆。它最近已经扩展到苏联本身和缓冲地带。
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到自己已处在和站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在那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革命高潮一般是通过群众大批加入多数党来表现的，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孤立了共产党，同时像比万主义派这样的左派也正在这些多数党的内部开始出现。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里，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共产党通常在工人阶级现有的政治运动中代表最有力的一派。这些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堕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刚结束时的背叛行为，在这些党里引起了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在随着拉丁美洲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这些党的不能给群众运动带来革命成果而日益加深。这些党的这种危机能够促使大部分的共产党干部接近第四国际，甚至加入它的队伍。
实现的条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必须完成它们的领导群众革命的任务，并在行动上寻求一种有利于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变的共同基础，借此他们采取一种主动的和变通的态度。
至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在受着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情况的支配：它们本国的向革命斗争方向发展的群众运动日益表现出它们本身的力量。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某种情形下有长期的破裂）。最后，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苏联最近的发展，各国共产党领导方面已经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有了怀疑，并且在党具群众方面，也有可能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制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这种国际形势和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给斯大林主义在它所控制的工人运动中的衰落开辟了两个途径：
在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群众所要拥护的那些派别（不论它是一个革命的党像在玻利维亚那样，或者是中间派像在英国和日本那样），假如它们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和革命方针，就越来越有机会肯定消灭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些派别实际上是吸引一切健康的工人力量的目标，能造成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崩溃，然后促使共产党在孤立的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危机甚至于分裂。但是，中间派领导的错误方针或背叛行为，即使在这些国家里也能在以后一个阶段重新给予共产党以机会。
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党的国家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产阶级事前已经瓦解），和在非常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可能制定一个和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相反的革命方针，而不必放弃那些从斯大林主义继承下来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遗产。它们尤其会这样做，是因为群众——这些群众像他们会在未来的一个整个时期内继续做的那样，仍在力求利用这些共产党来满足他们的希望——对于他们的领导采取了一种比过去更为批判的态度，不再准备服从这些党的无论什么样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应该把斯大林主义的解体理解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一阶段这些党的组织上的解体或者与克里姆林宫的公开的决裂，而是要理解为由于它们中间简的政治分化而逐渐发生的内部转变。甚至可能的是，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里，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巩固或者组织上的强化，以致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它们改变政策以求更符合于群众的利益。这种前景—不是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的组织上的解体，而是这些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在整个时期内四分五裂的解体和从克里姆林宫直到这些党的党员为止的官僚主义关系的解体—一对于决定我们如何活动来干预这个过程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是重要的。
46．克里姆林宫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之间的以及这些党与群众之间的未来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下列几个因素：
首先决定于世界革命高潮发生的范围和速度，特别是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里。
决定于苏联本国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重新觉醒和它对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影响。
决定于战争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如何发展。
决定于革命领导所表现的干预能力，以便领导群众的倾向，特别是领导在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部或在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内部出现的那些倾向。
要准确地预见到这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指出：革命高潮的范围越广，它对于先进工业国家的冲击越是频繁，克里姆林宫就会越失去政治上的主动，同时中间派的趋势也就会在受到这种高潮影响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得到加强。同样地，革命高潮越是在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下发生，它的趋势越是在苏联国内有直接的反响，这个领导就越能给斯大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战士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和影响以前就能抬它以这种打击。
这一整个动力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其中具有很多矛盾和局部的向后摇摆。它并不排除而是相反地包含着：（1）只要群众的压力还没有达到最高点，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行临时向右转的策略；（2）人数有限的党员和干部集团有可能被开除出党或脱党；（3）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仍将被孤立的群众运动采取公开的反革命行动。
但是，重要的是了解这种发展的总的方向，在这个总的方向中，这些变化将越来越不占重要地位，群众革命运动——不论最初采取什么形式或有什么样的领导—将越来越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对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来说，并不意味着这些组织将逐渐转变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这种解体中出现，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种种危机和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将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完全结束的变化，将作为现在就逐步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峰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和群众加强联系的共产党开始，以往往是几乎看不出来的方式摆脱斯大林主义者必须服从的严格束缚。
IV第四国际的任务和前途
47．第四国际是由苏联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和第三国际的布尔什推克——列宁主义派产生的。它起源于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保卫列宁的纲领、保卫列宁的战略和战术、推护十月的主要教训和防止革命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第四国际以及在它之前的苏联左派反对派和国际左派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四个阶级联合”的理论、反对在“爬行的速度上”或“大踏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反对与改良主义官僚、农民党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的联合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左倾的路换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根源代表着它的巨大力量。一个国际组织完全建立在它的干部对于明确的纲领、战略和战术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力量当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由于脱离工人运动而产生巨大缺点的真正危险：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成了讨论会，成了对斯大林方针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空论团体。第四国际的建立者，特别是列夫·托洛茨基，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危险，因而他们早在1933年就集中全力在群众运动中扎下托洛茨基主义者核心的根基，在和群众运动断了联系的时候重新建立起联系，并挑选出新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斯大林主义者的恐怖、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的迫害、我们的领导和主要干部的缺乏连续性，尤其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衰落，给了我们的运动以打击，阻碍了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在战争期间的完成。只是在从1943年开始的新革命高潮当中，国际运动才充分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不能不进入的这一新阶段——具体实施《过渡纲领》的阶段。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始，多数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才获得了关于它们怎样在本国的群众运动内部扎下根基和在那里取得领导地位的具体概念。
48．第四国际起源于第三国际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进行的派系斗争，这种起源在托洛茨基运动中间引起了偏差，因而把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失和罪恶进行斗争看作主要任务。事实上，第四国际的任务过去是并且一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在托洛茨基运动刚开始时，我们就有了保卫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动力是一种最清醒的说明）的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反对其他一切只是作表特殊的、自私的、官僚主义或民族主义狭隘利益的工人领导，不论它们是改良主义者、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或任何其他派别。第四国际反对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维护已经取得的地位上，不论这些地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属于苏维埃国家的还是属于南斯拉夫国家的。第四国际代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每一种革命不同的是，它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具有高度的自觉，所以不建立起一个领会了第四国际纲领的工人领导就不一定能完成这种使命。第四国际并不想通过把自己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的办法来争取工人先锋队和群众赞同自己的纲领和组织，而是要参加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并通过政治的和实际的活动来帮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在它的队伍中选出新的领导干部。
49．产生第四国际的具体情况—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革命高潮期间而是产生于工人阶级运动低潮期间——归根到底决定了它的组织的发展速度的缓慢和这些组织在1943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极度软弱。由于这一事实，同时也由于这个革命高潮还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欧国家里），第四国际不能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成为这个革命高潮的领导力量。这也就有利于苏联的控制、阻碍和阻止这个革命高潮。但也就是在同一期间，在许多重要国家中选择出了更为可靠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和干部。因此，第四国际以远超过1939年的紧密团结精神进入革命高潮的下一阶段，并且将特别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些过程中它有多得多的真正具体的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在许多国家里围绕着自己的纲领建立起真正的群众革命领导。
50．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通过对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和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作凶恶的斗争开始的，因为这些党派体现了与苏联官僚的保守利益相反的真正国际的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企图粉碎这些派别，但在这一时期形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不仅存在了下来，而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把与克里姆林宫的伪造相反的全部列宁主义的遗教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青年一代。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在不同程度上给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革命高潮直接促成斯大林主义衰落的一切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正在得到人们明确的承认。我们的组织是否能充分利用这种承认，归根到底决定于这些组织的战略体制上的适应性。在苏联本国和缓冲地带的国家里，现在正是革命高潮的准备或开始阶段，这个阶段表明它是一个分化、怀疑和急剧转变的过程，甚至表明在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中间存在恐惧心理。这一阶段对于我们的思想和组织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重新出现是非常有利的。这种重新出现究竟是将以一种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形式发生，还是将以采取更为混乱和更为复杂的形式开始，则决定于第四国际利用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微小的裂痕来灌输它的思想的能力。至于说到将在下一阶段、在战争刚开始的前夕或在战争中间被卷入革命高潮中去的那些国家，第四国际已经特别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提供的机会来扩大我们的组织的影响和保征这些组织的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集团中间盛行着的从它们所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上和从苏联最近的变化上产生的混乱状态，将在这一工作上对我们大有帮助。我们插手于正在动摇斯大林主义的世界危机的重大意义可以列举如下：重新尽多地夺回在共产党队伍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干部和忠融的革命斗士，斯大林主义危机正在使这些共产党发生动摇并且将使这种动摇越来越厉害；保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领导；保征在维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和革命时代的延续和变动方面使无产阶级最小的牺牲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在参加真正的群众运动方面学会怎样把不妥协的有原则的坚定性和极端讲究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会在斯大林主义衰落和灭亡的同时取得第四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