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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
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4月，巴黎）决议
赤心 译，龚义哲、素侠云雪 校对
载于《第四国际》第十二卷第六期，1951年11—12月号《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特刊》。
自1949年起，位于苏联缓冲地带的东欧各国，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正在越来越快地向苏联靠拢。
经济改造
东欧各国在经济方面的演变，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路线：一方面紧随苏联，开始对自己的经济进行调整，并采取了有效的计划；另一方面，极大地减小了它们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依赖性。
我们发现，自1949年起，东欧各国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计划（五到六年），从这些计划的实现程度来看，它们使东欧各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并将东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渐融为一体，愈来愈有机地与苏联的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东欧各国在实行这些计划的同时，还对几乎所有重工业、轻工业、外贸，与国内贸易的重要部分，以及运输业实行了国有化，并对财产权和私人农业市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在第一个短期计划（一至三年）基本取得成功之后，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修复了战争造成的破坏。
从那时起，东欧各国的国有经济就必然像苏联那样，受到计划的调控。
先前体现出这些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贸易的趋势已被这些事态发展所逆转。
目前，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与苏联的贸易占了它们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这个趋势正在变得更加显著。
新的国家机关的建立
在社会方面，东欧各国（主要是从1949年末开始）设立了官僚制的人民委员会，并更加公然地把受到苏联官僚信任的“可靠分子”安插到各个领域，逐步取代原先的资产阶级分子，它们的国家机关正变得越来越接近苏联。
这些“可靠分子”是从新的工人贵族当中招收的，国家政权通过分配劳动报酬的方法与斯达哈诺夫运动等手段，向这个新贵阶层施以恩惠。
东欧各国的国家机关，在形式上和社会组成上，均仿效苏联国家机关特有的形式，并在新的特权阶层中招收干部，从而实行“苏联化”。 国家机器也在“俄国化”：民政部门、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以及警察和军队中最重要的管理职位，都安排给了直接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分子，而这些人往往是换上了相应国籍的俄罗斯人干部。
政治斗争的结果
最后，在政治方面，如果说，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东欧各国的命运尚未确定，那么，它们近期的命运却并非如此。
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妥协使得这些国家的地位悬而未决，但很显然，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会允许这种妥协状态持续太久，相反，它会朝着加速备战的道路前进，双方都会试图巩固自身目前的势力范围。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奥地利苏占区，它暂时还是奥地利国家的一部分，还不能排除双方达成妥协并撤出占领军的可能。
另一方面，东德最近的整个演变、它的体制、它的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它的国家机关正在进行的深刻改造，显然表明莫斯科已经对达成全面妥协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在德国问题上），正在将东德纳入整个缓冲地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与缓冲地带的其余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发生在缓冲地带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巨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想让这些国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已经不可能通过“无声无息的方法”，而只能通过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东德也许是个例外）。
阿尔巴尼亚是整个缓冲地带最薄弱的一环，受雇于当地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在与支持现政权的力量进行内战，这场内战，便是关于这一点的范例。
中间状态的终结
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影响下，缓冲地带各国的经济与国家机关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鉴于此，必须认为这些国家在结构上已经基本上被苏联同化，它们基本上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官僚支配了所有东欧国家，对它们施加着影响，决定着它们的重大事务；在苏联官僚、本土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内外力量关系；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东欧国家有可能甚至必然在结构上被苏联同化。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苏联官僚将这些国家维持在不同程度的中间状态，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和帝国主义最终决裂，它的本性迫使它必须用无声无息的方法，而不用真正的群众革命行动消灭本土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它试图对群众实施严格的控制。
从社会学上说，这种中间状态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政权体制是相符的，而经济结构基本上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自1949年起，这种双重政权体制开始显著消退，被另一种体制所取代，它确立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基本特征，便是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上被苏联同化，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一种基本上国有化和计划式的经济（奥地利的苏占区是个例外，由于苏军的占领，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在当地比较显著）。
在这些过程进行的同时，政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导地位的斯大林党，与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组成各式各样的联盟，执掌着东欧各国的政权；现在政权变成了斯大林党的独享之物，政权的形式和社会成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畸形工人国家
东欧各国的政体仍有着显著的差异，整体来看，它们的政体与苏联的也有显著差异，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的政体一样；但最重要的是：由于缓冲地带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以国有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新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为其特征，本质上和苏联一样，因此它们是畸形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并不是由群众的革命行动建立的，而是通过苏联官僚的军事官僚行动建立的。由于二战造成的特殊环境，这些国家的建立，不是由无产阶级，而是由官僚来直接领导的。这些国家都发生了官僚化的歪曲，其程度与苏联相同，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力。
所以，这些国家的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与苏联的是一样的：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开辟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
以帝国主义为一方，以苏联、缓冲地带国家、中国、其它殖民地革命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为另一方，这双方之间的冲突，将决定东欧国家的进一步演化，以及它们在不远的将来的命运。
无条件保卫
鉴于这些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战争目标，第四国际在保卫这些国家抵御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既不中立也不袖手旁观。就像对待苏联一样，第四国际主张：在帝国主义侵略这些国家时，无条件保卫它们。第四国际认为，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斯大林主义的附庸，但是，不管它们推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一种成果，必须保卫这种成果，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
无论如何，这都不表示我们抛弃了在政治上反对这些政府的立场，也不表示我们把保卫这些国家看得比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更为重要。恰恰相反。第四国际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团结一致，反抗当权的苏联官僚强加给他们的剥削和民族压迫。第四国际拥护缓冲地带各国的完全独立，并支持它们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由组建联盟。
审视过去的立场
在有关苏联在欧洲的缓冲地带各国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上，第四国际此前的所有立场均指出：这些国家有着在结构上被苏联同化的趋势，这些国家建立的是过渡政权。
另一方面，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指出：在苏联官僚、帝国主义和群众之间的特定的力量关系影响下，官僚甚至会完成这种同化。
在1945年到1948年这一整个时期内，断言有利于官僚的力量对比关系已经形成，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缓冲地带各国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确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必须承认，国际对于缓冲地带的演变，对于同化的速度与规模，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估计，因为它要顾虑到一些条规的约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会的文件《关于苏联与斯大林主义的论纲》（Theses on the USSR and Stalinism）中的论断：“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并消灭官僚在这些国家实施的特殊剥削形式，才能彻底摧毁（缓冲地带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49年5月）通过的决议《缓冲地带国家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Buffer Zone），更加积极地正视了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主动在结构上同化东欧各国的前景，这个决议仍坚持认为：“要想废除国界，既可以把某几个或全部东欧国家并入苏联，也可以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于苏联、但拥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
官僚式改造的过程
事实表明，在特殊的和类似的情况下，在“冷战”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官僚要想摧毁资本主义，不一定需要群众的革命动员。这并不表示官僚在摧毁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群众行动。它利用官僚的方式去发动群众，它在各国发动群众的规模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还根据具体条件把群众组织起来，比如说，把群众组织进各类“委员会”，在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时，这些委员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生产资料的切实国有化的基础上，有可能不用正式并入苏联，不用正式消除国界就开始计划经济的进程，尽管官僚仍保留着对这些国家的特殊形式的剥削，这一直是它们经济的计划和自由发展的障碍。
在上文提到过的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涉及到了缓冲地带的演变的理论意义，以及针对斯大林主义的作用所做出的结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第四国际的意见依然不变，现将它纳入当前这个决议。
（摘自1949年4月第四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缓冲地带发展的理论意义
缓冲地带国家这种新型过渡政权（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过渡政权）的出现，既非巧合，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偶然性的后果。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旦建立就永世不变，就连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它充满着矛盾，在不断更新的组合形态的形成中得以丰富）都要服从于这种教条。实际上，混合型过渡政权的出现，以及它们的综合特征，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1、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分崩离析；
2、反革命的斯大林派把持了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是导致世界革命持续推迟的根本原因；
3、苏联的存在形式，既是一股凝聚了世界无产阶级重要部分的革命愿望的力量，又是一个拥有自身军事政治分量的国家，它具有扩张自身的逻辑。
只有考虑到以上三种因素，才能理解苏联缓冲地带这种全新的、复杂的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才能确定它的真实的历史意义。
斯大林主义的作用
我们认为斯大林主义具有反革命作用，它充当了瓦解苏联、造成世界无产阶级挫败的力量，理解这类过渡政权的存在丝毫没有推翻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些评价：
1、评价斯大林主义时，应当依据的是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行动，而不只是它的政策造成的局部后果。鉴于今日——大战结束四年后——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腐朽状态，鉴于1943年到1945年的具体情形，可以断言：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充当了阻止欧洲和亚洲的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瞬间同时崩溃的关键因素。从这层意义上说，官僚在缓冲地带所获得的“成功”至多不过是资本主义为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所偿付的报酬，此外，这个报酬在每个新阶段都不断地受到质疑。
2、从世界角度来看，苏联官僚将缓冲地带与苏联同化，由此实现的改良，与它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造成的打击（它的整个政策，打击了无产阶级的士气，使无产阶级迷失了方向，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无产阶级接受了帝国主义军备竞赛）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即使从苏联自身的立场来看，斯大林主义导致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与消沉，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超过由缓冲地带的巩固所带来的好处。
3、就缓冲地带自身来看，在1943年—1944年，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然而斯大林派的政策却暂时增强了该地区的反无产阶级力量，给消灭资本主义制造了无数新的障碍，从而导致了整个同化过程中的痛苦和不平稳，使同化过程拖延了好几年，致使无产阶级基本上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敌对态度；然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本来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在这些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的。
4、由于苏联官僚在上述具体条件下的极度扩张，缓冲地带形势中的客观矛盾渗入官僚中间，以及各国经济之中，让许多原有的紧张关系与对立关系更加恶化，也给多种离心倾向（一方面是铁托派，另一方面是哥穆尔卡—阿克曼派）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苏联官僚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上述各项条件不仅指出了过渡政权出现的原因，也确定了苏联官僚的生命力的界限：
1、从社会层面来看，推翻苏联官僚的问题，仍要由世界性的阶级斗争（长远来看，这是必然发生的）来解决。
2、从军事—政治层面来看，即使世界无产阶级不能及时粉碎帝国主义（这种情况下，官僚终究还是要垮台），推翻官僚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缓冲地带过渡政权的出现，体现的只是1943年至今的历史时期的插曲性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退潮，与新的世界革命涨潮（迄今为止，这个涨潮还只呈现出了大致的轮廓）之间的插曲；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决战之间的插曲。只有在这段有限的插曲的范围内，缓冲地带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现象才真正显示出它们的临时的和短暂的性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第四国际所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性质，也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暴露得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