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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局势的挑战
Challenges of the new world situation
——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上一次世界大会是从1991年1月柏林墙倒塌了一年、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的前夜召开的。它开始注意到世界大转变的动力。现在我们必须客观、合理、恰当地评论这个转变点。
a) 我们必须对这些已经继续了十年的变化作出估量，而不是拿一些关于经济周期或斗争周期的观念来安慰自己。我们正处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公共机构、文化）过渡中。社会力量及其政治表述的改组，是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斗争形式和新组织形式，将会随着结构变化（其宽度可以与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和战争给工人运动带来震动的结构变化相比）、社会构成的演化而发展起来。这就表示，必须有新经验、新一代。
b) 我们必须对过去几年所面对的大问题，就我们之间对事件及任务的基本协议作出检视。没有这个基本协议，一个有组织的国际激进派别，就会很快地在行动上失去它的有用性，而会减缩为一个基于过去留下来的密切关系的智囊团。
c) 我们必须开始对纲领进行再下定义的必要工作。我们的传统和遗产，令我们仍可理解这个正在成形的世界。没有比为了狂热赞扬空洞的新奇事物而忘了我们的整个过去更无建设性的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国际运动，如果不帮助分析这个大转变，如果对真正新的问题不帮助大家作出反应，就会快速地被看成为无用的组织。
要分析的问题是实在的、大量的：全球化的后果，国际劳动分工的改组，民族国家的危机，地区经济、政治实体的形成，国际机关的发展和新司法关系的发展。虽然我们应该小心使用类比，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可以比拟于工人运动在踏入二十世纪时铸造其理论、政治文化的时候所面对的任务的：帝国主义的分析，对民族问题的争论和关于政治、社会、议会组织的形式的斗争。
Ⅰ. 一个新的时代？
1. 在过去几年的大政治事件的背后（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和非洲的军事干涉，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发展期的衰竭。工业化国家从1945年到197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例外地高：5%。相形之下，1914年至1950年之间约只有2%、1973年以后只有2.5%。全世界生产量增加了7倍，贸易额增加了4倍。这个迅猛的增长，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提供了社会妥协的基础，塑造了这些社会妥协的主要角色（改良主义议会党、工会运动、第三世界的民粹、反帝运动）：
● 在帝国主义中心造成了福利国家、崇拜进步的发展，改良主义立场的增强、高压性社会协约和官僚现象的加深；
● 东方国家的官僚层对短期内赶上、超越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狂喜（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头几年）；
● 万隆会议和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地化及发展的方案（新世界经济秩序、技术转移，以大力推行输出为主的工业化）。
这个布局，鼓励了向统治制度作激进挑战的表现：民族解放斗争（阿尔及利亚、古巴、印度支那）反对传统形式的殖民化和依赖关系；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群众反官僚斗争；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青年运动、群众罢工运动。
2．正在发生的大变化，时常以全球化这概念来概括：全球化有时候为了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唱出近代化的赞歌“没有边界”，有时候却相反地给说为恶魔，为倒退性的反弹用作借口（经济保护主义，社会条款，反移民的落后措施）。因此，明确说明正在进行中的变化的现实，极限和矛盾，是重要的。全球化真的在加速进行。国际贸易量比相关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量增长得快。自从1975年以来，外来直接投资已比国内投资增长得更快（从1980年到1988年，在美国——日本——欧洲这个三角关系之内的外来直接投资，增加了三倍）。公司的相互渗透和合并，正在创造寡头卖主垄断。这些寡头卖主垄断与其起源国的联系，正在消退中。国际贸易作为积累基础正在取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见Francois Chesnais的《资本的全球化》一书，第184页，1994年出版。我们能作出“世界市场已经创立了”的结论吗？这个说法是如此的一般性，以致必然暖昧不清。虽然全球化的加速不容否认，但是以1990年为例，国际贸易量只占总交易的20－30%，而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虽然资本与货物市场日益联成一体，劳工市场却不是如此（富国的3亿5千万个工人平均每小时获得18美元的工资，而穷国的12亿工人平均每小时却只有1或2美元的工资。虽然许多跨国公司在数大洲运作，并在数十个国家进行生产，它们仍然依靠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外交、货币和军事的权力。最后一点，在最近几年中，资本的全球化，是在迅速转为金融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中期过渡的局面，一个旧调节模式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效应，已经可以察觉了：
a) 社会结构的变异；
b) 政治、经济圈的分离（导致民族国家、统治阶级的危机）；
c) 市场及公共机构试图进行地区性的改组。
3．在社会冲突中被上一个增长期和模式所形成的演员们，已经在危机和自由主义的攻势、生产机构的改组的效应下程度不一地被瓦解了。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劳工相当显著地下降（工作组织和技能上的变化，个体劳动化和弹性），而服务劳工则上升；尤有甚者，是长期失业和持久的被排除、城市空间的改组和工人阶级集中地的局部解体（过去用于决定社会团结的工厂——工人区），郊区、妇女和青年的边缘化等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增加。在工资劳动占80%以上的积极人口，和传统的初级团结机制（扩大的家庭，与农村的联系）已被粉碎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历经数十年的这些现象的结果。
在前苏联及东欧，依赖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再加上第三或者第四世界的新形式，将会对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有破坏性极大的影响。这个过程，暂时被私有化的局部性所减慢（与混合性财产形式有关的低官方失业数字），但是城市危机已经非常严重，而且会引起向农村的倒流（城市人口外流）或者向西方移民。
一连串依赖性国家，不但见到了工业化模式被替代的结束，而且见到了二元化现象的越趋严重（自由贸易区，黑市经济，农业问题）、原始物资主要输出品的削价出售（北方国家的技术变化、不平等的交换及这些市场的金融化）。城、乡的危机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没有认真的农业改革就看来无法控制。这种农业改革，只能直接与土地方面的寡头势力有联系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及难民，正达到史无前例的比例；同时，企图控制这些流动的干涉（海地）及排外的立法措施（中根协定，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87号议案）也是如此。
从前一个斗争周期中出来的，有组织结构的力量（社会运动，政党、工会）已在社会地位上被削弱了。在下一个斗争周期的新组织中心尚未出现之前，在富国（英国矿工，意大利的浮动计算法，法国的钢铁工业）、穷国（玻利维亚矿工，墨西哥的农业反改革），都遭到意义重大的失败。从这个观点来看，巴西工人党是上一个增长时期（工业奇迹）的遗留物的成份，多过是未来的一般模式的成份（在许多国家中，尽管独立阶级党的问题仍享有全盘的宣传乃至鼓动价值）。在增长时期所锻造的“民族妥协”的松懈，阶级运动的挫损，都助长人们发生对身份的恐慌，寻求其它种类的社团（民族、种族或宗教的）。在上几个动员周期中锻造起来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形式，差不多是精疲力竭了，而新一代的激进份子却还没有明显地出现。青年的角色（由于惯例）和妇女的角色（由于更特定的理由——见I I R E〔国际研究教育所〕1995年出版的NSR22〔学习研究笔记本第22号〕《Women’s Liv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新全球经济中的妇女生活〕的“Wome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妇女与经济相融合〕一章），在发起新的动员周期的时候，将是决定性的。
4．全球化的大后果之一，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分开的倾向。在50年代，各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经济，形成相当一致的整体，把市场、领土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国际竞争和撤销管制规定，带来了经济逻辑与政治主权的破裂。在很多情况中，说出一个产品或一个公司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变得困难了。在全球化中，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不但在国际规模上，而且在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内，都正在加深。加深的程度，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妥协正受到粗野的考验：“当我们不再是一个经济的一部份的时候，我们仍是一个社群的一部份吗？”（〔美国劳工部长〕雷奇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有点夸大（特别是就美国而言）；不过，它表达一个真正的倾向和真正的悲痛。
事实上，这个危机影响到国家在过去培育了相当社会内聚力的再分配功能。对于被私有化（私有经济权力的再度加强）、全球化（从经济、货币关系上的失却控制）和撤消管制规定的联合冲击所驱回的社会公共机构而言，这已导致它们失去合法性。这个现象并不限于依赖性国家或仍未站稳的统治阶级，而且也开始影响到欧洲的某些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建，国家（例如美国、意大利及比利时）及地方的债务，将税收负担转移到最穷人民的身上，以及公共财政的严重危机，所有这些不但造成对福利国家机制的挑战（生活费用津贴、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对工资、福利个人保险和慈善事业的削减），而且造成地区不平等的增加。
经济、财政权力之以公共服务、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私有化，不但使贪污舞弊飞速发展，而且使黑手党式的现象激增。在依赖性国家中，这个一般性倾向，已经令人民主义制度产生了一般化的危机（墨西哥、阿拉伯国家、次撒哈拉非洲），及在债务压力和输出推动的资源（原材料）受损害下的私有化、美元化和丧失主权的过程；对某些国家而言，更产生一种“非自愿的脱离联系”。（从1966年到1987年，虽然新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总输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1%上升到5.5%，西方国家的总比重却从23%下降至15%，而拉丁美洲的比重则下跌至3%）。微弱的地方“精英”所遭受的这种大失败，由于不能够借着能独立生存的民族方案而使他们自己均匀化、稳定化，所以就加深了贪污，加剧了受保护人之间重新分配清闲的优薪厚职工作，而且也加深了某些国家沿着氏族、种族的界线而支解的倾向（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墨西哥、阿尔及利亚所经历的危机，特别发人深省，因为这些国家经验过革命或激进的解放战争，本应是最能克服依赖性的。今天，墨西哥正从与其北方大邻国作出有损其社会的结盟中寻求挽救，而阿尔及利亚则正在其前殖民统治者的仲裁下，陷入伪装成内战的混乱中。就是在这个情境下，我们能理解社会暴力、政治暴力及“阴影身份”的兴起。这些“阴影身份”的兴起，是与阶级身份、团结的弱化成反比的。
5．统治阶级由竞争所造成的分裂，只有通过联合它的国家方案，才成其为统治阶级的存在。民族国家方案（它在上一世纪是在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出现；而在这世纪，是在非殖民地化、独立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出现，已经耗尽了它的融合、统一的效果。现存的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必要形式，但是就全球化的主要倾向而言，已经不再是合适形式。这就解释了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人物的非稳定性。这个非稳定性，到处可察觉到；迅速增加的贪污、附庸主义和毒品走私；冒险家的兴起（藤森、科洛尔、伯路斯科尼）；最不能够接受国家主权的丧失、最不能够适应自由主义竞争的结果而无法统治力量挑战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层份，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产生身份危机及领导层之间的一些分裂现象；大企业中间因眼前前景和解决方法而起分歧的迹象（欧洲，北美自贸协，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的罗斯·佩罗特）。
在这方面，意大利尽管有其特殊性，也有相同的征象。在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在印度次大陆？），官僚人民主义周期，正是山穷水尽了。在非洲，许多个脱离了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还没办法巩固民族现实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贪污和附庸主义在过去所产生的再分配的结果及阶级之间的团结，正在消失中。买办精英也正在消失。许多个既不能进行结构调整、又不能让社会分解的依赖性国家，已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埃塞俄比亚、苏丹、阿富汗、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甚至那些在为独立而斗争中无论其形式和长期后果上都是最激进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安哥拉、莫桑比克），人民主义政权已经耗尽了它们的历史动力；它们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则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已接纳了主权的部分丧失。新殖民主义的关于儿童——人民的不成熟、需要“良性”指导的论述，仅仅在20年前尚是无可想象的。今天，这种论述攻势，只不过是这种局势的一个反映而已。
在官僚政权中，一个有企业进取心、有动力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同层份的官僚层的分解，却产生了投机资本主义与官僚附庸主义的混合物，产生了一种买办式、黑手党式的原始资产阶级。
6．社会主义方案不是处在危机中的唯一方案。在前一段时期共存、互相冲突、互相补充的许多不同的世界观也是如此——万隆会议、资产阶级民主的普救论和幻想在大步向前，及将在2000年得胜的生产主义共产主义。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的二马拉车的胜利，没有生存很久。即使在军事、政治的思想方面的历史性类似是有点无可避免，但是，由于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变异的深度及将会产生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通过类比（例如推衍到本世纪或者30年代）来推理，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仍旧非常注意不可预见的事物，非常注意旧矛盾的特定的当代形式。我们不再处在1968年的政治时期。我们还没有走出衰退长波的经济周期。我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的文化所开启的一个时代（包括它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的末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创立的不稳定平衡的破裂，并没有像〔美国前总统〕布殊所宣布般产生了一个新秩序，却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中，产生了新的、无可避免的冲突（不平等、依赖性、种族隔离），及暴力的（海湾、南斯拉夫、卢旺达）、不稳定的冲突。我们现在正在对付一种（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倒退的反改革。对于这个反改革，我们不得不要开始抵抗。资本主义的反改革打击一切民主和社会成果，而带来长期失业、岌岌可危、新旧形式的贫穷、排他主义、流行病、某些人口的绝对贫穷化、生态大灾祸、新技术和道德危机。解决经济危机，总是有办法的。但问题是以什么代价，对什么人。目前危机不一定会产生一般性的大灾祸，但是不平等的缓慢扼杀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加深，能够采取同样暴力或同样野蛮的形式。在周期运动之内，渐增的矛盾，就成为这个制度的本质上特征：市场尺度之既不能调节复杂工作的交换，又不能使社会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关系井然有条。就在危机中，出现了新的潜在调节模式的因子（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劳动部门和组织）；然而，这些因子仍然是局部的；它们尚未被制度化。
要重新建立积累、持久增长的新阶段，不但要看是否能够在主要国家更改力量关系，且要是否能够重组市场、领土、公共机构和法制。紧要的问题是状况的变化程度：依赖和统治之间关系的再分配；地区实体、地区集团的出现，和能够约束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国际协定、国际团体的巩固。这就引致了好几个越来越可怕的问题：
a) 全球化的政治工具、机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帝国主义军事同盟、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新形式的问题；
b) 与具有非常不同特征的地区实体的出现有关的种种问题：货币和政治统一的企图（欧洲联盟）；在富国与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帝国主义霸权下的共同市场（北美自贸协）；依赖性地区的共同市场（墨西哥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一个或多或少地有组织的自由贸易区（石油输出国协会）；和
c) 在数个国家的危机和分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地区冲突的多重性。我们将要简短地讨论这三大题目的每一个。国际组织——哪个是一个不太大的组织——的功能之一，是在实际上以设法完成一次纲领的刷新，引导我们通过这个过程而作出贡献。这个纲领的刷新，必须在某种限度之内与20世纪初的大争论可以比拟。20世纪的这些大争论，决定工人运动的不同构成部分的政治文化，几乎达一世纪之久。
Ⅱ. 新问题？
7．民族国家之尽到连接货物及资本市场、劳工市场和政治机构空间的功能几乎已达二个世纪了。全球化不能保证会把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单纯地转移至一个较大的领域。资本的一个部门是直接国际化了。在这同时，合并和集中，正在画出资本的（在欧洲大陆）地区部门的形成草图。资本的另一部门，仍然是民族。这个过程是综合性的；并无自动的经济机制。组织市场、锻造政府的政治意志也在起着作用，但是没人能预测怎样的政治机构形式会在将来占优势。就目前而言，联系着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联邦计划（欧洲）及公共机构是在过渡的过程中结合起来的。无论我们观察世界贸易（关贸总协——世界贸易组织）政治协调（建议中的联合国改组）、债务管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甚至生态管理（里约高峰会议），国际机构似乎是越来越明显可见和活跃。有些人走得太远，作出结论说，一种有组织和超帝国主义已经到来了。在这种超帝国主义中，无国籍的有机寡头卖主垄断和世界范围的原始国家机构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尚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但是，全球化的工具，已经向我们的分析和干涉提出了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
a) 从关贸总协到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战后所建立的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关易总协是列强所控制的自由化贸易机制之一。这些机制的目的是永久维持不平等交换和依赖关系。在自由贸易的信条后，隐藏着以下的现实：结构调整的勒令，为富者而设的隐藏的保护主义，各类服务撤消管制后所增强硬的文化、金融霸权，自然生长的遗留物的“专利”等等。参比依据马拉喀什协议，从关贸总协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谨慎转移（偷偷摸摸的议会批准），意味着在使国家、民选政府（包括坏政府）及法律受世界市场霸主及其规章法令（条约的第16-4条文）的控制方面，有了新的方法。
b) 在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债务继续对依赖国家扮演了约制的角色。即使世界贸易组织保留了国家代表制，在国际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平面上，却没有这种东西。它们体现了资本的毫不掩饰的法律：你有一元，就有一票，有十元，就有十票！当然，这些机构的决定权是有限制的，是与主要跨国公司的份量成比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控制的资产货币互换力少过相当于百分之二的世界输入额，10个跨国公司所获得的总利润，却几乎相当于190个第二大公司和500个世界上最大公司，并且，更无视于它们日增的利润，平均每年解雇40万员工。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却有管理第三世界、东方国家的权力。另一个世界范围的合作、增长模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代替世银/国际货币基金会/世贸组织七大工业国家的国际调节机构；在同等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有计划地作出有害于穷国的财富转移；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方案存在的新贸易规则；在世界市场依旧受到商品交易及纠正价格的政策支配下，与它作局部、有条理的分离；在这架构内协商移民政策。
c) 这个制度的反常性，可由关于一个假设“社会条款”的争论来清楚说明。这个假设“社会条款”是反对从被支配国家的输入品。在富国，任何关税障碍，只允许用来惩罚搬到其它国家、利用该地廉价和无保卫能力的劳工的工业（欧洲行为法，或者为了那些在制裁南非时期投资该国的企业而订的沙利文原则）。援引第三世界的竞争来解释工业化国家内的失业，纯粹是在变戏法。
富国与依赖国甚至新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可带来职位的丧失。然而，就资本的流通而言，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因此，有没有工作的问题，主要不是竞争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经济逻辑本身，也是有较高生产力的工作响应社会需要的问题。
由于撤消管制的结果，遂令搬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好处正倾向于减少，而搬到其它富国地区的好处已在增加，因为在富国也各有社会保证、社会规范的不平衡发展（甚至在欧洲联盟之内，工资差异已变得相当大）。
此外，劳动密集部门（例如纺织或电子零件）的这些进口货，大多数来自为了逃避工会而迁移他国的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数属于以帝国主义国家为基地的工业集团，只有少数属于以输出国为基地的公司（例如南韩）。所以，主要问题不是对富国的进口货收取社会税（它的管制及终极结果无论如何是不确定的），而是如何管制在国外生产的跨国公司（破产管理，全部或者局部的没收，税务改革），或者是有别于大资本主义方案（例如七大工业国的电讯计划）的方案。
8．世界领导层的重组，是从这个危机中崛起的政治条件之一。美国已经衰落到如何程度呢？
● 自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已经利用其军事优势及国家权力来重新确立军事、外交的霸权。它也开始发展在某些部门的生产竞争力。但是庞大的预算、商务赤字的残存，突出了这个进化的脆弱性！欧洲的僵局与日本的局限，在短期内堵截了出现一个能取代美国位置的真正世界领导的可能性。美国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弱化之间的矛盾，就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矛盾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组、缺乏新的货币秩序、军事公约重新定义，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付列强的隐蔽的保护主义时的处境岌岌可危。
● 美国（及主要的欧洲强权）在伊拉克还没有进攻科威特以前，就已依据新的战略局势（在阿斯彭所宣布的国际关系原则），改变了它们的军事政策的方向，主要用来对付第三世界的不稳定。所以，在海湾战争以前，这个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就已准备好，而且在以下地方试验过：快速部署部队的使用，所谓低强度的战争（中美洲），及直接的短期干涉（格林纳达，巴拿马）。在世界新力量关系的背景上，海湾战争被视为是一次过重型攻击的类似行动中第一个大规模的例子。在欧洲的政治——战略性蜂起的推使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被界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要服从这个全面政策。
● 军事干涉在得到人道主义的合法化依据后，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从围堵到扩大》文件上的第四个战略平面。干涉（和相互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在道德义务和政治权利之间摇摆。这里所谓的义务，就假定干涉者的干涉是完全无罪的，仿佛过去的历史、干涉者的利益、联合国安理会的等级制度及其常任理事国等等事实都不再存在了。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者想找出一个新的国际法。这个国际法，不但可以反映新的力量关系，而且可以使已被殖民战争，特别是被长期越战所消灭的维持世界秩序，再度成为合法的行为。对海湾、索马里、海地、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地的干涉，已经在这个法律——意识形态的论据中，清楚地显示出实际上的矛盾。谁决定、谁应应用（联合国的决议和在战地上实施的军事命令）？国家正式宣布的主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单方向的权利可不可倒过来使用：不单是富国对穷国的干涉，并且是反之亦然？
● 联合国新世界秩序中，据说是四海为家的权威，却很快地显露它自己仍然是给帝国主义行动作掩护、合法化的“装饰品”。联合国出产公报。它的宪章及国际法上的法律漏洞，则允许多重干涉，而各有依据。最白热化的例子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下的美国干涉（波斯尼亚），或者在美国指挥下的干涉（海湾），或有意干涉的任何国家、利用联合国的地位来进行干涉（法国在卢旺达，美国在海地）。雅尔塔双极合伙关系的结束，清楚地显示了这些国际机构的代表性问题；而且，除却用根据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力量关系标准（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的力量关系，包括安理会、影响圈、军事力量、或人口比重，等等），它们亦很难重新定义它们的组合的基准。
雅尔塔所留下的等级制度，已无束缚力，但是，超越国家或国家联盟的调解的国际民主主权，尚未存在。因此，以下两方的矛盾仍然充满了爆炸性：一方是需要建立一个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全球化有关的货物及资本市场、正式或非正式的货物及资本市场转移（涉及主权）的国家规章；另一方是由劳工市场的支离破碎引致的、主要是民族的社会规章。
9． 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代表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在一个货币合并先决条件都有制肘的约束下，推向一个欧洲的政治组织。在这个条约被各国正式批准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反对它。我们的抗争不是像爱国主义右派那样大声喊叫维护民族主权，而是以阶级观念主张被欧洲自由主义者所痛恨的社会团结。我们的口号是：一个社会团结的欧洲，一个被他们的非民主、金融的欧洲有选择性、反平等主义的效果所损害的社会团结的欧洲。原先的马斯特里希特方案，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经济方面也有（技术官僚们没有想到那个自从1992年以来破坏了欧洲货币制度的危机会是如此的野蛮），政治方面也有（东方集团的崩溃及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必要性）。但是这个不成功并没有停止这个方案的进行。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根据单一法案及马斯特里希特的精神（不是字面的，因为那已经用不通了），提出了一个多速度的欧洲的观念（一个自由贸易区及一个一直扩张到俄国的政治协作网络，组织一个以德、法为中坚的母国），作为对这个新局势的一个反应。
● 虽然我们不是从头开始，虽然我们局部地是被已经做出的决定（单一法案，马斯特里希特，扩大过程）所控制的人（这里附带说一句，德国基督民主党的文件从上述决定中取得它的一些论点，我们不得不要使欧洲方案恢复原状。欧洲将会依据采取主动、决定它的内容的社会力量，变得不同：
● 加阔、加深政治联结和社会汇合以反对货币的约束性措施；立即有协调地减低到最多不超过35小时的工作周；全欧工资与生活指数挂钩，及全欧性的最低工资；按最高所得改善社会保障；制订一个运输、通讯及能源方面的公共工程计划；工业方案及战略跨国公司的“欧洲化”。
● 建立一个属于公民的民主欧洲：欧洲公民权及欧洲机构（所有居民均有投票权）；妇女应有真正平等的社会权利及人权；召开欧洲大会，及各国议会都有否决权；废除申根协定，废除所有的像帕斯卡法那样的歧视措施。
● 适当地使用附属的事物：把附属的事物的民主内容定义为权力的新分配以及在国家、欧洲联盟及国际平面上的主权特性的新分配。这样一个架构，就会使解决向超国家前进、承认集体民族权利（巴斯克、科西嘉等）成为可能；
●一个和平团结的欧洲：核子裁军，取消债务，新合作形式，生态措施。
10.在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现存国家的效率和合法性的危机、劳动分工的重新调度、人口的新混合的现状下，那些投向国家形式存在的民族，不再能够扮演上世纪或非殖民化时期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融合角色了。这就解释了寻求神话式的（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烈士）、带着净化幻想的以种族或以身份为基础（沙文主义及排外主义）的合法性的倾向。南斯拉夫不是个例外（以色列、德国〔也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能够快速地转化为压迫性的民族主义，反对它里面的少数民族。如要有一条站在阶级立场的出路，就要比以前更需要民族民主方案和国际远景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地区性的反应，交换的再定义，有别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结构调整的另类办法），而且需要把地区性或种族的民主要求插入更广大的团结架构中，以避免微型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僵局：
● 公民权比民族性重要；
● 自决及志愿结合（附属）的权利；
● 保证少数民族的（语言、学术、文化的）权利。
11. 过渡要求是从回应急迫需要的立即要求到夺取权力的桥梁。但是，这些桥梁和通道，在今天是十分不稳固的。要夺取的权力在哪里？这个权力仍然集中在真正存在的国家机构中，但也正被委托给区域和国际的机构了。这是统治阶级要解决的问题。
● 一个同一的政治、经济和领土空间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样的空间是否会在较高的（洲或区域的）平面上重建起来，现在还不能确定。资产阶级内部已经显出以下三个资本部门的相互矛盾：直接全球化的资本、仍被民族机构所保护的资本，以及以中层重组为目的（欧洲联盟）在这三个资本部门之间所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中间形式的资本。
● 这对工人运动是个大的战略问题，因为几十年来，工人运动的政策是在民族国家及其革命变种（国有化、单一银行、外贸垄断、双重政权）和改良主义变种（民主化和凯恩斯政策）架构中形成的。
今天，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作决定的中心（在地方、民族、区域及全世界的平面上）的分散，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过渡要求所建立的途径趋于向所有方向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工人党的政纲，比1970年的智利人民团结党的激进改良主义政纲温和得多了，而某些欧洲国家现在的激进政纲（减少每周工时、移民者的权利及债务的延期偿付、非军事化）时常比70年代的改良主义政纲（国有化、工人自我管理和管制）微弱得多了。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派系，面对着不改革的改良主义的无能为力，不是向自由市场适应（现代化社会民主党），就是往内转向民族主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及前共产党）。
保卫社会权利和社会收获，依靠现有法律和机构；但是，寻找有效措施来减少失业，建立一个满足人类需要的经济制度，就需要在区域或国际的范围内，进行有协调地缩短工作周，联合培训政策，投资方案及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或社会化）。所以，从人民的斗争及经验开始，不管这些斗争和经验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必须为二十一世纪定出及实施一个过渡的取向。围绕着简单的、可达到的主题，我们就能给正在进展中的再组合一个有动力的内容，使它脱离战术性的、自我寻求的惯性。我们必须再度定出一个能够向整个旧秩序挑战的取向。
a) 公民权和（政治及社会的）民主。反对限制人权、民权和（移民、妇女、青年的）权利平等、民权和社会权利（男女平等）的普遍化、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
b) 反对市场独裁，其短视后果及其反平等主义的逻辑；生存权是从工作权和保证最低收入开始；使生产力的增进再循环（房屋、教育和保健），这就意味着扩大免费服务和侵犯私有财产权。公民有处理社会财产、处理企业的权利，包括有作出对他们现在、未来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的选择、决定的权利；这个处理社会财产的权利，并不一定牵涉到国有化，但是却牵涉到有效的社会化（使用者自我管理、非集中化、计划的权利）。
c) 辈代间在社会保障上、生态上的团结。
d) 超越国界的团结：裁军、债务、区域政治空间、社会权利的国际化。
对依赖国家（债务、土地改革、区域合作），对东方国家（取代私有化的另类道路、民主、民族问题）应该做同样的工作，从最急迫的问题做起。
Ⅲ. 作为一个试探性的结论
12. 当然，经济有周期性。当然，斗争的浪潮有起有伏，而我们一定会参加爆炸性的情势、动员和各地的热烈抵抗运动。但是，这些善意的提示，使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不是时机性的：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积累式的历史性变异，它的全部重要后果，我们尚不能预见。至少，仔细估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是太早了。“革命领导层的危机”，已经变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危机。在这个历史前景中，这个危机变得更为重要。世界局势总是显现出各种矛盾的倾向。然而，就过去十年而论，实在不能说得上发展孰好孰坏。例如，墨西哥奇阿帕斯对尼加拉瓜，南非对巴勒斯坦。情况各有不同。人们只需要听听、读读因绝望而起暴动、反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后果——萨巴达主义者的宣言。至于种族隔离的结束、官僚独裁制的崩溃，有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群众动员和对民主的渴望，当然起了作用，不过，这些因素也与资本的特定需要结合在一起：种族隔离制度渐增地与自由主义化、撤消管制的意念发生冲突。
这个动力一旦发动了以后，它的进展就大部分要由世界力量关系来决定了。所以，一个倾向明显地击败了其它倾向，这并不是基于计算，而是由重大事件所证明：苏联在没有开始政治革命以前的变位，在东方占支配地位的复辟主义动力，帝国主义的统一德国，中美洲革命的失败，海湾战争，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协议，古巴革命的渐增的孤立和耗竭。因此，领导层的危机和工人运动政治计划的危机，就来自以下三个因素的结合：长期的社会危机（社会变异）的后果；改良主义、人民主义领导层的政策在面对着这个危机的第一震波后所积累起来的混乱结果；“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破产的深刻后果。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斯大林主义政党使革命声誉被败坏，社会民主党人使改革声誉被败坏。现在，这两种政党都没有实行与过去相同的职能。前者不再把身份建基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而且只能把自己转变为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如果它们有机会在这个角色上取代社会民主党，则落入了自由主义忠诚管理的漩涡、民族凯恩斯主义药剂的僵局，所以与欧洲资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要成为马斯特里希特欧洲的急先锋。它们越来越成为无改革的改良主义的化身。工人阶级运动的代表的这个危机，也在工会运动的效率、代表性的危机（这因国家而异）、阶级意识的支离破碎上看出。在东欧国家、前苏联中，由于阶级论述属于旧时权力的言词完全失去了意义，而由于社会的民主渴望和阶级运动没有合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低水平的群众反资本主义斗争又说不上是个正面的参照（与1968年所发生的事件相比），这些事实都成为再生一个独立于资本的社会运动的障碍。这个社会运动却在官僚的小派系中找到再生的机会。
在依赖国中，进步的反帝国主义派系能够与潜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部分订立一个带有矛盾的同盟；随着国际力量关系的改变，已经引致了一连串的“现实的”重新结盟（与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调和与妥协）。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似乎成了一个信号浮标的时期，继承自殖民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可允许的周旋余地，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石油价格上升把局面掩藏了一段时期，但是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大跌价，这个制度在70年代末期开始崩溃。这个崩溃，败坏了反帝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自信。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及海湾战争的世界政治关系变化，就是最后的打击。现在，先前阶段的激进反帝国主义的形式（如在巴拿马、海地），不但有了一个彻底、非常时机性的危机，而且有着强烈倾向，用虚幻的“现实主义”的名义，破坏性地向倒退的立场适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南非）。就目前而言，在世界规模上占优势的倾向，是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会运动）的弱化。虽然选举方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例如意大利），但是这些转移，很少对工人政党有利，更少对有别于这些政党的激进出路有利。军事独裁者、人民主义组织，甚至极右政党，通常是从这种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中第一批得到利益的人物。与我们在上一次世界大会上所注意到的人与事比较起来，革命左派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下破裂，而且变得更弱了（主要的见证是，中美洲组织的危机；菲律宾共产党的分裂和南非工会左派的退却）。我们正在相当恶化的条件下，进行重建一个革命方案和一个国际。
13. 为了避免对我们先前的讨论有误解，这里需要作一些澄清。同志们已经就我们是否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这个观念，进行了许多讨论。让我们把它弄简单一点。历史学家为了表达历史分期的节奏，发明了极端精炼、精密的类别（如周期、时期、阶段等等）。我们在此只是试图强调我们正在经过的，不是日常的上升、下降的交替。一个布局正在结束，而与资本重组有关的变化，真正提出了新的问题。即使全球化的论调是用作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辩护没有国界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及对因它而来的约制的屈从），全球化仍然是真实的情况。它决定社会转变的动力、政治的破裂及国家的不稳定化。
其他同志强调一个可想象的新规范的元素已经出现。这是真实的，也是合逻辑的。历史上没有断然的决裂。新东西是从旧东西而来，而解决办法的元素是在危机中成熟的：技术、劳动组织、新市场和新产品。但是，在目前，这些现象还没具有启发一次持久增长的新阶段所需的份量（一般化）和一致性。因此我们才强调，走出这个衰退长波需要政治上及机构上的条件。这并不意味，这些出路条件必定要采取大灾祸或世界大战的形式。我们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慢慢绞杀的假设，那些有全球意义的地方冲突（例如波斯尼亚）可能是其中一种。
总括来说，我们要问一问，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对于“世界新秩序”的毫无结果的辩题上，是否真正必要？仿佛（多数派）有些人被一种极严重的悲观所冲击，相信这样一个秩序已被普遍接受，而其他的人（基于革命信念）仍然对群众的能力保持信心。其实，上一次世界大会的多数决议，已经（从它的标题开始）强调了新的无秩序（例如湾战及将来的湾战）。你必定是长了内视眼了，才会每天打开报纸都找到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证据！敌对、冲突和斗争是这个制度所固有：这是不会改变的。但这只是问题开始的地方。葛兰西说得好，我们只能预见斗争的到来，但是不能预见它的后果。
革命是一定要的。我们正在斗争，使它可能胜利。但是，它不是确定的，而且，首要的是，我们不得已要用过去革命的形状，设想一个革命方案，就像将军们一样，总是落在时代之后，因为他们不得已要用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来理解目前，然而一个初生的社会运动，可能将会带来没有人能够预见的答案。
14. 有些同志似乎被这个报告所提的问题——要夺取的权力在哪里？——所震惊。是的，人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就如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经典所说的：阶级斗争仍然在本国的角斗场上开始，而它的战略远景，仍然首先是在全国平面上夺取权力。这还是不错的，但是已经不再是完全对了。我们在这报告中，已经清楚地排斥了一种会真正把民族国家减低到残余状态、使在全国平面上的斗争成为不重要，这种观念，在这个情况下，斗争全球化（或者国际主义的复苏）这个值得赞扬而却遥远的目标，会成为向新自由主义动力屈从、被动和适应的藉口。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国家及其所表达的权力，正在对越来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货币流通和资本的运动失去控制。这就表示，在全国平面上争夺权力的斗争越来越紧凑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再能够用我们在70年代一次在法国讨论左派共同纲领时所用的方法，来回应所谓“外来限制”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过渡的途径必须直接地把保卫全国范围内成果的要求，与提出在至少一个洲的架构上进行转变的要求结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把主动性让给资产阶级。对于依赖国家，我们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陷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策略空间已弄得相当狭小。我们已经强调过，巴西工人党的纲领（意思是我们所采纳的纲领，不只是卢拉竞选所用的纲领），已经比智利人民团结党的纲领温和得多。而且这还是在巴西。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这种工业化和生产能力水平的国家，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在何种情况下，与世界市场脱离关系，仍然能够构成一条推动发展的道路？什么才是有些经济学家所称的非志愿脱离关系的后果：把整批国家或地区丢到边缘去？
【兆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