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关于世界局势──
第四国际第十次世界大会总政治决议
（1974年12月23日）
译者按：第四国际统一后第四次世界大会（1938年建立以来第十次世界大会）在1974年12月举行。本次大会有来自41国的250位代表参加。（上届大会在1969年开会时则有30国100名代表参加。）
1969至73年期间的世界局势，是被下面五个互相关连的因素所决定：一、国际帝国主义制度危机严重化；二、官僚化工人国家中，经济及国家在官僚管理下的危机深刻化；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新的工人斗争急遽升起；四、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革命复兴；五、在国际平面上，与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及殖民地国家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层等的传统官僚机关毫无连系，由工人及青年组成，采取独立行动的群众先锋队的扩张。这些因素在今后数年内，仍将决定着世界的前景。
第二次大战后20多年间，推进世界革命的，差不多只有殖民地革命，与此同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政治的停滞时期，而工人国家中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则进展十分缓慢。1967至68年开始，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大批投身行动，展开一个革命浪潮澎湃的时期。（参阅在资本主义欧洲建立革命政党一文）为了适应在这期间发展的，因国而异的各种局势（包括停滞或暂时退却局势），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必须对此时期保持全面之了解。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为世界革命新的兴起，在这世界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特有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占了主要的重量。该时期如果假以时日，可能促成将政权问题客观地加入议事日程的革命危机。这就是自从第九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局势进展的基本趋势。
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必须从这个总形势中了解。对上述基本趋势的反动──华盛顿和莫斯科及华盛顿和北京间的妥协──表明了想维持世界现状的企图，也透露了合伙双方用强力来维持现状的能力愈来愈小的特点。为此之故，变方的妥协，虽非无足轻重，但至今只有有限的影响。直接和配合的反革命行动，只对锡兰的人民解放阵线发生作用。由于双方采取中立，一个反革命的行动，现时正在中东取得成果。但另一方面，反革命也表现出无能制止印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印支革命领导层政治自治的结果，而这一自治的权力本身，却是由印支群众革命涨潮的力量所赐与的。
总的来说，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帝国主义和较大的工人国家官僚双方力量增强，不如说是双方力量削弱的结果。虽然他们想利用妥协来减慢这一削弱过程并制止世界革命的涨潮，但是帝国主义和执政的官僚双方都没有可使用的手段来有效地达成他们的目的。只有在今日世界革命关键地区──可注意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各大国、日本、越南或阿根庭──的群众如果遭到严重的挫败，才会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局势，使帝国主义能够重新全面反攻，并强制执行它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建立反动的独裁政权，大大降低群众的生活水平，并组织新的广泛的反革命战争，来对付动摇其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在往后的几年里的基本趋势（不排除有短暂的退潮和部份的挫败的可能），既非这种革命退潮，又非那种帝国主义的重新团结。相反的，基本趋势是朝向革命不断上升；资本主义各种危机之增多；和群众运动强大冲力之加强，朝着建立双重政权的局势前进，或者直截了当超越这一阶段。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警告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这样的革命上升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其次，由于传统领导的背叛之故，因而缺少对危机提供激进的无产阶级解决办法，结果会令群众厌倦，而使得资产阶级可以用反攻来自保。与此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其所有投注于现时无产阶级斗争上升的动力上。他们应该设法把斗争中客观存在的反资本主义剑锋加以磨利，而且尽可能使之自觉地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必须设法激发各种斗争组织形式，令到无产阶级能够开始去创立独立组织的苏维埃式的机关。他们必须设法朝向建立日渐强大的对群众斗争有愈来愈多影响的革命政党的途径推进，因为这是保证目前世界革命涨潮的唯一方法。
甲、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日益深化
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局势日趋恶化
1969年以来世界经济局势的进展，充份证实了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该决议认为战后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之相对稳定和加速生长的时期已告终结。
1969至71年的经济衰退打击了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程度各有不同，且看不出是同时受到打击。从1972年起，除意大利以外，跟着来了新的生产加速扩张。但这只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式的繁荣，其特点是令资本困扰的通货膨胀过程之加速，以及爆发了投机的狂热，特别在原料的流通和黄金与地产价格方面。如所预见，通货膨胀的繁荣只不过是短期的现象，跟着而来的1974年或1975年的衰退，会比1972至73年的商业周期上扬，在时间上更为配合，实际上席卷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美元贬值以及限制其在今后数年内不能兑换黄金，象征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危机，乃为四分一世纪以来，用通货膨胀技巧剌激美国经济及世界商业增长之必然结果。帝国主义者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企图，屡遭挫败，反映出帝国主义者间之对抗加深，及美帝国主义已无力强迫其它帝国主义强国接纳最能符合美帝特殊利益之解决办法。国际货币制度危机的长期影响，只能加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性和危机，虽然在颇短的期间内，好像是由于加速通货膨胀而人为地剌激了经济。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局势恶化的基础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曾暂时消弭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又重新出现了。大托拉斯利润率的长期减缩；他们单靠本身的财力已无能支持庞大的投资计划；世界商业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国家部份之减缩；好些「决定性」的工业部门里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在若干个帝国主义国家里大量失业的重现──由此种种病征可以预见70年的衰退将比六十年代更为严重。
在西欧和日本，经济衰退将遇到在无产者间具有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力量、高涨的战意及反资本主义的觉悟水平，这一事实使社会和政治局势对资本主义特别严重和具有爆炸性。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重要阶层至今既曾拒绝负担通货膨胀的代价，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将会拒绝负担将要加上的失业代价。在酝酿中的经济衰退过程里，将爆发出极端尖锐的斗争，包括占据、接管和没收工厂。
「石油危机」即如好几种战畧性原料例如铝土磺（bauxite）的价格上升一样，不能简单看作是大垄断资本无法满足的贪欲之结果，或只是对消费者玩弄阴谋的产物。它们反映出，在价格和利润的领域里，几年前已开始出现、并作为战后长期经济繁荣之根本逆转的两个长期倾向。
一方面，好些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正在设法利用殖民地革命的兴起，来分取从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剩余价值的较大的一份以自利。这目的是由牺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达成的，因为他们是比美国资产阶级更多依赖入口石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让劳动群众负担这种行动的部份代会来对抗。目前他们很难避免剩余价值之重新分配，因为在现在的局势中，若想进行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干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之外的。
另一方面，和制成品价格走势相对的原料价格之长期（1952至70年）下降，导致各工业部门间的资本分配愈来愈不平衡，引起并非由于自然原因，而是基本上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产生的窒息和缺乏，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眩目的价格与利润之高涨，好像现时正在塞满石油托拉斯的钱箱那样，算是重新引导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并剌激这些部门中的投资和生产的一种「正常」手法，因而就消除了不平衡的倾向。
当托拉斯取得新的财富，而劳动群众却要付代价──好些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譬如印度半岛）会受到油价上涨和由此引起的制成品价格上涨的双重痛苦──这一事实应该激发各地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谴责资本家的浪费，并集中要求没收一切能源，将之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强调指出过度到社会主义计划世界经济之必需。
但是「能源危机」及其它战畧性原料涨价的整个影响，是使得帝主义国家制造业的利润率减低，并因此就使七十年代里增长显著减慢的倾向加强。
二、帝国主义间矛盾深刻化
二次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差不多绝对地取得了控制权。这一霸权是基于：美国经济的技术和生产优越性；美国独占核武器；美元的卓越地位；和其它资本主义强国依靠美援以重建和统一他们被战争以及1944至48年间有限度革命上升所严重动摇了的经济和国家。在1945年以后，全部以美国霸权为基础，在世界各区成立了一连串冠于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上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
最近几年，局势起了深刻的变化。西欧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强国惊人的重建，根据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美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损害。美国的经济经历了它的生产力优势遭受到主要竞争者的侵蚀。美国资产阶级的资源已不足以同时确保资本输出之扩张，又要负担为帝国主义世界警察之费用，又要在国内维持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甚或稍加提高以换取相对的稳定，结果引起收支差额永恒的赤字，和不可收拾的美元之危机。特别是由于越战和要摆脱1969至70年的长期衰退所招致的通货膨胀的加速，最后招致美元下跌和布雷森林会议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挫折。这象征地表示出美帝国主义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差不多绝对的霸权。
当然，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强国中仍占着较为优越的地位。虽然它的物资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率低于日本和西德，虽然以它在世界贸易里所占的一份是比共同市场小得多，但是它的工业和岁入却仍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它的海外投资仍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数为多。最重要的是，它在帝国主义阵营内仍占有军事优势，这是和它的经济、财政力量不相称的。
但是帝国主义的矛盾恶化──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关系的改变，也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之恶化起的作用──已有从商业、工业及金融领域不可抗拒地过渡到政治甚至军事领域的趋势。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动摇，虽然还没有另一强国有取而代之的力量。美帝国主义一些防御性的反抗行为──譬如企图把帝国主义总军费的一部份转嫁给帝国主义的欧洲和日本去负担，或者用美国军事势力退出欧洲进行敲诈恐吓──有助于培养出，首先是一支欧洲的，然后是一支日本的核力量的倾向，这种力量最后可能在政治和军事水平上，表现出那已经在经济和金融水平上发生的力量关系之改变。
美国外交努力的方向是用适应更为复杂的群星：「三大强国」（美、苏、中──后者尚未十分强大），日本，和一个并无政治团结的资本主义欧洲的这一战畧，来代替两极战略（战后时期的「两大强国」）。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保卫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地位，而不是想引起阵营的基本转变。资本的阶级利益整体长远计是继续比敌对的顾虑占更重要的地位，这样做是有明确的物质理由的。失去了资本主义欧洲或日本对美国资产阶级势必是致命的打击。因它将仍然基本上保留在国际帝国主义阵营之中──同时却尽力想改变这个阵营内部的力量关系，一如它的欧洲对手和伙伴们年来之所为。
因此在政治平面上，帝国主义间对抗深刻化，分析到底，表现为国际资产阶级间的领导危机，只有在付出了愈来愈费力的谈判作为代价后，才可以重建观点和反应的一致。欧洲资产阶级美国的越南和中东政策有所保留，重建任何国际制度之困难；各个帝国主义强国为了追求原料和东方集团国家的市场，或是为了他们对拉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互相冲突和反击──这些只是领导危机的一些征象，这危机严重地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欧洲共同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局势恶化及帝国主义间对抗加剧，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危机。这危机瘫痪了帝国主义力量统一的形成，但也并不表现出美国资本势力在欧洲有丝毫增加。相反的，它表现出只要经济局势一恶化，每一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中退向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仍然相当巨大──换一句话说，依欧洲的规模来说，资本互相渗透的程度依然有限。但即如过去不应说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及政治团结倾向为「无可挽回」，现在也不应指望共同市场的解体为「无可避免」。这决定是要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必须加强干预经济的普遍经济衰退时将会不可避免地作出这个决策。如果欧洲规模的资本互相渗透被证明是占了支配地位，就只有一个「欧洲超级大国」才能适应欧洲独占资本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退向民族国家的保护主义好像是无可避免的了。
三、帝国主义的新反革命战略和越南革命的命运
面对着在世界规模上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日增，近九年来帝国主义的基本战略已明显地改变了。在六十年代，战略是以美国直接干预达成阻止新的革命爆发为至上的中心，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发动反革命干预战争就是这一战略最显著的表现。
它结果是失败了。美国的武装干预不单止不能纷碎印支的革命，而且为了进行战争而付出的财政和政治代价显然是愈来愈高，而威胁着要动摇美国本身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对稳定。美国资产阶级看来是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在另一国家再来一次越南式的战争。
在上述条件下，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反革命战畧正朝着把下面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方向走：一方面，美国部队不直接干预（虽然帝国主义供给愈来愈充足的军事援助），却去扶植当地的反革命替身；另方面，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层谈判，要他们加强扮演群众运动内部制动机的角色──其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统治下已不再能忍受的革命起义──来交换对他们控制下各国家作既成事实的承认。
这战畧所依据的各当地主要工具是拉丁美洲的巴西政府军，中东的以色列政府军，阿拉伯波斯湾区的伊朗政府军，东南亚的南越政府军，泰国政府军，和非洲的南非军。但南越政府军的影响是完全靠不住的，印支的革命进程会使它逐渐解体。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升起正在动摇泰政府军的力量。自从容起柏（Yom Kippur）战役以来，以色列政府军的力量已经有了问题，很可能美帝国主义起码要在阿拉伯各反动政权里给他找一个助手。这体系里还有两个漏洞。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企图建立能够达到代替东南亚美军程度的军力时，正遭遇到巨大的政治困难。另一方面，西欧的资产阶级在企图创立有规模的反革命打击力时，也遇到更为巨大的困难，因此引起了，例如法国戴高乐派政客的惊人转变，他们现时正在大声疾呼要求维持美国驻军欧洲。
这些反革命工具的力量不应过于低估。巴西军和以色列政府军在他们各自的区域里，无疑是阻止革命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在那些局势最为紧张的西欧国家，资产阶级加强他对付内战的机构的行动，包括了准备国家军队（National Armies）对抗「内部颠覆」，这样的准备，短期内并不必然引起取消征兵制，但却意味着军队职业化成分之增长，这是一种在物质和意识水平方面都受到特殊训练来对付内部敌人斗争的成分。工人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训练军队来担当内战的任务。虽然，这种反对战畧，整个来说，是要以现在群众运动上升的成果为依归。如果日本和欧洲的无产阶级未受到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挫败，我们就看不出帝国主义如何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些关键地带创立稳定有效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莫斯科和北京官僚，阻截或有效地出卖强有力的革命羣众运动来换取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能力，并不单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图而定（他们的意图当然是趋于这个方向），也依靠革命上升的力量，依靠群众运动中背叛的领导和新的先锋队之间的力量对比，依靠莫斯科、北京及双方代理人对群众运动的控制的程度，依靠共产党本身内部群众运动力量对比变化的反响等等因素而定。从这观点来看，现时的局势基本上有异于1944至47年时期。斯大林派机构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团聚力和控制力已少了许多──毛派机构更不足道，同时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自主性却大了许多。因此，按照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将世界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而维持现状的能力来说，是根本没有可能再来一个新的雅尔塔协议的。
印支革命的命运可说是所有控制现时世界局势发展之各种倾向的综合。越南群众的革命推动力，大到足以在这样小的地区内，用前所未有最强的密集火力，来粉碎美帝国主义有系统的十年努力。在美国国内，群众反对进行反革命战争行动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大部份的步兵。
但因为印支革命在国际间是相当的孤立，而且事实上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层的援助，只像是从滴眼药水器里施舍出来的一点点，同时不断加强压力要求妥协，不让革命走上战胜美帝国主义空战的军事胜利的前途。尼克松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有助于痪散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这些条件下，停火虽然结束了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直接军事干预，并且跟着在寮国和柬埔寨停止了干预行动，但并不意味着越南的不断革命的立即和自动的胜利。
这只意味着越南革命是在改善了的力量关系下继续进行。直接的美国干预已经停止了。但并不伴随着解散南越人民解放阵线的军队或解除他们的武装，也不停止北越对南方革命的援助。而所有这些力量，整体说并没有放松推翻阮文绍傀儡政权的努力。但是停火意味着革命的进程要假以时日；有一段时期要避免和阮军大规模正面作战。重点会转移到：扩大土地改革；巩固在农村建立的新权力机构；促成反革命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解体；通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斗争、恢复公民自由的斗争、反对生活费高涨反对投机的斗争，和难民回原籍权利的斗争等，使城市斗争复苏。
革命力量在寮国尤其是在柬埔寨赢得的胜到，便利了越南不断革命之胜利展开。另一方面，美国恢复轰炸的恐吓，华盛顿继续供给傀儡阮政权以广泛的援助，和莫斯科和北京继续施于印支革命者的「约制」和停止行动的压力，使革命受阻而未能朝向胜利迈进，最后分析起来，一切都依靠该地区活的阶级力量之加入行动，他们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们的战斗意志，以及他们领导层的倾向和决心而定。在一整个时期内，南越大部份地区从上到下都会停留在一个双重政权的局势中。革命的结果无疑是由它把双重政权扩展到城市，尤其是扩展到较大的西贡的能力而定。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的自主干预，很可能再一次标志出印支革命的最后阶段。
四、西欧工人斗争的复苏
和1949──67年主要是基于殖民地革命的革命复兴相比，从1968年5月法国的爆炸性行动起，西欧无产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工人阶级在现时革命浪潮中所占领导地位的惊人表现。
这些斗争，其范围的广阔，其愈益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和日益增长的政治含义──曾经在好几个场合里在客观上提出政权问题──彼此配合着把几个关键性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向革命前危机的边缘。
1968年开始，意大利遭受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累积到1969下半年，变成革命前的危机。工人阶级和其它的劳动阶层经过连年动员，投入了具有反资本主义潜在动力的范围广阔的斗争。这次革命冲击，有着明显的阶级统一行动性质，具有下列特点：平等主义的要求，倾向于提出工人控制权问题（控制工作进度，控制工作人数，等等）的丰富经验，向管理权整个概念提出挑战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民主机构（工人代表和工人代表会议）。在这个新阶段开始5年后，和为新五金工人合同打了6个月硬仗，全欧最大工厂快意──米拉费阿里厂和吐林其它工厂之被工人占据，就是意大利工人阶级激进化最雄辩的指标，而他们现在仍是动力充沛的。
经过1968年5、6月，包括1000万工人占据工厂行动的振奋人心的总罢工，法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至今未见衰微。这次革命浪潮与戴高乐政权的解体同时发生。共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为了要将革命进潮导入改良主义的途径，便建立一个有「共同纲领」的左派同盟。他们宣称，这个左派同盟集团在议会里的胜利，将带来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短暂时期」。经过1973年3月选举前的暂时平静之后，革命进潮立刻得到了新的力量，不管左派同盟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这不单由斗争更加尖锐，也由向老板的权力挑战所提出的要求，和由群众斗争中独立组织形式（其中一部份超出旧领导死板的控制和传统的组织以外）的出现这三方面表现出来。革命的进潮扩张到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教育、家庭、军队、和司法系统）。大部仍然未经组织起来的新的先锋队，从1968年5月以来，已经人数众多，其中包括愈来愈广阔的各个青年工人阶层，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已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1970年罢工反对卑高斯战争法庭宣判巴斯克革命战士死刑那段时期起，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体验到他们的斗争是愈益政治化了。甚至当他们进行工资斗争时也提出政治要求（释放政治犯、工会的民主权利，等等），因而斗争转变为与镇压暴力和佛朗哥政权直接对抗。革命的总罢工的口号──我们西班牙同志带头提出，以对抗用和平总罢工争取政权自由化，而不影响其资本主义结构的西共路线──的恰当性，是被在费罗、维多、圣．阿德利安、和班隆拿一连串的经验所证实，当时这些总罢工是因为起初的纯经济的罢工遭到镇压的反应，而地区性地爆发出来。在这权的条件下，准备全国性革命总罢工的宣传，日益为西班牙无产阶级先锋队所接受。
在英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对威尔逊政府及其后希斯政府二者之通过反工会法案和增加失业以粉碎工人斗志的企图，进行了猛烈的抵抗。矿工罢工，和他们动员大量纠察队包围发电站，和1973年5月1日反对入息政策的政治总罢工，是这些斗争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潮，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工会内部和工党左翼都显著地激进化，以及工党内政治潮流左倾之显著增长。
就算是在西德，工人斗争的复苏也显出冲击的力量，在那儿，进入战后长期繁荣结束所展开的时代的无产阶级，其阶级觉悟水平仍是十分低下（这是由于法西斯的胜利、战争、国家被分割、苏联占领所带来的灾难、冷战时期反共势力的胜利、和资本主义重建在经济方面出人意外的成功）。但从1969年到1973年夏秋间的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可以见出，西德无产阶级之恢复斗志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仍然落后于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大国。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像比利时和丹麦那样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虽然进度较慢而且范围更小。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种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大部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倾向，特别是如果在某些重要的国家里能够突破革命危机的话。
北爱尔兰民权斗争进程中的双重政权过渡局势的出现，和连续不断的地方性内战局势，同样透露出西欧大企业所面对的局势的不稳程度。
三个特点特别明显的指出现时欧洲工人斗争复苏的重要性，第一，在欧洲，实际上工人所提要求和所实行动正愈来愈带有反资本主义的特性，这一点可在形形色色争取工人控制权的要求上最明显表示出来；第二，工人本能的走向组织独立的斗争组织（罢工委员会，选出的罢工委员会，由罢工工人大会来控制罢工委员会），也就是说，他们有愈益显明的反官僚特性；最后所有欧洲大国工人斗争兴起的同时性，是以前在1919──20年，1923年，1936年或1945──48年都未曾有过的，因而大大地阻遏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大国，使之不能在欧洲范围扮演警察角色。在好些欧洲国家中，移民工人是最受剥削的无产者阶层，又是大资本开始大规模在经济和政治上大举进攻的第一目标（例如极右种族主义煽动的抬头）。他们所起的把斗争国际化的作用，尤其是以最激烈的形式出现时，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所有上述指标，都指向单一结论。我们能够预见在最近将来，资本主义欧洲的无产阶级前所未见的最重要的革命浪潮之一必将出现，这个革命浪潮是由1968年以来，在好几个国家中存在过好几次，而资产阶级未能成功地予以击碎的革命前夕局势，所酝酿和激发的。
五、日本帝国主义升起和矛盾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惊人的扩展，是近20年期间使世界局势改变的重要现象之一。由于美帝国主义协助其重建，作为对苏联在亚洲势力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平衡力；由于在韩战和第二次印支战争中大做生意；由于它拥有在治金，造船，精密工业和电子这些重要工业部门方面的最近代化技术，日本帝国主义乃能彻底剥削它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时仍然拥有的工业后备军，而致力于对世界市场的商业及金融方面的攻势。
由于上述攻势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大大的支配了南韩和菲律宾的经济；它现在投身于对印度尼西亚、星加坡、香港和泰国的「和平」征服；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洲的头号商业对手；而它现正开始渗透美国太平洋沿岸、加拿大和墨西哥。它在巴西的每年投资额已超过美国。商业的扩展不单止为了适应庞大的工业找销路，及为剩余的资本找投资场所的需要，也适应于它摆脱不了的原料缺乏，在第二次大战前，对原料的需求已经把它推向扩张的道路──当时是军事的扩张。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的经济扩张，到底碰上了由两个互相影响的因子所产生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霸权衰落，而削弱了扩展所依据的货币（稳定的美元）和政治（美国在远东的霸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好些为过去几十年来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内部因素现时也已枯竭。
过去增长的基本刺激因素的减弱，使日本资产阶级置身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已经由日本收支差额的戏剧性逆转和随后的日元贬值所表现出来。日元在1971年8月尼克松宣言后一度惊人升值，现已较为接近其以前原值。
在这样的局势下，自民党的政治支配力已加速衰落。更多的日本群众正在摆脱自民党政府和政策的影响。这一倾向助长了刚发展的渐趋独立和有斗志的群众斗争，也把日本共产党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激进化浪潮已不再能包容在中间偏左集团（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公明党）的结构中。从劳动群众战斗性的增长来说，危机是加深了，因而助长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等推行人民阵线式解决办法。因此，在即将来临的时期中，可以预料将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而反对人民阵线的斗争将成为革命马克斯主义者日益紧急的任务。
六、美国的霸权衰落和资产阶级社会危机
在所有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唯有美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加入近年来波澜壮阔的斗争复苏。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特别着重对此停滞之原因予以理论及政治的分析，此停滞与历史上美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上阶级自觉发展的大停滞有关，但并非相同。
在战后期间，北美帝国主义享有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不能与之相比的稳定。这局势大部份可以由美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和在生产力方面的经济优势，允许美国工人的生活标准不断上升这一点来解释。
这绵延的政治昌盛时期，沉重地向反方向，拖住了北美无产阶级的斗志和阶级自觉的发展。北美资产阶级享有经济转动余地，使得他们能够给予工人阶级以真实的让步，同时又可一般地避免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重要部份实行暴力或正面对抗。这一局势，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几年，使得一个极端反动的工会官僚层能够结晶成形，他们常常由于激烈地反共，并在冷战期间扮演政治迫害的角色而官运亨通，他们也广泛团结了一批随时愿意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而牺牲北美无产阶级利益的极端保守的劳工贵族。
下述几个因素已开始动摇这相对的社会稳定：黑人反叛；印支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经济力量对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相对减弱。尼克松政府实施的政治调整，就是外交和国内政策重振的表现（抛弃了以前各任总统所实施过的大部份社会福利计划，大大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对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凡此等等，无异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相当全面的进攻）。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伴随着美国国内资本投资的条件的加速转变，已经削弱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基础。其中一些事件是，近十年来，这个社会经历了对它自身的基本种族结构的重大反叛，这是在任何国家中前所未见的、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资产阶级传统的价值制度大顚覆。虽然资产阶级的两党制能够用「互选」的方法，击破接连而来的浪潮──之所以能够，基本上是因为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还未参加行动及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大力帮助尼克松去涣散反战运动之故。但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已经在群众的眼里，也在客观上，被剧烈地动摇了。
水门丑闻，完全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这种剧变的最明显的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美国大财团的传统政制正愈来愈难适应那在迅速改变中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由于超越了共和及民主两党的联合体和选举机构，尼克松政府有意想打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平衡。感觉到这样的冒险行为会损及他们利益的那部份美国资产阶级，就抓住水门丑闻想把尼克松导回正轨，但却没有替一个要走向强大的国家的长远将来着想。而这个反尼克松的攻势，适足以严重动摇了美国群众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信心。
在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个政治制度的危机的影响，又加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困难的影响。近25年间，助长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采取消极态度的客观因素，愈来愈不起作用了。美国经济在生产力领域的优势经己削减或消失。从越南战争升级起，美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整个来说已经停止上升。生活标准与西欧相比已渐无差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进攻是采用分散而有系统的方法进行：名义工资与随着工作强度和过时工作的增加而增加，通过通货膨胀直接打击了实际工资，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结果响了最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层份（最明显的是少数民族）。能源危机给某些经济中一整套的合理化措施和临时解雇，提供另一个借口。这一进攻之所以迄今仍未引起美国工人阶级方面任何重大反响，主要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之故，工会官僚对美国资产阶级全盘经济政策竟作既成事实的同意。
但是，近年来公务员和农业工人的罢工，重工业部门里斗争剧烈的罢工，偶然的不经工会的罢工，和反对旧的传统的官僚领导的工会核心小组的出现，在在显示出美国工人阶级中并不是没有不满存在的，虽然不满还未达到用大规模而普遍的方式来表达的地步。之所以还未达到这一地步的原因，一部份可说由于缺乏一批进步工人战士，他们人数够多而且已组织起来，足以发动跨越地区性或部门性的行动，以超过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限制。但是，特别是在青年工人、黑人工人和拉丁美洲工人中，已在进行激进化的分子运动。这是由经济局势的转变和6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思潮的残余两者所引发的。上述无可否认的事实，将加速工人先锋队的成长。
为此之故，最近将来美国最有可能的变局，不会是现时群众反叛行动短暂时期衰落之延长，也不会是国家朝军事或警察独裁或法西斯政权的迅速转化。相反的，最有可能的变局，是群众运动重新高涨，这一高涨更加集中在工人对通货膨胀、失业、生活标准、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恶化──这样的现象在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中会变为愈益严重的反应──发动的斗争上，重要部门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反对工会官僚接纳连续不断的箝制工资和工资管制政策，会剌激起工人斗争从新兴起，使斗争具有更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特性，对资产阶级的两党制给予严重的打击而把工人的独立政治组织这一任务，再次提出于议事日程之上。
加拿大享受过一段和美国同样长久的经济繁荣时期，这得要多谢她一方面在北美的地域分工中基本上扮演的原料输出者角色，另方面她对美国的优惠的商业联系，反对美国经济的全盘的卫星性质。而且她又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整个期间里，加拿大在美国资本控制的美洲经济体中处于次等地位（虽然大体上是自主的）替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因为这样依赖的关系，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比任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大大地依靠美国经济的健全发展。后者遭遇的困难，差不多立刻在加拿大的经济上引起反应。现时与对美国的依赖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一系列因素，正在动摇着加拿大的稳定性，而且愈益表明，把它视为一个出色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表面的与缺乏生命力的。它极度依赖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国和某几个共市国家），使得它的经济非常容易为保护政策所损害。制品工业的脆弱和畸形；阿加第安人，法语安大畧人，和土著人民的民族自觉日益增长；加拿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具有极端地区性分裂的特性──这一分裂是由于缺乏一个能以加拿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利益、因而具有稳固基础的政治领导──所有这些，在现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可能发生的国际衰退的情况下，势将爆发使加拿大国家整个凝聚力发生问题的尖锐国内危机。
虽然加拿大的工人阶级整个来说还不曾经验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动员，但在过去几年间，工人阶级的斗志显著增长，在重要部门的工人运动和加拿大国家各级机构（联邦的或省的）之间的尖锐冲突增加。例如铁路罢工，英属哥伦比亚的各工会之大规模动员，安大略的教师斗争，邮政工人的斗争，和成为剧烈斗争的榜样并引起了地区性的工人战士广泛动员的轻工业罢工。对于小量但是日渐增多的工会战士来说，这些冲突开始向他们提出国家用暴力干预的问题。他们正面临组织工人自卫队这个紧急任务问题。
在整个北美，只有魁北克的工人差不多飞跃发展到大规模的动员。各公务员工会「共同阵线」的总罢工，伴随着半自发和多少有普遍性的1972年5月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和占领市镇的经验，凡此种种，构成近25年来全部北美无产阶级运动史中最有意义的动员。「共同阵线」的失败一点也没有澈底粉碎工人阶级的斗志，这可用1973年私营企业罢工浪潮的实例予以证实。民族压迫的重负，无产阶级的极富战斗性，1964年以来成为当地特有的经济危机，魁北克资产阶级削弱了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工会官僚的无能和成份复杂，和社会矛盾的强烈，等等，使魁北克成为北美帝国主义锁链上脆弱的一环。
在魁北克革命道路上最大的主观障碍就是魁北克党。在没有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赢得极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效忠。但是，日渐增强的阶级斗争，正在缓慢而又坚定地把愈来愈多的进步工人从魁北克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因此铺平了摆脱官僚的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而走上暴力行动道路。至今，魁北克无产阶级的斗争虽仍只影响了加拿大工人阶级中少数孤立的先锋战士，但是当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会紧张加剧时，魁北克工人阶级的先例，会为加拿大工人阶级更广大的阶层所仿效，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激进化因素。
上述各种变化反映出北美政治和社会局势的转变。这将予北美无产阶级以革命干预历史的新机会。
七、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为阶级自由而斗争
近几年来殖民地革命发展之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愈益增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斗争中，趋向独立行动（包括政治行动）之份量渐增。这现象是许多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其中，工业化的加速，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之公开破产这两个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好几个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份量正在增加，虽然新殖民地主义和依赖性的工业化──不完整的，草率的，并被跨国托拉斯所控制的──几乎无法使大规模失业和贫民窟的悲惨减少。在无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和政府甚至有反帝外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正日趋增加。同时，政府之无能解决落后社会和经济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之保持与帝国主义的联击，迫使他们把在进行中的工业化的重负转嫁到群众身上。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失业，居住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危机，文盲，生活标准即使不再下降也是无法提高，压制公民自由，冻结工资，禁止罢工──这些就是此等国家中工人和贫农所面对的问题。
这就是什么传统的民族主义领导所享有的政治信誉（这种政治信誉应多谢由反帝斗争所取得的一些真实的、虽然是不完全的成果）会渐渐枯竭。秘鲁的「改良主义」军事政权威望丧失（它曾用严厉的镇压粉碎工人斗争）；埃及在纳萨逝世后的领导威望趋于衰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更不足道；班达兰纳克政权在斯里兰卡被暴露其反革命作用；马达加斯加的拉马南曹政权和刚果的恩古瓦比政权遭遇的困境，就是这个总趋势的一些说明在这样的潮流影响下，贝隆派在阿根庭重掌政权，很可能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激进化的青年学生中激发危机。
在这一方面，印度就是最带有这种特性的例子。在尼赫鲁死后，和在次大陆某些重要地区发生大规模饥荒后，国大党对印度群众的控制力显然减退。印共和印共（马克斯主义派）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与政府合作，和统治阶级及其政党联盟，压制群众运动，对其他工人运动派别使用暴力的政策──使大有前途的群众运动的抬头遭受破坏，特别是在西孟加拉国和喀拉拉，在群众动员时起了制动机的作用，消除了在全国规模上取代国大党的解决办法的前途。受惠于在国内（和最腐败的政客组成的国大党另一派「辛迪加派」分裂）和在国外（支持孟加拉国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战胜巴基斯坦）实施的机动策畧，英廸拉．甘地竟能重建国大党10年来所未有的最高政治霸权。
但这个重建的稳定的空壳是不能持久的。1972年发生新的粮食短缺，表明那引起1965至66年危机的原因根本未消除。国大党出现新的分裂。农村社会分化结果，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毫无出路，贱民和小农的境遇日趋恶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主动权又会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上。
前所未有的工厂代表制之出现，证明无产阶级出于阶级本能，设法克服工会分裂的影响。工人阶级甚至争取与农村贫民的积极团结，例如孟买工人以罢工支持马哈拉施特拉农业工人斗争。在不断革命进程中，印度无产阶级运动采取政治主动的成就，要视乎新的革命无产阶级党的建立及该党对土地革命能否采取正确方针而定。但是，羣众朝这条道路的自发的革命进潮之进展，将大大有利于建立这样的领导，如果革命的马克斯主义核心能够遵行正确的政策，以创意的精神和责任感去介入群众的斗争的话。
在更为一般的方式下，好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斗争，采取了明明白白的无产阶级形式：埃及的五金工人罢工和纳米比亚的奥文波工人罢工，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工会的鼓动和罢工，在乌拉圭反对波达卑利军事政变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玻利维亚的群众大会等等。在上述事件中群众所遭遇到的挫败，皆为缺乏一个够格的新革命领导所引致，尤其是在有关创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式或的双重政权机关问题上，在武装群众问题上，在工人和劳苦农民的联盟问题上，处理不当。但是在殖民地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扮演主动角色方面所已达成的进步上，显然可见，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是比以往容易得多了，而且可以预见帝国主义在几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里的黯淡前途。
整个拉丁美洲的转变证明了，只要羣众运动一激烈上扬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客观的基础去苟延残喘了。当然，群众运动的活跃迫使资产阶级的「政党队伍」暂时用所谓改良主义统治去代替血腥的独裁统治。但是如果这样还不能消除或扭转群众斗志的话，则武装和血腥的镇压很快的又要再提上议事日程。这是1971年在玻利维亚，1973年在乌拉圭和智利发生过的事。这样的情形也将要在阿根庭发生。
还有，如巴西的例子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遭武力严重击败的影响，可能是长远的，并有较预料更严重的后果，在那儿差不多整整10年帝国主义和「民族」反动势力能够创立一个拉丁美洲的相对稳定地带，以之作为全洲反革命中心，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吸引了重要的资本投资。但是这样一来，促使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数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大大加强，因而最后将动摇了暂时的稳定。
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67年6月胜利以来，阿拉伯革命最显著地表现在抵抗运动总体内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上。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和实质上的进步，因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参与阿拉伯群众独立运动的一般发展──对50年代中期取得优势的各民族主义领导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但是这实际的独立性仍未能赋予抵抗运动以自觉的政治表现，因为这个运动的领导本身发源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当它领导巴勒斯坦运动时仍承继了这个政治传统。结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般地被局限于以反复国主义为前瞻的狭窄框框中，散播着巴勒斯坦「人民战争」足以从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巴勒斯坦的错误观念。由于这一抵抗运动之民族的性质，它避免提出革命的社会政纲，因而排除了任何动员巴勒斯坦工农劳动群众的可能，也同样排除了支持巴勒斯坦斗争的阿拉伯工人群众的可能，也同样排除了任何在以色列本身发展反复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正式领导的上述政策，说明了1970年在约旦开始巴勒斯坦人民武装运动何以会遭遇失败，何以它逐渐被黎巴嫩政权扼杀。不过，与此同时，而且独立于任何现有的领导之外，阿拉伯群众运动的上升并未停止，反而不屈不挠地继续下去，在埃及达到了新的高峯。这一群众运动的上升是阿拉伯资产阶级统治下经济和社会危机日趋深刻，和1967年阿拉伯战败所产生的所谓「不战不和」局势的政治压力日增之共同结果。
各阿拉伯国家政府发动了1973年10月战争，以制止群众运动抬头，并破坏这一运动起政治催化剂的作用。它们企图恢复由1967年以来逐步被损蚀的民族主义门面，并挑引列强（主要是美帝国主义）来出面干预。阿拉伯资产阶级知道华盛顿是唯一能够施展有效的压力，以取得以色列从1967年起所占领的领土撤兵的强国。同时阿拉伯国家美帝的直接工具沙地阿拉伯的赞助下，紧密地团结起来。
今天，华盛顿发起的肃清阿拉伯人民反复国主义斗争行动（所谓「和平方案」）正在顺利进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正式领导，企求用外交途径解决，经已采取了一个趋于完全堕落的决定性步骤。对于真正的革命者和反复国主义者来说，所有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候赛因的哈希姆联邦计划，又有巴勒斯坦小国计划──显然都不过是取消主义的提议。
任何种类「和平方案」的实施，将会产生一个可与1948年时各阿拉伯国家的国耻相比拟的政治局势。结果，这一局势将有利于阿拉伯群众真正革命运动长远的发展，这种革命运动势必较以前各次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因为所有的民族主义领导，就算是最激烈的，都已信誉扫地，更因为深化了的社会危机已 愈来愈多的将阶级自觉注入于革命的民族斗争之中。阿拉伯革命正翻开新的一页革命的马克斯主义战士将要在这一页上奠定了领导阿拉伯社会革命的革命共产党的基础，那是一个只有第四国际才能够担得起的重任。
在黑色非洲，13年的新殖民地独立，把引起社会和政治矛盾恶化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工业化，虽是有限和微弱，却产生了年青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后者在斗争中站稳脚步，好像在塞内加尔的莫波精炼厂，喀麦隆的当拿拉罢工，和毛里塔尼亚的罢工或刚果的示威。在青年学生中也有了激进化（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加纳，尼日尔等等）。最后，农民群众也以相似的程度，卷入激进化中（1971年的马达加斯加、乍得、尼日利亚等等）。
近13年来，替帝国主义者经营产业的小资产阶级，也加速了分化。其中某一阶层由于国家机构的庇护，已能建立原始资本积累。虽然有非洲人资本投资发展的经济部门仍是初具规模和仅属次要的，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产生了政治冲突，使得这些政权的经常性政治不稳定性更为严重。虽然愈来愈多采用镇压，但是非洲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无能扼杀群众的蠭起。这就意味着，新的革命一代正在形成中，这是从民族主义运动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担负起建立革命马克斯主义队伍任务的一代。
在少数白人控制的国家中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所展开的斗争──在促使全体非洲青年激进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除了这些斗争所指向的政治课题之外，南非洲和佛得角群岛对帝国主义还具有战畧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帝国主义以加强对葡萄牙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换取里斯本对帝国主义插手掠夺它这些殖民地的行动更多让步。在经济上衰弱到无能支持这样规模的战争行动，葡萄牙不得不接纳，特别是帝国主义锁炼在该区的强环──南非的干预。经济和军事的计划，例如卡波拉巴沙水坝，或古尼尼方案，就是这一联盟的拱顶石。
但是几内亚比绍的宣布独立，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一些政治和战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决定这些斗争的将来。愈推愈猛时，离心力究竟会变还是变弱，视乎各式各样的矛盾因素的影响来决定。
按照帝国主义强国在南非洲重新安排它们的战略的意义来说，经过这整个区域的冲突之国际化后，不断革命进程之进一步推进，只能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两者同样是抱着多阶级概念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对世界革命发展的步伐问题和中非洲局势问题有明确认识才可能。因此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胜利，将在整个南非洲更为广阔的革命危机和席卷全非的新革命蠭起的架构内取得。在几内亚比绍，近期最重要的局势转变，是解放区里由于全国人民大会选举所产的变化，这个大会是宣布成为独立国的主要因素。但是，几内亚国的社会性质之未能明确确定，从邻邦和苏联方面来的压力，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南非人民独立党的多阶级前途，以上三者构成在该国确切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除非是发生了必需的政治划分和分化。斗争的狐立和国际支持的微弱，是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人民独立党堕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民主国」的神话的危险之部份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是值得革命马克斯主义者不断给予国际支持的。
印支人民英勇斗争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这新关系逐潮散布在整个南亚洲。被迫从支印撤兵这事，象征着美帝国主义所遭受到的政治挫败，是对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南韩反共政权的严重打击，这些政权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它们的独裁统治的。1972年秋南韩和菲律宾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之无限期地延长，乃是这些独裁政权应付危机的最近努力。
日本帝国主义致力于填补美帝国主义削弱所造成的真空，而加紧它对这地区的新殖民地剥削，这样反而又加速了当地工人、贫农和劳动大众的激进化。
1973年10月泰国革命推翻了他侬──帕拉巴斯的军事独裁；因南韩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绑架金大中而引发的反对朴正熙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一直由1973年10月延续到12月；田中到访时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反日暴动──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东亚危机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群众不满的爆发，无疑将会散布到其它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去。
这些爆发现在确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内容。革命马克斯主义者的任务在于，把它们转变成为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亦即导入不断革命的进程。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些斗争中谁能组织起这样一个质的跃进？朝向什么方向？毛派官僚已经出来公开反对亚洲人民斗争的新阶段，苏联官僚也一样。因此必需在亚洲建立第四国际强大的支部，而且要加强印支革命团结运动，这样才有助于铲除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立足点及遍布该区的傀儡政权。
八、智利革命的悲剧
从1970至1973年，智利的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创意力增强了，它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拉丁美洲各国中最前进的。
这次革命上升源于1938年以来工人阶级力量和工人组织渐渐抬头，由于智利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得不让这运动发展，和利用它对付地主阶级，以便开始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工人运动的领导多般具有改良主义特性，因此信服革命「阶段」论者颇为普遍，但智利无产阶级到底获得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一点是与同一时期内，发生在阿根庭、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的相似的经验大不相同的。
这一进程到五十年代达到顶点。一个最后的新工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投资转移的产物──在台前出现。这一派在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里找到他们的政治表现，推行一些改良，特别是在农村，这就剌激起农民中重要阶层的激进化。虽然对于整个智利社会这些改良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却带来了阿伦德1970年竞选胜利的社会和政治上的阶级分化。
胜利是在意味着群众运动即将激烈上升，因而资产阶级除了让阿伦德政府执政以外别无其它当前出路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上人民阵线政纲并未超出在少数关键部门──主要是那些帝国主义操纵的部门──实行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纲范畴，和推行比弗雷较为大胆的土地改革。人民阵线政纲，至多不过是提出了，把少数智利人的垄断企业国有化的前途，这样就扩大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资产阶级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这些改革，而是群众的斗志。这就是为甚么他在阿伦德接纳民主保证法令的条件下接纳阿伦德政府，这法令用来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特别是它的司法和镇压工具──的完整。人民阵线领导对这样的条件接受到十分爽快，而且宣称他们决心经由「合法」和「宪法」的道路达成社会主义，无需干扰资产阶级国家机构。
但是，工人群众却把阿伦德政府之登台，解释为象征力量对比关系有利的转变。他们的战斗性和活动提高了，而他们的压力加速了人民阵线政纲的实施。一年之内铜矿被国有化了，许多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国家的控制扩张到好些私营工业。
在群众斗志提高，和人民阵线政纲改革诺言的成就──特别是由群众中最贫穷的一层生活水平上升所反映出来──互相影响下使智利的政治和社会分化更为加剧。人民阵线赢得了基督教民主党一部份的选区，因而在1971年4月地方选举中得到超50%的选票。另一部分选区则落在极右派手上。显然，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对抗革命的上涌，狂热的反革命正在进行中。
资产阶级内部对于要用甚么方法，并无一致意见。基督教民主党利用法院和议会发动反攻，目的是要迫使阿伦德政府压制群众运动，和国有化的严格限制私人经济部门的范围。美帝国主义对智利停止国际贷款和实行经济封锁。工人阶级的压力，他们对私人财产的侵占，和政府对批准群众革命行动的犹豫──不如说是他在资产阶级的恐吓下麻木了──使生产机构混乱，经济危机加深。智利的雇主们助长了无可控制的通货膨胀，他们抵制投资，进行黑市买卖。右派和极右派则组织恐怖匪帮，公开要求军事独裁。
面对着资产阶级普遍的攻势，人民阵线政府仍然是他的「由宪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它的「武装部队尊重宪法」的罪恶的幻想的囚徒。它失了主动性而开始退却。它开始压制正在夺取土地和占领工厂的羣众。经济机构瘫痪了。在1970年曾经显著增长的生产力，停滞而且衰退了。
但是，羣众拒绝退却，继续行动起来。他们采取主动组织了许多次街头示威，其中最显著的是在公赛普森市，那儿创立民众大会的企图朝向建立另一领导的方向迈进。当1972年10月资产阶级发动货车主罢市，而政府向他作出新的让步时，无产阶级又向前大大跃进，开始组织自己的权力机构──地区工业中心工人干部大会和小区司令部。在那时期智利已经不再是革命前夜局势。双重权力的因素出现了。智利革命已经开始。
由于革命和反革命愈益分化，人民阵线领导要求武装部队代表加入政府作为仲裁。这样一来，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领导就直接开启了通向1973年9月反革命的道路。由于它欢呼资产阶级军队具有「中立性」，由他们自己把军队和政府连结起来，由于准许表决通过那个军队有权搜查工厂和工人区的武器管制法案，人民阵线领导替军事政变创立了理想的心理、政治、和技术的条件。「到社会主义的合法道路」的鬼话直通向「合法的反革命道路」。
但是，羣众运动以更大的活力继续前进。面对着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阴谋破坏，政府发觉他被迫着要把愈来愈多的工厂占领和接管「合法化」。与此同时，供应和物价管制部开始陆续出现，而工人接管生产的事例也愈益广泛和增多。双重权力在全国变为更加确定的形式。
在极端分化和经济困难增长的情况下，人民阵线在1973年3月国会选举中仍然赢得了43%的选票。这与其说是羣众支持阿伦德改良政策的证据，不如说是表现羣众想要在议会的竞技场上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想要消除资产阶级不断用来阻碍他们采取主动的司法和议会障碍物，和对抗资产阶级的包括在选举舞台上的反革命威胁。同时，羣众议会外活动范围仍在继续扩张，这反映在人民阵线内部分化的加深上。
围绕着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人民统一党加斯穆里派和急进党形成了右翼的一极；围绕着社会党的某些流派、人民统一行动党加烈顿派，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形成了复杂和矛盾的一个左派。智利社会党在这个结构中扮演了奇怪的角色。一个自成一派的「羣众中派主义党」，它的领导（阿尔塔米拉诺）出言激烈但无任何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当其时，一般羣众凭着经验在找寻革命的出路。另一方面，在人民阵线之外，革命左派运动（MIR）虽然有其政治上的局限性（中派主义，对人民阵线的模棱两可，等等）通过它的「群众阵线」，由于占据土地和工厂，和由于批评改良主义者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幻想，而在人民阵线内外其它政治力量之旁，扮演了一个充满动力的角色。
共产党在人民阵线里站在极右的位置。它企图把1972年10月工人们夺得的工厂归还私人所有（米利亚斯计划），激起了社会党左翼和人民统一行动党的强烈反应。主动愈益从人民阵线的手上过渡到地区工业中心工人干部大会的手上，但是后者未有形成中央组织。这时才觉得缺少一个革命政党──一个能够团结那些本能的要把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人和其它劳动羣众的党──是一件痛心的事。没有这样一个党，即使是工人阶级最大胆的行动仍将烟消云散，不可能在国家权力水平上采取决定性的主动。
1973年6月29日第一次不成功的军事政变更清楚地暴露出，全国各主要中心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已拿起武器准备对正在抬头的反革命作战。但是这些力量的庞大斗志，在许多新的占据工厂行动，和企图武装普通工人时，由于经常对小股反动突击队作战而消散。缺少集中的组织机关之故，他们不能够把必要的力量集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密切配合的九月政变作战。
资产阶级并未分为根本不同的派系，此时便设法重新团结起他们的力量。工人运动的非常力量由于发展了自己的权力机构，而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基础，因此阻止了资产阶级经由「正常」的政治途径达成它的目的。这就是为甚么资产阶级权力剩存的最后堡垒，即资产阶级的军队，不得不出来贯澈资产阶级政党无能达成的目的。
一发觉决定性的对抗已是如箭在弦时，阿伦德和共产党的领袖唯一能做的却是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和解的可悲的企图。对政变失败的军官作了新的罪过性的让步，包括容忍军官镇压在华尔斯巴拉索军火库首先谴责政变准备的水兵。人民阵线内部分化来得更为尖锐，在政变前夕实际上经已引致该党的崩溃。因此，旧的改良主义领导的崩溃和新的革命领导的迟迟不能形成，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上造成了真空。这真空减低了羣众作出立即和集中的反应的可能性，使得政变更易进行。
这政变又一次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里制定的规则。当一个国家有了革命的局势，当决定性的阶级较量就在眼前时，能够在权力斗争中采取主动的一方面占了决定性的优势。力量对比可以在24小时之内转变过来。在智利发生的正是如此。
智利反革命的凶猛和残忍，令人联想起凡尔赛（1871年击败公社的反革命力量），佛朗哥的统治，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刽子手来，可以用革命进程的深度来加以解释，而且也指出资产阶级对失去权力恐惧的程度。反革命推进到自从墨西哥革命以来拉丁美洲未曾见过的程度，而用它自己的方式对智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和斗志作出赞颂。但是，同时它也构成了，对浪费了庞大的潜力而把智利的羣众引入悲惨和血腥的失败的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领袖的颇为雄辩的控诉。
这控诉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轴心。拿人民阵线里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小组，和阿伦德政府里有资产阶级的部长存在，作为我们对人民阵线批判的轴心，真是离题万丈。因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在群众的眼中，这些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的存在，都不足为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袖们妥协和不断的投降辩护。这样的批判就会引起好像「资产阶级部长滚出去」或是「拥护共产党──社会党政府」这样的口号，但是在群众的眼里阿伦德政权已经是这样一个政府了，他们怎样也不能把它看为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府。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新的经验来了解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这是已经摆明在他们眼前的了。我们对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的控诉应该确切的集中在改良主义的破产，「到社会主义的和平合法道路」的破产，幻想经由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和它的压迫工具完整的条件下把群众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反动的乌托邦主义。
在政变前几个关键性的月份里，革命者应该在群众中为适应于上述分析和批判的中心口号而斗争。这些口号应该是：普遍建立有地区和本地中央的双重权力机构──工业中心工人大会，供应及物价管制部，小区司令部；召开这些机构的全国大会；所有经济部门实行工人管理；拥护供应及物价管制部把囤积居奇的粮食及商品没收并在工人管制下分配；拥护完成土地改革；拥护制订全盘社会主义计划，克服帝国主义与智利资产阶级带来的经济巨灾；拥护普遍武装工人和贫农；拥护成立工农武装中央司令部；拥护解除军官武装，摧毁军官特权阶层。中央政府的口号应该是「一切权力归工业中心工人大会，供应及物价管制部及小区司令部的全国大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左派运动、社会党左翼和人民统一行动党的联合战线的恰当的建议就可加速这样的行动纲领──一个智利革命的命运所依赖的纲领──的成果。
智利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受到的严重挫败衍化成重要的结果。但是，把它当作1933年德国无产阶级或1965年印度尼西亚群众的挫败来看，则属言之过早。一切仍然依靠着，国际的来龙去脉，邻近国家发生新的革命进潮赢得重要胜利的可能性，先锋队重新集合力量组织抵抗的能力，并用未被人民阵线经验染污的旗帜和纲领给群众以信心。军政府正在遭遇着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和羣众经济斗争的复活可能有利于这样的前途。共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派结成集团的极端改良主义前途无疑是对它有阻碍的。
斯大林主义者的右倾，社会党人民统一行动党加烈顿派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之接近崩溃，使得革命左派运动现时成为对军政府进行革命对抗的重要轴心。智利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该把和革命左派运动进行联合战线活动，作为中心任务之一，同时继续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他们划清界线，目的是要造成一个有信用的一极，来对抗执拗的、投降主义的和瘫痪的改良主义者。
乙、官僚化工人国家内官僚政权日益严重的危机
九、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经济改革的矛盾
整个来说，各人民民主国和苏联所遭遇到的程度和速度各异的经济困难都是由一个中心因素派生出来的：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缺少一个由工人决定、控制、调整的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就不可能管理愈益复杂的计划经济。
一个持权的官僚阶层──一个把集体的利益隶属于保卫自己的特权和特权赐予的权力的阶层──垄断了管理任务，招致了官僚化工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浪费和经常失调。浪费和失调，周期性地招致增长率的减退，转过来又引起供应困难而威胁到自从斯大林死后即成为该政权主要安全活塞的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是有限的，却近于经常的增长。
种种色色的计划，官僚的集中化和分散化，以市场为媒介而杂乱配合──工人对于企业组织、计划施行、供应水平和产品流通，没有任何民主控制监督的真正可能──一般的趋于用新的矛盾来代替了每一次改革想要和缓的旧矛盾。代替了斯大林时代的「狭窄的工厂自我中心」（就是，工厂级的官僚的特权，是依据该厂计划的实物数量实现而订定），赫鲁晓夫的改革换上了国有农场里的「地区自我中心」。李普曼的改革则是再采用「工厂自我中心」但官僚管理的效果并未大为增进。工厂官僚的收入联系于「利润」，但他们不能订定物价和更改工资总额。
各种各式的改革企图的主要矛盾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在加强市场法则下所实施的分散化，所有在市场法则范围内使得工厂「有利可图」的打算，以及旨在鼓励「盈利」能力而增大工厂经理的决策权，引起了──成为它们的主要后果──对工人阶级职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打击。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改革通常都带来多多少少的物价「自由化」，实际结果是立即增加了公用企业、房屋、交通和消费品的价格──这类价格以前是用行政命令来保持在相当低水平上的。在这里，实施这些改革，就和工人的反应相冲突，他们反对各种恶化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明显企图。
改革的第二个矛盾，是它和们所利用的相对政治自由化不可分离的，至少在科技知识分子方面是如此，为了要实施改革，官僚要求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自动自觉。捷克的例子证明了，只要自由化在整个社会里一开始有了反响，就不仅激发起知识分子的雄心，也激发起所有方面要求工人民主，而威胁到中央政治官僚的严重危机。
面对着这些矛盾，各别的东欧国家官僚反应并不一致，这得视乎，是什么时候，作为改革副产品的技术官僚阶层所取得的自主权达到什么程度，这得视乎工人阶级以前的传统的深浅、组织有多强、自觉有多高，又得视乎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势力大小。在任何例子里，官僚最关心的是，要保持知识分子反对派不要影响工人阶级，基本上是要避免这些运动互相连结起来。要做到这一层，官僚运用多种手段，诸如：利用经济政治特权（旅行，或多或少的言论自由）来腐化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旨在挑起工人对享有特权的学生的敌意；对工人的经济让步，配合着「消费者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旨在把工人引入歧途，免得发出对政府的疑问；和用内奸渗透及其它众所周知的警察手段，对任何组织反对派的企图施行猛烈的政治压迫。运用这种或那种手段，视乎局势而定。
60年代开始时，苏联经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有1973年的农产丰收和巨额的农业投资，农业部门仍然是脆弱和生产能力低的。这种持续的危机是由重工业增长率减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品生产设备方面）；投资危机（许多工业计划未能完成）；和技术比西方国家落后有关的生产力增长不足等方面反映出来。因此暴露出官僚无法保证由广泛发展转化为集中发展，无法扭转生产手段和消费品间的一向的优先次序。
从上述特性看，苏联和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不足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典型危机。官僚虽作各种改革但却无法触及危机的真正根源，小心翼翼地进行李普曼的改革后，当一旦明显地发现这些办法会引起超出中央官僚控制的现象时，就很快的被停止了。
面对着10年前的老问题，现在官僚就企图经由与那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而寻求出路。当然，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可以用其它的因素来解释，特别是政治的：苏联官僚想减低印支革命的活力，以免加速整个东南亚革命的进程；在它与中国发生可能的武装冲突时，想要「中立」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要取得后者的沉默的支持。
但是对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等于一个新的经济改革。苏联官僚希望冲破在重要部门里阻迟经济增长的樽颈，以取得两点好处：一、克服某些部门技术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汽车，电子，和化学工业）；二、取得加速开发西伯利亚的必需资本。因为农业生产品只勉强够糊国内之口，又因为工业消费品未达可以用相当分量售与西方之质量要求，克里姆林宫大量输入帝国主义国家机械的唯一偿付乃为原料输出。这样的输出，除了作为偿付之外，又适应国际资本主义现时的需要，因而创造了目前贸易友好关系的客观基础。
但是不应夸大这类东方西方贸易的广阔程度。苏联在短期或中期内，可得而输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资源实属有限，这就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商品输出。这类贸易算起来不会多过帝国主义各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几，就是说，仅占它们国民生产的微不足道的部份。
不管官僚的主观意图如何，美国和国际资本真正渗透苏联，势必遭遇客观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与苏联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生俱来的。除非官僚对帝国主义的要求澈底投降──由于官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这样投降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不然苏联和美国的妥协将停留在很小范围内。因此，无论如何，官僚层是永远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勃列日湼夫现在提出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作为医治一切经济毛病的万应灵丹的路线，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个政策已经在最高官僚层里挑起了严重的争论，有一派已多多少少公开地反对「出卖国家资源」。此外，在群众中对这政策将会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一定也会很快被粉碎。群众失望转过来迟早会引起严重的不满的。
对反对派的「思想压制」和有系统的压迫，代表了官僚对目前困难的反应。同时，领导层又再大力实施经济改革。最新的改革是组成授予颇大权力、同时又比以前的经济单位更密切联系于中央官僚的「工业托拉斯」。
但是官僚在对工人阶级既得权益，例如职业保障，发动攻击前，将要再三考虑。因此，例如所谓奥澈顷诺试验（The Ochekino Experiment），预算不管工人人数多少而订定总工资并鼓励工厂经理「合理化」使用劳动力的，因为工人的压力，并未以官僚所预期的速度加以采用。
经济改革的逻辑后果，最明显地出现在各「人民民主」国里。1956年工人阶级的挫败，帮助了匈牙利官僚首先投身于改革中。在各「人民民主」国中，除南斯拉夫外，以匈牙利的改革尝试最为深远，最为持久。这样看来，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可算是模范，它的教训被邻近的国家加以认真学习，在六０年代充分实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遭到经济失调造成经济懈怠的打击──经济失调的主要特性，是主要消费品缺乏，伴之以重工业的大量投资。如果改革先成功地满足了群众对消费品的需要，便会迅即引起那些预示社会政治现状难以维持的病征的矛盾。
由于袒护扩大工资的差距，放松对某些职业活动的控制（自由职业和手工艺），准许某些「实际价格」存在（特别是对农民有利的），和推卸国家对某些社会投资的责任（最显著的是房屋），匈牙利的改革加速了强力的社会分化进程。这进程的主要受害者就是工人阶级，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是完全赶不上其它阶层（技术人员，农民，私人雇用工匠，和医生）。虽然工人阶级的反抗并不由罢工次数显著增加直接表现出来，但在青年工人间，采取颇为特别的形式出现，以这许多形式的抵抗和反叛，表明他们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最后分折起来，局势的转变要视乎官僚的政治选择而定。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如果官僚决心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他们同时被迫要对改革所激发的不满加强镇压。但这条路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在羣众的心里复活了不幸的回忆，以此换取没有把握的结果。1970年12月的波兰事件清楚指出工人阶级的暴动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危险是永远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对另一次波兰12月暴动的惧怕决定了官僚现行政策并在官僚队伍里引起了深刻的裂痕。在对危险最敏感的「正统」因素的压力下，在实施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作了一个重要的退步。现在经济改革刚刚走到十字路口。工人阶级未来的抵抗就是决定它能否苟延残喘还是走向死亡的因素。
现时官僚在波兰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是自从1956──57年第一次改革严重失败以来，朝同样方向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是小心得多了。
为了补救在1966──70年五年计划期间在消费品市场引发的灾难局势，在1970年12月波兰官僚企图重新建立「实际价格」。办法是把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提高30%，而把奢侈品的价格加以降低，这等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水平的打击。
1970年12月工人暴动，是对这种经济改革的直接反应。面对着波罗的海沿岸和罗兹工业中心羣众斗争进潮，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动员，吉列克领导集团不得不对主要的社会阶层作出好些重大让步。这些让步同时促使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分化。这些措施配合对那种强调和认可社会不平等的个人主义的典型小资产阶级消费者观念的宣传。
所有这些事实──连系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真实然而有限的提高，连系于技术专家层份对由实施新的改革而改进经济局势的期望──有助于增加波兰官僚的转动余地与喘息机会，但是这些基本矛盾却丝毫没有解决。
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反官僚的反对派活动
客观矛盾加深，机构内分化增长，和羣众走上行动，这些相互影响，是官僚每次无法控制整个社会集团（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的原因。一般来说并不是工人阶级首先发起行动（除了1953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1970年的波兰）。知识分子的运动通常是没有确定形式的，时常不单为趋向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要求，也为可能表达官僚专家一翼的愿望和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化」和「合理化」要求，尽了媒介作用，上述物质利益显然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敌对的，因而为它所不满。斯大林主义影响最深的地方，在不满现状的青年眼里，马克思主义被贬为「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便更加混乱；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和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之旁，在知识分子和其它反对派阶潜层里，就易出现反动倾向。
只要广大工人群众加入行动，则工人运动的社会性质就不再决定于混乱的意识形态动机，而是决定于客观的阶级利益。从来没有无产阶级竟至于要求把他们付出巨大牺性代价而建立的工厂转让或售与私人所有者，或支持其它社会集团提出这类要求。他们也从未要求赋予工厂经理或监督人员以更大权力。他们也不会要求扩大工资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除了改善消费水平，包括房屋、什假和社会福利外，这些要求基本上集中于政权结构和经济计划的民主化上。
1970年以来，波兰的事变标志了无产阶级活动的复兴，在群众水平上这是很特出的。
1970年暴动之后，工人阶级斗志坚持不懈，成为波兰政治局势中的决定因素。1970年12月罢工期间，波兰工人阶级制定政纲的要点。从他们所提要求──例如：冻结物价，工人管理机构实行真正自主，取消工厂官僚和工人间的工资差距，正确报导新闻──证明他们的政治成熟和他们自我组织的能力（例如，从罢工委员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想而知）。
1970年的斗争取得了部份的胜利；冻结粮价和波兰统治集团的更换，被工人阶级视为其动员之结果。后来的罢工（西里细安──来布湼克矿工，罗兹的纺织工人）显示这些重要部门的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到他们自己的力量。经过1972年预防性的罢工之后，物价冻结才能继续维持。但是官僚并没有对工人的政治要求作出任何让步。但相对之下对知识分子则作出某些让步（提高工资，加上出国旅行的机会），目的是要消除他们要求的导火线。
曾在1968年发动而后被镇压窒息了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孤立斗争的知识分子，并未支持1970年的工人斗争。虽只是某些征象，例如学生界对政府1973年加紧控制青年组织措施的反抗行动，都是这一周围将有可能爆发新斗争的证据。
一些应该强调近期苏联的工人阶级活动复兴──虽然仍然是部份的──征象。苏联工人阶级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诸如工资低，生活条件恶劣，物价上涨，和工厂对工人的粗暴统治等问题。因为仍然不能在工会或其它独立组织内自我组织起来，和仍然缺少了表达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可能，苏联的工人阶级看来仍停留在被动的阶段。
由于统治者对每一个工人都有详尽档案，个个工人都需携带纪录职位变更和工作有关事件的「劳工手册」，车间里广布线人系统，使秘密警察对每一个工人所表达的意见都有经常的情报，而且任何组织反对派的企图都会遭到野蛮的镇压。在苏联这样的工厂统治下，以一般的要求为中心的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反对，显然是困难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反对大部份采取了失望消极的反对形式，经由个人的行动表现出来，譬如，普遍的酗酒，工业上的怠工，大量的矿工，和工业产品的质量粗劣。近来发生数十次罢工和工人阶级的公开抗议，仍只是地区性行为，易被孤立和镇压，虽然它们已预示了将来的可能变化。
在匈牙利，工人方面极无信心，而青年知识分子激进化的政治表现则为近期最显著的特征。青年知识分子不受1956年失败的影响，不因年长一辈被国家薪俸收买所中立，他们由于对经济改革派生的社会不平等的醒觉而激发起来，成为过去9年来向政权挑战的所有政治运动之主力。他们得到中学学生（1971年在希腊大使馆前的非法示威，1970在布达佩斯用油漆在墙上涂上戚．格瓦拉和马克思的名字）和大学生（1968──69年支持越南革命的独立运动）的支持。他们特别是1972年3月15日召集了2000人来纪念亚历山大．裴多菲（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的诗人）的示威行动的幕后主要力量。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某些流派认定他们的反对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现在已成为官僚镇压的主要目标了。在试过了各种不同的镇压方法之后，官僚现在似乎要采取更有效行动来对付，包括了在法庭上控告和警察的诬害。
在苏联，反官僚的斗争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一个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流派，和民主权利运动。前者已遭严厉镇压（格里哥兰可等人）。知识分子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乃是他们目前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怀着20次党代表大会带来的希望，以言论、出版、艺术创作及集会自由，以及尊重宪法等要求为中心，公民权利运动，成功地动员了广阔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半合法的活动──公开信、请愿、甚至示威──苏联的反官僚运动第一次超出了秘密小圈子的结构，而在1967──69年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听众。不过，由于缺少了与更重要的群众运动──苏联工人阶级，自从1962年诺伏车卡斯喀叛乱以来，即表现得相对的被动──的联系，才可解释从1969年官僚开始实施有系统的镇压政策之后，知识分子反对流派之被解除武装。但是，孤立也可用其它的因素来解释：一方面，官僚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间，建立互不信任的隔膜，来孤立知识分子；另方面，由事实上，公民权利要求基本上虽反映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同时却忽畧了工人阶级和其它民众阶层的经济权利。后一因素可用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被动性采取颇为尖刻的评价来解释。
在苏联，差不多有一半人口不是俄罗斯族，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深刻和爆炸性的矛盾，正如1972年立陶宛的暴动所暴露出来的。苏联有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有根本不同的历史，提十分差异的要求，彼此势力强弱的分歧不下于彼此政治特牲的分歧。
在过去10年内，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最为发展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包括工业和农业工人的强大反对派抬头了。结合成这反对派的各流派，曾提出在共和国内建立民主自治政府，恢复以民族语文为法定语文，结束大俄罗斯民族第一主义统治和成立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要求。
在民族问题上重建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是这个政治革命的一个中心任务。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要求，特别是成立独立社会主义乌克兰国的要求，乃是一切革命社会主义者应予支持的民主要求。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动摇中国官僚层统治的政治危机，迄今已持续15年了（从中央中委会庐山会议起计）。这一政治危机的起因有如下述：由于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问题所引起的；而官僚专政使得这些客观问题更为复杂；不同的官僚派系对这些问题提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各大社会力量加入行动，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他们与不同官僚派系之间的关系，等等──现时已将中国革命的官僚堕落带向较以前各时期更为严重的阶段。在此无意过奬较「左」的林彪陈伯达派，但必需强调指出，首先是因为这一派的倒台（1970──71年），中国政权在外交、内政和经济政策的保守特点就变得更为普遍，这些特点的某些方面，从「文化大革命」的清算阶段后可看得出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惊人右转（与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苏丹、伊朗和西班牙等的外交），到尼克松访问北京时达到顶点；在农业方面重新实行「物质奖励」政策；在工业方面重新建立「个别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重新强调工资差别，这种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予缩减；等等。上述这些看法被许多曾在1949到1965年期间滥权营私而为群众痛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罢官的老官僚之终于恢复在中共机构职务所证实。他们复职可用邓小平及其同僚重入中共中委会为代表。
当然，要对中国革命用上「官僚堕落」一词，好像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那样用法，是需要详加界定的。和十月革命对比，中国革命一开始就产生了程度颇大的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其变态的程度大大超出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苏联。中国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用苏维埃这一工具来行使政权。与苏联的官僚堕落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僚堕落不经过一次政治反革命即热月政变后才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而是官僚化现象由量到质方面的加强。
从另一意义来看，苏联的官僚堕落是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退潮和特权官僚阶层力量加强的不断过程的产物，前后绵延了10多年。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6──49年革命和革命之后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极为有限的，直到1956──57年「百花齐放」大鸣大放时期，无产阶级政治活动才第一次成为重要的因素。第二次，一次显著得多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高潮在1965──68年「文化革命」上升的阶段发生，结果官僚的物质利益被削减了，社会不平等也普遍被削减了。所有上述这些特点才订下了「官僚堕落」一词用于中国革命的确切意义：社会保守倾向的突破（如果不说是胜利的话）；确认新物质特权的合法性；认可同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有产阶级当权派阶级合作的政策，辩解说是为了要「周旋」于中国各敌国间之需要。所有这些证明了有一个官僚阶层的存在，他们为了维持其共同政治利益，就特别要反对「过分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左翼红卫兵。
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变，先是由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六十年代，然后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七十年代早期表现出来，这种转变大有助于使中国官僚确定地走「和平共存」的道路，好像国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态度转变一样，是由拉伐尔──斯大林军事宣言开始，明确奠定了克里姆林宫维持国际现状的基础。毛泽东主义在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不单是口头上的，而且实际上的，正如克里姆林宫第三时期的极左激进主义一样。过渡到采取和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合作的政策，既符合国际政策的新阶段，又符合已巩固了的官僚的保守主义的新阶段。
就和群众的力量对比关系来说，则今天的毛泽东派官僚比过去的苏联官僚更为不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既无像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冷淡，亦无大规模的恐布行动。因为毛泽东联合林彪、陈伯达集团，以前曾高唱政治挂帅，现时的毛周领导，正试图有限度地提高羣众生活水平，来扩大领导的基础。向右转会遭受或者将遭受青年与工人阶级先锋分子的反对，只有求助于民族主义及借口对付苏军事威胁而需寻求一种外交平衡，才能部份化解群众的不满。
1949年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长10倍，而他们的文化和阶级自觉水平也已显著提高，他们必将起来，为反对毛周领导的右倾路线而斗争。这样一来，官僚领导可能又要玩弄新的「调整」策畧来对付了。
十二、南斯拉夫1971至1972年的危机
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狄托式的官僚政权下的矛盾经已加速成熟。到了1971──72年达到爆炸点。这些矛盾基本上是：一方面企业平面上的有限度的工人自治，和另一方面否定工人自治的经济集中机构（官僚计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平面上的经济的工人自治，和另一方面官僚独霸政治权力（政治平面上缺乏真正的工人权力）之间的矛盾。
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失业迅速增加，社会不平等增长，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扶摇直上，以及南斯拉夫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间联系增长等等的结果，加速了国内社会政治的分化。官僚中的技术专家和经理阶层，由于与私营部门愈加共生共长，于是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动摇了工人自治制内的工人权利和权力，他们多方设法将这些权利和权力缩小为一个年终纯利分配的简单问题，在技术效率和竞争这原始的迫切需要的借口下，尽力维持经理部的全部权力。另方面，工人则愈来愈多起来反抗对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水平的打击，反对这批暴发户的特权及滥用『社会主义市场』。罢工次数倍增。在1971年南斯拉夫工会大会里，工人阶级的不满得到了集中的表现。紧随着1968年大学暴动事件之后一批政治化的青年先锋份子开始着手制订左派的纲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开治公开发展，，愈来愈明显地反对官僚集中主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赞成『实行由上至下的工人自治，来负责民主化计划任务及其它』。
这一社会政治分化过程与各民族间日趋增长的紧张关系结合在一起。『已发展』民族的政治干部、技术官僚和财政势力多方设法要逐渐减少『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对『未发展』共和国的经济支持。被增长中的社会不平等所剌激起来的民族主义风浪，开始横扫全国，引起了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亡的观点看来十分严重的紧张关系。
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这两个共和国的冲突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愿望，由于其它几个因素纠缠在一起而更加复杂了。一方面，地区性和社会性的不平等引起过去的民族争端重新出现。这些争端，又被对南斯拉夫政府官僚的集中主义政策的敌意所加强，这个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人员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因此，支持克罗地亚人应享有更大自主权的普遍愿望，其中有部份是反官僚斗争的混乱表现。但是在这次冲突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是那批特权的社会阶层提出的，他们的分离主义要求，事实上连带有支持把现时的生产关系改变、朝向全部恢复市场经济法则，以及使克罗地亚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活动的愿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参与，反动的神职人员和乌塔沙（UST ASHA）派的支持，证明这一运动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此外，这两种倾向（反官僚性质的普遍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已与南斯拉夫共党地方干部的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他们想要在这复杂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向联邦官僚争取更多自主权，以保卫他们的特权。
苏联官僚的压力和恐吓，是南斯拉夫社会政治分化变为更加复杂的另一因素，华沙公约军队入侵捷克后，在整个南斯拉夫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出现了自卫的反应，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是捷克先例重演的可能目标。贝尔格来德和北京间持续15年的强烈敌意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为针对苏联官僚的可能侵略，南斯拉夫全国，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共和国内，实施全民武装和大规模游撃战的准备工作。这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应，对狄托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停止政权分散化。
由于所有这些复杂倾向交相影响的结果，这个危机在1972年获得了暂时的解决，在社会政治方面是不彻底的。狄托以中央军事机构为根本，反映了官僚的政治派别的利益，而严重打击了技术官僚和企业经理的那些派别。狄托官僚并不彻底改变经济改革的轴心，只是先制动它，然后扭向一个新的方向。虽然通过大规模的反贪官污吏和反富豪的斗争，已在国内激起真实的发展，虽然对暗藏的技术官僚和金融势力的存在已加谴责，狄托政权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步骤来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银行系统的分散化问题。当时突出可见的主要是在各个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里共党地位的加强。
南斯拉夫共党第十次大会各决义草案充分显示现行政策的模棱两可：一如宪法新修正案，这些决议草案，正式考虑南斯拉夫左派的好些要求，这些要求倾向于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化计划，倾向于给工人自治以更大的政治支持。从草案预定在地区或工业部门实行『综合工人自治』的努力，和草案预定在城市及共和国平面上建立代表『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努力，足以证明这点。对从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控制了朝向市场经济方向走的主要幻想，和走这一方向带给社会的损害，该草案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这又是另一个证据。不过，由于这一『综合工人自治』的形式仍未具体详细订明，这些形式（一如工人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无疑将决定于南斯拉夫共党政治重量公开地，或通过工会或工厂经理部之增长。
虽然政策是模棱两可，但对许多贪污腐化的个人的谴责，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工人自治的计划，总算使工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已获胜利，因而减少了工人对政权的不满。但是，与他们有关的社会问题（不平等，失业，生活费用）却一个也没有解决。整百万在国外工作的南斯拉夫工人──直接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局势的威胁──势必成为危机重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更为恶化的一个额外因素。
在这情况下，政治镇压对狄托官僚来说，只是防止政治上的反对派与不满现状的工人阶级结合的次要手段。但是，镇压不单打击右派也打击极左派。好几年前似乎已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现在却遭到减缩或镇压。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现在遭到一定程度的压缩。造谣污蔑、诬告、秘密警察和违背社会主义法权的行为──甚至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都被派上用场。官僚的集中主义和更严格的政治控制确立起来了。
总之，1968──72年事件证实了南斯拉夫共和国联邦是一个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实际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经已复辟的理论是不成立的。政治权力并不是掌握在负担把资本积累部门加强、稳定和合法化等任务的资产阶级手上。刚好相反，这个资本积累部门，只不过间中被容忍，它主要是用欺骗行为发展起来；当牠一一表现出来，就会遭受谴责和镇压了。
由于1965年以来发生的广泛的反集中化倾向，官僚层内部无疑是经历了一次深大的分化。官僚层中的一部份，由于占据了关键性经济部门和银行的经理职位而富裕起来。毫无疑问，技术官僚们是把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利益等同起来，和资产阶级唱同样的调子，而且与资产阶级之要求压制工人自治（指其『没有经济效率』），要求把自身权利伸展到私有财产部门去（作为『鼓励』），和要求压制所有经济集中化的号召相呼应。这代表了一个极为突出的进程，不单关系到决定会否复辟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阶级斗争的关键点，也关系到：赞成复辟的社会力量、它所挑起的工人阶级斗争、官僚层的政治派别朝他这边发展的方向。
不只工会官僚和共党基层战士，连直接控制国家机构并由此享受特权的官僚也已经──在危机的警惕下一一明白地表示出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工人阶级是他们从狄托主义领导反资本主义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取得权力的社会基础。南斯拉夫近来的危机更加证明了，工人自治本身既不能成为反对官僚化的保证，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会议及工人大会，在包括全国的各个平面上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才能提供对官僚的重压和危险的彻底解决办法。最后分析起来，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与反对官僚的权力和特权的斗争，是依靠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的。在南斯拉夫，这一斗争所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为下列各项任务而战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
a．工人有权为反对官僚损坏国家及工人自治机构而斗争，有权反对在工厂中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应实施及保卫工人自治权利，包括南斯拉夫社会资本与外国资本家投资者共同投资的工厂在内）；反对增加失业；反对任何损害工人工作环境及生活水平的措施。
b．反对瞒背着工人营私自肥的金融界技术官僚；整个财经制度应集中管理；由各共和国公平代表组成的工人会议联邦大会主持分配贷款及投资；由各「工人协会」（代表各行工业的工人自治组织，以及文化及康乐的协会）中央机构经管一切信贷。
反对真正工人自治所遭遇的障碍：打倒官僚计划；打倒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工人竞赛；打倒独占政权的共党的无上决定权。从上至下实行工人自治！共党及一切政治组织内实行工人民主。在扩大工人自治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计划，在联邦平面上互相配合。
c．打倒特权；打倒社会平等；打倒民族不平等；工资标准应由工人决定，而不必考虑地区不平等以及市场法则。
d．拥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对反动的分裂倾向的斗争需要有大规模公开辩论和加强工人自治的核心作用──反对采用警察手段。
反对对接纳社会主义前提的各政治倾向──无论是共党内部和共党之外──自由权利的限制。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南斯拉夫国内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镇压。反对限制这些流派的支持者做本行工作及国外旅行。反对用财政和政治条件来限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十三、资本主义欧洲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东欧政治革命的上升间的相互影响
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升和中欧东欧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上升，在未来几年里的相互影响将会增长。这将表征着对五十年代较为孤立的政治革命发展的突破，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孤立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一方面，新的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群众先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将剌激群众运动起来支持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反官僚行动的任何重大发展，因而大大的有助于减少官僚进行警察活动的周旋余地。资本主义欧洲以群众为基础的共党更深参与其本国的政治生活，同时摆脱他们和苏联官僚的联系，也有助于减少后者的周旋余地。又一次干预捷克事件能够在另一「东方集团」国家进行，而不使苏联官僚政权遭受严重的打击，以及干涉捷克曾在西欧共党所引起的危机的严重影响加深，实属难以想象。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推动下，多份会在共党之外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另一方面，压在「社会主义阵营」欧洲边界上的军事威胁经已减少（这乃是官僚执行缓和政策的副产品之一）。边界是愈来愈对旅游、对贸易开放，而且在某一程度上有助于工人运动的抬头，同时西欧出现了社会主义斗争的巨大力量，所有这些势将助长中欧东欧工人和知识分子激进化的发展。
官僚完全意识到这些，在对西方的商业和旅游「开放」的同时，他们在本国加紧对群众的思想和政治控制。这两方面措施的效果是可疑的。六十年代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造反运动，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生间已经产生了真实的冲击，虽然规模仍有限，各国的政治化程度亦有所不同。在其可被获知的程度上（虽然官僚国家新闻检查严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如何刷新最先进最丰富的民主独立羣众组织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使工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皆由自己掌握命运的社会这一目标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将在欧洲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先锋中，激发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复兴运动。
这一复兴运动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已被这些国家的官僚贬低为国家宗教，而且已被轻率地窜改为认可社会不平等，和排斥工人群众于直接掌握政权之门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这样被败坏，是由于工人阶级老革命干部遭受人身清算而打断了对上一代的继承，并由于在官僚独裁下讨论和政治生活的困难，使年青一代的工人和反叛的知识分子极难再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面貌和精华，及再熟悉其传统。西欧革命社会主义和群众独立组织的活生生事例的出现，将必使用社会主义真面目来揭穿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强加上去的丑恶面具的努力，收效十倍。
官僚工人国家形成以来所渡过的政治危机，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在这些国家将来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性。除非明白地醒觉到以前的危机的教训，官僚为了保持权力，有可能实施部份改革和撤换官员；除非清楚了解官僚是手握镇压工具，工人阶级自发趋向民主苏维埃组织的潜在倾向到头来终会被夺取、疏导和粉碎，以致无产阶级无从将危机转向胜利的前途。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即使人数不多，在像「双重政权」时期──全面社会危机时期──那样的局势中，可能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个角色将要担任的任务是：提出群众未能清楚表达出来工人夺取政权的要求；保卫真正独立的工人民主组织以对抗任何企图使之走向歧途及解体的官僚因素，为他们的集中化和自卫而战斗，并明白提出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目标使之朝向立即要做的革命任务：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要用以社会各层面的工人管理为基础的真正工人政府来代替官僚机构。
丙、工人传统领导的危机和建立第四国际
十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变
近几年来，在工人斗争复兴、帝国主义制度结构性危机深化、官僚政权的危机和一支群众性的新先锋队出现的联合影响下，传统工人组织的危机亦日趋严重了。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与帝国主义之密切勾结，使这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在传统工人组织的互相关系上，和他们对羣众的关系上，缓和产生了矛盾的影响。要在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及干部间，消解了「冷战」的气氛和反共的斗志，缓和在好些国家里，有利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合作和持续的协调，不管这些组织的领袖们的这类协调，是严格限制在改良主义即事实上的阶级合作的范围，但是它们总是解放了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的客观动力，而且加强了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因此有助于无产阶级斗志上升和激进化的进程。由于传统领导在群众斗争上升时如要强行右转，便非要付出更大代价不可，因此，工人阶级动力解放的结果，便限制了传统领导阴谋操纵的自由。
因此，1935年以来，苏联官僚第一次与帝国主义建立友好的关系，并未立即使好些共党走向相称的右转，不论是立即的或是短期内的。在1968年8月华沙公约军队入侵捷克时已经是这样，现时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党的路线，虽然原则上仍决定于克里姆林宫的需要，但现在实行起来，比较以往，是迎合对选举的需要、迎合「靠拢」群众基础的需要，多于迎合克宫外交的迫切需要。
进一步，同样情形可应用在毛派团体上。这些团体通常都整体或微有分歧地认可中国外交的右转，认为这是符合北京为了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包围」的需要。但是人们不应预期他们，至少在目前，会机械地对他们自己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活动中，和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采用同样的右转，即使北京正在讨好那个资产阶级。
中苏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危机深化，也有同样结果。和莫斯科及北京保持同样距离的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派，及某程度上西班牙共产党）的数目正在增加，而且将要继续增加。对苏联共产党政策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和离异知识分子的镇压的批评，将要展开──即使是用谨慎和虚伪的态度。
以上所说决非暗示亲莫斯科的共产党的长期战略里会有任何「左倾运动」存在。刚好相反，长期战略是从来不曾有过目前这样多地绕着「到社会主义的选举道路」兜圈子的新改良主义。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仍在继续。他们与莫斯科的行动脱离的企图，一般地加强了这一进程。所涉及的只是在改良主义路线的方向下，对群众激进化作战术性的适应，部份目的是制止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进展。即使在进潮混乱时期，共党任何有系统的抑制斗争和反对工人所提出所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及独立组织形式的企图，只能加强了超越共党的倾向，并大大减弱共党机构对群众的控制，只要不事先排除上述情况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发生的可能，面对着日积月累的群众斗争，共党多份会变为更圆滑操纵和适应。到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持续存在发生问题的时候，适应性也到了尽头，不得不改采公开的反革命干预了。
相似的判断可以整个应用在各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身上。这些党仍然基本上被缚于阶级合作、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保卫资本主义秩序、甚至反对罢工工人的路上。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机构成员及国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现在较之过去对这些社会民主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党在特定时机，采取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甚至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会。
但是经验指出，一个失去了在无产阶级中的重要群众基础的社会民主党，也势必失去了选举的基础，失去了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制中增强其赞助人地位的机会。这就是何以甚至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都很容易受到群众激进化和工人斗争蠭起的影响的原因。这可从他们寻求新的工人阶级基础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法国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英国工党、西德社会民主党、智利社会党等 等是如此。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继续排斥新的工人阶级激进层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年的结果，有助于这过程的发展。这一点同样也由新的左翼倾向激进化的发展表现出来，在英国工党和西班牙社会党里，已可发觉这一趋势。
十五、新的群众先锋队
共产国际创立以来，一个世界规模的群众性的新先锋的出现，构成了1968年以来新的世界革命升起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国际规模的革命斗争复兴的结果，并且配合着帝国主义及传统工人政党危机之深化。
这个新的群众先锋队最简明的特性是：站在传统官僚领导之左，而又独立行动的群众运动力量之总和。他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现象：这个新的先锋队包括青年、工人阶级和妇女的激进化阶层──大部份仍未组织化。其中有组织了的小部份追随或参加极左派组织：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派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自发的毛泽东主义者等等。
这个新的群众性先锋队的出现以及迟迟才能建立本身，就表明建立较以往数十年间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可能性。迟迟才能建立的意思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开头就对这阶层行使领导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处于与各种中派主义及极左派竞争的地位；这个群众先锋队常有颇大力量，孤立于大部份的工人力量之外，会走上悲剧性的暴动中，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的例子就是这种经验最典型的说明。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这类新先锋队力量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对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中派主义或极左主义偏差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需努力争取在反帝、反资和反官僚的共同目的上的行动一致。由于行动一致和政治分化结合起来，才能达成把大部份新先锋队的力量提升到能在质的方面改变了对官僚机构的力量对比水平的目的。经由这样的结合，才能得到领导更广泛的群众斗争和更先进的较以往为独立的群众组织的能力。也是经由这样的结合，才能对群众性的工会及政治组织施加压力，使其自行加速内部分化的进程。我们组织在跨过宣传阶段，作出适当行动的提议来干预斗争的这方面的能力，将在斗争中赢得对新先锋队的领导权，以及在质量双方加强我们的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
新的群众先锋多数是由古巴及越南革命所达成的世界革命成就之产物。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印象所激发。问题在于，中共领导的右倾，古巴领导较不显著而同样真实的右倾，加上越南停火，会否对此新先锋队产生纵使不解体而亦将退潮的影响。
古巴领导的政策，仍为拉丁美洲政治局势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面对武装斗争运动的失败，和相信短期内美洲其它国家不再有革命胜利的前途，为了确保古巴在全被帝国主义控制之一区内生存，为了抵御经济封锁之必需，古巴领导便愈益着重它与苏联官僚之经济封锁之必需，古巴领导便愈益着重它与苏联官僚之经济及政治联系，又经由与改良主义及自命反帝之政权联盟，或对之开放以求取运转余地。在不能分别一个工人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和革命斗争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古巴的领导远离政轨，竟然毫无批评地支持维拉斯高政权，并且把秘鲁军队形容为革命军队。它也对乌拉圭的大众阵线给予支持，这是一个阶级调和主义者的阵线，由一位资产阶级 军队的旧将领领导的。以智利为例──在那个真有革命发展可能的阶段中，古巴领导事实上却给改良主义的人民阵线领导以无条件的支持。在好些场合中卡斯特罗所作的评论，并非能有助于先锋队之成熟及澄清群众之视听者。同时，古巴领导已经放弃了与共产党之间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是委内瑞拉、秘鲁和玻利维亚诸国游撃战争和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大会时期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古巴领导多份是赞成这些国家的共党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古巴领导已对他们在1965──67年期间所取得的历史性和理论上的收获发生怀疑，这些收获虽然是有限的，但总已使得他们掌握了拉丁美洲不断革命的动力。最后，和苏联建立亲密的联盟，就伴之以无条件地赞美官僚化工人国家和它们的领导。虽然现时古巴领导事实上仍在继续支持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退却则已经而且继续对拉丁美洲先锋队各层面产生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他们的解体并右倾──包括朝向卡斯特罗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改良主义流派转化──另一方面使反对中派主义观念和路线的这一不可避免的斗争增添额外的障碍，而中派主义乃是大部份拉丁美洲新先锋队的特征。
此外，古巴外交政策遭受国内政治毫无出路的局势沉重的压力。1970年的自我批判，并未跟着有朝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真实进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工人才能通过自己的民主的革命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并有效地行使他们的领导权。这缺点无论如何都不能由举行一次严格控制的工会大会以选出一位旧斯大林主义官僚作为最高领袖而散会来补偿的。（何况，大会还延期到1975年后才可能召开呢。）
新的先锋队基本上是被两种互相矛盾的压力所左右。在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斗争复兴之正在持续甚至扩展中，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官僚统治危机正在加深中，两者无疑皆有利于新的群众先锋队与之平行扩展。某些国家中（美国，日本）学生激进化的短暂性退潮，现在或将来，会被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激进化增长所补偿。
但是中国和古巴领导的右倾，和以新先锋队为基础的中派或极左派群众组织所受到的挫折（例如印度的纳沙尔派），这两方面都会引起新先锋队内部混乱，如果当时适逢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太过弱小或不能填补上述挫折所造成的真空的话，则新先锋队就会被传统的组织再次吸收。因此我们的组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带头作用实为新群众先锋队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情况是有利于对由于北京外交政策右倾而遭受十分严重打击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成功的进攻，但是这进攻不会大规模的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就是说，它到底不会大大地加强我们自己的组织，除非它是爆发在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上并伴以可能激起整个先锋队在群众斗争中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机构之行动上的主动性。否则的话，最后从部份新先锋队的分化中得益于毛派危机的，将会是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组织。
十六、第四国际
自从第九次世界大会（重新统一后的第三次大会）以来，第四国际已经取得重大的、自从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进展。现在，它在五十多个国家里有支部或同情组织。其中十多个支部的支持者人数在1969年至1973年间增加了五倍至十倍。托洛茨基主义干部和战士在全国性的罢工和工会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里兰卡、阿根庭、玻利维亚和瑞士。一如在这以前的时期中，他们在有几万有时是几十万名大学、中学学生参加的青年学生斗争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比利时、墨西哥、日本、哥伦比亚和美国。久经斗争锻炼的革命力量也加入了第四国际的队伍，最显著的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巴斯克民族和自由」这个组织。
第四国际的人数和组织势力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点是和它的纲领和一般路线之已为事变证明是正确、及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已产生远较庞大的影响不相称的，这种落后现象基本上可用下列因素来解释：
a、十分明显的不平衡发展存在于激进化的广度──特别是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激进化──和一般政治化规模之间。在好些国家里，群众性的工人斗争的复兴虽然十分突出，但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上升的步伐是慢得太多了。托洛茨基用来形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危机的警句──年老一代缺少信心，年青一代缺少经验──大致上仍然适用，虽然已经不如1938年，1948年或1958年时期之甚。
b、从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新先锋队的出现是有利于第四国际的较快速成长，可是同时完全没有经历一个政治均等化的过程。在现时世界局势下，新的革命上升开始时第四国际组织的无力，把卡斯特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胜利的革命等同起来，视为一物的这种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之吸引力，在这一复杂的条件下，到处都可发现新先锋队中在政治上已组织起来的部份，分裂为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流派，而且常常四分五裂为许多小组织。在几个重要的国家里，不同的组织自称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它们为要吸收新干部和战士而互相竞争以至公开剧烈论战，这就没法不令到先锋队在最初形成的阶段更为混乱，助长了四分五裂的极端宗派化，助长了形形色色的教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繁殖。
c、托洛茨基主义各组织的迅速生长，和他们所面对的、与他们过往历史和成熟程度往往不相称的斗争和责任，使他们对普遍出现在群众斗争（更不要说革命斗争）中的许多微妙的战术问题难以作出正确的解答。教育新干部和全国性领导成熟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延缓了组织的成长。同样，国际领导核心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强化，也延缓了世界运动的成长。
d、许多第四国际的组织在吸收成员问题上，由于未曾利用一切机会来相应地扩大它的队伍而继续表现其教派主义态度。他们低估了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这个基本要点，即：只有参加革命组织，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革命战士。
e、最后，认第四国际为资本统治的真正威胁的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这个原故，加强了对我们运动的镇压，因而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增添了额外的障碍。
千方百计解决上述的障碍，决非轻视延缓群众革命国际建立的下述社会方面来的障碍：资本的优势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控制资产阶级社会；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改良主义机构拥有基于他们庞大物质力量所造成的优势。列举上述限制第四国际更为迅速成长的各种因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标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能够直接掌握的因素，就是他们自己有办法消除的障碍。
十七、国际组织的特殊任务
第九次世界大会（重新统一后的第三次大会）标记着第四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国际能够自觉到它在其中建立的客观条件（新的世界革命上升，其重心移向工业无产阶级）和主观条件（新的群众先锋队出现，这一先锋队和传统工人组织官僚力量对比的改变）这两方面的实质上的变化，已容许它而且迫切要求它从宣传小团体长大成为走向生根在无产阶级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现在就要在政治上起带头作用而在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影响。
第四国际是由在各国家建立支部和同情支部而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任务是：教育干部；干预群众斗争，为工人的当前要求、民主要求和传统要求而斗争，整个来说也是为了过渡纲领而斗争，而且采取必要的带头行动以便逐步达到在工人运动中取代官僚化的传统工人领导而成为一个新革命领导的核心，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与提高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先进层份的政治觉悟的斗争，也是与在五花八门组织中建立独立的群众组织的斗争不可分的──就是说，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与每个国家在目前环境的具体阶级斗争不可分的。
在第四国际各国家组织正常任务以外，还有作为世界党的特殊任务，这特殊任务是与阶级斗争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国际化所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明确要求相适应──一般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在阶段。我们的运动，由于明显的物质贫乏之故，而在这方面存有缺点，只有它是唯一的一个组织，能够自觉到上述革命要求的需要，并责无旁贷地把它们加以引申与总结，能够教育它的干部、战士、同情者及他影响所及的广大群众中的先锋份子。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组织，能够在他能力的限度内，正在清醒自觉地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努力。
但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由宣传小团体成长为生根于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并已准备在阶级斗争中采取具体常头行动的情形更为显著时，民族特点对决定这些带头行动的精确形式的压力必然各国不同，尤其是这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之间差别必然更大。这就更需要加强国际核心，以便维持第四国际的团结及其政纲一致。国际核心，不应对各个国家支部的策略性问题作出最后的权威的决定；第四国际党章对此明文予以禁止。核心的任务是：调整各支部的行动，增进政治及理论方面的协调。在当前阶段，它的努力将集中于如下的国际特殊任务：
Ａ、继续策划国际运动以支持印支革命及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其它革命斗争：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爱尔兰自由斗争，智利抵抗运动等。
Ｂ、在欧洲范围，如有可能则在更大的范围支持反对跨国托拉斯或在国际范围具有加速无产阶级觉悟的示范性冲击力的罢工或工人斗争（例如里柏LIP的斗争。）
C、推动包含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行动，以支持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镇压革命行动中的受害者，例如我们组织过的保卫阿根庭军事独裁下的政治运动和反对取缔法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法令的斗争。
D、推动国际性运动以支持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镇压政治异端分子及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受害者。
E、推动有计划的国际运动保卫罢工权利，工会谈判权利，工会谈判决定工资的绝对权利，以反对愈益加剧的侵害。反对管制工资；反对国家仲裁工资纠纷；反对工会日益被合并于资产阶级国家等等。
F、在国际范围揭露莫斯科官僚（在柬埔寨、伊朗、苏丹、斯里兰卡、印度、巴勒斯坦、越南等地）北京官僚（在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苏丹、伊朗、西班牙、越南等地）对革命斗争的新背叛。
G、发动对第四国际完整纲领草案的国际讨论；托洛茨基说过，过渡纲领只是这个纲领的一部份。
H、更加充分地推动我们对好些近几年来未曾加以充分研究的现象的理论分析，包括：古巴国家和社会所己到达的确切的阶段；美国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为何仍未进入集体行动的理由；印度的土地问题，它提出的要求所反映出之问题及应付此问题的政纲；进一步制订官僚化工人国家中更为特殊的过渡纲领；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总危机之纲领性分析。
I、推动国际领导的期刋及出版工作，以便更快速流通数据以及分析，以提供给各支部及其影响下的先锋队伍。
（周其真译自1974年12月23日的《洲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