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香港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1977年4月10日）
（1）第二次大战结束后，香港以其世界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在所谓“自由贸易”的政策底下，给统治者英帝及其他帝国主义，利用为它们向落后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同时，由于中国人口不断涌入，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由于长期获得来自中国的大量物质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因而吸引世界各地资金大量投入（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挟其原在中国的资金、器材逃来此地），并且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期间扩张了资本增值的范围，使各种制造业日益发展，使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渐增加；而基于人口剧烈膨胀和工商业的扩展，建筑业也一时蓬勃起来。这演化不但改变了香港的外貌，而且大大提高了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使它成为重要商港，远东金融中心和比较其他落后地区远为先进的工业城市（虽然基本上仍未摆脱加工的特色）。至一九七三年为止，上述发展曾使本港经济呈现畸形繁荣的现象。
可是，一般地由于整个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运转，特殊地由于绝大多数原料物依赖外来供应，和欠缺广大本销市场（工业商品主要依赖外销），更由于统治者的反动的经济政策的干扰，上述发展是不平衡的、充满痉挛性的，且时常陷入重重危机之中。盲目追求利润所带来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使许多制造业剧烈膨胀，不久即剧烈萎缩；通货膨胀和贸易对手实施日益严苛的输入限制，使产品成本剧增和外销市场缩小，同时使转口业和商业陷入疲蔽之中。基于它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依赖性，自一九七三年起，本港经济已因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衰退而衰退，从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起，这衰退虽曾一度缓和，但引致新衰退的危机却仍然存在。官方所发表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显示香港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间隙中可能谋取一时的活跃，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之一去不复，这可资利用的间隙将愈来愈小，而由于贸易壁垒战之加剧，却使它面对的难题愈来愈多，至于官方对未来仍有微弱增长的估计，则一方面是假定“复苏”持续和依赖通货膨胀而维持表面的假象，同时又反映整个经济的维持实质上的依赖于劳动人民生活水准之不断降低。
（2）港英统治者所施行的，是具双重掠劫性的经济政策。这政策在主要是维持其宗主国权益的同时，维护所有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尽力搜刮以缓和英帝本土的危机，统治者推行高地价、高租金和高税费政策，以及不断助长物价的增高，因而带有“竭泽而渔”的性质。这是它的政策的主调。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初期，由于自觉统治朝不保夕的恐惧感，这政策曾一度毫无掩饰地实施着，达到惊人的程度。
（3）中共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与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剧烈的派系斗争，鼓励了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者。因此，港英逐渐转向了。它希图尽量利用现有条件和吸引外资来扩展本港的工商业，继续维持其统治，甚至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直接对中国（特别是华南）发挥其腐蚀作用。它一直维持较低的利得税率，使大型工商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对陷于困境的大企业甚至加以补贴。它以举债和官商合营方式兴建公共工程，并且通过由高官和大资本家联合控制的机构推动各经济部门的业务，但却主要为英资垄断集团利益设想，而极少顾及中小企业的利益和需要。它纵容甚至鼓励金融投机，使工商业驯服于金融资本的指挥棒下，以此消除了土著资产阶级发生任何独立作用的可能机会。为了抗拒竞争者的非难，和藉较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提高竞争地位，它鼓励投资兴设现代化工商企业，同时它的劳工法例既增订了纯粹有利资方的条例，也作了轻微的改革。总括来说，它是希图配合廉价劳动力和现代化工商业，使之既合乎殖民主义者利益，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这整个政策不但对劳动阶级、即对中间阶级也是不利的。在官方压榨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日益加剧的情势下，整个社会急剧地趋向于两极分化。
（4）在政治方面，统治者所实行的仍然是腐败的殖民地主义制度，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完全操诸少数殖民者手上。不但广大被剥削阶级不能享有民主权利，而且即使资产阶级也只能对殖民者政权施加压力以图影响其决策，而不能干预其权力。这一腐败制度的维持，一方面依赖于军警暴力，另方面依赖于广大被压迫群众因一时找不到正确政治路向而容忍。同时更依赖于中共的容忍。因而它只好一方面极力利用中共的机会主义外交政策，保持它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利用中国官僚政制的弱点减少香港中国居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另方面以暴力强制和伪善面孔双管齐下，企图抑制广大群众的反抗，更进一步企图增强他们对居留地的所谓“归属感”。因此，近年来它摆出改良姿态，拨出较前略多的经费投入教育事业，兴建公共工程和屋宇，在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也作了一些轻微的改进，同时又进行表面的“肃贪”以缓和人民的不满。但所有这些外貌上的改变，决不能改变殖民统治的基本特性，也不能消除社会不安，相反地，由于统治阶级日甚一日地把权力和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它同广大劳动人民和中间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且不断挑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
（5）在警政和市政方面，尽管统治者不断扩充警察力量和官僚机构，但这些统治工具除了对善良居民（特别是劳苦大众）极尽欺压的能事之外，根本谈不到所谓“维持社会安宁”。市面抢掠公行、交通堵塞、人为灾祸频仍、自然灾害也因官僚们的故意疏忽而加剧。它的粗暴的小贩政策，只能不断制造混乱，又不断引起身受压迫的小贩的反抗。而赌、毒、黄在包庇下仍然不断泛滥— —在这方面和其他防止贪污行为方面，“廉署”的“反贪”工作，只在初期尽了某些欺骗作用，但它的真正功能后来已被大众识穿，因而它本身也成为不满的对象。
在教育事业方面，近两年来，虽然港英当局— —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 —不得不作出一些承诺，提供较多的免费学额和补助学额，以及增设新的学校，但它同时却极力维持不合理的考试制度，阻延青少年升学的机会，规避满足青少年就学需要的责任。它希图强纳学童于工业训练中，把大多数贫苦学生摒弃于大专学校门外，把教育变成主要是替资本家训练劳工的工具。在奴化教育的推行下，教材被歪曲而变成不切实际；官僚钦定师资和公立学校由官僚控制的制度，使师资素质和施教效率强被降至应有的水准以下，另方面，施政者对私校的漠视和歧视，也使广大私校教师在“可耻待遇”下，生活不能获得改善，并使一切现成的教育条件不能合理运用。
在公共工程和屋宇的建设方面，统治者利用公地和公帑把自己变成最大的业主，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公共屋宇内，旧的较廉租的屋邨不断拆卸，而新建屋邨住户则要向政府缴纳劳苦大众所不能负担的租金，并且不断面临加租的威胁。另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仍然不得不居住于租金更为昂贵的私人楼宇，或者居住于“安置区”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政府大量兴建公共屋宇的另一作用，实际上是免除了各大企业提供职工以宿舍的责任，因而是以压榨劳动人民为条件，利用公共财富使政府收入和资本家的利润同时大为增加。
另方面，政府不运用历年积余（即所谓“储备金”），反而以举债方式进行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使与这建设有关的资本集团在建设进程中大量和超额地吸吮了香港的社会财富，并且在提供使用时掠取超额费用。
以上叙述，显示港英政府硬软兼施政策的具体面貌，显示这些施政在实际上只能引致更多、更大的社会不安和对抗。但同时又反映了：就现有物质财富以及生产技术的水平来说，香港应该基本上已具备了物质前提，能够实施一连串的措施，使居者有其屋（即住户缴纳劳动者所能负担的维修费用而永久享有居住权利），居民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以及教育普及化，等等，— —假如整个社会权力不是在殖民者或资产阶级而是在工人手中的话。
（6）香港是一个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内部存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于民族压迫的受害者主要是广大中国籍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而所有资产阶级又结连殖民统治者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阶级压榨（这里面必须注意，憎恨新中国这个工人国家的华籍资产阶级早已泯灭了民族意识），在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下，民族矛盾也就必然与阶级矛盾连结起来。
香港的资产阶级，虽然与港英当局互有矛盾，而且它的内部也互有矛盾，但却整体地成为殖民统治的主要支柱。它理解反殖运动势必与反资运动结合，理解殖民统治的终结可能同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所以，尽管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 —英资集团与其他外资集团、外资集团与华资集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个别资本家互相之间……等等— —不断发生倾轧，但都与港英同样地理解剥削制度之存在于香港有赖于中共对港英统治的容忍和帮助，从而一致地支持港英的统治。它向港英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要求增加立法局、市政局民选议员席位和扩大市政局权力等），以及不时批评港英的施政引致社会不安和使它蒙受损失，但它却从不要求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反而在维护这些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主动协助港英压抑劳苦人民的要求和反抗，另方面极力把一切祸害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并且攫取更大的利益。
另方面，广大被剥削阶级、广大革命青年和中间阶级沦于破产的成分，则基本上结集成为反殖、反资的营垒，并以工人阶级为主力。为了达成自身的解放，这个营垒的各组成部分必须在斗争中彼此紧密结合，并且通过正确的领导使反殖、反资运动连结起来，和使香港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地的、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连结起来，在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
（7）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香港都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事业，是整个中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事业的延续，即，解放香港，使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谋求发展，是中国革命尚未完成和必须加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原先握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共，照理应该尽可能推动、支援香港劳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剥削制度的解放运动，就是说，即使未能立即解放香港，也应该尽力在香港培植劳动者的组织，使这些组织的力量伸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阶级利益的旗帜下，实现劳动阶级对社会事务的种种干预，对殖民统治作公开的斗争，以准备在时机到来时可以顺利地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香港实现合乎历史归趋也符合工农要求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已取得中国统治权力的中共来说，实行上述做法，在力量上是绰绰有余的。但不幸的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实施官僚专政制度，由于这反动制度的树立和运转使它同广大工农群众相对立，它意识到革命力量的继续兴起必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它自觉地放弃那些必须广泛动员才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并自觉地对香港实施一种旨在瘫痪群众斗志、和在实际上同英帝妥协、勾结的政策。
目前中共这政策的实际运用如下：
1．限于在法理上否认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利用默认英帝现行统治这态度来维持甚至加强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勾结关系，和利用法理权利作为在外交上同英帝讨价还价的筹码；
2．把解放香港的任务推到遥远的未来，以香港问题应隶属于整个国家政策为借口，把在它控制下的群众力量强纳于所谓“反两霸”政策的运转下，使这些力量在实质上起着维护港英统治的作用，同时又横蛮地把一切不受它控制的反殖运动污蔑为“反华、反共”；
3．利用香港作为取得外汇的重要基地之一，同时利用香港的港口等设备，来加强它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
4．利用其宣传工具和代理机构，一方面在经济上尽可能争取实际利益，另方面极力控制群众运动，以免除或削弱群众在其他力量领导下起来斗争时所引起的对中国工农反官僚统治运动的刺激作用。
中共执行上述政策的结果，使它在群众中逐渐失去传统的声望，使群众逐渐认识它的真正面目，甚至造成部分群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自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以来，它所控制的群众组织的领导层，已比以前更为官僚化，这些官僚分子操纵群众组织，并把执行中国官僚统治层的政策作为群众组织的主要工作，借口推行“反两霸”外交，完全放弃争取工人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因此，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它都已放弃了对香港革命运动的领导。
（8）但中共对群众运动的制动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实际上，它目前仍未完全失去对群众运动的控制力，它的叛卖政策不断引致群众运动的失败和衰落，使广大群众被迫长期强忍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加诸他们身上的祸害；而由于它拥有庞大的物质力量，和它的传统声望仍未耗竭，因而新的群众运动也未能摆脱它的干扰而全面兴起。
但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能动力，终究必强于官僚层及其工具对革命运动的制动力。事实上，自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香港革命阵营中的各种力量，已分别从三方面初步动员起来：工人阶级不断进行自卫性斗争，各社区广大劳苦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断反抗各种压榨，以及广大青年群众之日益激进化。
（9）经过廿多年的发展，香港的工人阶级，目前已在其组成上起了重大变化：①产业工人在数量上是大为增加了，而且平均文化水平也显著上升；②在产业工人队伍中，青工占绝大多数，而妇女则占百分之六十；③出现庞大的服务性工人队伍，其人数竟相等于产业工人；④专业性和在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工银劳动者（教师、护士、非产业部门的汽车司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低级公务员等）队伍也大大扩大了，在广义上，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他们是工人阶级中非常特殊的成分，在生活上和意识上接近小资产阶级，但在社会对抗中却仍然保有其作为被雇佣者的基本特色。
另方面，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也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相对繁荣的结果，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下降，生活费用的不断而急剧的上升，构成了对他们生活的永久性威胁；而经济衰退的来临则引致大量工人失业。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起，就业情况虽然有了改善，但大部分青工、女工却是在被剥夺了就学机会和欠缺训练，被迫接受最低廉的工资从事最刻板的工作；同时资本家又全面压迫工人提高工作强度。此外，港英的许多苛例（如“冷静期法案”、“遣散费法案”等），也限制了工人保卫自己的权利。
由于中共所发动的或领导的工人斗争接连失败，相应地引致工人阶级内部政治意识低落。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之后，原有的阶级意识强烈同时拥护中共的大量工人群众，已因斗争失败而失去原来的活动基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被迫转业（被吸进中共控制的官商机构中或转到其他行业去），一些人因职业上的改变不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或因失望而消沉了，而另一些人则变成同群众脱节的工会官僚。这不但打击了中共，且使广大工人与原有工会之间，一度因活动分子之消退而产生严重脱节的现象。往后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在六七年失败的创伤逐渐平复后，许多人重新投入工会。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工人，基本上处于无组织状态，这些行业的工人队伍，绝大部分由青年人组成，他们欠缺斗争的经验和传统，流动性很大且阶级意识薄弱，因而增加了组织和集结上的困难；但他们又较少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毒害。而由于亟需改善生活、摆脱重重束缚和寻找思想出路，青年工人们也日渐激进化了。近年来许多青年职工中心的出现，反映出新一代青年工人中有许多人渴求投身青年激进运动，反映出他们对传统的工人运动欠缺信心或认识，而这同时又是中共工会官僚放弃组织青年工人的后果— —对于他们，革命者的工作是在推动他们继续激进化的同时，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逐渐引导他们在其社会岗位上从事阶级斗争。
上述所有变化表明：在资产阶级加紧进攻的凌迫下，香港工人阶级是不得不起而自卫的。实际上，近年来，自卫性的零散的斗争不断爆发，而且工人阶级的边缘部分（政府文员、教师、护士等），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日渐低降，和受了群众运动的影响，他们也已起而斗争，取得一些成果和建立起一些类似工会的组织。同时新兴行业的工人群众也在酝酿组织新的工会。这指明香港工人阶级目前正处于酝酿动员的阶段，可以预料，在下一阶段中，他们（特别是产业部门的工人）将会为反抗压榨，为改善生活，为加强自己的组织而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非产业的雇佣劳动者（即教师、文员、护士等）们的斗争是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因为它在反抗雇主的同时，冲击了政府机构、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展，则明显是因为中共并未能对他们施行全面的控制。
横在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传统领导的堕落和工人组织上的散漫。目前“左”右两翼工会都放弃了推动斗争的责任，也没有普遍地进行组织工人的工作。右翼工会是明显地腐化了。至于所谓“左”翼工会，则它的领导层已变成中共官方的工具，他们把工会工作缩小为主要是宣传中共的政策，同时又敌视任何不受他们控制的工人行动。
我们必须协助工人群众克服上述障碍。为了迎接、推动下一阶段的工人动员，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着重地在工人区域中进行推动各种斗争和加强工人组织的工作。具体说来，我们应首先推动工人阶级争取生活改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工人进行斗争时协助他们反抗资方和官方的压迫，以及反对资方开除工人和官方种种苛例。在酝酿、进行各种斗争的同时，推动群众投入工会并积极干预工会工作；在未有工会的地方建起新的工会，在已有工会的行业或厂部建起工会基层，实现工会基层的民主。实际上，只要工人运动能自下而上地兴起，那末，“工会民主化”就可经由工人群众的积极干预而一步步实现，可以摆脱旧领导和选拔新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成为反抗阵营的强固主力。
就目前情况来说，由于中共工会官僚的阻扰，由于工人群众缺乏充分的自信，以及欠缺一个新的有权威的领导，因此，工人运动的兴起显得困难和缓慢。为了打破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耐心地帮助工人阶级逐渐形成新的左翼，在斗争中逐渐取代工会官僚对工运的领导地位。而要达成上述目标，则必须围绕有关工人当前实际利益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宣传和鼓励，和帮助积极的工人组织群众、推动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从而扩大我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同时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10）群众力量兴起的另一表现，是广大青年的激进化。这个运动在七十年代初期兴起，表明在相对繁荣期间成长的新的年青一代，一般说来并不具有他们上代的苟安心理，他们对社会有较高的要求，但殖民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能提供给他们以合理的出路，他们有机会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但奴化教育却使他们更为憎恨现存社会制度，— —所有这些，都不断加深他们的不满，引导他们走向反叛这个社会制度，并且滋长起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意识。他们中一些人向往“社会主义祖国”，但另一些人对于中共要他们静待解放则从感觉迷惘转向不满、怀疑再转向进行新的思想探索。这运动受世界青年激进运动的鼓舞并且成为它的组成部分。这演变冲击着整个社会，在社会急剧蜕变的条件下，体现着青年一代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反抗，反映出他们对谋取自身解放的渴望。因此，青年激进化本身构成一种较持久、有巨大潜力的运动，而由于结合了上述地区的特殊条件，它的先进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反殖（甚至反资的）色彩，实际上，自七十年代初以迄目前，个别的激进团体不断成立，学生组织不断活跃，干预香港的社会问题，也干预中国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担当着斗争的前导角色。但青年群众（除青工及职业青年外）并不占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并不是具决定性的社会力量，所以，青年运动并不能取代或超越工人运动，依以往的历史经验，它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获致改变旧社会制度的辉煌成果。
香港青年运动发展的轨迹显示：它初期（自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蓬勃，直接建基于青年群众民族意识的高涨，和较少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干扰与毒害。这时期的运动，突出了非斯大林主义青年先进分子的作用，并且使其中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演变为赞成社会主义但同时否定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在行动上着重于进行社会斗争。可是，由于中共挟其庞大的人力物力重新干预青年运动，由于当时兴起的“中国热”推使众多群众依附它的周围，再加上运动中原有领导分子的思想分化，结果是中共能孤立或分化了运动中的积极力量，叛卖地引导青年群众从社会回到校园，把广大群众规限于所谓“认中关社”的运动之中。中共这种叛卖政策直接引导青年运动走向低沉，并且促发了“社会派”和“国粹派”的斗争。这论争无疑相当地揭露了中共的丑恶，但并不能挽回运动的低落— —直至目前为止，青年运动仍然处于相对的沉寂。但沉寂并不等于破灭，恰恰相反，由于它本身具有巨大潜力之故，这运动目前仍然继续存在，同时有迹象显示它正在扩散到中学生的成分上而酝酿着新的兴起。这个广大的中学生成分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本身是当前激进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激进中学生的升学或就业，即将不断充实大学生和青工的激进运动，同时它本身的队伍也将从青少年中获得不断的补充和扩大。
另方面，中共对香港青年运动的干扰和控制力，已开始逐渐削弱。随着中共内部危机的加深，和它治下的社会病态的不断显露，特别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广大青年群众已察觉它的反动性。在群众厌弃和原有信徒思想动摇的情势下，目前它在一些学生组织中已遭到了挫折；它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权，已为具有中间色彩的学生领袖所取代。这反映学生运动正在逐渐摆脱中共的控制而前进。但中间派并没有足够的力量稳定地、长久地维持其领导地位，他们在思想上不能完全摆脱中共的影响，在组织能力和经验上也不能抗拒中共分子的渗透和干扰。因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影响他们，帮助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摆脱中共的影响和干扰，引导他们在群众中展开思想运动和争取学生的切身权益，并且推动学生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重新结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生运动中培养起真正的左派，才能打败中共分子而掌握领导权力。
上述发展对未来的政治演变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这表明激进运动势将成为革命者的摇篮，大大有助于在中国复兴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革命新党的运动。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运动并未能把自己提升至全面政治化和组织化的高度，它的发展是缓慢的、散漫的、它的各部分也是彼此脱节的— —这一缺点，尖锐反映在它的最先进部分同群众严重脱节上面。为了克服这一缺点，革命者必须主动投入群众中，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协助他们发展和健全组织，从工厂、学校、社区各方面推动青年群众争取本身权益及干预社会斗争，引导他们克服散漫状态从而提升至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我们必须着重地从事学生工作。实际上。学生是青年群众中比较易动员的部分，不能动员学生群众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必然有了重大的缺点。与此同时，对于已组织起来的青年团体，我们也必须尽力打入去，争取他们接受我们的见解。
（11）由于港英对劳苦大众的压榨不断升级，近年来各社区的斗争明显地趋于上涨。广大小贩群众，不断对港英施诸他们身上的迫害进行反抗；广大社区群众，既为了争取教育普及化和反对暴利，也为了反迫迁、反加租和争取合理居住条件而不断进行斗争。这情势表明，广大劳苦群众已逐渐摆脱对暴力统治的恐惧感，和认识到反抗的必需性。革命者必须掌握这一有利时机，在各社区展开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不但在斗争发生时要全力协助群众，而且要在平时就打好同群众及其组织的关系，要结合进步分子，在安置区和新区展开访贫问苦的工作，充当平民的义务秘书，和协助他们解决困难。实际上，只有通过这种耐心的工作，才能在这些群众中建立联系和信誉，才能在斗争关头领导群众，和引导他们同整个反抗斗争相结合。鉴于主要由教会分子组成的改良派活动近年来在社区中颇有进展，我们应该坚信：革命者的工作必然超越那些抱持“救世主”心态的人的工作，只要我们能有较多的干部和群众投进这方面去，就必能获得可观的成就。
（12）综合所述，我们可以介定：香港目前的局势，已从经济上的相对繁荣转入不断产生重大危机的不稳定局面，和政治上统治者与统治阶级同被压迫阶级不断互相挑战的不稳定局面。同时必须注意，形成这局面及影响其往后发展的条件，是复杂的和特殊的。一方面，虽然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全球性的胜利开展，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但香港的中国居民却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反而被迫忍受殖民统治，另方面，虽然统治者仍沿用着种种古老的统治方法，同时把压榨不断升级，但它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它的暴力机构，尽量利用欺诈手法以避免太多刺眼的血腥镇压，对群众的反抗作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虽然广大劳动群众对中共极为失望，不少中间阶级分子甚至对中共抱有明显的敌意，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上不断遭受殖民统治压迫的痛苦，他们仍然向往祖国，肯定工人国家的重大成就，而许多劳苦群众则更表露出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态度。
但我们不应该从上述展望中，得出可以立即向统治者发动全面进攻的结论。必须首先在群众运动诸环节中做好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必须通过群众力量的组织化，把目前的自卫性斗争推向争取全面改善生活的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政治觉悟的提升实现反抗阵营诸力量的紧密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全面进攻。
（13）解放香港，首先必须推翻英帝的统治，这是革命的直接任务。但香港人民如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力量，实现财产公有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已实行了国有财产制的母体（中国）相结合。这结合可以给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以有力的推动，也可使香港在经济上获得充分的物质供应，和在政治上、军事上获得充分的支持，抵拒外来的压力而向前发展— —这是历史规律所预示的必然方向。
中共外交政策的急剧右倾，显示它无意于改变香港的现状，使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客产生妄图把香港从其母体分割开来的幻想，提出所谓“独立的香港共和国”的观念。这观念穿着“民主改革”的外衣，但实质上是以新殖民主义代替老殖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企图在形式上摆脱英帝统治，转而依附世界资本势力以延续其有产者生活的幻想产物。这观念在实际上起着瘫痪群众觉悟、帮助英帝延长其统治的作用。
当然，在已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香港的革命阵营不能把权力奉送给践踏工农民主的官僚统治者；当然需要掌握自主权力，和把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榜样，推动大陆工农阶级兄弟起来争取自己应享的权利，和进行推翻官僚统治的斗争。这就是说：香港的革命政权，必须对官僚层保持独立，但这并非独立于整个中国的国有财产制之外，也非独立于整个中国的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外。
香港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可能先在香港爆发推翻英帝统治的革命，也有可能先在中国爆发推翻官僚统治的革命，或是两者同时爆发— —实际演变及其先后次序决定于阶级力量的结合情况。这是不能预估的。但革命者无须猜测和等待。
（14）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是发展香港革命运动和使革命获得胜利的必需条件，同时是香港革命者的当前的急切任务。
革命新领导的建立，要求革命组织必须一方面在政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指明正确的斗争方向；另方面在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认识群众运动的具体特点，真实地把自己的工作落实到群众中，使革命理论能通过实践而实现。这不但需要继承全部革命传统，而且需要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才能主动地摒弃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获致最大的工作效果。这是革命组织从宣传小团体发展到成为群众党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就已有的经验看来，只有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具备上述条件。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组织在同中共的政治斗争上，已证明所持立场的正确，同时在推动群众斗争的平面上，也不断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今后，我们必须依循这一正确途径继续前进.。
我们必须从现时起，借助于有系统的宣传和鼓励，推动群众斗争和组织（培植）起群众的力量。必须充分利用香港的条件，散播、扩大我们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影响，一方面培养起自己的干部，另方面教育群众，通过他们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到中国本土去。我们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使自己所提的种种主张，能切合实际要求，因为只有在群众接受并起而为之斗争的情形下，我们的理论才具有有可与统治者抗衡以至推翻它的力量。
（15）以下是根据过往经验，配合现实条件拟定的行动纲领：
1 规定最低工资和依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物价指数要由工会编定— —配合普遍的加薪要求，革命前锋队和先进工人除了在现实斗争中站紧前列之外，还要推动各业工人督促工会编订物价指数，推动各业工人互相支援，要求所有职工团体联合起来向政府和雇主提出上述要求，因为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只有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才能保障工资劳动者（包括低薪公务员、护士、教师等）的起码生活，抗拒资产阶级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肩上。
2 坚持不超逾八小时的工时制度，反对雇用童工— —目前有许多行业仍然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较大的企业中则盛行压低底薪和以超时工作加强压榨、实际上取消其本已承诺的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保卫和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仍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同时，现行法例虽然形式上禁止雇用童工，但在实际执行上，政府官吏却不仅容忍甚至故意纵容雇用童工，并且成为产生贪污的泉源之一。对抗这一现象的办法是：要求各业工会有权接受投诉、检举雇用童工者 ，其罚款拨充工人福利金，至于童工退出工作后，其家庭所遭经济困难，则由社会福利经费补助来解决。
3 一切人种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女性职工享有生理假期，产前产后各休息一个月，工资照给；废除一切剥夺、限制工人权利的反动法例，代之以保障工人权利的法案。
4 雇主负责其雇员的福利经费和劳工保险费用，福利经费和劳工保险事务由职工团体组织委员会处理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由工会监督和对全体工人负责。反对目前由雇主方面包办任意处理的不合理做法。
5 公开业务秘密，实行工人管理生产和监督生产。首先，公共事业中的工人，应有实权参与生产的监督和管理，揭露现行资方指派工人代表聊备咨询的欺骗作用，清楚解说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生产对加强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和必需性。坚持这些代表应由全体工人选举。其次，在因雇主经营不当或其他原因而引致停工减产甚至关厂的现象发生时，公开业务秘密和工人接管生产这要求同样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6 建立和强化各业工会的基层组织，工会民主化— —建立工人基层组织这一工作，在还没有工会的行业或产业里是成立工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而在一般情况之下，建立和强化基层工作则是使工会运动健康发展的必需手段。目前此地的工会活动，无论是“左”（工联属下）的或右（工团属下）的，都完全漠视会员的实际利益，都是把工会作为达到自己集团政治目的的工具。矫正这一偏见是必要的。因此，上述口号就有无比重要的实践意义了。组织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使“工会民主化”这要求体现为在平时打破少数领导者对会务的垄断，在斗争中通过民主选举适时地成立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人自卫队等等组织，使无产阶级集体发挥其力量。这一方面是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同时也替未来无产阶级接管国家权力提供练习的机会。
7 教育普及化及民主化— —反对政府目前在大专和中小学中所采取的官僚制度和奴化政策，反对学阀利用教育遂其牟利目的的罪恶做法。主张由教育、学术团体、学生组织公推人选成立委员会，重新厘订教育方案，这方案必须包括如下各点：
（A）取消升中考试和中学会考，确立合理的考绩制度，考绩比率中平时测验应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B）划一学校的收费标准；
（C）划一合理编订教材、班级，确定中文在教与学方面的重要地位；
（D）增设大专和初中学位，打破目前大量小学生不能升中、中学生不能升大专的现象，中小学完全免费，大专奖学金的发放对象主要应该是清贫学子；
（E）取消校监制，校务委员会由教师、学生、家长三方面民主推选，并依民主常规处理校务等等。
8 强调就业为基本人权之一。政府必须大量拨款兴建公共工程，公共工程同样应由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政府应拨款解决失业、半失业工人的生活。
9 要求裁军裁警，和各区自治— —证明香港在现统治下设防根本就是浪费，强调市民日常生活只有在自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因此，必须通过民主方式成立各区议会，年满十八岁市民不分性别、种族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权，组织各区民众自卫队代替警察工作，经费由政府负责。
10 全面管制租金和管制物价。反对政府目前对所谓工商楼宇不加管制的放任政策，反对住客、业主管理条例对业主的偏袒，成立租金评议会和物价评议会评定租金和物价，评议员由各区召集民众大会公举（并在不称职时加以罢免）。
11 彻底消灭贪污— —指出官僚制度是贪污的根源，揭破政府卵翼贪污的原因和真相（包括揭破“廉署”的实际作用），要求政府公布所有公务员现有财产的实际资料，没收超出其俸入而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部分，拨作公共福利用途。
12 反对政府的现行小贩政策— —揭破贩管队和警察目前对小贩双重压迫的腐败现象，反对任意限制小贩营生的不合理做法；划定的小贩区应由小贩组织自治以杜绝收规等贪污现象。
13 妥善解决工人阶级及劳苦人民的居住问题——各大企业应充分提供工人宿舍，解决工人及其家庭的住宅问题，居民有权决定整个房屋计划；反对不合理的徙置政策，政府必须明白承诺，在合理安置之前不得拆屋迫迁，在徙置实行时必须给迁徙者以合理的补偿；公共屋宇只能收取最低廉的租金，居住条件及环境交通等应接纳住户意见，由政府负责改善，公共屋宇住户有永久的居留权和自治的权利。
14 成立公众法庭，法官和检查员由各界提名，由市民投票选举。这种法庭专门起诉和审判政府机构或高级公务员的违法或违反人权的罪行，其起诉书、各方辩词和法官结案陈词应昭诸公众，由市民投票判决。在司法独立已完全缺乏真实性的此时此地，成立公众法庭有其必要，这类法庭所作公正判决，容或一时没有实际处刑的作用，但却有对违法的政府或高级官吏道德惩罚和动摇统治者基础的作用。
15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及进行政治活动）、示威、罢工等的完全自由，人身自由及住宅不受任何干扰侵犯；堕胎合法化— —无论已婚或未婚孕妇均有堕胎自由的权利；凡愿居留香港的中国人民都完全有权居留，不受任何干扰侵犯，撤销一切递解出境或限制入境法例。
16 取消殖民地法规，废除目前的统治制度，召集普选全权的立宪会议解决香港一切重大问题。
17 在革命运动高潮组织各种代表大会，工人、农民、公共屋邨贫苦居民等劳动人民，各按人数分别组成，并在工人代表大会领导下组成全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一切权力。
以上所举一系列的要求或口号，旨在针对广大劳动者的实际痛苦提出解决办法，针对现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陋，提出合乎实际需要的对策。革命者可以而且应该依照这一系列的要求进行宣传和鼓动。至于这些要求如何具体地实现，主要是决定于具体斗争形势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非决定于革命者的理想，因此，革命者应该按照群众接受的程度，灵活地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运动逐渐推向高潮，进行全面的社会干预，一直走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