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何仁，1978年9月12日）

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

（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
何仁

1978年9月12日

前言

　　当我在七四年九月离开香港之前，酒井同志从日本来到香港，那时胡从善和酒井都认为我应该把我在七三年从法国回港之后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个反映那时组织与运动上的情况的文件。我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做。原因是我认为最能推使运动向前走，是从积极性方面提出意见；而我的经历中使人失望的经验远超其积极性，为了不使一些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又充满战斗情绪的年轻同志不会因为这一切不健全与满布人身攻击的争论而感到消极（当然，这种想法本身便是消极性的，然而我觉得某些过去争论既复杂又不一定与实际局势有关，就容许自己的消极性态度继续下去。我记得向青同志给我信时亦表示了这个顾虑。），我沉默了四年。四年来我一直希望香港的两个组织合并起来，把精力和矛头指向巩固组织、统一力量和向外发展影响方面去，因为从我过去的经验中，我起码吸收了一个教训，便是：运动和组织一口维持细小的影响，不向外扩张，内部问题不会根本解决。现在我拿起笔来，心里是很多感慨的。我想不到数年之后，对于一些我认为早已解决与得到一致了解的小问题，现在居然成为了一些反对合并的人的「斗争工具」。这样，我这个在几个文件（「革马盟致国际统一书记局的信」、「欧云致张葵的信」、「关于彭述之给张葵的信」、「一个本不须要的答辩——评欧云的来信」，以上皆见革马盟「内部通讯」第二卷第四期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内都被提及的有关者，不得不写一点交代了。但是我得强调，我的动机不是要打击任何人，或助长那一方面，我只是根据事实和自己的体会，让其它当时不在场的同志了解情况。当然，对于当前合并问题的促进，我是希望能起到一点作用的。

关于欧云对胡从善的指责

　　1．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和胡、小吴的加入国际，是欧云先向我们提出，我们在一次旅法70成员的会议中决定的。从事实来说，胡指出：「我并未要求欧云介绍我加入中支，是欧云要求我加入第四国际」是正确的，张葵同志当时虽未决定加入，但她在场，应该记得。而胡说欧云不安排我们和法支接触，亦事实。我记得第一次和法支领导人之一的VERGEAT和法朗克见面，是胡主动（好像是连根同志写信介绍的）安排的。而欧云不安排我们和法支见面，除了他指出要顾及安全问题之外，确实表示了对法支政治路线上的不满。

　　2．关于我和部份留法70成员与胡之间的冲突，起源如胡所说，是「个人的」。基本上我同意胡的分析，即我们从和胡的生活作风不同，致产生夸大生活作风后的人身攻击。我承认这些冲突不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对胡生活作风的不满扩大成为怀疑胡作为革命者的资格，亦是事实。早在七四年头，我已检讨了这种幼稚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个人性格的不同绝对不应演变成政治上的排斥。这点上，由于主动的在我，不在胡，所以虽然七三年四月回港工作后对胡的排斥同时出于欧云授意，这个责任亦应由我来负。从这件事吸收的教训，是宝贵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和把胸襟放大，不能从个人的行为上攻击他在政治上的页献（顺带一提，我听到不少革共党同志对胡以及现在的叶宁的充满人身攻击的言语；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下面还会提到。）只是一点我要澄清，我并没有如胡所说的：「和细昌同志的秘密组织下，……举行过一次事先秘密预定用来针对我（胡）的会议」。会议是有的，针对胡也是事实，甚至会议过程中「批评胡时的意识基本是落后的」亦是正确；但我们并没有「秘密组织」这个会议的内容，这样说与事实不符。至于会议的记录（录音带）问题，欧云是记忆错误的。胡并没有把录音带「偷偷地寄到加拿大」；而且我确曾函告胡不用寄会议记录回港。吴家麟有没有告诉欧云关于胡盗用70公款，我不知道，但以我对胡的认识来说，我投他的信任票，胡绝对不是这种人！

　　3．关于这类的指责，我认为首先不应轻率提出，而且就算有怀疑，亦应通过小心的调查研究。不是因为胡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问题，就是对一个普通人，亦不能随便根据一面之辞，信任这类人格侮辱的指责。我在RCP工作的期间，以及今年六月在美国和欧云见面之时，仍听到了一些「某同志是毛派间谍」的说法；同样，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听者若是相信了，对「某同志」的声誉与安全又如何？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停止此类人身攻击，不然我可以说「某某同志自称革命者，却躲到外国做寓公去了」，你可以说「某某同志招待外国同志，居然带他去嫖妓」；搞下去，甚至「头发过长、飞型男子」，「口沫横飞、语中无物」、「买中国出产的物品，有亲毛倾向」也成为政击同志的借口了！试想，我们还有可能搞团结吗？还搞什么革命呢？

　　1．首先，我希望RCP的同志们能够冷静地阅读以下的体会；我深信有些同志已经检讨了这个时期的工作经验，而且改进了。我现在还写这个体会，用意不是增强同志们对一些RCP领导成员的反感，而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老一辈的RCP同志和青年一辈之间，在两种不同工作方法、不同经验之下，如何出现了问题，以至如何才能溶合起来。同时我？请年青的同志以客观和理解的态度观看这个问题。

　　2．我和叶宁同志于七三年四月回到香港，根据欧云的指示向全临会（那时领导的名称）报到。有一点我是同意「革马盟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信」的，在我加入国际之前，虽然是青年激进运动的激进分子之一，但从不知道香港有托派组织存在。我记得当我是70年代编委的时候（赴法之前），我只知道耕莘、谷禾（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党名）和向青三个人是中国托派，甚至向青我们还是估计的。和这三个同志的接触很有限，谷和（录入者注：疑为谷禾）是认识的，耕莘则是由于他那刺激起70编委会讨论「70年代往何处去？」的公开信，向青亦是由于他的文章。我对中国托派的认识，是「数个残余份子，从前跟随陈独秀的」，止此而已。当我从巴黎回港之前，欧云曾和我谈了不少关于香港组织的不健全状态（胡和小吴也知道）；欧云甚至异常气愤的，他告诉我，某同志被他痛骂了一顿之后辞掉了全临会书记之职，组织怎样不活跃之类的说话。欧云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推动一下的；当然，他同时促我不要急燥，要按步就班的整顿。就是这样，我们向全临会报到之后，依据我们的建议在70内部进行工作。这里必须说清楚，坦白说，虽然我从欧云处听了不少关于组织的批评，但观念上是像布尔什维克党员服从领导、尊敬领导的——不管事实上我对组织的一切一无所知。从前是全临会的同志，而且当胡宣布脱党时，我还表示了愤慨。

　　3．说到胡脱党的经过，我现在还是清楚地记得的，那时胡经日本回来，在他到日本之时，欧云给了我信，都是很愤怒的。内容大约是胡和法国支部搭上关系，和日本开始发生联系，基本上是投靠国际内多数派的行为（这些信的具体内容我由于手头上没有信，只能记得大概，但我在七四年九月离开香港之前，曾把欧云给我的与运动有关的信件给了素来保存文件有方法的向青同志，必要时可拿出来证明）。对胡的反感，在我方面主要是他的生活作风和办事方法，在欧云方面则显然加上对国际多数派的反感。这样说是的而且确的。我和叶宁在70内部对胡确有排斥（顺带一提，那时叶宁并不太清楚胡的作风或多数派的「好坏」；他主要是受我和欧云对胡反感的影响），胡的决定独立于70以外发展，除了在意见认为有成立一独立年青派组织的需要之外，与我们在70内部排斥他不无关系。我们对他在70内部争取成员是不满的，这事并且报告了代表全临会和接触的李西同志，而做成了全临会切断对建立年青托派组织的经济支持——虽然这个支持事先同意的；不过有一点我不同冰同志的说法，即我和叶宁「用尽一切手段极力排斥」数个和胡建立紧密政治关系的70成员，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可能冰同志记忆错误了，因为那时的敌对气氛确是浓厚的。在胡脱党的问题上，我现在认为，胡在做法上有毛病的，然而基本上这个问题除了他对我们排斥他产生反感，觉得很难工作，与及对全临会出尔反尔（指取消经济上支持立青年托派组织）不满外，同时反映了组织与全临会的弱点。我相信，如果我们采取和胡合作的态度，全临会在能力上使胡信服的话，胡不会贸然脱党。

　　4．我对全临会开始产生不满，是在七三年九月和70分裂之后的（这里要指出，「革马盟致书记局的信」第五条中说「何仁同志和叶宁同志被70开除」不确，我们不是被开除的。我还记得在那次分裂会议中，70部份成员甚至提议我们可以留在70，让他们离去。但由于我们居于少数，这提议被我们拒绝了）。首先，在70年内工作的全部过程中，我和叶宁是独立地工作的。全临会派了李西同志和我联络，但李西同志那时根本不明白70发展的过程，对香港青年激进运动的发展知道得亦很少。比方说，我记得有次我提到70内部的新左派和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的倾向时，李西同志不晓得马古沙（Herbert Marcuse）和 Murray Bookchin是谁。所以说，我和李西同志就70内部工作的讨论是非常有限的，加下李西同志说话的法一般地转弯抺角，而且差不多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公众场合（如茶楼）进行，他的指示，老实说，我根本听不懂。当分裂的消息被带到了全临会之后，李西同志代表领机批评了我，说我办事不好和不依据指示工作，那时我是莫明其妙多于不满的；然而对全临会只在经济上帮助70的出版，实际上不做工作的干事方法已有不满。我还记得，在我回港复版70之时，连根同志以「小兵」笔名写了一篇文章，谷禾同志也有文章，其它就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5．使我重新检讨与胡领导下的「革国盟」的关系的，是成立「国社青」之后的事。虽然，我在全临会经济上的支持下和同意下，把从70内分裂出来的成员团聚在「国社青」之内，出版了「中学生快讯」，但在和70分裂过程中发觉到由于我们和「战讯」（特别是胡）冲突做成的恶劣反应，深深地影响我重新检讨我本人对「革国盟」以及胡本人的宗派主义态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酒井同志来了香港，通过他的奔跑，我和胡等进行了数次讨论；我开始确悟到自己的宗派主义。但使我进一步与全临会发生磨擦的，却是在我开始考虑在组织上与其它个别不属于RCP的托洛次基主义者进行统一的时候。我那时的想法是相当简单的，就是要求国际调查香港组织的状况，把它推向健全化，而同时和胡、谷禾、连根等实际上合作。产生这个念头基本上是看到了组织上的极度不健全，以及全临会缺之领导的威望，而个别有活动能力的份子都不愿意在全临会领导下工作。加上那时出现了一次争论，使我们的决心更大了。那就是「十月评论」的创办问题。「十月评论」是「国社青」决定出版的一份公开刊物，那时全临会反对出版一份公开的托派刊物，我在经过考虑和与「国社青」其它成员讨论之后，决定不理会全临会的反对，自行出版（此事还是在澳洲同志JIM PERCY 访港之时发生的，PERCY可以作证）。「十评」一经出版后，全临会才从财政上支持，我那时不管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十评」出版了第一期之后，我们并且决定邀请「革国盟」派出代表合编，从第二期开始，「十评」的编委便是黄、胡和我，共出版了三期？刊（这里如有记忆上错误，胡可以更正）。

　　6．或许有些同志会质问：「为什么你一方面说全临会反对出版『十评』，另方面又说全临会在财政上支持？」问题就是这样，那时什么问题的决定都是没有经过什么有系统的讨论的，况且RCP的「内部讨论」还没有出版，我和李西同志的讨论，全临会对于我们在70内工作亦没有文字决议，这一切都是口头的。就是胡脱党之时，除了全临会发出一信给他之外，就没有其它文件谈此事，不属于全临会的同志有没有被通知，我不知道，向青同志是党员，他是经我通知才知悉此事的。「十评」出版时全临会的态度，我从李西、辽远两同志口中得悉，后来支持了，也就不了了之。这样的组织内部通讯办法，到我离开香港时还是如此。

　　7．在第十届世界大会召开之前夕，我又做了一件使全临会和欧云大为不满之事。连同谷禾、胡、连根、向青五人联名上书世界大会，要求国际委派代表团来港调本组织状况，促成其它不在RCP内的托洛次基主义者的统一。另外在就世界大会的政治决议案讨论的扩大会议中，看到的情况使我更为失望。那次会议除了原来全临会的成员外，还有大木同志、游同志和我；会议程中我深深觉得出席者之中有许多对多、少数派的争论了解得太少，讨论集中在拉美问题上，欧洲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翻译了的文件很少，讨论中游同志甚至说出：「我不清楚这问题怎样，但……」，游同志本来对多数派的拉美问题文件有点倾向的，但由于不清楚争论内容，后来变了简单的反对「布朗基极左主义」收场。当时我提出动议，说我们在所有问题上应该弃权，理由是讨论文件太不充份，讨论太不足够。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反对的理由，居然有一个（朴克同志）说：我们既然去了，怎能不投票？怎能不负责任？」我给弄到啼笑皆非。这个会议加强了我认识领导不力的意见。

　　8．七四年一月我参加了世界大会，并且利用此机会，和李西同志、欧云、叶宁和志萌等讨论了关于香港组织的问题。讨论在巴黎进行，气氛是古怪的。我的态度是很消极，对于许多不同意的地方根本不讨论了。这是我感觉到李西、叶宁和志萌好像了一条阵线，我是不列为同声同气的。其中究竟，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或许叶宁同志愿意把这个迷揭一下。我绝对承认我的消极态度是不正确的，但那种感觉，是多说无用了，叶宁决定回港我事前不知（叶在70分裂后因私人问题回到了加拿大），志萌两人回港也是随便模棱两可的谈一下就萛，我当然不追问，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好像我已经叛变了，和胡混在一起，和多数派挂了钩一样；其实我对国际争论是一般地在拉丁问题上接近少数派的，知道得不够，自然少谈。况且我对国际内的多少数派之间的派系成见感到失望，特别是在审查代表之时，Barry Sheppard（美国支部领导人之一）是知道中国支部的不健全的，但为了抗拒多数派可能对中国支部的攻击，就根本不理。那时的气氛真使人沮丧。巴黎会议之后，我的感觉是一个局外人一样，本身的战斗性大为降低，这种消极的态度一直维持到离开香港之时。

　　9．自欧洲回港后，我一直在希望「国社青」和「战讯」的统一，而且朝着这个方向做。叶宁、志萌等从欧洲回来后的态度是不同意「国社青」和「战讯」合一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其中一部份不加入统一后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国社青」成员，成立他们「十月青年社」（名称好像是这样）。不消说，我对这个转变异常失望，然而在那时的气氛与情况下，一切讨论都是多余的。「全临会」支持「十月青年社」的成立，但又不根本反对我们加入「社盟」。当然，他们视「十月青年社」为RCP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对于「社盟」，他们背后怎样界定，我不知道，但口头上则称其为群众团体了。关于全临会在这个期间的确实意见，我希望叶宁或全临会的同志说一下话。因为虽然我那时是一个叫做「群众工作支部」的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成员初初是我、李西、老陈、和康溪，后来加上叶宁和志萌），但对于「十月青年社」的成立，我只知道是支部会议中的决定，决定的经过全临会是知道的。这个「十月青年社」问题在一次和统一书记局代表罗文的会议中，以令我异常愤怒的形式被带了出来，也令我对RCP内部的运行方法和观念感到绝望。

　　10．罗文同志是大约七四年八月从日本到香港的。在一次会议中，李西向罗文报告了香港的组织情况。谈到RCP内部的运行之时，我突然发觉多了一个支部，追问之下，才知道这个新支部叫「十月青年社」支部，专门讨论和决定关于「十月青年社」的发展。我听到后大为生气，追问究竟这个支部有那些同志，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独立支部，这个支部的工作范围和我当书记的「群众工作」支有什么分别等等。后来在再经追问下，才知道这个支部的成员除了多出一个X同志（我只知道这个同志真名字，不知道他的党名）之外，根本就和我的支部一样。李西、康溪、叶宁、志萌都是这支部的成员！我觉得这样做是排斥我的，而「群众工作」支部就好像一个空架子，一切要讨论的早在「十月青年社」支部中决定了。这次会议之后直到离开香港为止，我再没有和全临会讨论此事，而RCP内部的情况我亦不知道。

一点感想

　　以我在全临会领导下的工作经验来说，RCP作为一个革命组织，是完全不及格的。领导机关对于香港青年运动没有认识，而且缺乏能力给予应有的领导，组织运行的方法乱七八糟，用「安全理由」为借口，各支部不但没有实际上的沟通，就连究竟某一个支部实际存在与否也不知道；领导机关亦从不报导其它支部的工作，使人对组织有着强烈的隔离感。要知道，由于RCP在青年激进运动发展之时没有介入，加上二十多年来的低沉，不能构想在新一代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中会有着革命领导的威望；这时候，只有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建立领导的威望，才成其为领导。这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希望现时RCP的领导仔细咀嚼。在我以后和一些个别老一辈的RCP党员谈话之时，亦得到一个现时RCP领导之缺乏威望的强烈感觉；动不动培植某一倾向自己的青年同志反对另一个，于运动只会有害。试想，五年多来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在整顿组织之上？在胡之后是我，我之后是叶宁，难道这些人都是反动的？都是硬要和领导作对，硬要排斥年老同志的小野心家？我请求同志们客观地检讨一下组织本身的毛病，诚实地衡量一下组织的实际情况，不要给同志乱加什么建立「独立王国」的帽子，这是斯大林主义学校的产品！

　　四年多前我竭力希望年青同志之间的统一，老、青同志在一起工作，那时从年青同志来的反对固然有，年老同志的抵制亦有，今天的情况是不同了。在我今年一月回港的短短十来天内，我和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是同意（至少在口头下）统一的。我诚恳地希望统一早日实现，在过去数年来渐渐体会到这种需要的同志们，请继续努力，争取统一的实现，没有一个真正有革命理想的同志会反对；而除了宗派主义者强硬地从鸡蛋中找骨头之外，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由不能进行统一。我向一切致力统一的同志们致敬！

何仁
1978年9月12日

感谢墨绖而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