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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常委通过
（一）中国当前内战不仅反映美苏的矛盾，和国共两党的历史性的冲突，而且主要的反映八年抗战当中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造成和积累下来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普遍和深刻的仇恨。
（二）抗日方告结束，国民党统治者突然发现牠们不仅在『自由中国』普遍失去『民心』，甚至在『收复区』中也迅速招致了民众的怨恨。由于物质基础之遭受战争空前削弱、中国统治者愈来愈表现得贪婪、横暴和失却自信，他们肆无忌惮地抢劫一切人民的财富，把人民八年流血所得的成果（如敌产等）完全收夺在官僚个人或集团的手中，最大部份则集中于少数上层官僚，使所谓五大官僚独占资本突然肿胀起来。结果在残破与日益缩小的统治物质基础之上，国民党统治者的掠劫政策不仅在穷困和切望生活安定的民众中引起空前的绝望和不满，甚至在资产阶级、在统治者自身内部中也引起巨大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与离心倾向。蒋介石的统治从没有遭遇过像战后这样孤立和危险的局面的。
（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何以在抗战过程中，尤其是抗战结束不久之后，广大的破产和饥饿的农民宁可拥护史大林党的微弱的农村改良政策，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和工人则同情史太林党的不彻底的民主口号，史大林党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的扩大完全是国民党过于腐烂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结果。毋须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牠的政策和领导本身已充分证明牠是一个堕落和无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牠已不止一次的表演，在历史严重关头拿中国群众对牠的信仰充作和资产阶级讲价还价的政治资本。牠之反对资产阶级并不是为了推翻牠，而是为了用改良的手段来挽救牠。这是莫斯科的哲学、同时也是中国延安的哲学：幻想经过改良的手段来缓和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这种哲学的阶级根源：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一切反复无常的动摇、叛卖、和无耻的政策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四）中国过去一年来的内战局面主要就是由上述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抗战刚结束时最初局势具有如下的特点：统治阶级空前的孤立、不稳定和陷于内部的倾轧，牠的政权是大大的削弱了；另一方面差不多半个中国落入史大林党的武装控制之下，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学生、工人对延安政权起了幻想，不仅以昆明为代表的学生运动，就是工人的经济罢工也一时蓬勃起来，部份地取得『按照生活指数增加工资』的胜利，甚至国民党的统治区域中，农民也不断零星地发生反贪污反抗征粮抽壮丁的骚动。这些条件构成显著的革命前夜的局势，假如当时史大林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牠从这个局势中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也只能是：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把夺取政权提出于议事日程之上，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证明过两重政权是能够长久并存的，牠只是阶级冲突达到最紧张程度的表现。
（五）不幸这个局势始而断送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妥协谈判及克林姆宫经过『中苏条约』对中国民众的可耻的叛卖，再而断送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几纸空文（所谓民主同盟和其它中间党派在『协商』中充份证明他们只是国民党诱骗和屈服史大林党的工具），以后则每一次妥协和谈都证明国民党有系统在利用史大林党上层的动摇和叛卖，把革命前夜的有利局势逐渐转变为反动的局面，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逐渐由防守转向攻势，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经历这个可耻的阶段。
（六）今天，一年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局势已变成这样：史大林党已完全向无望的挣扎和军事冒险中，在政治上则陷于无出路状态，仅仅希望靠拖延政策来等待国民党统治的更大危机出现以及国际的联合干涉（当然包括克里姆宫的干涉）；国民党则在军事和政治上已取得决定的主动地位，牠的政权又略形稳定，牠之取得这种有利地位经由两个手段：一方面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史大林党及其附庸——民主同盟等对大资产阶级的依赖性（其最高成果是政协会议），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自己对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其最高成果是『中美商约』及大量美国物资的援助）。
（七）这个不幸的无出路的僵局已在群众心理中造成显著和普遍的变化。他们对国民党统治者不但愈益反感与愤恨，甚至对史大林党的领导也逐渐滋长了失望和批评的精神。这种深刻的心理变化表现在群众对新出路的强烈追求中，最近许多象征，许多事实都在说明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内部（以政学系的大公报为代表）也不自觉地提出政治重新结合的口号出来；中间党派——民主同盟内部（以施复亮为代表）也提出扩大民主同盟下层，提出独立政纲的建议。一个革命组织必须及时把握到这种客观局势和群众心理的变化，提出具体的策略口号出来。
（八）中国战后局势的主要趋势是：美帝国主义已代替了其它帝国主义，成了中国的主人，因此，我们，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总策略口号及时改变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围绕这一口号周围，我们运用我们的政纲和造出新的策略路线：凡是一切便利于推翻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我们都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党各派共同行动，并在共同行动过程中严厉地揭破他们的欺骗、动摇和叛卖。
（九）根据这一路线，我们当然在内战中把同情放在史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地主企图用武力恢复农村的旧秩序，我们公开宣布不管史大林党的领导如何反动，牠行的某种改良政策是含有进步意义的，农民保护这一点可怜的成果当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因此，『解放区』中的托派将毫不踌躇的站在农民方面抵抗国民党的反动进攻。在抵抗的过程中暴露史大林党的妥协和出卖，改变牠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的后方，托派则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支持群众每一种反战与和平的运动。
（十）今天当内战已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之时，当一般民众，尤其是在国民党后方的民众已对牠冷淡和失望，已生出了对双方不满的情绪之时，无条件停战与和平口号已成了最迫切的要求。这不仅由统治阶级之歪曲地利用这一口号来证明，而且还由史大林党及其它中间
党派之有系统地利用这一口号来证明。但我们必须提出：国民党之谈和平，只是企图利用民众这种情绪来辩护牠的『戡定内乱』，史大林党等小资产阶级党派之谈和平仅是企图掩饰牠的军事投机与政治叛卖之无出路。我们托洛斯基主义者则严格地和牠们的企图划分清楚，我们向群众指出：实现真正和平的唯一道路是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个会议不仅能消灭内战，保护『解放区』的一点子可怜的改良，而且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真正的民族独立——关税自主，改善民众的生活（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把一切自由给民众，撒退一切外国驻军出境，取消一切新不平等条约，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的军事独裁。
（十一）史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乃是中国民众反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面，而且这一斗争已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领导及城市工人的援助堕落为无出路的军事冒险，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甚至在『解放区』中也引起民众的失望和不满，从这一事实看来，今后中国农民运动的复兴和出路显然仍要依赖我们不断指出的新条件之上：城市工人运动的复兴。史大林党过去数度悲剧性的失败，主要就是由于有意忽略这一条件，因此，我们从始就没有跨大史大林党的农民队伍的作用，今天尤不应如此，如果我们寄托幻想于这种队伍上面，将它的战斗跨大为『革命之起点』，这充其量也不过是史大林党过去把江西农民暴动夸大为中国革命高潮到来，这种妄狂思想的可怜的讽剌而已。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写实主义来代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幻想，集中全力去领导和组织城市工人、贫民和学生运动。因此，除了史大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之外，我们必须参加和支持一切其它自发的群众斗争（如工人罢工及学生反美示威等），发展和加深中国群众的阶级斗争。
（十二）认识了上述当前群众心理的变化，今天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坚决的、明确的向群众指出第三条道路——亦即托洛斯基主义的道路，在组织上尽量帮助群众的中派主义的进步倾向和酝酿取得有组织的表现，促成一种容纳他们的群众团体，以此帮助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和托洛斯基主义党方面去。谁放弃这个宝贵的历史时机，放弃这个艰巨的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十三）目前严重地妨害我们建党工作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派主义倾向，牠简单地以背诵社会主义及革命的词句为满足，把一切达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手段——民主斗争视为『阶段论』、视为『机会主义』，在工作上，怀有这种倾向的人总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另一种倾向则是中派主义、混乱主义所包含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每一个新的斗争中，这种倾向总是把牠的作用夸大，对牠发生莫大的幻想，因而往往迁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舆论。这两种倾向最清晰地组织在『新旗』派的修正主义集团中，以意因和连根为代表。意因认为『中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骂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为『阶段论』；连根则夸大史大林党的军事投机的作用，对牠发生幻想，因而甚至对史大林党外围的小资产阶级政客如马叙伦和陶行知等，极力加以赞扬，粉饰他们的面目，替他们散布幻想，连根这种机会主义的迁就当然不是从今天起的，这是从抗战之始一直到今天的有机的政治发展。这两种有害的倾向无疑已经而且将要在我们的幼稚组织内引起不断的回声。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关心地、坚决地把他们不断肃清，这是建立新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过程。
（十四）我们特别指出，最近一年来在我们各地组织内部，凡是不能影响和教育群众的孤立分子大都是在思想倾向上与『新旗』派取得有机连系的，对他们的『批评』也反应得最敏感，这种份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工作上表现无能，永远闭锁于孤立环境中，对内不能教育同志，对外不能影响群众，在政治思想上则陷于无望的空虚和混乱，精神状态是孤僻的，自满的，以目空一切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在这里就生长了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眩耀他人、麻醉自己的教派主义精神来，事实上，这种教派精神只是政治无能的粉饰而已。这种孤立分子是不能抵抗任何外来异阶级思想和压力的，他们永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阶级立场，永远摇摆，永远缺乏耐性，永远陷于绝望的不满，永远从绝望中不自觉地寄托于奇迹，屈服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舆论。从这里自然又生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出来，极力夸张史大林党农民武装的作用和牠的『改良主义』的意义，甚至竟称目前史大林党的军事投机在历史作用上超过了过去江西的土地革命，是第三次革命的起点……等等。事实上这次新的农民武装斗争与过去的土地革命相较，在历史的发展上，只是一种堕落了的、受抑压了的运动；而在政治和社会作用上，无论那一次农民斗争，无论这些斗争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除非牠们及时地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连系起来。在中国这种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度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包括农民，城市贫民与学生斗争）充满于近代史，但牠们总是因缺乏城市工人的领导而失败了。史大林党的最大罪恶就是把这种必然招致失败的缺点加以理论化。现在在我们队伍中居然有人忘记了托洛斯基主义数十年长期理论斗争的传统，明目张胆做了史大林党的应声虫，在经济衰败与工人阶级缺乏组织和领导的条件之下，把一种堕落了的史大林党农村改良运动和军事冒险视为新革命的兴起，这是荒唐的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应该彻底打击这种无骨头的机会主义倾向，向中国民众坚决地、不嫌重复地指出：只有托洛斯基主义政纲所指出的第三条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的运动复兴才能开拓一个新的远景，最后只有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党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独立的政治道路就没有建党的基础，没有一个独立的马克思党就没有成功的革命，谁不认识这一点，谁就站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