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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
（1946年1月16日）
原编者的话
这是『党内文献』第一集。编这一集有两个范围。第一，是中央委员会底正式文件，或中央委员会委员底言论；第二个范围，是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为止的文件。在这期间，据我们知道的，这种文件就只限于这三个。如果同志要更清楚党底意见，请参阅这期间的《求真》与《青妇》，但这两个杂志只是公开群众性刊物，不是党底正式文件。
除《内决》的是全文外，这集子的其它两文件都是节录直接有关内战的部分的。
国际的混乱、矛盾与出路
（略）
中国的僵局及其前途
中国战后的局势，除了反映整个国际局势一般的矛盾、混乱和灾祸之外，其特点就是：国民党军事独裁下的军阀、官僚，更显出了稀有的贪婪暴虐和腐败无能，共产党暴露了无比的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以及国共两党间之毫无顾忌的私斗与混战。
然而中国战后所以陷于这一异常纷乱、悲惨和混战的僵局，也绝不是命定的，不可避免的。
当『八·一三』抗战开始时，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指出：国民党政府之由『不抵抗主义』转而『应战』，绝非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只是迫于日帝的过份进攻，民众要求抵抗的压力，以及英美帝国主义拟予援助的示意。换言之，牠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并在民众压力和英美示意下，才起而勉强『应战』的。因而国民党的应战政策，完全寄托于英美的调解或干涉。而对于民众则采取过去的一贯的反动态度。其结果，不是中途妥协，就只有使抗战节节失败。同时我们并指出：共产党从极左的盲动冒险转到极右的机会主义，投降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高唱『阶级合作』，强调『国共精诚团结』抗日的政策，除了帮助国民党压抑工农群众抬头，加强其反动政策之施行无阻外，也不能有别的前途。当『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更着重指明：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客们，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对日胜利，并容许蒋介石将中国抗战的军事指导放在美国的参谋部底下，其后果，只能化中国为菲律宾。
正因此，我们从抗战开始后，即提供了动员全体民众独立抗战的革命政纲（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本同盟上海紧急会议对抗战决议案），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民众武装抗日的完全自由，抗战经费由富人负担，改善工人生活，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与抗战兵士，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来领导抗战——这是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转变国民党政府所包办的投机应战为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走上真正胜利之唯一可能的道路。
但异常不幸的是：不仅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表示仇视，就是共产党也视之如蛇蝎，公开攻击我们为『破坏抗战联合战线』，特别是破坏牠同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乃至于以极端卑鄙的诬蔑技俩，大肆宣传『托派汉奸』！以致在八年抗战的进程中，共产党在合作的名义下，帮助国民党毫无阻碍地实行了其反动的应战政策，抑制了革命民众的兴趣。结果，除了丧城失地，将大半个中国送给日帝尽情蹂躝压榨外，并放纵其贪官污吏在后方任意敲榨民众，大发其国难财。而最后，牠们的『精诚团结』，也就为互相攻击和互相火并所代替了。
固然，日帝国主义是终于被打倒了。但这绝不是出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什么『合作』的力量，而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精锐武器和丰富物资，特别是由于牠那绝灭人道的原子炸弹。也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便成了战后中国的唯一主人翁，国民党政府的太上皇。名义上，美国虽将中国列为『四强』或『五强』之一（主要为的是对抗苏联），实际上，中国不过是一个变相的菲律宾而已。
现在只要头脑稍为清醒，敢于面对事实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白：国民党政府的全部重要措施，无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军事上，无须说完全听命于魏德曼，就是在经济上，如财政、关税、乃至外汇，都在在等候华盛顿的命令来决定。在政治上更是诚惶诚恐地唯杜鲁曼的马首是瞻。至于国民党一般官吏和党棍们对于美国人所表现的一切奴颜婢膝的态度，恐怕就是菲律宾的奴才们，也觉得大有逊色呢！
自然，人们可以说，不平等条约取消了，租界收回了，治外法权撤废了，这些总算是抗战胜利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却是由日帝强盗给了西方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和搅乱之后（如日帝『交回租界及撤消治外法权』等把戏），才迫得英美不得不予以承认的。而且美帝国主义在某一点上同日帝国主义正一样，牠所要的不是某一城一地的租借和治外法权，而是要支配整个的中国。所不同者，日帝用的是极端横暴的武力，而美帝则带着假仁假义的民主与和平面具，借着金元借款及物资援助的锁链，将国民党的头颈套住就够了。何况事实上香港与九龙还依然在英帝掌握中呢！
正因为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支配整个的中国，也就引起了苏联的异常危惧，引起了苏联同美国在华争取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趋势，如果中国工农民众不及起来用革命解决自国的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加以干涉，也许中国（特别是东三省）将成为第三次大战之爆发点。但史大林官僚主义的对美政策，在客观上恰恰是在阻止中国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史大林近来在东三省所进行的一切不名誉的、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工农大众利益的投机举动（如割据旅顺，『共管』大连，分占中东及南满铁路，搬运矿山和工厂机器等），以及指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极端的军事冒险和政治投机，都只能在中国民众面前丧尽苏联的信用，并顺便帮助了美国在中国抬高其声价，发挥其权威（如现时马歇尔之被国共及所谓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看作救星，看作最高的裁判者，就是显例）。
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党棍子和特务人员，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利用『胜利』的名义，如狼似虎地攫取了『收复区』的一切生产机关（不仅敌伪产业一概把持，就是民营事业亦常藉端侵没），霸占了一切财物，尽情挥霍，尽量腐化。而对于民众则愈来愈趋于横暴，愈来愈肆无忌惮地施行刮肤吸髓了。特别奇怪的是：国民党的军阀官僚们，甚至对于卖国殃民的著名汉奸也不予以公开审判，明正典刑，反而公开包庇，暗地敲榨，藉饱私囊。像这样的党，如果容许牠长留在统治的地位，那只有驱使中国走上毁灭之一途！
但国民党，在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党。再经过二十年来的军事专政，团结了一切军阀官僚于其自身，并训练了无数的党棍和特务人员，因而构成了一个空前无比的骄横、贪婪和腐恶的官僚系统。像这样的系统，如果没有狂风暴雨的工农民众革命起来推倒牠，是绝不会自行退位的，蒋介石近来所大吹大擂的『还政于民』，不过是在民众异常不满和美国授意之下，企图用一些改良主义的迷药，容纳党外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藉以缓和局势，渡过难关，稳定其政权而已。
所以国民党在宣誓『还政于民』之后，同时依旧采用种种残酷手段压制人民（如昆明惨案）。在宣布『收复区』『二五减租』及『免除田赋一年』之后，同时更纵容其贪官污吏，伙同汉奸余党加紧敲榨人民。而另一方面，则动员其全部武装势力向所谓解放区推进，有时甚至不惜利用敌伪队伍向共党军队进政。这一切，难道还不够说明国民党『还政于民』的真实用意吗？
现时正以武力对抗国民党的共产党，其下层固然包含有成千成万的革命份子，但这个党在本质上却早已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牠的领导层所代表的，除了中国一部份中上层农民、知识分子及流氓无产者的利益之外，主要地是替克里姆宫官僚层在中国外交上扮演辅助的作用。因而牠的基本政策，不是偏于军事冒险，就是侧重政治投机。而现在则是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双管齐下了。由于牠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投降了反动的三民主义，在政治上又放弃了土地革命政纲，声言『愿在蒋主席（即共党曾经认为反革命刽子手）的领导下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那牠还有什么东西可资号召民众来同国民党对抗呢？（例如共党放弃了土地革命，企图用『二五减租』号召农民来对抗国民党，但自经蒋介石发出允许『二五减租』的支票之后，共党便失去这一号召的作用了。）所以牠嚷来嚷去，只是要求国民党允许牠多编几个军队，多给几个省长或市长，多让些地盘，以便其党羽们有官做，有饭吃。但这一切与一般工农民众究有什么好处呢？至于牠所高唱的『民主』，不仅仅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而且还是一个恶毒的讽刺。因为共产党自身就是纯粹的官僚专制，根本缺乏任何民主的。史大林在苏联之官僚独裁，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假如有一个共产党员（更不用说人民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了）敢于怀疑或批评史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试问能容许其在他们统治下自由存在一天吗？苏联境内之无数次的清党肃军，杀掉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成百万的工农革命份子被充军和监禁，难道还不够暴露史大林和毛泽东的共党所吹嘘着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么？我们早就坚决地认定：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十分需要民主来帮助他们踏上革命之路的。但共产党现时所吹嘘的『民主』，恰恰是替这一道路安置障碍物。
至于现时团结在『民主同盟』旗帜下的份子，也许其中有不少的进步青年，但牠里面的几个小党派（如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业教育派、救国会派等），差不多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混合物。牠们现在的民主要求，固然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国民党专政的愤怨及某些民主的愿望。但这些党派（尤其是青年党和国社党）的本质是调和主义的，投机的，最后分析起来是反动的。牠们现在正利用国共间的冲突，站在『调和』的立场上串演其政治掮客的勾当，作一票政治交易，企图以此取得一笔政治佣金——做官。牠们今天之表示『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并非真对共产党具有什么好感，只是因为国民党太过于把持政权，对牠们太不客气，太『悭吝』。倘使国民党稍微『客气』一些，『慷慨』一些，多给牠们的上层份子几个官做，牠们是容易感到满足，甚至容易转而同情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上，像青年党的上层份子已开始在替国民党撑腰了。假如真正的民众——工农——积极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根本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时，这些党派的领袖们，便将立即转到国民党方面，大喊其『过激、过火』，大干其反革命勾当的。我们只须将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如曾琦、张君励、黄炎培、张东荪等）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之依附北洋军阀，及对于当时革命工农群众所抱的仇视态度，稍微回忆一下，就够清楚了！
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间所不断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混战，固然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企图消灭共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和群众组织，是极端反动的。但这同时亦是共产党多年来一贯的军事投机政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顺着共党现行的投机政策去同国民党斗争，只是徒然加深战后人民的灾难，增多无谓的牺牲而已。如果没有真正民众的革命力量起来干涉，国共两党间的冲突是不会得到正当解决的。像现在的什么『政治协商会议』或马歇尔特使，绝对不能彻底调解国共本身间的根本矛盾——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的对立的矛盾。因为国民党的立场既牢不可破地要维护牠的整个官僚系统，及牠系统内一切军阀官僚的既得特权，便不能不想尽方法来征服现时足以妨害牠们的特权利益的共党，改编其军队，解散其特区。此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美帝国主义既自以中国的唯一统治者或最高指导者自居，便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现成工具来供牠驱使。就历史关系和阶级关系上看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一工具是较为合格的。固然，美国也深深感到国民党过于腐化无能，但在牠看来，这尚非放弃这一工具的理由，只须加以若干改良就够了。美国之所以也主张国民党政府『民主化』，正是想利用民主作为防腐剂或清血针来医治牠，以便合于实用。早已堕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并再三宣誓拥护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在阶级关系上，在思想上，国民党原可容纳牠作为驯服民众的工具。但因为共产党既自具武力，另建特区，同时又显然是史大林的私人工具，这便使得国民党，特别是牠的主人翁美国所万难容忍了。如果共产党愿意放下武器，交回特区，给牠的领袖们换几个官做，国民党和美国都可以容纳的。但共产党之放下武器，交回特区，就等于在自己的群众面前完全宣告破产，引起牠内部致命的混乱和分裂，从此不但军事冒险无法玩起，就是政治投机也没有资本了。共产党之所以死死要求保持军队和地盘，其秘密即在于此。所以最后分析起来，如果没有真正民众的革命及时起来干涉，今后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不论人们用尽拉拢、谈判、调解的手法以图妥协，但经过一番盘旋曲折之后，仍然只能循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或者共产党彻底投降，让国民党改编其军队，收回其特区，以此换得其上层领袖们在『参政』的名义下，在政府里面占几个席位，做几个官吏。否则两党的决战总是无法避免的。决战的结果（由于美国的财力和武装帮助），当然是共产党下的无数群众的肉体之遭受毁灭，重演一次更大规模的江西惨剧！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史大林不效法美国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积极起而援助他的工具——中共，而任听其投降或毁灭呢？但史大林在美国压迫之下，既早已解散了共产国际，公开否认了中共与他的关系，并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甚至为『四强』或『五强』之一的政府，现在又加以原子炸弹的威胁，怎么敢公然挺而冒险相助呢？所以史大林只能把中共当作私生子，私下加以暗助而已。但『暗助』究竟是缺乏决定的效果的。
现时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锁钥，不但共产党、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贤达』们，把全副精神灌注于牠，就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份子，对牠也抱有不少的幻想。但其前途究将怎样呢？让我们来稍微分析和估计一下吧。
就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产生，既非出自人民选举，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邀请』。这就已够表明该会议不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在国民党的许可下代表各派的私利来从事『协商』的。就近几天（从开幕到十六日）的会议情形看来，约有两点可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蒋介石在开幕会上公布了国共两党间的停战，这乃是马歇尔压力的结果，可以缓和国共间当前的尖锐冲突。但其主要作用，还是换取苏联在东北的让步，给国民党获得时间，顺利运输军队，占领东北，整理交通，加强华北的控制，松懈共党军队的抵抗精神，并减少一般民众的愤激。然而还远没有能解决国共两党（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间的根本矛盾问题，只是将问题移到另一种形式，移到谈判的形式上去互相纷争而已。纷争的最后结果，仍然难于逃出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两个趋势：若非共党完全屈服，就是拖延若干时候重起战争。至于一月十四日会议上，国民党代表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扩大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并在会外声言允许其它党派增派代表参加其预定于『五五』召集的『国民会议』，其用意更属显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国民党让出一些空无实权的位置给共党及各派的领袖们，满足他们的官瘾，换取他们的拥护，藉以改编共军，并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上通过一套『三民主义的宪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以完成其『军政统一』的预定计划而已。自然，将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甚至会议以后，共党及各派的政客们，还要提出一些要求，发表一些意见，因而他们与国民党间还有许多争吵，讨价还价的把戏将层出不穷。但争来争去，总难逃出马歇尔五星大将监视下的国民党所能『让步』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政治协商会议，只能是一个各派上层政客们临时的政治交易所，或互相妥协的分赃会议。我们在这里，提醒人们只须略微注意一下：凡是有关当时国家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彻底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九龙香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农民（这是关系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真正民主问题），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等等，竟没有一个党派的代表敢于把牠们提出议事日程！（最富讽剌意义的是：连近年来共产党及其某些追随者所高唱的『联合政府』，现在也竟被出席协商会议的共党代表收进口袋里，不复重提了！）这就足够预示政治协商会议将来所『协商』或『解决』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了。
在目前，如果要认真来解决国家一切重大的问题，只有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我们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即提出了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层不但不予以赞成，反而诋之为『取消主义』（因为他们那时正忙于在江西山地上建立『苏维埃』）。『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我们更坚决地主张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但国民党则以其指定的『参政会议』相搪塞，而共产党及各党派也竟然参加了这样的御用会议。现在的政治协商会议，已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牠除了『协商』分配共党及各派领袖分子参加国民党政府机关外，是绝不会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的民主问题的。牠的根本作用是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已经不满的民众面前重新装璜一下，藉以平平民愤，渡过难关而已。
现在只要不害怕真实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共产党及其它一切派别之大吹『民主』，并非为了要真正实现工农大众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是向国民党争取一些自派的利益。牠们之主张取消国民党专政，更只是祈求其自派领袖们参加在美帝操纵下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机关。
正因此，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充分理由和权利，号召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积极起来为实现下列的真正民族民主权利而奋斗：
（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及罢工的完全自由。立刻取消极端反动的新闻检查、邮电检查及出版法。
（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定劳工法，保护女工和童工。按照物价比例增加工资。工人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会。打倒国民党官僚特务份子包办的伪工会。
（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农民和退伍兵士。废除高利贷。惩办土豪劣绅。
（四）国有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机关和交通机关，尤其是没收日帝汉奸的产业，立刻由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进行监督，防止官僚们的侵占和把持。
（五）废除城乡一切苛捐什税。征收遗产税及所得累进税。
（六）由工农及民众代表组织物价评议会和房租评议会，评定物价和房租。
（七）立刻组织民众法庭公开审判汉奸，并严惩纳贿纵奸的军人官吏。没收一切汉奸的财产救济失业贫民。
（八）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各省、市、县官吏概由人民选举。彻底废除城乡一切反动透顶的保甲制度，让人民自由参加各种产业及职业团体。
（九）释放一切政治犯。彻底解散特务队。停止由国库供给国民党的任何党务费用。
（十）组织民军代替现有的雇佣军队，军官由兵士选举。
（十一）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完全自决自主。
（十二）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收回九龙、香港、澳门。关税绝对自主。一切外国军队撤离中国。
（十三）立刻召集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实施上举任务，并进而解决其它一切重要问题。
真正的民主权利，绝非现时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政客们专事上层拉拢、勾结、谈判及妥协等勾当所能达到。而只有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去进行勇敢的坚决的斗争，才能获得成功。至于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更非什么谈判妥协所能结束，只有人民自己的真实力量才能清除牠。
现时的中共既已自陷于彻底投降或毁灭的岔叉口，那只好让牠的至死不悟的上层官僚去选择。但我们希望共党底下一切真诚的革命份子立刻觉悟过来，立刻从反动的三民主义转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从官僚机会主义的史大林指使下转到革命的第四国际旗帜下来，继续为中国工农的解放事业服务，为牠们的社会主义前途奋斗。我们中共同盟是竭诚地欢迎你们来共同携手合作的。我们并向一切前进的工人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建议，迅速地团结起来，同我们创立一个群众的革命新党去领导正摆在我们前面的伟大的历史斗争——第三次革命。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学生及城乡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们，起来！首先争取你们迫切需要的民主权利，勇敢地踏着民主运动的潮流前进，一直走上革命的最后胜利！
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在第一次大战开始时就曾经断定：『战争一定造成革命的局势』。这一箴言，随即由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及德奥等国的革命（一九一八年末）获得了证验。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虽未曾直接爆发大的革命，但由战争造成的革命局势，正在全世界酝酿着生长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前夕。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