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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日美战争与我们的任务、策略与前途

──答今同志

耀 如



  亲爱的同志:最近给你两信谅已收到,我打算在这封信里答复你给我的那封长信。不过我必须对你说明一下:关于日美战争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抗战性质,「失败主义」等问题,我已有系统的在《日美战争与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加以解答。所以,我这封覆信力求不重复一些讲过的话,而仅限于我认为必须答复你的几点。

(一)日美战争与帝国主义力量关系的可能变化


  你认为「日美战争爆发以前,他们(指日美——如)不同的由于(此处疑有漏说——如)日本要用武力立即将中国奴化;而美国则今天还让中国保持半独立的地位——为的是好于明天支配它。」这是非常之对的!分辨这种不同正是我们斗争策略的出发点。

  你跟着又认为:「然而美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中国爆发后,他俩之间的这种不同就立即消失了……(因为)美国同日本一样,都是要立刻支配中国的。」当作抽象的公式看来,这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日美战争在本质上正是争夺太平洋,特别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强盗战争。这个公式不仅对中国,就是对印度、菲律宾及所有东方殖民地也可适用;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中,一切殖民地的命运都要重新判定。但这个抽象公式只能说明殖民地斗争目标(中心的策略任务)的迅速改变——因为与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是随事变的急促发展而瞬息万变的。比如拿中国来说,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抗日中心任务将随战争的急速发展,随时可以转成为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工具蒋介石政权的中心任务。这一点正是我们在未来的日美战争决议案中应加重指出的。这个公式的正确的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

  但是你从这个抽象公式中,得出什么实际结论来呢?你说:「美国既然和日本一样要立即奴化中国,而国民党则把抗战直接卖给它,那末,我们那能分得出日帝走狗之南京和美国走狗之重庆那一个危险较小呢?我们应该两者都打倒」,一个动人的结论把战争的具体的,活生的,辩证的过程完全取消了,把时间和复杂的世界也取消了,剩下来的是一个死的、空的外壳,彷佛战争一发生,中国无产阶级立即有双倍的神奇力量,可以同时打倒一切敌人似的!彷佛中国民族独立战争是天上掉下来似的!总之彷佛战争已把我们突然一下子提到原则的平面,而无须经过策略的桥梁似的!我们说:「日美战争将必然引起一切力量关系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策略路线和行动口号,将随着事变的急速发展而改变。」可知我们并未取消了策略本身,恰恰相反,形势愈复杂,我们愈要分辨何者为主要敌人,何者为次要敌人,——这是一切策略的出发点——因而确定我们在某一个时期中(即使很短促的)的中心政治任务,提出中心的行动口号。那末无论现在和日美战争爆发之后,假如日本帝国主义仍然成为我们的直接压迫者和侵略者,我们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它,因而我们的中心政治任务仍是抗日。如果因为蒋介石依赖美国和日美战争爆发的事实而拒绝在行动上、策略上分别何者为当前的主要敌人,你就无异取消了我们的行动路线,而成为空洞的形式激烈的清谈家。我知道,有些人宣称此为「机会主义」,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懂得(或只是假装懂得)原则和策略,战术和策略任务的分别,一句话,他们一贯就不懂得革命目的与革命行动(任务)的分别。他们不是空谈原则不顾事实,就干脆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原则减损来迁就事实。目前代表这两种(表面积极)思想的人均起来攻击我们的原有路线,一点也不希奇。他们甚至共通到这个地步:不是诅咒我们为「反革命」(意因)就是诅咒我们为「机会主义」(室川)。你见到室川的谥语不会报之以狂笑吧?他昨日还公开写文章替D.S的思想辩护,今天他发表那篇混乱透顶的文章,在基本的精神上充满更坏的取消主义的气味,但他还要称我们的思想为「机会主义」!

(二)抗战的进步意义在甚么条件之下失去?


  目前争论的中心点就是:抗战是否已经失去进步意义,又将在什么条件之下失去进步意义?答复这个问题,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看你怎样答复,你说:「前后不同(即指日美战争前后——如)只有这一点:日美战争之前,它(指资产阶级政府——如)在行动上投降较少凶残的美利坚的前提下用军事行动抵抗最凶残的日帝,而战后,则是一方面在行动上投降要立即奴役中国的奴隶主——美国,而另一方面则在这一奴隶主的支配下反对另一个——日本,因此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反日军事性质行动是不同性质了。前者带有落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后者则是这个奴隶主反对另一奴隶主的工具,前者是进步的,而后者则是反动的,」你虽然不是说抗战现在已失去进步性,这一点你是和连根不同的,但即使你守在第二道战壕,把日美战争作为抗战变质的决定点,也是站不稳的。目前问题不是在日美战争是否反动,谁要是对这一点起怀疑谁就是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者。问题就在于日美战争是否立即(或第一个星期)就改变了我们的中心政治任务——抗日。你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这一点,但从你的口气看来,你分明认为日美战争爆发,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已从抗日改变为「主要敌人是汪、蒋、日、美」了,实际亦即无「中心策略任务」了,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当然变质,只可惜这种「否定」或「变质」没有丝毫实际意义吧了。

  不过,我不否认日美战争是引起抗战变质的重要条件:许多可能的变化都会随之而起。也许日苏协议签订引起国共的分裂,而引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也许日本遭逢打击和困难,引起国内革命并因而改变了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甚至使我们要联合革命的日本来反对美帝和推翻蒋介石;也许大战改变为反苏战争,蒋介石与日本妥协成为反苏友军之一;也许安南、印度、缅甸发生革命,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合镇压这个革命。我今天只能指出这几个可能的前途,而且我认为应该在未来的「决议案」中着重的指出来,并根据最可能最急迫的危机提出新的口号来补充我们原有的口号。此外,如果闭着眼睛不看客观形势究竟变化到什么程度,而轻率的宣布抗战变质,都是虚伪的,有害的!

(三)错误的引证与错误的了解


  你为了证明中国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抗日战争在日美战争中立即失去进步意义,你引出列宁三个例子来。头两个例子是挪威脱离瑞典与波兰问题;你首先要了解列宁说到这两个问题时他心中是对那些人发的。他当时一方面和卢森堡所代表的极左派思想,另一方面又和波兰一部分右派思想斗争,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抱着极有害的见解,她根本否认民族问题的进步意义,她认为目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自决根本是一反动的空想等等;另一方面波兰社会党的右派机会主义份子则完全无条件的拥护资产阶级的分立运动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因而在思想上成了波兰资产阶级狭隘爱国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的俘虏。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见解是从反对这两种极端思想中形成的,所以他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才得出这个正确的见解:「挪威工人和波兰工人有条件的赞成分立」,所谓「有条件」就是工人用自己的阶级立场来赞成分立,不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关于这一点,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得最清楚:「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决之权,各民族工人溶合起来了」。总之弱小民族工人要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上拥护民族运动。我们过去三年来的抗战政策正是站在这个现实的立场上规定出来的:「拥护抗战,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我们这个政策也是我们与极左派(意因)和右派(D.S)划分道路的标准。我们的斗争只是列宁底斗争的继续!

  但是你引证这两个例子,尤其是挪威的例子,你的目的分明不是拿来解释我们过去或现在的政策,而是拿来证明你今天的新结论,你进一步引证塞尔维亚的例子更清楚是为着这一点。

  列宁在挪威的例子里说过:「假如挪威和瑞典之分立,一定会或大概会引起英国和德国的战争,那末于由这个原因,挪威的工人也就应该反对分立。」从后来在塞尔维亚的例子里也同样认为塞国要是单独与奥国作战,则塞国的战争是含有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但不幸帝国主战争跟着爆发,因此塞国的民族问题已降到次要的地位了。你拿这两个例子来证明中国抗战在日美战争爆发后失去进步意义。你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欧洲和亚洲作了一个等号。实际上欧洲在列宁时代也好,在目前也好,民族问题一般的说来已成为过时的了,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帝国主义的国家已在欧洲占了主要的地位,所以无论挪威或塞尔维亚,即使得到全民的拥护对帝国主义作战,假如这个战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它的民族解放意义便完全退到次要的地位。亚洲可不同,假如我们说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占了主要地位,小民族成了例外,那末,在亚洲半殖民地与殖民地都占了主要地位,日本却成了例外,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亚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抵抗其主要压迫者和侵略者的战争都是进步的,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取消中国民族独立任务,也不立即改变中国民族当前的抗日任务,因而也没有「淹没了」中国军队抵抗日帝的进步意义。在印度也一样,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取消印度民族反英运动的进步意义,即使印度资产阶级与希特勒或日本天皇联盟。恰恰相反,我们还因为印度资产阶级继续投降印度民族的主要敌人(英国)而宣布它为印度民族的叛徒哩!老实说,你引证列宁的几段话让极左派做结论(即说明中国的民族问题已过时)是最合「逻辑」的,可惜你的思想是半吊子式的极左派思想,所以把这几个例子弄得不伦不类,做出一种极端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出来:一方面承认日美战争爆发后民族独立仍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取消中国抗日的中心任务并因而否认资产阶级军队抗日行动的进步性——这种思想比连根的思想发展得更糟,更危险!

  此外,你的信中还有些辞句上,表现上非常含糊和错误的地方,不过我认为这是次要的,所以暂时略而不谈。我希望你和南方一般青年同志在这次思想斗争中采取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务求将思想面目和倾向划分清楚,并深入到阶级的根源中去。这样,我相信我们从这次斗争中出来是能够长得高一个头的!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