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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
沈克成
（2012年3月）
认识王国龙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业余担任勤奋外语学校的教务主任，听说从监狱里放回来一位姓周的老先生，英语特棒，于是我跟文选先生登门拜访，请他出任勤奋学校的顾问并担任高级阅读翻译班的教席，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任辛老师。周先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推荐王国龙先生担任高级班学员作业的批改。周先生介绍王老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辅导翻译班绰绰有余。”
那段时间，谊父马骅先生每逢过年，都要在百里坊六楼家中摆上一桌酒，宴请十几位老朋友，这样的家宴我都荣幸地在被邀之列，成了年岁最小的“客人”，因而也就结识了马老的一班老友。每次马家宴王老都参加，马老尊称他为“龙相”，从此我对王老就倍加尊敬。我也以马老为榜样，每年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时，都邀请几位老人到郊外走走，以示晚辈的孝心。
记得是一九九四年前后，文选调往杭州海关工作，他特意邀请周、王两位到杭州一游，那时我在浙大任兼职教授，常在杭州，于是我陪两位老人玩了整整两天，并负责护送他们坐长途汽车返回温州。我陪周老去求是村拜访他当年在浙大读书时的老师陈楚淮先生，还陪他们游览了六和塔、花港观鱼等名胜。那次杭州游，周老说是平生最为惬意的日子。从那以后周老成了我的忘年交，我对王老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在心中泛起了对他深深的敬意。
晚年王老都住在女儿家，他的长女王书丹人如其名，是位知书达礼、贤妻良母式的人物，我们很早就相熟，他的次女婿又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所以王家我也非常熟悉。二〇〇四年周老逝世后，我还坚持着每年至少去看望王老一次。记得是二〇〇六年新春，我去王老家时，得知年前北大曾经来了两位老师，在温州呆了整整一个礼拜，专门对王老作了录音采访，但是他们走后音讯全无，王老觉得有点伤心。我也深深觉得王老的一生实在很不平常，不能就此被历史湮没，应该将其传之于世。我建议给王老制作录像，王老欣然接受。于是我用了四个半天的时间，在书丹家对王老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采访，事后制作了四张光盘，请书丹放给老人看。我一直没有把光盘公之于众，直至他驾鹤仙逝。
采访王老时，他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想不到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严密清晰，娓娓道来，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惊人，过去的往事记得清清楚楚，八个小时的谈话很少有重复之处。我对托派了解不多，对他所交往的人物更是知之甚少，加上自己先天不足，对这些事情都是“敬而远之”，不想介入。但是这次采访，无疑是读了一部中国的托派史，受益匪浅。
王老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五岁时就跟随胞姐走上街头，参与了五四运动。十三岁参加北伐军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受业于苏渊雷先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小学毕业后就辍学，被送往上海江东书店当学徒，那家书店是温州一带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于是他开始接触中共，也接触托派，从少年时代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相信中国革命的出路是“不断革命”。
温州托派是中国托派中最为活跃的地方组织，创建于一九三七年，王老是温州托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托派第二时期的元老级人物，是“一位纯粹的职业革命者”（北大段跃语）。正因其革命生涯，注定了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受尽了磨难，但是他始终无怨无悔，敢于担当，勇于面对。王老一生坐了六次牢，其中四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两次是共产党的牢，总共加起来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而且都是在人生的青壮年时期。最长的一次达二十七年（一九五三——一九七九）之久，但没有被判刑，据说比他职位低的托派头头早先已被判无期，而毛主席又曾发话，托派一个也不能杀，所以对他们几个干脆就不判了，因为要判，该判什么？
前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纪念王老的文章，受其启发，《瓯风》主编方韶毅来电话，希望我能把王老的自述整理出来。此前，温州图书馆卢礼阳也曾多次建议将录音整理出来。但是，记录整理讲话稿，其工作量很大，非我一个七旬叟所能胜任，年轻的记者朋友王永胜勇挑重担，前期的工作都由他来担当，我仅仅是作了些整理和润饰，而更多的考证和注释，则由方亲自担纲。
王老泉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因为他所经历的一生，无论是祸福功过，都应该如实告白世人，交由后人来评判。
2012年3月
原载《瓯风》新刊第四集，2012年4月，黄山书社出版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