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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沈文铨（1921年-2010年）
林东
1952年全国大肃托后被捕判刑投入劳改的托案人员，1956年6月突然被从各地劳改单位调回上海监狱，集中起来编成三个小组进行学习（后来知道在那同一时期，武汉地区和重庆地区也是这样做的）。上海地区集中了四十多人，这些人的刑期不同，五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无期，还有几个尚未判决的。
北京来的托案承办人员在市监狱长的陪同下，向我们讲话，大意是：把你们集中起来学习，还要组织你们出去参观，让你们看看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改造你们的反动思想……
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为了说明承办人员讲这番话的口气，我离开要讲的主题，先絮叨点当时的实际情况：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彻底动摇了中国托派的一个传统观念：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民战争是打不败占城市的国民党的。托派成员大都读过马列原著，脑子里装了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政权，有托派思想的人，不能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952年被“一网打尽”，并判刑强制改造，在专政的压力下，仍然是认输不认罪。“成者王败者寇”这句成语，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演化的简明写照，具有中国特色文化。认输不认罪，是当时托派成员的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结子。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同时又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你们托派们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思想结子？我就是这样理解承办人员那番讲话口气的。现在回顾起来，1956年组织那次突然参观学习，共产党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效果。参观学习结束后，继续劳动改造，有的人就自认为也在和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了，劳动表现热诚，受到奖励等等，这是题外话，不谈，言归正传，说沈文铨。
1956年集中起来学习时，我才认识沈文铨的。认识后，我和他很能谈得来，知道他是读东吴大学化学系的，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期，他与一些青年朋友组织过一个交朋友求知识性质的“翼社”，后来他和这个社团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托派少数派。1952年被捕，被判五年徒刑。到1956年集中学习时，他的刑期还有一年多一点，当时我们都乐观地猜测，参观学习后，五年的减刑提前释放，判重刑的也会减刑等等。沈文铨是个乐观开朗又直爽的人，心里有啥讲啥，与人争论问题时，他坚持他认为对的，不怕得罪人。
参观了两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的信谊制药厂，公私合营的一家棉纺厂和国营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彭浦机器制造厂和柴油机器制造厂，第一百货公司，曹阳新村，复旦大学和一家市立医院等。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分别参观一个单位。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向我们宣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引导我们认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伟大。听完报告后允许我们提出问题。
沈文铨是个最喜欢提问题的人，常提别人注意不到或不会提出的问题。比如，参观曹阳新村时，沈文铨提问：“是不是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大概给我们做报告的负责人没有预料到我们会有人公开提出这样问题，急促地回答：“是的，这是应该的。任何人都好争取做劳动模范，也照顾到住房特别困难的职工。”又如，参观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时，厂党委书记详细讲了从国民党手里接下这个烂摊子如何改造成今天这样规模的全过程，这个厂生产的花布全部出口外销，赚外汇购买我国急需要的机器，他还讲了解放后工人精神面貌的改变和全厂职工人数等。党委书记念完讲稿后，沈文铨提问：“职员人数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了？”负责人立即回答：“管理干部有一部分是不脱产的。”
产生这些问题的思想根子是不相信斯大林宣传的苏联是社会主义，中国一边倒，从老大哥那里学来的是不是社会主义？
参观学习结束后，刑期较短的调回原单位，据说，大都提前释放，但都留在原劳改单位当留场人员，继续受管制。沈文铨调到哪里去了，我好像当时就没有留意这件事情。再次知道他的下落是1958年的事，在一次监狱内的广播教育大课中，我听到了沈文铨的名字，被上海虹口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加刑十年！罪行有两条：一是诬蔑伟大革命导师罪，一是不服从管教罪。
据后来所知，他同其它犯人编组在一起劳动，不知在什么情况下，他讲了一句：“如果不是斯大林，我就不会吃这五年官司。”他这句话，成了别人检举揭发立功争取宽大，用来打小报告的材料。至于不服从管教罪，就是因为讲了那句话本身，投入劳改时，政府工作人员，一再关照我们不准向任何人暴露案情，不能让人知道我们的政治身份。
沈文铨所以讲那句话，显然是受1956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斯大林问题影响在思想上的反应。那时我的思想也产生过波动，好在我看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知道中共的立场是极力维护斯大林，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全盘否定斯大林，明白了这其中的区别，我的思想波动受控，没有乱说乱动，没有说真话。这些又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传。
1968年，沈文铨十五年徒刑期满释放，但只是由劳改犯人变成了留场场员，继续留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受管制。直到1983年以后才允许离开劳改农场回到苏州老家，他祖上在苏州留有房产，他无家室，无儿无女，与他的侄儿侄女同住。
从1952年12月22日被捕算起，原只判五年，后来加刑十年，整整关了十五年，之后又被强迫留在劳改农场管制十多年，前后共计三十多年，生命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专政的大铁门里面了。
定居苏州后，他常来上海访友，托派思想反而更坚定，也曾替郑超麟抄写文章。平时省吃俭用，省下钱寄给困难的老朋友。每次到上海来，总到我这里聚谈。1991年，要我陪他到四川北路虹口区中级人民法院递送申诉书，他要求为他的加刑十年平反。后来，我听说法院通知他，撤销了对他的加刑判决，还给了他几百元的补偿。沈文铨曾对我讲过：当时法院的人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要求连那五年都平反，法院的人说：“这要问北京”。
去年，俞益敏告诉我，沈文铨已不能自理生活，住进了老年公寓。我想到苏州去看看他，也因自身多病未能成行。今年先后收到他的三封信。二月是贺年信，七月的信上告诉我一件事情，二年前，苏州平江区刑事审判庭庭长突然到他家宣称托派案是冤错案，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既然是冤案他要求平反，庭长说：“这要看北京”。八月，他知道我因病住院，立即写信慰问，信文简短情谊深，全文抄录：“接小俞（益敏）来信，知道你近来身体不大好，特向你问候，祝你身体健康。想你收到我的信，心里会高兴一些，对健康也有帮助。我身体很好勿念。”仅仅是两个月时间流逝，沈文铨也随时间流去，不可再见，不会再收到来信。感叹万分，写此文祭悼。
2010年11月24日
[沈文铨2010年11月18日在苏州病逝，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