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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portrait of revolutionary
给革命者沙拉·罗维尔的集体画像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雨田 译
1994年
〔说明〕译自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BIDOM]）第118期, 1994年12月出版。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1994年第5-6期。
1994年6月14日，沙拉·罗维尔（Sarah Lovell, 1922.5.8-1994.6.14）在纽约逝世。过往五十多年的朋友，纷纷写信向他的丈夫法兰（Frank Lovell）慰问。
许多人在1940年代早期便与她共同参与托派运动。一位青年朋友如此写道：
“我作为她的朋友与同志，在这悠长岁月中相处过、不免久久沉溺在肉体上她己离我们而去的哀思中。唉，我们对她的忆念总是难忘，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总会久久怀念她。此刻，我好像仍听到她在电话中的说话——她拥有一种如此奇妙而独特的声韵……。”
一位较后期的朋友说：“对我来说，沙拉证明了，能成为一位革命社会主义者，决非怪人一个。”六十年代的一位朋友则认为，“沙拉是位可亲可爱的人，她证明一位革命者为了完成任务，不必是铁石心肠的。我真后悔从未当面告诉她，在我心目中，她是多么重要。...”另一位朋友写道：“我今晨为沙拉而哭，可同时却自觉精神重新振作，因为她的生存的本质与意义，给了我如此的激励。”
她的品质
一位青年朋友写给沙拉·罗维尔的丈夫法兰（Frank Lovell）：
“在我记忆中，沙拉是那么生动。我那时只不过是小孩一个，我此刻仍记得她那种奇特的美，以及她对我的亲切。你与沙拉给我那种切实的可靠性，对我是那么敬重，虽然当时我只是个黄毛小子。当我长大成人后，我学懂如何真心欣赏成年朋友们，他们总是善待小朋友，我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次周末的露营旅行，因为你俩当时鼓励我应尽情享受那欢乐时光，使我当时感到多么的自由自在。”
一位加拿大来的朋友，在墨西哥渡假时参加西班牙语学习班，因而认识了她，说：
“我从未结识一位像她那样的人，竟好快地就与她建立了和睦的联系，……我是多么欣赏她的主动精神，好脾气与幽默，我当时大大地被我们共同的政治的同感共鸣所激励——虽然当时像我们这批人已所剩无几！”
对某些人来说，沙拉这个人的本质是与她的政治实践相联系的。一位与她有多年亲切友谊的人写道：“当她仍是中学生时，便已成为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幸运得很，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未离弃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塑造了她的生命。再加上她的其他个人优秀资质，托洛茨基主义使她成为一个众所赞赏的女性，而对我来说，她是一位奇特的朋友。
一位五十年代起曾与她共事的朋友说：“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特出的人物，就我所知，任何人都难能取代她。当我在底特律认识她后，我心中总有她的影子，我总听到她的声音，就好似我与她正在电话中谈论有关《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杂志的事。”另一位底特律时期的同志自认：“我与她常一起购物，也争相干助选及派发传单的活动。当然，自从我一结识她、我就被她感染。她看起来，总是像那种伟大女性的十足样本——事实上，她确是那类人物。她客观、谦虚、灵活、富同情心，正如她聪明而渊博一样。”
一位英国同志回忆：
“她的充沛精力、乐天，以及为了挣脱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平的献身精神。对于凡会与她接触过的人来说，她的过往与现今，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当我正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时候，我时时刻刻都欣赏她对我的热情的对待。我记得，离去时我总充满着自信去从事政治斗争，以保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
另一位在英国与南非活跃的年长革命家，会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那一年，沙拉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评论道：“我理解她顽强而果敢地在最后几年与恶疾斗争，正如她在她大部分生命里，向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扭曲世界的罪恶进行斗争一样。”
另两位朋友写道：“她是如此这般充满活力、精神奕奕的人物，我们觉得，没有了她，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正被削弱了似的。”
另一位说：“沙拉对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使她永垂不朽。”
年青时期的成长过程
沙拉·罗维尔于1922年5月8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双亲沙·海曼（Sol Hellman）与雅塔·纳柯维芝（Yetta Yankowitz）是东欧的犹太人，他俩与许多人一样，在二十世纪早期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她与两位姊姊，安娜（Anne）与莫莉（Mollie），终生都很亲近。不过，在那个时代成长，比之被视为“正常的”现代，迫使她们更迅速地发展出批判性的才能。
沙拉七岁时，大萧条时代开始，美国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工人因失业而沮丧。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就快崩溃。1930年代中期，工人运动的左翼，发动了强大的反叛行动。许多人组成失业者协会和战斗性的工会，其中最急进的醒觉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来。
全世界都出现这样的事——财雄势大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分子与种族主义运动便起而反击，其中两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份子与德国纳粹份子，走上了政权，配合着在东欧，在国民党的中国，在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右翼与军事独裁。
另一类资本主义的保卫者（例如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势力），力图用种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把受左翼的解救危机的方向影响下的工人与被压迫人民拉走。
与此同时，即将逼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日趋扩大，各国资产阶级，在各国政府与军事势力支持下，便发动分割全球市场、原料与投资的争夺战。
许多人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她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下，由1917年工农革命建立的）是对抗世界反动潮流的社会主义反击力量，是作为所有国家中工人及其他被压迫人民的一个积极的取代物。
事实上，在1917年工人阶级胜利的觉醒下，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创立起来了。不幸得很，在列宁病故后，斯大林在苏联结集权力，实行官僚专政。在独断独行与被谋杀的镇压政策下，在苏联一国之内制造出一种可笑的社会主义，为了它自己偏狭的目的，曲解世界共产主义，操纵外交政策。如此作为，如果说会有任何后果，只不过带引全球走向帝国主义者手下的大屠杀而已。
上述时代背景，就是这位活跃、富有思考力、警觉性强的年青的沙拉·李必卡·海曼（Sarah Rebecca Hellamn。沙拉的原名）走上成熟的成年阶段的过程。她在布鲁克林迈向十六岁时，注意力便集中在上述社会现实大事的争论上。特别激发兴趣、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就是由托洛茨基以及他周围的一小批共同思想份子所代表的，用革命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取代物。在美国当时，由给人深刻印象的领袖像詹姆斯P·加农（James P. Cannon）与麦克思·夏克曼（Max Shachtman）所代表的那个人数不少的托洛茨基主义流派，已成为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一部分。1938年，沙拉及一批朋友加入青年社会主义同盟（The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这个同盟与社会主义党的许多成员当时正逐渐转变为第四国际的一部分，这个全球组织的第四国际继承了由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不久她也就加入新组成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 。
这个党一位成员后来忆述：“这个党当时有不少活跃与坚强的女学生成员，她们的表现，大大超越其年龄，不再单只关心她们个人自我。她们决心参与革命斗争，当时似乎已相信我们所主张的男女平等信条，已然实现呢。而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这个当时目击者，深思熟虑一番后回忆道：“这批令人饮佩的女性参加革命运动，大都是女学生，她们是认真兴致勃勃参与政治与文化，竞相争取女性地位与知识，努力在美国社会能接受的范围内表现其性方面的吸引力。”他本人也是个少年人，也承认“我对她们，既羡慕却又惧怕。”可是他发觉像沙拉那般的女同志“却很少埋怨，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她们干油印文件，派发传单，做组织工作，讲起话来，总是雄辩滔滔的。她们公开宜称自己决心过一种自由的新生活，要做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纵使回到她们仍然需要住宿的老家，仍然经常受到家人的压力。”
在1930-1940年间，托派运动遭到打击，在对待苏联态度上，在对待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以及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麦克思·夏克曼——这位杰出的演说家，富有吸引力的人物，特别为青年人所欢迎——开始向托洛茨基的“批判地保卫苏联”的政策挑战，并质疑辩证唯物论的价值及革命政党的性质。沙拉这时，一部分受她的朋友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其后他写了一本经典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所影响、成为青年社会主义同盟成员中的少数派，并不跟随夏克曼从社工党分裂出去。另一影响她的抉择的因素是加农。哈里·布雷弗曼后来忆述：（加农）对我们着重讲俄国革命，称二十与三十年代已由苏联向外宣传的列宁主义。此外，他还讲了其他许多吸引我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急进主义，即杜勃士（Debs）、海德门（Haywood）与约翰·里德（John Reed）的广受欢迎的激进主义的回响。
凡是了解沙拉的人都知道，她虽受所崇拜的人影响，虽然她相信需要在政治上起作用，在一个集体的许多部门都起作用，她却是个非常具备个人特色的人——观察、阅读、思考问题、通过批判与独立思考之后，才做出决断。这使她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悠长岁月中，大有进益。
从纽约到底特律
1940年初，一个短时期，沙拉曾与一位青年同志欧谨·锡克（Eugene Zucker）结婚，并继续过活跃的政治生涯，包括在纽约社工党一个地方支部的组织工作。由于社工党反对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的，而遭受迫害。在史密夫法案（Smith Act）的迫害下，它的领导层被检举、监禁。虽然如此，像沙拉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的同志们，却群起团聚在党的旗帜之下，维续印发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加强工会与反种族主义的活动，坚持教育与吸收新党员。显然可见，党较前更为强大了。
这个时期，她有时到制衣行业工作，但仍然努力提高自己校对与编印的技巧，如此便保证了她终生都能在印刷行业找到工作。其后，她终于成为国际排版工会（ITU）会员，并多年来成为活跃的会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沙拉与一位海员，党的活动家法兰·罗维尔发展了友谊，并在1946-1947年间，两人一起转去三藩市。不久，由于西岸生活难以满足她，也不惯离开她一向的政治与个人生活的中心，她便返回纽约，在那里，同志们都觉得她在党中起着领导的作用。当她内心仍在忐忑难决，哪种生活最适合于自己时，偶然在大学广场（university place）116号社工党全国总部的楼梯上遇到加农。加农问她正在计划干什么工作时，她承认仍难以决定，后来，她不止一次，谈及加农给她诚恳的忠告：对她最重要的，应决定于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他人认为对党和对你在政治上是最好。
结果，沙拉选择了返回旧金山，她与法兰便在1949年4月在那儿结婚。那年未，社工党派他俩去西雅图，协助解决太平洋海员工会的内部斗争，该工会的领导层，原本具有相当激进的传统的，竟全般接纳了美国政府反共产主义的政策，于是愈走愈远，竟至帮资本家去攻击被同为是亲共产党的加拿大与美国的工会，在西雅图，一位员工会职员，约翰·马浩尼（John Mahoney），因为反对这个改策，竟被解雇和开除。其他工会的战士们，包括薛·麦格尼（Shaun Maloney ）及一批社工党成员，在法兰·罗维尔的领导下，出面保卫马浩尼，而这一批战士又轮到被开除。为了支援工会民主以及在这个斗争中遭受迫害的工人群众，特别出版一份新报纸：《保卫者》（The Defender）。若非由于沙拉的技术与努力，这份报纸就难以支撑下去。不幸，反共产主义的冷战狂潮，打败了这次争取工会民主的斗争。
在沙拉与法兰去旧金山之前数月，他们的女儿若儿（Joan）1950年7月出世，亲爱的父母为她构筑了一个安乐窝，弥漫着现世的人道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价值观。还把序有他俩认为重要的事物介绍给爱女。可是，当多年后，若儿追求她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时，他俩仍然给予支持。（若儿后来在底特律成为一个进步的律师，对此，双亲欣然接纳。）
1951-1952年，罗维尔夫妇又返回纽约城区，法兰在新泽西地区的党的山泉营托洛茨基学校学习了几个月（沙拉自己则在1955年参加了党的这个干部学校）其后，党要求他俩去底特律工作。此时，党研究为了如何迎接从1950年早期己加深的政治反响的新时期，在党内它设立一个新部门。党的某些成员，由优秀的工会工作者勃·柯茨林（Bert Cochran）所领导的，并包括一些老朋友如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美连·布雷弗曼（Miriam Braverma）等，他们都认为社工党领导层对冷战时代的可能发展抱有不现实期望。他们主张必须大大退缩：必须缩小社工党竞选规模及其他活动；如若不然，党势必招致党员更易遭受伤害；必须在联合汽车工人等工会中适应自由派的工会官僚层；必须在某种情况下，在斯大林派周围重新结合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激进份子。这个柯茨林派在底特律势力特大，为此极需法兰与沙拉去该地方支部进行加强党的建设工作。
1953年他俩抵达底特律之后，党挑选法兰竞选市长。一位工作人员其后忆述：“我们干得很好，有很多公开机会：电视、电台、报纸——所有的公众传媒，都让我们现身，我们成了新闻人物：我们竟在当局的政治迫害高潮中挺身而出，以红色候选人竞选、柯茨林派某些人，每见我们公开露面宣传大为震惊、我坚信他们中必有人惊奇，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法兰井未被捕”不久之后，柯茨林派终于从社工党分裂出去、沙拉、法兰仍留在底特律——她做底特律自由报的校对员，他则做汽车工人——以他们的工资，在财政上协助党底特律支部的重建，同时，也为他们的若儿建立一个安定的家。
在底特律的岁月
底特律警方“红色小组”（Red Squad）长期保持一份庞大的情报性的档案，一开始就针对罗维尔夫妇及其他“破坏份子”同志，这档案大大有助我们跟进沙拉从1950年到1960年的活动资料。
首批资料是她给《底特律日报》（Detroit News）编写的信，在1954年刊出，回答某些人谴责为失业男性而到外面工作赚钱的工作太太，认为女性应留在家庭的看法。沙拉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女性“受号召到工厂、办公室等方填补空缺，他们的工作能力会受赞许。战后，生活费用高涨，迫使工作太太继续工作下去，她们今天被迫劳动，以支持家计。”她驳斥道，由于女性不应对生产部门的裁员负责，这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对失业及生活费用高张的回答，应该是减少劳动时数——而不减少工资——如此才会有足够的工作，并使全体劳动者有较好的生活。”在这个过渡纲领的通俗后面，她跟着作出一个结论，一个标准的女权主义的注解：“从这个对女性的攻击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即女性有权参加劳动。我们女性要下决心到工业部门去工作，以此赢取我们的独立地位。”
沙拉不单止写信给编者。在1955年，根据一个“红色小组”特务的资料，有一个学习班（或照这位特务如比称呼为“另一个训练班” ），会讨论下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已时日可数，快将寿终正寝 ? 资本主义是否已服示其生命力，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 ? ”用《过渡纲领》（The Transitional Program）作为教材，由沙拉担任教师。她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的强有力工具。
多年来，底特律社工党支部都举行每周一次的“星期五夜社会主义论坛”（Friday Night Socialist Forum）系列，沙拉便是此论坛的核心人物（红色小组特务卖力报导她），有时担任论坛导师，时时负责公关工作，经常则作为参加者，而有时则负责主讲。在1954年，她曾就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新著《白领阶层》（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及〈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american Society）作评论演讲。在1955年，她会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由乔治·布莱特曼（George Breitman）担任主席，检讨有关近期黑人斗争的几本新书 。根据特务报导，“沙拉评论李梁·史密斯（Lillian Smith）《现在正是时候》（Now Is the Time），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有关地主、奴隶与革命的历史事变。”在1956年11月，红色小组报导说，沙拉曾在星期五论坛上派发并讨论另一小册子： “匈牙利革命，新组成的工人、学生与兵士代表委员会正在领导匈牙利的革命。苏联军队正在把这个革命屠杀在血泊之中。为什么它竟扮演反革命的作用 ? 匈牙利事变对克里姆林宫主人，对美国大资本家以及对世界劳动人民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时期她在论坛中会谈论关于哈维·斯华陀（Harvey Swados）的著名小说《快乐工人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Happy Worker），对五十年代工人阶级生活富足的老套成见挑战。
1957年，红色小组报告，作为社工党派出的市长竞选人，“罗维尔太太演讲接近一小时，内容涉及她的政治观点，并谴责其他政党。她说，我们社会主义者深信经济与政治权力必需由大资本家集团手中转到劳动人民手中，他们构成人口的多数。这是解决失业问题、经济不稳定、自动化、战争威胁、种族隔离、歧视及思想控制的唯一办法。”在1958年3月，以“底特律与萧条”为题，沙拉说，这个城市失业人口已超过二十万人。在1959年1月，她就参议院有关稳定汽车工业价格听证会所揭露事实加以分析，认为照顾国民健康问题乃是全体人民的需要，这是人民的权利。（或称之为“医疗社会主义化）”。这是她在1959年6月及1960年的两次论坛中的重点所在。
在1960年代，她的演讲还包括“餐台上的斗争”（The battle of the counters），当时南部学生们正在餐台边静坐示威，以反对种族隔离；电影《在沙滩上》（On the Beach）分析关于核战危机，并就古巴革命目击者的报导，作出评论；底特律市政府实际雇用政策中的种族歧视；1964年，美国背后撑腰的巴西右派的军事政变；苏联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大地之盐》（Salt of the Earth）这部左翼的亲工人的电影，在放映之前，她分析在麦卡锡时代制作此电影的困难处境；对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特·万泽蒂（Bart Vanzetti）事件（同为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被控杀人遭处死，引起各国抗议示威）的历史性回顾与检讨等等。
一位与沙拉相识多年的底特律同志如此回忆：
“她总是非常勤力去准备论坛内容，她的研究总是具有学者的水平，却依然很动听。我总是惋情她不能作更多的讲座。她讲得富于感情且具有说服力，决不枯燥无味……她每次讲题都具有感染力，这就有助我及其他人都记忆犹新。她的全部演讲，都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除在论坛与教室讲话之外，沙拉还干过大量其他工作。在1957年她出面竞选底特律市长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我们所知，共争取到大约二千张选票），其后又竞选1961年市议会，和1968年美国国会大选。1960年，沙拉与两位好朋友——唐罗赛·布莱特曼（Dorothea Breitman）及巧妮·薇兹曼（Connie Weissman）亲身去参观革命的古巴，并接受古巴电话工会月刊的访问（结果招致美国联邦调查局主管J·伊加·胡佛的简报，收集在红色小组档案中）。此后，沙拉便一直积极保卫古巴革命。1978年，她与其他几位社工党同志再次访问古巴，她是其中最积极的成员，特别对提倡女权有兴趣。
作为一位出色的工会活动家，沙拉担任一个大张旗鼓的国际排版工会（ITU）委员会主席，在1964年为失业矿工家庭筹集衣食。在红色小组档案中，证实她确确实实会参与筹划专为反种族主义、反对美国干预越南的集会与抗议活动。她会任支部组织者，底特律参加社工党全国大会代表，在1960年且当选为社工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作为党支部的组织者，她欢迎并协助训练六零年代大批涌入底特律支部的急进青年。其中一位回忆“沙拉是教我们如何进行组织工作，如何正确做事（无论是一次野餐或一次罢工斗争，我们都得干得出色！）的主要导师……沙拉还教我簿记的收支，如何正确调配人手到自卫委员会，这类工作干事周详是多么重要的关键啊。她给我的教导，直到今天我仍记得清楚——我仍记得她弯身在我背后，向我展示簿记学的一页教材。沙拉在那段日子是特别开心的——在我全部在党内的日子都是如此——她的笑容、听她亲切的招呼，总是一种真诚的享受。”
另一位底特律时代的同志其后确切地证实：“她对人类与人际关系的聪明，教晓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下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现实状况。”
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到第四国际倾向
1969年，法兰与沙拉迁居纽约，法兰担任社工党工会工作的主管、政治委员会委员，沙拉则继续干工会工作，并深受女权主义新浪潮的影响，参加了工会妇女联盟（CLUW）及全国妇女组织（NOW）。她继续献身于反种族主义及反越战运动。其后她还支持中美洲革命、反南非种族隔离，支持非菲律宾民主及真正人民权力斗争，以及反波斯湾战争。
与此同时，由于社工党在七零年代的转变，主要由于急进青年潮流的影响——以及由于年青党领导层的抬头，使得沙拉愈来愈小空间像以前那样施展其党支部活动家的作用。在杰克·贝恩斯（Jack Barnes）为主的新的党领导层，甚至鼓动“老同志”不仅要靠边站，甚至要从党员地位降为同情者。沙拉拒绝这样做。她与乔治·布莱特曼——一位亲密的朋友与领导同志，曾在底特律共同合作许多年，当时还担任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她利用编辑才能协助出版了14集《托洛茨基著作集》中的两集——《托洛茨基著作集1932年集》及《托洛茨基著作集1932至1933年集》，她还是珍贵与出名的《托洛茨基演讲集》的主编。虽在支部的日常活动中较少出力，沙拉仍然参与党生活。从这个时期起，许多年青同志更加了解她与珍视她。即使她保持一种独立与存疑的心态，她仍然支持她的同志们的革命努力。可是，在1970年代终结时，情势日趋紧张，中央领导层把党的标准日渐收紧，新领导内部，某种新念头正在形成。
到了1980年更加明显，贝恩斯领导层开始趋向一种相对地对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不予批判，与此同时则倾向于在美国国内许多斗争不再像过往传统地采用积极态度而开始退缩。更坏的是，贝恩斯及其同路人未经诚恳与民主讨论，便决定必须把党脱离托洛茨基主义与第四国际，而代之以设计政策，使党成为古巴共产党的一个“姊妹党”，成为一个革命的 “新国际”的组成部分，这个新国际，在他们心目中，古巴人定必立即协助创建，正如沙拉与诺密·亚伦（Naomi Allen）其后共同写给社工党的公开信所说：
“我们足以自豪的是它的传统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充分、民主的讨论，最后召开大会用投票来解决。我们认为这个方法仍然是一种良好的方法，而我们总是保证尊守大会的最后民主决定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列宁主义方法不应用开除、诬告与排斥来代替。可是，贝恩斯的领导班子却开始排斥异己的浪潮，用捏造罪名对付真诚的与有思考能力的不同意见份子。”
沙拉与法兰反对党领导的全部做法，他俩及其他一部分同志追随乔治·布莱特曼的领导，在1981年组织了一个反对派核心小组。在《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In Defense of American Trotskyism）三辑文件集中，沙拉负责编辑其中一辑《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门争：1979-1983》（In Defense of American Trotskyism: The Struggle Inside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79-1983, 1992年出版）。这次斗争的故事充分用文件予以说明，而其后的发展则记录在另外二辑文件之中（校按：即《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建立革命党》（In Defense of American Trotskyism: Rebuild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1990出版）和《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原则和工人阶级民主》（In Defense of American Trotskyism: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and Working-Class Democracy，1992出版），两辑均由保罗·勒·布朗克（Paul Le Blanc）编辑）。到1984年，沙拉与她的同道反对派，终被开除，这批被开除的人的多数，急于尽快建立一个新组织来与社工党斗争。某些人同意贝恩斯领导的部分政治取向，便组成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短命的）“北极星网络”（North Stars Network）。其他部分人，设法重建1979年以前的社工党，便组成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 ）。另外部分人，由于仍然效忠于第四国际，对此不表赞同，负想法井设法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重新结合——后来终于组成了团结（Solidarity ）。沙拉，法兰，乔治·巴里曼及其他同志组成第四国际倾向（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简称FIT）[1]。
乔治·希里曼，作为第四国际倾向的灵魂，在1986年逝世，沙拉协助召开追悼会，并担任主席，对逝者生平及贡献加以表扬。其后她不倦地与诺密·亚伦共同编辑《向作家、组织者、革命家的乔治·希里曼致敬》（A Tribute to George Breitman. Writer, Organizer, Revolutionary）的书，并亲自主持在1987年出版。
为第四国际倾向而工作，沙拉的页献集中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由1983年12月开始。最初是由法兰担任编辑，他大大倚靠沙拉的助力。在第四国际倾向成立的最初四辑，是由一个编辑部负责的，沙拉则起着主约作用——协助订立编辑方针、校对、付印、监督财务及发行。由于该杂志获得较多的支持者而变成一份较稳定的出版物，沙拉便一直积极参与这份集体工作，一个月又一个月，保证它的出版与发行。
沙拉较少写文章，但在她写的少数几篇中，总显现出她个人一直具有的清晰思路。在1984年9月的第11期中，她为文发起介入一个全国紧急会议，以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中美与加勒比海事务；同期她更为文评价伊利·塞尔（Evelyn Sell）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手册》（Handbook for Marxist Studies ，第四国际倾向1984年出版），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她强调：“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显示的，严肃的学习应配合革命的行动”
在1986年10月的34期，她评论金·马克麦连（Ken McMullen）導演的电影《齐娜》（Zina），重点放在齐娜·布洛斯坦（她是托洛茨基的女儿，因精神崩溃而在1933年自杀身亡） ，沙拉指出，齐娜“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位热情的政治人物”。在电影中，“她人格中的政治与感情的因素，交互作用，而且结合一起”，这种本质便造就了整个后果： “主题之一便是，在齐娜的精神变态与柏林的分析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及社会法西斯变态席卷了整个柏林城市。另一主题则是：在托洛茨基与齐娜关系之间的理性与直觉本能的竞争之人物化，这个主题在社会结构上的回应，正如政治理由面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非理性化以及齐娜自杀的非理性化”，沙拉注意到电影的美学上与历史的政治的广度上：由照片来看，无论是彩色片或黑白片，都是震撼性的，华丽的场景在伊斯坦堡 ，而在柏林则是灰暗的，现实的与超现实的，当镜头由不同时间与不同场景之间转来转去时……对我们这些熟悉托洛茨基著作，熟悉政社大剧变时代的人来说，对关心托洛茨基及其家人生活中的代谢交替的人来说，这电影在这一点上特别引人注目、震撼人心与痛心疾首。
在1990年，社工党决定性地与第四国际决裂，第四国际倾向便改变方针，号召它本身与其他仍与这国际组织联系的组织团结，与这国际组织在一起——社会主义行动与第四国际的团结核心小组，经过拖延时日及令人沮丧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涉之后，为了寻求至少部分的统一，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第四国际倾向的同志们可以参加统一的组织，惟同时保持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沙拉与大部分她的同志在1992年决定采取这个步骤，她成为团结的一员，又是第四国际倾向核心小组之一，并协助《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在它新的独立的基础上建立。
在团结的组织中，沙拉不能很积极工作——虽些她已尽其本份并全力支持。她关心该组织所面对的问题，希望它能努力向前，积极活动。同时，她相信《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最能切实地反映她自己一直以来所具有的政治实践精神，她期待这份《公报》的政治前景必能在团结的同志中，以及其他仍未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中，得到更大的共鸣。
由1992年到现在
直到1992年10-11月的第100期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沙拉总是该杂志的核心人物。她虽是编辑部的一份子，却不是新组成的编委会的成员，编委会肩负最后的决策权及实质上的实务，那是她过往多年来一直参与的。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对我们说，现在是她稍稍后退一步的时机了。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她与我密切地一起干，以求把该杂志建立在她认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上。这点她已做到了，于是她觉得不如后退一步了。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原来她已知道自己已患上癌症。她的后退，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她正努力在1992年完成的心愿。她现在发觉必须倾其全力向她肺部的肿瘤作一场生死战。这个时期我们某些人更与她亲近，而她的显见已胜利完成心愿，不但是大大的安慰，而且是一个鼓励。当她的脑发现已受损伤后，她反而动员她的所有精力、所有的内在潜能，以及她所有的决心，去抵抗这个新威胁。
沙拉依然与她的爱人，与她的朋友，对革命的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以审慎的乐观态度继读生死收关的战斗——首先希望打另一胜仗，其次希望拖延较长一段时日、或许不可以战胜癌症。在1994年1月，虽然她已衰弱得多，她仍然是很像“老沙拉”一个、到了4月，她不再老样子了，我们某些人仍能与她讲点点话，拥抱她、亲吻她。到了6月，她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一位墨西哥朋友，老战士，在1937年杜威委员会聆讯审案时，己认识托洛茨基为人，写信给法兰说，“我痛心地收到沙拉的死讯，我要分担你失去这位同志的哀伤。你的生命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留下严重的伤痕。”
“托洛茨基运动将永远感激沙拉，不仅止她对女权运动及工人运动许多年来的努力，”一位英国同志写道：“而且为了她的贡献，建立一个政党，给工人阶级一个领导……她是少数人中之一，在斯大林主义者控制急进运动的年代，坚贞地站起来，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而且更决定性的事功，是她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退化时期，再次负担起绝对不可缺少的任务，去建立一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沙拉的贡献，证实了这同一同志的评价： “我们用乐观主义去观察未来：我们认为大有机会，我们现在已然看到工人阶级斗争上升的开端。我们毫无疑问，在这个发展形势下，千千万万年青人将会找到通向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道路。”他还进一步指出： “我们同志们的任务正像沙拉一样，必需把革命社会主义带给这新的一代。”
一位沙拉在底特律与纽约两地都认识的朋友，从未参加过有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运动，写信说： “我发觉我愈老，我愈愤世嫉俗，我愈要坚决去打这值得打的一仗。好啦，或许沙拉仍须与同一批恶魔决斗，可对其余的我们而言，就决不再如此。甚至她愈老，她似乎愈不放弃其所信：这个地球上的善良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创造一个革命的。我可以说，是这一点鼓舞了我，毫无疑问，我要继续这样一直干下去，在将来某日子中，终于发觉革命已然来到。”
在1957年，沙拉写过： “正是劳动人民，用自然提供的物质来从事劳动，这就是一切财富的来源……一间工厂，由劳动人民所拥有，是可能的，可是，工厂如果没有劳动者，僱主有可能运作吗？……劳动人民及其家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的劳动……而且由于他们的管理，他们就能够创造一个较好的地方来生活。”
附记：
我首先应感谢法兰·罗维尔让我分享他的感想与资料。其次，我要感谢亚雪·哈劳（Asher Harer）与珍·杜雪（Jean Tussey）给我资料，那是由她通过索阅程序取得底特律警方的“红色小组”（Red Squad）档案。在引用上列资料中包括：欧文·豪（Irving Howe）的《希望的边界》（A Margin of Hope: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1982）；李伊文斯（Les Evans）编的《我们所知道的詹姆斯·加农》（James P. Cannon As We Knew Him）；韩生（Al Hansen）为《詹姆斯·加农对党的演讲集：革命观点和革命党》（Speeches to the Party: The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撰写的导言以及乔治·布赖特曼（George Breitman）的《马克思主义与黑人斗争》（Marxism and the Negro Struggle）。此外，我还引用十多位朋友的通信资料。本文仅是色拉逝世后我所收到的信息的一个样本而已。
沙拉·罗维尔追悼会
时间：1994年9月30日星期五晚6：30-9：00PM
地点：纽约市Tamiment图书馆
主办单位：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社会主义行动、团结 |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7月8日通告
法兰·罗维尔请求凡欲致送追悼沙拉礼物者，请捐给“公报创立人基金” （BULLETIN BUILDERS FUND），纽约信箱1317号。我们感谢已收捐款，包括国内外，由美元1000元到15元 到八月初止，共计$5，999.44。我们估计，今年年底止、该基金可能达到一万元。这是纪念沙拉的好办法，使这份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杂志能持续下去。从1983年起，沙拉为此已贡处献出她的极大的能力与心血。——法兰.罗维尔 启 |
赵浩宇 录入、丁一新 校
赤心 提供原文文献
[1] 第四国际倾向（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 (FIT)）是在1984年由色拉及其他前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部分党人所创立的一个政治组织。与其他社工党组织比较，有下列重要区别：首先，它信从第四国际，坚持在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份子必须在民主讨论，允许澄清政治分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与其他组织做法不同的，第四国际倾向希望尽快不理既存现实——最理想的做法是由社工党收回所有已被开除的成员，恢复党籍，并恢复会被不民主地中断了的党内民主讨论。除了信奉第四国际这个世界组织外，第四国际倾向还信奉由1920年代起的值得骄傲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与此同时，色拉与其他第四国际倾向的同志们共同相信，马克思主义只要通过持续的更新，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色拉的朋友乔治·布赖特曼曾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应把它应用在特殊局势与新鲜情况，使它的力量与眼界扩展。这就是说，要迎合与面对新的现实发展，并且应批判地重新检讨古老的假设——包括自我批判性地检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问题。如此一个处理方法，是为了建立一个在目前与将来更有效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第四国际倾向仍然是生机勃勃地民主运作的、党员人数倍增的组织，因而在左翼运动中，谦虚点说，能起重要的作用。──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