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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布兰科（Hugo Blanco）是谁？

﹝阿根廷﹞艾丽西亚·萨格拉（Alicia Sagra）

2023年7月2日
米勒 翻译、Hertzian 校对


原文链接：Who was Hugo Blanco?


　　雨果·布兰科——秘鲁著名的农民领袖和拉丁美洲托洛茨基运动的历史性人物——于2023年6月25日逝世，享年88岁。去世前，他去往瑞典与他的女儿们共同生活并入院治疗。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烈响应了帮助布兰科筹集手术费用的活动。
　　雨果·布兰科终生致力于捍卫秘鲁农民、土著人民（Indigenous people）以及他们争夺土地的斗争的权利。他与“榨取主义”（extractivism）和环境掠夺作斗争。他活跃于秘鲁、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以及数个欧洲国家。
　　他曾入狱多年甚至被判处过死刑。一场范围甚广的国际运动迫使秘鲁当局将他的死刑判决改为25年监禁，之后不久，他获得了特赦。1978至1980年间，他成功当选并担任秘鲁的选民代表。


　　纳韦尔·莫雷诺（Nahuel Moreno）曾经说过雨果·布兰科是继托洛茨基（Trotsky）之后最伟大的托洛茨基主义群众领袖。时至今日，以上论断依然是真实的。他曾经是秘鲁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拉孔本西翁（La Convención）为中心的农业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1]。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他曾是以及目前仍是我们在秘鲁创建革命党的斗争的一部分。如今，他为土著运动工作，并仍然是拉丁美洲农民及土著活动家和支持者们的重要参照。

　　雨果·布兰科·加尔多斯（Hugo Blanco Galdós）于1934年出生于秘鲁的库斯科（Cuzco）。他的父亲是一名为农民辩护的律师，这意味着他从小就了解到农民的苦难，并通过与拜访他父亲的年长农民和土著领导人的接触学习了克丘亚语（Quechua）。

　　1954年，他前往阿根廷的拉普拉塔（La Plata）学习农学。在那里，他加入了由纳韦尔·莫雷诺领导的组织，该组织以其报纸《工人之声》（Palabra Obrera）而闻名。他本人是如下这样描述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

　　“我1954年，当秘鲁正在实行独裁统治时，去往阿根廷的拉普拉塔。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ista）的流亡者（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如梅尔加（Melgar）、维兰纽瓦（Villanueva）——抵达了那里。我的两个兄弟，分别是17岁和19岁，曾因为加入了该党派被投入监狱。在当时的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或共产主义者的身份等于罪犯。抵达拉普拉塔时，我得知我的哥哥担任着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拉普拉塔分部（cell）总书记一职。当然，在这里没有迫害。

　　我不喜欢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同时，我哥哥负责让共产主义者与我保持距离。彼时我正在寻找来自革命工人党（POR）的人（且/或是我认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我知道在利马（Lima）一直存在着对革命工人党的镇压，而且我喜欢该党派在报纸上发表的纲领。

　　我们当时身处我哥哥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驻地中的房间里。联邦中心（Federated Center）第一次落入左派之手。我哥哥对我说：‘你知道帕冯（Pavón）做了什么好事，他把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带到了秘鲁学生联合会（Union of Peruvian Students）。’听完这句话，我不再听他讲话了。这时，我的另一个兄弟对他说：‘你刚才的话是在告诉他，他正在寻找托洛茨基主义者。’

　　有一次在为支持秘鲁学生所组织的动员过程中，我遇到了秘鲁人卡洛斯·萨尔金（Carlos Salguín），我对他说：‘你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我正在寻找反叛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革命工人党员或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回答到：‘我的确是秘鲁革命工人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我已经被驱逐出境了。’之后他帮助我与阿根廷革命工人党取得了联系，这样我才认识了彼时革命工人党的领导人莫雷诺，那是1956年。

　　我和其他一些学生离开学校并且去工厂参加了工作[2]。当时在秘鲁有职位的空缺，我们不得不返回秘鲁并在那里建立党派。

　　作为肩负返回秘鲁任务的秘鲁人，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胸怀壮志，而且有幸参加了莫雷诺出席的党领导层的会议。但是我们该如何回去呢？[3] ”

　　布兰科前往秘鲁并不是为了加入农民运动，如他所述，其中心目标是为了协助建立革命党派。在这个目标下，他加入了革命工人党[4]。

　　“到达秘鲁后，我尝试进入工厂工作。但当时工厂的规模都很小而且没有工会，于是我们就尝试去建立工会。最终，我们进入了一家没有工会的炼油厂工作。彼时，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Nixon）抵达了秘鲁。一场秘鲁革命工人党参与的反对其到访的游行示威活动正在准备当中，活动遭到了镇压。就是在那时，我们决定前往正在发生大规模暴动（uprising）的库斯科。于是，开启了另一个故事——拉孔本西翁的斗争。”[5]

在拉孔本西翁的斗争


　　雨果前往库斯科后在那里销售报纸并建立了工会。他加入了拉孔本西翁的农民行列。他因参加库斯科的一次动员活动而被监禁，之后在拉孔本西翁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Workers of La Convención）的压力下获释。在他们的支持下，他成功克服了共产党对他参加库斯科工人联合大会和农民联合大会的障碍。他定居在拉孔本西翁山谷，通过推动和促进农民联盟组织，他成为1961年爆发的以拉孔本西翁省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的伟大领袖。同时，从他加入革命工人党的那一刻起，他就为革命党的建设赢得了农民领袖的支持。

　　“成千上万农民口中‘土地或者死亡！（Land or death!）’的呼喊声将穿越山谷。布兰科到达库斯科后，他发现当地只有六个有组织的工会。到他组织的运动结束时，这个数字将会是一百四十八。1961年7月，雨果·布兰科已经成为拉孔本西翁一名重要的农民领袖。彼时，他正在与共产党就库斯科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Cuzco Workers）的领导权展开激烈的斗争。”[6]

　　一年来，工会化进程、对大庄园的占领以及与警察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在SLATO（拉丁美洲正统托洛茨基主义书记处）中讨论的有关在反对大庄园的斗争中促进农民组织的政策包含了对被压迫民族——土著人——的辩护：“‘印第安人’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尽管将他与梅斯蒂索混血儿（mestizo）和白人进行隔离的墙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坚固，但他们作为受害者所遭受的羞辱却更为严重。他们的语言、音乐、穿着打扮、口味和风俗习惯无一不被嘲笑、被粉碎和被诋毁。……毫无疑问，农村中的斗争就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7]。但是，为印第安人，为被压迫民族的辩护却是一项基本要素。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总是用克丘亚语（Quechua）发声以及我们总是高度赞扬（exalt）印第安人的原因。”[8]

　　如纳韦尔·莫雷诺所说，“浮现出来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如何将土地斗争和为农民投票[9]（这是一项农村群众感兴趣的斗争）与折磨和困扰城市群众——尤其是利马的工人阶级——的问题结合起来。”

　　不幸的是，上述结合并未实现。在秘鲁境外寻找解决办法的努力没有结果。阿根廷《工人之声》（Palabra Obrera de Argentina）派遣其组织的一名领导人前往古巴寻求物质上的援助，但没有成功。因此，农民起义被孤立和镇压，尤其是针对雨果·布兰科的迫害变得更多了。

雨果·布兰科的被捕


　　1962年8月，布兰科及一众同志被迫组织游击队以保卫自己。

　　“可预见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针对我们的强烈镇压导致了一切事情的崩溃，……只剩下农民运动本身孤立地存在着。因为有了农民运动的保护，他们无法把我投入监狱，但我的行动非常受限……正是这种孤立迫使我们从民兵组织变为了游击队。”[10]这一武装支队获得了农民大会的支持。

　　“农民对我们的支持令人振奋，而且几乎是绝对化的。他们给我们吃和穿，为我们导航并保护我们……由于我们的胃和背包容量有限，我们只能从他们每个人手里拿一点点东西，为了不让任何人感到被冒犯……任何付钱的打算都将是一种对他们的侮辱……”[11]。

　　雨果·布兰科和他的武装支队持续在不同地区活动，并以“部门联合会土地改革秘书处”（Secretary of Agrarian Reform of the Departmental Federation）的名义签署了农民大会批准的决议。他们组织了三次武装起义。最终，1963年5月15日，雨果·布兰科被逮捕了。他之所以免于被暗杀，是因为在那些不同意杀死他的抓捕者之间进行过一次讨论。

　　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运动成功地将他的死刑判决减刑为二十五年监禁。八年后，他获得特赦但被驱逐至墨西哥。他从墨西哥去到阿根廷，在那里他再次被监禁，一场新的国际运动使他获得了自由。

　　在被监禁的岁月里，他被选入农民联合会（Federation of Peasants）的领导层这一事实证明了他得到了巨大的群众支持，但不仅如此。聆听他在拉普拉塔对PST激进分子的谈话时，他告诉我们当他受到迫害时，在拉孔本西翁每一栋农民的房子里都有一张额外留给雨果·布兰科的床铺，这非常感人。他还谈到，当他与外界隔绝时，下面的情景对他是多么重要：每天晚上他都能透过一扇小窗户看到在山上用火把写成的“还雨果·布兰科自由”的字样。

　　当他作为FOCEP[12]成员流亡归来时，上述与群众运动同样的关系也得到了彰显。他参加了1978年的制宪会议选举，并成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雨果·布兰科并非一名游击队领袖


　　尽管很多领域（sectors）都将他描述为一名游击队领袖，但这并不是事实。雨果·布兰科一直都是一名伟大的基层民主和大会（assemblies）的捍卫者，这与所有游击队领导人的行为相反，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考虑工人和农民的意见。

　　纳韦尔·莫雷诺在与欧内斯特·曼德尔（热尔曼）（Ernest Mandel（Germain））就雨果·布兰科在秘鲁的行为进行辩论时解释了这一点：“难道热尔曼同志忘记了雨果·布兰科所做的一切的他的自发行为，其出发点都是农民工会而非党主动创建的‘革命军队’么？难道热尔曼同志忘记了武装斗争是农民运动（由雨果·布兰科完成了工会化）在大规模占领土地的情况下抵御政权镇压的必然吗？这场武装斗争——秘鲁的阶级斗争的成果——与整个拉丁美洲和每一刻阶级斗争的大多数人的‘武装斗争战略’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热尔曼同志忘记了这场武装斗争的出现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必然，而不是党和先锋队的主动倡议吗？”[13]

　　我们已经看到了雨果·布兰科关于为什么他不得不采取游击战方式做出的解释。但为了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无可置疑，让我们看一下他在1970年接受Imprecor杂志采访时说了些什么，此次采访内容在《美洲评论》（Revista de América）N1上被转载。[14]

　　布兰科：“菲德尔（Fidel）（译注：菲德尔·卡斯特罗），由于秘鲁政府的国家发展政策和反帝国主义煽动，从而支持这个资产阶级的、亲帝国主义的政府的事实，是非常可悲的。这是一个屠杀农民的政府，一个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与秘鲁工人发生冲突时站在前者身边的政府，一个此时此刻正在镇压学生的政府……。

　　为什么菲德尔要去信任一个与反对农民妇女的政府？为什么他不信任那些为她们自己的土地而战、为在山区战斗的游击队提供衣食和保护的那些同志？难道菲德尔认为只有游击队和资产阶级军队才有能力发动革命吗？菲德尔同志，革命将由秘鲁人民群众自己来发动，而游击队只是他们的武器之一。……

　　从我们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并非将游击斗争视为一种战略，而只是作为在某些特定时刻和环境下所使用的战术。

　　将农村游击斗争上升为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总战略，是菲德尔和切（Che）（译注：切·格瓦拉）所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幸运的是，残酷的现实迫使许多古巴革命主义（Fidelist）同志重新思考。他们逐渐开始明白自己并不是要在机会主义和游击战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机会主义和革命之间做选择。”[15]

今日之雨果·布兰科


　　雨果·布兰科早已远离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组织，目前他是《土著斗争》（《Lucha indígena》）杂志的负责人。

　　与其他很多领导人不同，他没有从“战壕到宫殿”。恰恰相反，以他目前的本土主义（Indigenist）的愿景来看，他一直在持续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捍卫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始终在为农民和土著大会（Indigenous assemblies）的基层民主进行辩护。

　　雨果·布兰科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分歧不会改变那段光荣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他和他永恒斗争致以的崇高敬意。



[1] 组成库斯科大区（department of Cusco）的13个省份之一，位于秘鲁南部。

[2] 雨果·布兰科曾经在贝里索（Berisso，译注：阿根廷的一个地区）的斯威夫特冰箱厂工作。

[3] 与纳韦尔·莫雷诺的对话，他去世30年后的纪念版。雨果·布兰科的证词。马克思主义生活出版社。

[4] 革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隶属于SLATO（拉丁美洲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秘书处），是莫雷诺在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拒绝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之前成立的组织，是在1953年第四国际破裂中对抗巴布洛派（Pabloit）背叛并将组织进行聚集（group）的部门。SLATO中还有其他领导人，如路易斯·维塔莱（Luis Vitale），并将阿根廷、智利和秘鲁政党进行聚集。

[5] 同上。

[6] 阿根廷的劳工和国际主义者的托洛茨基主义，科德（Cord）。埃内斯托·冈萨雷斯（Ernesto González）。

[7] “酋长”制（Gamonalism）是一种由土地所有者控制的权力体系，兴起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970年秘鲁南部的土地改革。并非所有这些土地所有者都是继承了土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诡计从土著人民手中偷走了土地。

[8] 雨果·布兰科，土地或者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

[9] 只有识字的人参加了投票，当时库斯科农村地区的文盲率达到80%（引用于《阿根廷的劳工和国际主义者的托洛茨基主义》，第210页）。

[10] 纳韦尔·莫雷诺写于1961年的信件。

[11] 雨果·布兰科，土地或者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

[12] 工人、农民和人民阵线（Frente Obrero, Campesino, Popular）获得12%的选票。

[13] 纳韦尔·莫雷诺，《政党与革命》（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马克思主义生活出版社，第276页。

[14] Imprecor, 联合书记处（Unified Secretariat）的杂志。《美洲评论》，布尔什维克支派杂志，LIT-CI的前身。

[15] 关于贝加尔（Bejar）、加迪亚（Gadea）和布兰科的报告，发表于《美洲评论》，197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