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邱季龙，2010年）

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

邱季龙

2010年

　　1945年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沉浸在八年抗战胜利的激情之中。一天我到老师周仁生家征求报考高中的意见，第一次遇到王国龙先生，他正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和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他认为抗战胜利的国际大背景是美国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胜利促成的。中国人民从前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恶狼，后门却闯进了美国帝国主义这只老虎。中国将要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只有组织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专制政权，赶走帝国主义，走社会主义之道路才有真正光明的前途。他的阐述使我异常惊奇，顿时眼前一亮，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
　　我上高中时，常到温州《地方新闻社》聆听他的教诲，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春，他一直是《地方新闻社》的主笔，使我有机会了解他非常不平凡而值得纪念的生平。
　　王国龙先生于1914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一）出生于温州市南门的一个贫民家庭。父亲王汉宗原籍平阳，农民出身，到温州城里做豆腐为生。大姐王兰芳温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温州当小学教员；哥哥王国芳，温州艺文学校毕业。后来家境困难，王国龙和他二姐只是高小毕业。在家中，比他大十岁的大姐不仅教他读书，还教他做人。大姐在女子师范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她在教师影响下，成为运动的积极份子。当时参加“五四”运动的大姐的同学和朋友常到家中谈论运动的情况，使幼小的他（五岁）就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
　　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他辍学在家，这时北伐军十七军到达温州，军政治部举办政治训练班，大姐就叫他报名进训练班学习。上课的教材是郑超麟翻译的《共产主义ABC》。当时他只12岁，是班中年龄最小的，对老师讲的不完全懂，但在这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
　　1929年春他到上海东宝兴路江东书店当学徒。这是一间以卖外文教材为主的书店。也卖社会科学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本，日本河上肇旳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出于业务上的需要，他在小学英语基础（他就读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上勤奋自学英语，他阅读社会科学和历史的书籍。1928年冬温州暴动失败后的一批共产党人常到书店来碰头联系，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的曾猛，更是书店的常客。曾猛1925年六月从温州去广州黄埔军校，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入党介绍人是邓中夏和李启汉，1926年7月随周恩来北伐。1927年10月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而知悉苏共党内斗争的实情。当时托洛茨基有很高的威望，是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间，他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当时列宁不在，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是他领导了彼得格勒的工人，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因为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下掀起内战，在紧急关头他担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组建了红军，粉碎了邓尼金等叛乱队伍，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建设命脉的铁路运输彻底瘫痪，又是他兼任铁路人民委员，使铁路运输恢复生机，创造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使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就在蒋介石将要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斯大林还认为蒋介石是最革命的，要中共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四．一二”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之后，斯大林认为汪精卫代表国民党的左派，要中共参加武汉政府，结果三个月后就发生“七．一四”武汉政府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导致大革命失败。曾猛在中山大学了解到当时托洛茨基关注中国的革命，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主张共产国际应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在革命高潮时要建立苏维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被斯大林封锁，不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斯大林反而把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名嫁祸到陈独秀头上。中山大学的学生当时分成支持斯大林和赞同托洛茨基两派。曾猛选择了托派。1929年1月，中共中央提前调曾猛回国到中共秘书处工作。他利用江东书店向王国龙等人传播托派思想观点，介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要》给他阅读。王国龙在江东书店近两年中读了不少英文小说和社会科学书籍，在思想上基本接受了托派的政治观点。
　　1931年王国龙回到温州，当时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刊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各派文章，他赞成李季、杜畏之的托派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猛从上海连续给他寄托派刊物《火花》。1932年秋，温州警察局查到寄给他的《火花》，以“危害民国罪”将他逮捕。其实王国龙当时并未参加托派组织，只是思想上接受托派的观点。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才由法院宣判徒刑两年六个月，刑满时县党部派人与他谈话，说刘仁静都已靠拢国民党了，你还不......，王国龙回答说：“他是叛徒。”就凭这句话不仅不释放，还将他押到杭州反省院待了七个多月才放出来，他在看守所的拘押期两天抵一天刑期，这样前后共坐牢四年。在这四年中，他在监外的朋友支持下读了大量英文小说和历史书，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出狱后以当家庭教师为生，教英文、中文、古文。
　　1937年深秋王国龙参加了曾猛等人建立的温州托派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温州托派成员和外围份子都参加抗日团体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抗日救亡。1938年春节温州托派组织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第二届干事会，曾猛为书记，王国龙为七名领导成员之一。成立外围组织救亡大同盟，出版刊物《工农兵》。温州民众教育馆举办对市民的时事讲座，聘请王国龙每星期讲一次，分析抗日时事形势，指导民众抗日运动。听众中的叶学廉和叶树芳，原是上海针织厂修理工，上海沦陷来到温州针织厂工作，他们深受日寇侵略之苦，主张抗日，对王国龙讲的抗战知识和理论很感兴趣，要求王国龙对他们厂中当前遇到的问题给予指导。针织业工会在大革命时期是很活跃的，大革命失败后属于黄色的总工会，只向工人收会费，不为工人谋福利。抗战期间温州针织业有较大发展，女工人数增加到三千多人，但工资极低。于是王国龙在曾猛指导下，和干事会成员钱川深入到针织工人中，向他宣传托派抗日观点，号召工人要团结起来，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改选工会。工人推选叶学廉等人为工会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结果谈判成功，工资增加了，叶学廉、叶树芳得到工人信任，工人斗争积极性提高了，致使工会改选成功，叶学廉被选为针织工会理事长，钱川担任工会文书。王国龙参加到工会工作中，在曾猛协助下在职工会中建立托派外围组织救亡大同盟，进行抗日活动，组织女工参加军训和救护等战地服务工作，针织业工会活动更加活跃，引起资方恐慌，要求国民党县党部取缔工会，遭到工人反对。县党部对工会不好动手，就把王国龙抓起来，关押在警察局看守所。县党部知道王国龙是托派，但逮捕的具体活动证据不足。曾猛通过社会关系对王国龙实施营救，关押了两个多月后获释。资方见工会活动日趋剧烈，遂采取关厂，停止生产，转而开店销售从上海购进的袜子，迫使工会解散。曾猛提出应付措施：全体工人在厂内静坐罢工，并监视资方的行动。叶学廉等人发现资方购进的袜子是假冒上海袜厂的日本货，于是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致使日货被没收，挫败了资方的阴谋。
　　县党部为制止针织工会日益高涨的工潮，逮捕了工会理事长叶学廉，引起工人强烈反对，愤怒的女工自发组织，冲进县党部，砸了办公室，然后宣布罢工。曾猛一边进行营救活动，一边透过叶树芳，组织工人到防守司令部请愿，并争取其它工会工人支持请愿游行。当天针织业三千多人，加上其它工会声援的工人，游行队伍塞满了司令部前的整条街道，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温州城。司令部参谋长答应派人到警察局让叶学廉与工人见面。叶学廉登上桌子，鼓励请愿工人继续斗争，直至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千万不要散掉。”在工人的压力和曾猛的营救下，叶学廉不久获得释放。温州托派第二届干事会期间成立了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运动的工作委员会，王国龙为其成员之一。他除了参与针织业工会等工人运动，还参与指导平阳郑楼师范学校反特务校长王德懋的罢课学潮，联系指导多个农民小组，宣传抗战形势，提出农民当前应该怎么办。在土地问题上，托派主张地主的土地归贫农，获得农民的拥护。
　　1939年5月王国龙代表温州托派去上海向托派临委报告温州的组织活动情况，见到托派领导人彭述之和刘家良。彭述之要他留在上海参加建党训练班，由彭述之讲课，内容是从第一国际开始一直讲到第四国际。在训练班里认识了蒋振东、籍云龙、毛鸿鉴和后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的王振华等托派成员。一个多月后回到温州，由于叛徒告密，曾猛、王国龙、陈又东、余嘉等六人被警备司令部逮捕。过了一个多月, 曾猛和王国龙两人被解到金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两个多月后金华军法官通知对温州情况不了解，不受理他们的案子，又解回温州，先在警备司令部后又关押在温台防守司令部监狱。至1939年冬, 王国龙患恶性疟疾，连续二十多天高热39-40度，监狱的医官是他的小学同学，用尽了各种药物均不见效，遂请瓯海医院内科主任胡长庚医师诊治。胡医师是王国龙的朋友，他看后说要马上保外就医，否则必定死在牢中。从而保外出狱，当时身体极度虚弱，两条腿已不能行走了。这是他第三次被捕。
　　在家疗养了半年，至1940年夏能走路了，彭述之叫他去上海，要他先专心读些托派理论书籍，给他两本书：伊罗生《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和美国黑人托派写的美国出版的《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并要他在上海过组织生活。刘家良代表临委会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会，介绍临委委员对抗日战争性质的不同意见：郑超麟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日本天皇和中国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应采取“失败主义”。王凡西开始认为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但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变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一部份，抗战就变质了，于是同意郑的“失败主义”。彭述之和刘家良认为抗战始终是进步的，应支持抗日，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们之间的争论成为托派后来分裂为少数派与多数派重要的理论根源之一。
　　1942年彭述之征得蒋振东同意，任命王国龙为托派临委会秘书，处理中央事务工作。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上海与温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且充满危险，王国龙既来回奔波于温州上海之间，要从事温州托派工作，又要承担临委会各种具体工作，包括同志被捕后的应变，藏匿文件档案书籍，安置领导人家属，指导法文日报馆排字工人罢工和刻印《斗争》报等等，直至1944年冬回温州。
　　温州托派组织自1939年初秋曾猛、王国龙等六人被捕后，干事会瓦解而停止活动。1942年彭述之委派王国龙进行恢复温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上海托派临委会已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在温州坚持托派思想的成员中，以曾猛为代表的一部份人认为在弄清多、少数哪一派正确前，是无法恢复组织的。因此恢复活动一时无进展。后来王国龙决定，先把同意恢复组织的人组成小组，在组织生活中再讨论多、少数派的是非问题。其间，受留苏回来温州中学教书的安明波托派思想影响的周仁生表现突出，活动能力很强，王国龙找周仁生谈了温州托派组织没有恢复成功的原由和恢复组织的迫切性。周仁生与安明波商讨，于1945年秋提出不用属于上海临委会的名义，另取名“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经有关人员讨论。同意用“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的名称恢复组织。曾猛没有参加。挺进社建立后，在中学生和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外围组织成员。至1946年秋周仁生等人去上海参加彭述之举办的训练班，然后参加托派多数派，另一部份挺进社成员到上海参加托派少数派，而留在温州的王国龙等挺进社成员都为多数派观点,从而温州的托派组织便由“马克思主义挺进社”变为托派多数派的温州支部，挺进社的外围成员在1947年2月成立温州托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发展其外围组织“读书会”，使托派思想在温州各中学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广泛传播。
　　王国龙自1930年底离开上海江东书店回温州，为革命事业，从未考虑为自己谋求有工资收入的正式职业，虽在温州有一定名望，但生活非常困苦，直至1945年受聘于温州高等商业学校任历史教师。一年多后，托派钱思敬在上海暨南大学参加学运被开除，回温州无工作，生活困难，王国龙就将自己的教师工作让给钱思敬，自己腾出白天搞托派活动，利用晚上时间写稿，兼任地方新闻社主笔，但微薄工资还不足够家庭开支。后受聘于温州普华电灯公司，工资较高，遂将地方新闻社那份工资给了仅靠地方新闻社工资而家境困难的同事，自己仍担任主笔直至1949年5月。由这两件事足以看出王国龙品格之高尚。
　　自“马克思主义挺进社”成立后，王国龙领导的温州托派活动的主要工作是学生运动，在青年中发展托派组织，扩大托派思想影响。1946年“沈祟事件”中，托派号召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举行的示威游行。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托派提出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号召学生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学生运动。到闹市区张贴反蒋标语，自编反饥饿反内战歌曲，在游行时伴随口号歌唱。
　　1948年1月，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温州塘河僻静处的船上，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王国龙出席作形势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地主阶级，实施买办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反抗帝国主义资本输入，也无力反对地主阶级，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只有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过程中附带完成，即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指引的道路。
　　1949年5月7日王国龙从温州到上海参加托派江浙临委，钱川将从温州到上海参加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交给王国龙领导。他遂将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区中心和南区中心两个小组，为解决其中一部份人的吃饭、住房困难，发动托派党内有工资收入者募捐。当时暂停对外活动，组织两个中心成员学习讨论，从理论上认识中共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至当年10月间，南区中心的叶征庆告密，钱川、赵养性首先被捕，王国龙等江浙临委和北区中心的成员大部份相继被捕，关押在学校等单位，时间不长。最长的钱川、赵养性关押12天．短的如王国龙等人24小时被释放，释放前经过个别谈话，对王国龙讲的内容为：这次不是有计划逮捕你们，是你们自己暴露的；希望你们遵守纪律，不能再活动了，否则就不客气了。这次被捕很快释放表明中共中央还不准备逮捕托派，但亦表明公安机关己掌握了上海托派多数派的情况，江浙临委中虽然还有两人没有被捕，但不可能再活动了。托派多数派江浙临委随之瓦解。钱川等人去了香港，王国龙等仍留在大陆。时隔三年．1952年12月22日，中共对托派全国大搜捕，不仅托派党团成员无一例外，连参加过读书会外围份子甚至同情者和一些亲戚、朋友、同学也都波及，只是后者大多以学习班名义关押半年左右释放。托派党团成员分别判处徒刑，王国龙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重刑一号监关了20年，其间曾在监狱翻译组和郑超麟、杜畏之、周仁生、喻守一等托派一起翻译外文。王国龙翻译过有关彩色电视机生产设备技术资料，北欧国家的无线电、助听器等技术设备资料。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王国龙，喻守一等人转到周浦玻璃厂，周仁生等人到上海青浦劳改农场。这时开始给生活费，可以买《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学习。其间，王国龙、周仁生、喻守一三人合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七年后，1979年6月5日，郑超麟、王国龙、周仁生等十二位托派终于被释放，前后共羁押27年。
　　出狱后，王国龙和周仁生回到温州，周仁生在温州教育学院任英语教师，深受学生欢迎。王国龙配合批改作业，翻译国外报刊杂志文章，着手翻译世界传记名著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一卷，周仁生译第二卷。第三卷共六章，周仁生译前三章，王国龙译后三章，全书译成后，因出版问题，几经周折，中央编译局同意出版，但第三卷要采用编译局施用勤等三人翻译的。全书于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发售。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本好书之一。细读第一、二卷，品味译者对原著描述的事件政治背景和论述的透彻理解，文字表达的确切、清晰、流畅，表明译者的精深中、外文功底和素养，真可谓炉火纯青。
　　九十多岁的王国龙，仍一直关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动态，在资料极端缺乏情况下，努力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视力越来越严重减退，还坚持用高倍放大镜艰难地阅读中、英文报刊书籍。就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我拜访他时，还与我商量待天气暖和一点去做白内障手术，希望视力恢复到能翻译文稿，继续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没想到2010年4月4日，九十六岁的老人王国龙遽尔悄然地走了。我们为失去他这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无产阶级忠诚的老战士而深沉悲悼和惋惜！
　　王国龙从童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以来，躬身力行，一贯坚持革命信仰八十三春秋，置个人与家庭安危于度外，致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思想，坐穿国共牢底三十二寒暑，坚贞不屈，不愧为无产阶级坚强的职业革命家。他所选择的道路千辛万苦，而前程光辉灿烂！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37卷第1期（总第228期） 2010年7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