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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洁霜烈士事略

黎超良

(1984年)


  〔来源〕本文载于《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说明〕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均系中国托派成员,王振华,原名王树本,化名流星。早年由北大经济系毕业。30年代参加托派组织。30年代初托派中央多次遭到破坏,骨干成员几乎尽数被捕。作为新成员的王振华,伙同刘家良等年轻托派,参与刘仁静夺取中央机关的阴谋,宣布将陈独秀等老人开除,使得勉强维持的中央机关彻底瘫痪。1935年,刘仁静与王振华等被国民党尽数逮捕,刘叛变投敌,王振华等则被判刑。1937年国民党大赦政治犯,王获释出狱。之后被派往香港工作,期间认识了黎洁霜(香港托派成员)。黎洁霜,广西梧州人,在香港时便加入了托派组织,任支部书记。黎家境富裕,而王振华则是一个穷小伙,他们俩的爱情遭黎家人之反对,于是黎离家出走,追随王赴重庆参加托派工作。王担任重庆托派机关报《工人呼声》主编,负责理论宣传工作,平日散发自制传单,主持读书会。黎则入重庆女师学院学习。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致重庆托派组织全遭破坏,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也因此被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贵州息峰,后被关押至白公馆。1949年11月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全家四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官僚们在八十年代先宣称“王振华宣传抗日主张被托派中央开除”,后又称“他们在狱中思想上完全转变为共产党”,因此恩赐“烈士”称号(详见赵芳举《王振华、黎潔霜评烈的前前后后》)。这种假惺惺的“赠谥”,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不过是假借革命的幽灵,来粉饰官僚们治世的“天公地道”。


  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殉难人员中的黎洁霜是我的大胞妹,原名黎琦清。

  我家祖籍是广西苍梧县林水公社林水大队。父黎庆裕(地主兼商人)清末宣统年间到梧州经商,早死。我们由生母黄衍文(1979年去世)抚养长大,长期在梧州生活。同父异母有三个姐姐,皆家庭妇女。胞兄黎超贤,是国民党官吏,于1950年逃亡香港。我尚有个细胞妹黎琦新,是共产党员,1940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来安县牺牲,生前是该县屯仓区区委书记。我这两个妹妹的性格各异。黎琦清文静好学,由于她的语文好,深得高、初中语文老师的青睐。黎琦新较聪颖,性格泼辣,敢于斗争。她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都是年轻时,先后为革命牺牲。她俩是我永远悼念的亲人!

  黎琦清(洁霜)烈士于1920年5月(农历)出生。她读的小学是省立梧州女中附小,1932年升上女中后转苍中(后与二中合并,改为梧州初中,即现在梧州一中)。在初中时,她就长期订阅《中学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那时她逐步树立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自立的思想。她在童年时,对家中婢女很尊重,平等对待。1936年春,她赴南宁集训(当时桂系规定初中毕业后要集中军训一期)。同年6月间,桂系发动反蒋的假抗日运动。她参加了桂系组织的第一届广西学生军,视野扩大了。从那时起,她开始认真地阅读社会科学、苏联文学及我国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在学生军时,她虽曾和桂系特务王公度一伙中某些人有过接触,但事后她亦逐渐认识他们的丑罪面目。她说:“曾到过苏联留学的人,为什么返回广西还当上高官呢?”她对李一麆(梧州警察局长)1936年冬镇压梧州学生的反内战游行更为痛恨。

  广西学生军复员后,她于同年9月升入西大附中(后改梧州高中),受进步同学影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的广西大学读书会,认识了高朗如、宁培聪、陈志明(均系共产党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经常和进步同学热烈探讨如何团结抗日,如何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等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联蒋抗日有怀疑。

  “西安事变”发生后,梧州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团结抗日)。她热情地参加这次游行。事后,西大当局奉桂系之命,对参加这次游行的学生都给予各种惩罚,她遭到留级的处分。经此事件后,她认清了桂系的抗日假面目,她认为联合各派军阀抗日很不可靠,要提高警惕,要时刻提防他们出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桂系再次组织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她怀着爱国热忱报了名,但因受母亲阻挠,没有成行(黎琦新在南宁参加学生军,没有受到母亲的阻挠)。她曾为此而痛哭,但并不气馁,而是热情地投入西大学生的救亡运动。她参加街头剧演出一《放下你的鞭子》,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能歌善舞,喜爱演剧。“梧州爱国话剧社”每次演出都邀西大学生会参加节目,她多次参加演出。她是西大附中女生中活跃的一个,一反过去的文静性格。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的工作中去。当时仅17岁。

  广州沦陷后,梧州形势紧张,大哥黎超贤(中山大学学生)与中大教授高承元,助教梁某接踵来梧州。高承元当时是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的少将参议,属于李济深领导。他们在我家商谈如何展开华南的抗日工作。他们依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两文的论点来分析我国当时的抗日形势;高、梁等还高谈马克思学说。黎琦清认为他们是进步的抗日派,遂要求参加他们的抗日工作。1939年春,梁某和黎超贤奉高承元之命赴香港筹办日报,她便随同前往香港。梁等到港办报不成,遂各奔前程。梁某不知下落,高承元和黎超贤均返中大。黎琦清发觉高承元只是口头抗日派,遂跟他们脱离,自己滞留在香港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她留香港(1939-1940年)期间,跟王振华相识。她仰慕王抗日坚决,才华洋溢,品性纯朴,遂与王相恋。

  1940年10月,黎琦清和王振华结伴从香港返梧州。王在我家停留二十余天,他便赴重庆《新蜀报》当记者;黎琦清则由黎超贤介绍到贵县中学当语文教师(一个学期)。我和他俩相处的二十余天中,得知他俩很认真学习《法国农民战争》、《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革命经典著作。当时我从王振华的反对国共合作抗日,主张反蒋抗日的言谈中,我怀疑王是托派。我背着王振华向黎琦清诘问,她承认他俩是托派。我反对他俩的政治主张,且反对她与王相爱,认为他俩走上了歧途。

  1941年夏,黎琦清到桂林投考大学,伪造(广州私立金陵中学的毕业证书),才用上黎洁霜之名。她考取了三间院校,但由于她迷恋王振华,遂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前在南京,后迁四川江津)读书。与她同赴该校就读的尚有三名梧高学生——区瑞莲、王巧云、苏志鸾。她们四人均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保送的。

  黎琦清于1941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国防部兵工署逮捕。女子师范学院将兵工署致该校的公函转给我。该函说王振华秘密在该署辖下工厂发散传单,煽动工人罢工。又说王振华是第四国际。黎洁霜原名黎琦清,她是王振华之未婚妻,因参与王之活动,故将她逮捕云云。从此,我们也认为她俩夫妇是“托派”,便不再理会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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