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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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游击队，或是半正规的武装力量。这在欧洲和亚洲称为“抵抗”“民抗军”，或称“游击队”。他们做了许多鼓舞人心、慢慢地破坏敌人正规军队的事情。他们在敌占区和半敌占区进行活动。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恩格斯指出过这种群众性战争的巨大意义，这种战争是当时战败的法国用来反对胜利的德国的。他认为，“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群众参加战争不是一件例外的事，而是一个规律。”^[1]恩格斯描写了普鲁士残酷地镇压游击队，但是他也指出，然而“在美国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统治下，在西班牙的法国人，一八四八年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奥地利人立即被迫把人民群众的抵抗战争完全当作合法的战争。”^[2]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军官把被俘的游击队几乎总是当作歹徒和匪盗。
　　游击队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有如此广泛的、有组织的、成功的基础。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西方的法国直到东方的中国。游击队常常是，但并不总是与正规军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种游击运动的广泛地发展、这种群众性的对敌人的抵抗，表明了战争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人民群众自己的武装行动的基本重要性，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即在德国开始侵略苏联之后的第十一天，即号召到处组织游击队。他说，“在被占区内，必须组织骑兵或步兵游击队，组织军事破坏队，以便与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烈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毁坏电话、电报交通，焚毁森林、仓库、辎重。在被占区内造成使敌人及其走狗们困苦不堪的条件。到处追逐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3]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也去发展游击力量。
　　在大战的整个地区中，富有战斗性的游击队政策需要真正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政策是被人民群众所应用。在这种危险的工作中，共产党员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是战争的领导，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比的勇敢精神，坚强的组织和纪律性，不倦地献身于事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血海深仇，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在城市或乡村组织游击队时，共产党面临毒辣的警察的迫害，必须过着地下的政治生活，这种广泛的经验对他们很有用。
　　一般说来，抵抗是建立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所有愿意与法西斯作斗争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是应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制定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策略又一例证。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他们的领导者常常希望使抵抗力量的士气消沉，其借口是德国人的野蛮的镇压会吓坏人民力量——这是十足的谬论。另一方面，共产党有一个勇敢的战斗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整个的抵抗运动几乎要失去作为战斗力量的价值；这个政策是工人农民群众所拥护的。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给予游击运动以坚强的领导。很典型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宣称，“希特勒占领国的工人将重申他们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天职的决心。每一盎司的精力和每一点技术都被他们集中起来以瓦解凶恶的敌人的军事生产和军需的供应。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射击和爆炸，破坏为敌人工作的机器设备。”^[4]共产党和共青团到处有力地执行着这种政策。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他们大多数在被占领的国家中消失了。普来斯说，“在政治方面，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在法国沦陷以后就停止了活动。”^[5]
　　抵抗或游击战运动除了在使法西斯轴心国在军事失败上起了巨大作用外，对于在战争结束时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战后政治形势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苏联的游击队

　　俄国人民有着群众性抵抗暴君的、悠久的、丰富的、游击战争的传统。在过去几世纪中，有许多次农民起义反对残暴的沙皇，经常是具有游击战争的性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进入莫斯科和离开莫斯科的可怕的远征中也尝到了俄国游击战争的痛苦的致命的滋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因此，在一九四一年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时，苏联人民已有许多游击战争的老前辈来指导他们。
　　斯大林号召发动游击战争并实行“焦土”政策，给整个欧洲进行这种战争以很大的鼓舞力量。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加盟共和国和巴尔干的游击战运动的规模特别巨大。苏联广泛的游击战争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可尔纳卡夫说，“它早在事先就组织好。每样都准备好了——男人、女人、青年，他们的武器、军事训练、士气。”^[6]游击队的力量是红军的一部分。
　　游击战争也是斯大林取得战争胜利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的政治军事策略的一部分。它服务于一个目标——进行“纵深的战争”。可尔纳卡夫这样描写过，“我们可以说，纵深的战争的巨大策略计划如下：红军在前线作战，游击队散布在德国所有的后方；武装的人民使它不能伸到苏联的后方。”^[7]
　　集体农庄制度很适宜于游击战争的发展，每个农庄成为爱国主义的抗战的中心。在整个苏维埃社会秩序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对于强大的游击队组织的另一有利的因素，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这种坚固结实的防御战争。
　　游击队常常包括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红军正规部队的支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德国前线后面整个土地。例如，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附近有三千方公里的面积被游击队“占领、控制、管理”，他们通过德国的前线把给养送给被围的城市。^[8]在国内被德国占领的其他许多地方，存在着这种游击队控制的“岛屿”。
　　游击队有组织地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报与电话线，等等。它使得德国军队的整个支队来进行修理，如果他们在做这种工作时的队伍较小，那就会被消灭掉。史龙这样描写游击队如何在农田上应用“焦土”政策：“挤牛奶的姑娘从集体农庄上把牛赶到长着谷物的田地，践踏它，毁坏它。妇女用镰刀把谷物割下来，拖拉机被用来把谷物压进地里。整个种着甜菜的田地都耕了一遍。猪都被宰掉了，送到附近的红军连队里。猪栏、马厩和牛棚都被毁坏了。最好的马匹被赶到森林里以供游击队战士之用，农具也被击毁了，池塘干涸了，当地的糖厂被破坏了。”^[9]
　　游击队给法西斯敌人以巨大的损失。明兹说，“在十个月当中，列宁格勒地区的游击队歼灭了近二万一千名德国士兵和军官，破坏了重型和轻型的坦克一百一十七辆，装甲车二十五辆，飞机九十一架，运油车一百辆以上，摩托车两千辆以上。根据斯摩林斯克地区仅仅二十八个单位的报告，游击队消灭了一万五千八百名德国的士兵、军官、间谍、奸细，破坏了飞机二十七架，坦克三十四辆，俘获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据估计，仅仅白俄罗斯一地，游击队就消灭了一十五万德国人。^[10]许多前线的这些数字的总和，可以体会到游击队所做的对敌人的巨大损失。
　　游击队战士们对法西斯分子心理上所做的损失并不比他们在物质上所做的破坏次要。札契卡罗夫说，“游击队使纳粹心惊胆战，敌人不敢在村子里露营，他们在村外过夜，挖战壕，煞费苦心地布置哨兵。”^[11]在被俘的一个德国军官身上找到一封典型的信，内容如下：“该死的，在以前任何的战争中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不能在森林中打鬼。当我写这封信时，我望着落日，无限恐惧，不寒而栗。最好不要去想它。夜幕已降，我感到在黑暗之中鬼影正在静静地爬上来，我的心里打着寒战。”最著名的游击队之一是一个老年人领导的，称为“老祖父队”。
　　明兹说，“德国人以最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游击队。如果他们在任何村子里抓到一个游击队，他们常常要焚毁整个的村子。他们往往要抓上村里居民的一半作为人质，并成批地枪决。在暂时被占领的苏联地区遭受的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如此，这种恐怖并没有破坏苏联人民铁的意志，广泛的游击队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大大地低估了苏联人民“深入的战争”的各方面的力量——红军的空前惊人的力量、辉煌的前方后方良好的组织和对战争的支持，以及游击队的惊人的战斗能力。希特勒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在生产领域、人类自由的领域，或军事行动的领域都是无可比拟地胜过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希特勒就是这个腐朽制度的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在人民中国那样更能成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是最适合于该国情况的战争形式。毛泽东这样提到它：“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12]中国人民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自然的武器来沮丧他们的敌人。
　　自从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出卖革命造成内战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战场上继续保持强大的游击队的力量。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些队伍有了巨大的发展，他们成为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所不能控制的一种威胁。一九三八年，人民军队的主要军事领袖朱德说：“各级游击队的联队中有着数百万英勇的千锤百炼的战士。”^[13]在整个这几十年痛苦的战争年代中，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中国人民能够控制大量的土地，在战场上能保持正规组织的军队。这是巨大的游击队组织的根据地。在菲律宾、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有较小的而重要的抗日游击队的运动。
　　游击队主要是农民组成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直接的武装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分子在这些队伍中。朱德说，“中国人民，不论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在游击队的各级联队中作战。”青年在所有这些英勇的队伍中是主要的动力。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游击队的活动中一如在革命的其他许多方面具有光荣的历史。妇女和老年人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他们一面骚扰敌人，同时也帮助当地的农民，也就是他们的兄弟、朋友、邻居，种植并收割谷物；他们也是有效的宣传员，他们积极地从政治上组织当地群众。总之他们是培养革命领导干部的大的学校，特别是在农民中。
　　游击队尤其重要的是人民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起作用有赖于他们能够表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就中国情况来说，特别是农民的意志。游击队的组织是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一书中说，“士兵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去之前，司令员先要征求他们的同意。任何东西损坏了，……主人能得到金钱方面的赔偿……作战时，当地居民帮助运送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14]这种具有最大的军事价值的合作是游击战争制度的核心，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或国内的反动派决不能得到这种合作。
　　中国人民的游击队不是零零散散的小组，而是训练有素、有组织的队伍。例如，毛泽东说过，“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5]在这些游击队中发展成为正规的红军组织。毛泽东这样描写了当地的发展过程。他说，“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16]人民中国是游击战争的标准地方，这些队伍有系统地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军队。
　　日本和蒋介石的正规的军队，拥有比游击队远为优胜的武装，但是不能与在他们的后方到处出现的革命的游击队抗衡。这些队伍用向敌人夺来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避免重大的攻击，出其不意地在晚上袭击敌人，他们摧毁小的军队，破坏运输路线，破坏工业，等等，给敌人以不可估计的打击。朱德说，“游击战争挫败了敌军的士气；因之大大地有助于我们的正规军。”^[17]在战争中，游击队为正规军建立了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在中国广泛地表现出来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主要是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些侵略者完全不能控制他们的军队所占领的地方。他们只能依靠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但是广大的乡村多少都是由游击队控制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障碍。它象征着人力的重大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它把侵略军队与乡村隔绝。蒋介石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的长期内战中有很多同样的经验。然而在最后一次内战时期，即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巨大的、很有组织的、以美国供应给蒋介石的武装充分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甚至能够占领最大的一些城市，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蒋介石和日本人都以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游击队，不分皂白地拷打农民，将他们处死，焚毁他们的村庄。但是这种恐怖行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战胜了这种野蛮的屠杀。游击战争的极其广泛性以及它在取得对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的、彻底的人民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了无数的农民英雄的勇敢精神。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在东欧，红军的战斗精神的影响特别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为发展，游击战运动特别强大、广泛、有效。这包括了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游击战运动在大战初期就已进行，随着红军最后解放这整个地区而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中，他们也成为很重要的力量。他们都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支持，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给予少量的援助。
　　抵抗运动是在广泛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组成的，共产党在各种情况下领导建立这种组织，并在战场上领导实际的斗争。希腊的抵抗运动在其组织上是典型的，包括有农民党、社会党、共产党、人民民主联合会、自由青年、统一总工会、各种妇女组织、泛希腊青年组织，加上一些主教，甚至以前的保皇党。南斯拉夫的组织也相似，它包括共产党人、斯洛文尼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克罗其亚农民党、工会、青年体育组织，以及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塞尔维亚农民党的左派。^[18]凡是有托派分子的地方，这些托派分子总是起分裂作用。
　　一般来说，抵抗运动的纲领具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南斯拉夫的纲领是很典型的，它建议，“把国家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真正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战后社会生活和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措施都由真正由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人民解放运动充分地承认克罗其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马其顿和其他民族的权利。”^[19]
　　东欧的游击战运动给轴心国家及其傀儡政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例如，在保加利亚，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警察报告指出，游击队进行了八十二起破坏事件，四百一十五次武装进攻。^[20]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游击队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活动，牵制了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师团的兵力。在南斯拉夫，游击战运动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约牵制了二十个德国的师团，希腊的民族运动打败了墨索里尼的军队，阻碍了德国的国防军，当战争结束英国军队进入希腊时，他们已占领了全部国土的五分之三。
　　在捷克斯洛伐克，战时虽有纳粹的恐怖，仍有很多地下活动。在奥地利也是这样，那里有一个广泛的自由阵线。甚至在德国本身，那儿所进行的反希特勒的地下活动远远要比一般所了解的为多。一九四四年在欧洲的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艾伦·杜勒斯报告称，“在德国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它指导并调整在德国的共产党活动。这个委员会已经与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员会有接触。它的力量由于俄国数百万战俘和工人的出现大大地加强了。……极端“左倾”的趋势已占有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21]虽然如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对于具有战斗性的游击战活动是强大的障碍。

西欧的抵抗运动

　　被法西斯占镇的所有西欧国家多少都有充分发展了的抵抗运动——如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它们具有广泛的政治性，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自由派分子、天主教徒和其他团体，特别是青年团体。许多机会主义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眼望着将来政局的发展，也附和抵抗运动，他们的意图是想扼杀运动的战斗性。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战斗队伍中和实际的游击队的工作中都是领导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反共分子波尔堪诺不得不这样说，共产党在法国“终于有效地控制了抵抗的武装部队”。^[22]盟国政府认识到游击战争的合法性，给予一定数量的武器和款项，作为正式的鼓励。驻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来控制他们自己国家的抵抗运动。
　　在意大利，共产党英勇地与法西斯政权斗争了二十多年。在这艰苦的斗争中，党的领袖安东尼奥·格拉姆奇和许多其他人都牺牲了。“墨索里尼法庭判刑的政治犯有一十四万人，其中85%是共产党员。”^[23]自从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以来，反法西斯战争是以两党紧密的合作为基础的。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斗争大大地前进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建立了广泛的民族反法西斯阵线；^[24]民族解放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组成。它包括了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激进党、自由党、劳工民主党，它指导着日益扩大的地下运动。梵蒂冈进行两面活动，它有力地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在天主圣体的压力之下，以其基督教民主党参加民族阵线。^[25]一九四三年三月，米兰、都灵及其他北部城市的工人宣布总罢工，参加者三百万人，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这个总罢工以意大利北部全部的总暴动来结束。同年七月墨索里尼被迫辞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们在涸木湖公共地区把他和他的情妇吊死了。抵抗运动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法国，共产党势力也很强大而且有良好领导，抵抗运动也同样地有力而活跃。从战争一开始，地下运动就领导罢工（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卡雷的一十二万煤矿工人罢工），它并积极地从事延缓或破坏军火生产，阻碍纳粹的交通运输的各个系统。它在揭露维希的卖国分子方面也特别注意。因为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的参战，战争性质也随着改变了，所有这些活动大大地增加了。
　　共产党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在严重的战争危机中，他们作为法国民族的真正领袖在前进。一九四一年五月，法国共产党第一次号召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阵线。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个地下组织，包括共产党和戴高乐派在内，发布了类似的号召，最后，一九四四年三月建立了民族抗战委员会，它是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民主联盟、共和联盟党、总工会^*、基督教工会、各种武装游击队组成的组织，当然还有青年组织。民族抗战委员会的总纲提出“密切配合法国和盟军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以解放我们的祖国。”^[26]
　　共产党人要求一个军事行动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真正地损害纳粹。然而，戴高乐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比起冒着生命危险去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分子来，对于从政治上控制抵抗运动更加有兴趣，他们不重视所有的军事行动，其借口是这会引起更严重的报复。他们的政策是“等着瞧”的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行动的时刻”才会到来。纳粹的报复的确是可怕的，在占领期间，共产党人由于遭到杀害，损失了七十五万人。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类恐怖主义，但是参加抵抗运动的精神是不可能被征服的。^[27]法国公开的游击战争首先发生在萨伏伊，不久在中部高原和比利牛斯山区也跟着发展起来了。这些就是著名的“马基”，他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游击队射击手所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四年初，据估计有三万个“马基”在战场上。这个运动在整个抵抗力量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将军宣称，法国的抵抗运动对他来说值十五个师团，但是其他的人说它等于上述数字的两倍。一九四四年九月，有五十万个武装的战士进行抵抗。^[28]这整个运动有许多妇女参加，它的目的是推翻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华生能够说，在纳粹最后的打击中，巴黎主要是由它自己的抵抗力量所解放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一七四页，俄交版。

^[2] “世界新阳与评胞”，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

^[3] 斯大林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一六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4] “世界新闻与评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5] 约翰·普来斯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一六页，一九四五年伦敦版。

^[6] 塞尔盖·N·柯尔纳可夫著“俄罗斯的战斗力量”，第二〇五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7] 同上，第二〇六——二〇七页。

^[8] 同上，第二〇六页。

^[9] 柏特·史龙著“俄国抗战”，第一五五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10] 美苏协会著“战时的苏联”，第六页。

^[11] 路西安·札契卡洛夫著“战斗的俄罗斯之音”，第二〇六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1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〇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3] “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14] “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第二五页，一九三八年纽约版。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三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6] 同上，第一卷，第一〇二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7] “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18] 马克辛·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一一、一七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19] 同上，第一二页。

^[20] “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四六年索非亚版。

^[21] A·W·杜勒斯著“地下德国”，第一三七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22] 弗朗士·波尔堪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四四一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23] 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三六——三七页。

^[24] “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九月。

^[25] L·H·拉赫曼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凡蒂冈政策”，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 这里指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两个总工会合并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国统一的工会。——俄文编者

^[26] 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二八页。

^[27] 法尔南得·格兰尼尔著“法国射击手和法国游击队”，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28] 皮尔·孟陶般著“共产主义教程”，一九五0年七月巴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