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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55年
肖弋戈 译、田七 校
在马克思主义组织内部，任何严肃的讨论都有两个方面。[1]它源于正在发生的事件，并倾向于回应因这些事件而产生的行动需求。在这一点上，任何非人为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实用性。然而，所提出的答案及其背后的方法会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并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甚至影响到同一代人对未来问题的回答。根据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任何严肃讨论都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而不受其产生的具体条件的限制。
然而，要判断这种普遍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思想从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马克思关于沙皇俄国在十九世纪欧洲作用的思想，不应因为今天某些变节者利用它们为他们参与反苏十字军东征辩解而受到谴责。同样，也不能严肃地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71年战争期间的态度支持了1914年的社会爱国主义，因为他们在德国和法国分别支持了国防。
必须客观地判断一种思想流派的历史价值，其实用价值也应如此。正如我们不是根据朋友或敌人的意见来判断这种实用价值，而是根据这些思想对特定社会状况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来判断它们的实用价值一样，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些思想对长期社会发展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来评估其历史价值。
诚然，不同政治和社会群体对特定思想的反应方式确实是其总体实际效果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主观效果的重要性所具有的局限性。关键在于确定所讨论的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们真正针对的长期社会变革，而不是纠缠于其支持者和批评者所使用的论战和论证。
讨论的两个方面
这些初步评论对于理解1920-21年间分裂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会问题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工会问题讨论的务实性很容易被察觉。它始于战争共产主义阶段和新经济政策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主要针对的是一个濒临毁灭的国家中出现的紧迫经济问题。由于缺乏燃料，整个顿涅茨克盆地没有一个高炉在运行。煤炭产量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10%，钢铁产量降至不到5%。纺织工业中，只有6% 的纱锭在运转。[2]整个运输系统濒临崩溃：70%的可用机车已停止运行。
在这种经济解体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瓦解。拉林和克里茨曼指出，1920年1月1日，工厂工人的数量下降到1917年1月1日的一半。当时工薪阶层的总人数是1917年的65%，但其中包括了超过一半的雇员和公务员。大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们回到农村，用简陋的手段建立了某种家庭工业。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结束时讨论了如何使工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经济重建，阻止工人逃往农村，重新建立最低限度的劳动纪律，并组织和构建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生活。
在工会讨论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转向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讨论失去了其现实紧迫性——事实上，需要就工会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新的讨论，在这一过渡时期，市场关系部分恢复。然而，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会讨论，随着讨论的逻辑展开，变得越来越抽象，试图评判辩论过程中提出的不同实践纲领的理论意义。托洛茨基在《我的生活》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该党正在考虑如何将工会转变为国家机制的一部分，以及其速度，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日常面包、燃料和工业原料的供应。
[3]
不幸的是，一些最近研究过这次讨论的历史学家可以说犯了与1921年俄罗斯共产党讨论参与者相同的错误。他们将阐述的思想从其直接起源及进一步意义中剥离出来，不评判实际意义，也不评判历史意义，而仅仅评判所谓的“所提出的实际措施的理论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泛化方法使得这些历史学家特别不适合准确揭示这一问题的历史真相。
突然被重新发现的讨论
在辩论中的夸张表达里，托洛茨基在工会讨论中的一些反对者将他当时的立场称为“军事官僚”立场。15年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抓住了这些标签，从而形成了一个传奇，并从那时起自成一派。据他们所说，托洛茨基当时捍卫的“反工人”和“超集中主义”立场使他与工人群众疏远，使他失去了他们的同情。这就解释了左翼反对派在与斯大林主义派别斗争中的失败。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寻找苏联官僚主义的连贯理论时，突然对工人反对派的理论表示同情，尽管只是理论上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1920-21年，托洛茨基是官僚机构的代言人，而什利亚普尼科夫派的失败标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失败和官僚机构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胜利。
这种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为根本相同的论点的粗暴重申，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相抵触：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与这个苏联官僚机构进行了斗争，而这个官僚机构对红军创始人及其思想、朋友，甚至家庭和名字的残酷仇恨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更严肃的历史学家，如E.H.卡尔（E.H. Carr）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为了捍卫他们对托洛茨基在工会讨论中立场的类似观点[4]，不得不以更微妙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论点。在他那令人钦佩的托洛茨基传记中，德意志将他塑造成一位在荣耀顶峰上跌跌撞撞的古代悲剧英雄：
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无视最庄严的道德承诺……然而，当他这样做时，他动摇了自己立足的基础。
在内战接近尾声时，他发起了一些行动路线，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只能在与那些发动或支持革命的社会阶级的抵抗相抗衡的情况下推进这些路线。然而，托洛茨基现在制定的政策与他所倡导的那种“samodeyatelnost”，即他二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宣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自决相冲突，而他在接下来的十七年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将再次宣扬这种自决。
[5]
更清楚地说，关于工会问题讨论的意义：
它对未来的意义超出了主角们自己的想象。十年后，曾在1920-21年支持列宁“自由主义”政策的斯大林，几乎在各个方面都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虽然名义上没有承认……在托洛茨基1920-21年的纲领内容中，几乎没有一项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工业革命期间没有采用的……同样微妙的联系将托洛茨基这些年的国内政策与他的对手后来的做法连接在一起。
[6]
卡尔在他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中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五年计划中最终采用的劳动政策，与其说是基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不如说是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构想。
[7]
这些判断虽然措辞微妙，但依然严厉。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创造了意识形态的武器库，斯大林从中汲取了强迫劳动、集中营、工业经理的无所不能、工会被转变为官僚机构命令的传送带，工人也被剥夺了革命中赢得的所有权利！通过与斯大林作斗争，托洛茨基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与自己的工作作斗争。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和文件，看看这种判断是否合理。
涉及的立场
从1920年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工会问题的众多纲领中，有三种立场逐渐形成。这些立场有时被概略地表示如下：
1）由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Alexander Shliapnikov）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领导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是一种半工团主义立场，抗议工会从属于国家。该派别呼吁由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全国生产者代表大会掌控国民经济。
2）在政治光谱的另一极，是托洛茨基的立场（后来与布哈林领导的中间立场合并），该立场主张将工会纳入国家机器，并实施劳工军事化。多伊彻写道：“从此以后，领导人将作为国家的公仆，向工人传达国家的意志，而非为工人向国家表达诉求。”[8]
3）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有一种以列宁为首的自由派立场，围绕着一个由十名中央委员签署的平台（“十人平台”）聚集在一起，该平台强调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角色，共产党人应只采用说服手段，而非命令手段。
然而，卡尔和多伊彻对工会讨论的叙述中存在某些矛盾，这些矛盾清楚地揭示了这种简化方案的缺陷，尽管他们倾向于将这些矛盾归咎于讨论的参与者，而非他们自己的分析。
在谈到“劳工”军事化的起源时，卡尔（以及之后的多伊彻）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在内战结束时使用的军队无法立即复员。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的共同想法：
劳动军开始广泛出现（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和1920年3月左右），以红军分遣队的形式出现。随着战斗结束，他们被派遣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包括林业和采矿业。对于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任何疑问。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通过赢得内战的手段和热情才能解决工业问题，他谈到需要“使那些一直按照劳动服务原则工作的广大农民群众军事化”。
[9]
在他关于苏联工会的小册子中，德意志阐述了军队问题与“劳动军事化”之间的联系，正如它向托洛茨基展示的那样：
托洛茨基提交并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至4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实际上使工会能够对工业经理的任命施加非常强大的影响。工业管理的组织“应通过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机关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相应机关之间的协议来进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或专家可以被任命为管理职位。这类经理将由工会委员进行监督，就像军队中的军事专家由政治委员监督一样，政治委员可以否决他的命令。”
[10]
在托洛茨基的传记中，多伊彻指出：
在1919年12月17日《真理报》过早发表的那些“提纲”中，托洛茨基将这一〔劳动军事化〕计划与他设想的军事改革，即从军队向民兵制度的过渡，联系在一起。他建议，应利用军事动员机构来进行平民劳动的动员。奇怪的是，他实现军队最民主改革的愿望，竟然与他试图引入这种极端形式的劳动强迫结合在一起。军队将渗透以平民公民精神。它的分遣队是按照生产单位组织起来的。另一方面，文职人员将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军事管理部门将向工业单位提供人力。
[11]
也许这种巧合并不像作者想象的那么不寻常，他可以通过深入探究这一点，更客观地评估托洛茨基在工会讨论中的立场……
“十人纲领”的支持者拉狄克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将这一立场尖锐地凸显出来。作者在文章中指责托洛茨基在将生产资料移交给工会的问题上，与什利亚普尼科夫持有相同的基本思想观点。[12]那么，在这场讨论中，占据某种中间立场的不是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吗？
过渡时期的三大紧张关系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工人官僚和工人阶级之间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紧张关系”，这些矛盾就能够得到解释。[13]
第一种“紧张”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积累紧张”。无论其社会形式如何，人类社会劳动的任何净产品，只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总是分为消费基金部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和积累基金部分。一个只能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来发展。如果活劳动（社会可利用的劳动时间）和死劳动（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用于生产消费品，那么不可避免地只有少部分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反之亦然。这种“紧张”只有在建立在丰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才会消失，那时社会产品分配的所有经济问题都得以解决，从而确保所有人类需求的满足。
声称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这种“紧张关系”将自动消失，“因为国家成为它所生产的生产产品的所有者”，而积累使其集体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糟糕的笑话。用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采用的比喻来说，工人母亲对增加她的直接消费非常感兴趣，并且会拒绝任何未来消费替代这种直接消费的承诺——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承诺实际上是通过积累和生产产品来表现的。[14]
第二种“紧张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与管理的紧张关系”。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原始平等主义共同体解体以来，劳动分工将两种基本经济功能分离开来，并使其体现在不同的人类群体（阶级或种姓）中。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的功能落在被剥削的阶级身上，而积累的功能则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群体承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中，直到广大生产者直接管理其生产资料的那一刻，这种劳动分工仍然存在，因为在工人旁边，还存在一个负责行政管理的群体（经理、计划者、会计师、工程师、各种白领等）。
从长远来看，生产者总是试图让他们的工作一方面适应恢复的可能性（适应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满足休闲和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管理者可能倾向于尽可能地增加生产性工作，以加速积累。当他们对社会剩余产品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时——就像苏联在早期阶段的情况一样——并能够决定其分配，即为自己争取主导份额时，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过渡社会中“工人为自己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生产线的加速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痛苦！这种“生产与管理的紧张关系”只有在社会富裕到能够以最少的活劳动支出满足所有个人和社会需求时才会消失。
第三种紧张关系可以称为“工人民主-经济发展紧张关系”。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这种“紧张关系”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定理：积累率越高，转型社会中的政治民主水平就越低。
这些机械论者忘记了，在过渡社会中，净社会产品并非只分为两个，而是三个不同的基金：生产性消费基金（工人阶级的消费）、积累基金和非生产性消费基金（例如行政成本）。政治民主越少，这第三个基金的膨胀就越大。通过扩大工人民主，人们不仅可以确保工人阶级消费的增加（必要的话，以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消费份额为代价），甚至可以确保积累率的提高。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工人民主的最终体现是群众自己决定社会产品分配的可能性，即他们愿意在不久的将来做出的牺牲程度。因此，“工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紧张关系”在于，群众的生活和文化水平越低，他们就越有可能要求迅速增加消费基金，他们就越有可能失去对经济的控制权，失去官僚机构可能首先倾向于增加积累基金的掌控权。从长远来看，一个在苦难和饥饿重压下的工人阶级将无法有效管理经济或公共事务。当然，这不是经济的自动作用，而是一场具体的社会斗争，它决定了这场冲突的结果。这种结果与其说决定了积累的节奏，不如说决定了积累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
对工人反对派的批判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向RCP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三个平台的意义。工人反对派设定了三个直接目标，这些目标彼此冲突甚至相互排斥：将整个经济的方向交到工会手中；经济生活的完全民主化（各级管理人员的选举）；实物工资的普遍化，为苏维埃俄罗斯所有城市人口提供相对较高且平等的生活水平。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责工人反对派的“排他性的消费者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他像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后来那样捍卫积累绝对优先于大众消费的观点。但他正确地指出，在经济崩溃的条件下，如果不事先增加生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当工业生产下降到正常水平的20%时，假设仅通过简单地重组经济机构就能像变魔术一样为每个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这是乌托邦式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通过一笔勾销废除整个经济管理机构，尽管它有官僚主义的变形，但仍然是四年革命选择的产物，即使只是在过渡阶段，也意味着生产将进一步灾难性地减少。在要求大幅增加消费的同时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在实践中，只有以牺牲其他类别的工人为代价，才能大幅提高某一类工人的生活水平。同时要求完全平等并不能消除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真正的矛盾。共产主义的平等不能在饥荒和苦难中蓬勃发展，而只能在富饶的肥沃土地上蓬勃发展。
托洛茨基也正确地指出，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动成为比小资产阶级专家更好的经济组织者和管理者。在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学校：生产技术学校，它为工人未来作为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做准备；以及社会学校，这个学校让工人像憎恨监狱一样憎恨并逃离工厂。最好的民主宣言无法消除这第二所学校的影响。它们只能在某些物质条件下消失，也就是说，当工厂实质上不再是监狱的那一刻。当工人们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地逃离城市时，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对“十大纲领”的批判
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侧重于机械地、立即消除“生产-管理紧张关系”，而列宁启发的“十大纲领”则旨在缓解“消费-积累紧张关系”。
该纲领假设，在实践中，生产和管理的职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分离。因此，它看到了工会的三重功能：
a） 通过劝说的方法，逐步教育广大非共产党工人了解共产主义的工作，包括指导经济的工作；
b） 工会逐步参与某些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使（如劳动力分配、工资水平的制定等）；
c） 对经济管理机构的监督，包括在官僚机构滥用职权时维护工人的利益。
在给定的情况下，这个平台无疑是最现实和最实用的。它使经济组织免于任何夸张的动荡，同时保留了工会结构，在七年内确保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15]
然而，卡尔（第226页）和德意志（《苏联工会》，第53页）并没有忽视《十大纲领》的巨大弱点：它未能解决关键问题，即经济统治机构与生产者群众（工会成员）事实上的分离。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这种分离的危害，但隐含地认为这是长时间内不可避免的。换言之，从长远来看，它低估了“生产-管理紧张关系”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
掌握社会剩余产品者最终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官僚机构通过获得自治权，取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保护工人免受国家“官僚主义变形”的最佳保障和条款从此变得虚幻，因为官僚机构，作为国家和党的主人，可以随意扼杀工会……
当然，这个行政机构，无论是在特权、欲望，还是在政治倾向上，大部分由工人组成，并且部分由最忠诚的共产党员组成，在当时并未预示斯大林时代那种可怕的官僚主义的出现。但是，令人悲痛的是，列宁，作为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主义及其对年轻工人国家的巨大威胁的人，并未理解这一邪恶的根本来源：即官僚主义在当时对苏联经济的主导作用。
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意义
正是托洛茨基在大胆的历史综合与远见方面的天才，虽然未能完全理解，但至少比列宁更清晰地察觉到了这一邪恶的根源。这正是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一纲领尽管有其弱点和不可否认的夸张之处，却仍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提出。
这一意义在当时的一系列文件中的多个段落中得到了明确体现，而卡尔和多伊彻却未提及。
1920年，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人运输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工会必须掌握所有生产，它们必须组织生产并成为生产的授权指挥者。与官僚主义精神的斗争，以实际组织这一生产为条件，并号召工人群众参与这一组织工作。”[16]
大约在同一时间，托洛茨基在一篇题为《新时期，新问题》的文章中对党的总任务进行了定义：
目前，有两类问题占据了共产党的注意力——工人民主和经济组织。我们所说的工人民主或苏维埃民主，是指工人真正且日益广泛地参与建设新社会。
……苏维埃俄罗斯未来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党的最大化行动来解决，通过党与群众之间的最大程度的联系，考虑到他们的经验和思想，利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今天，党希望使其对民选代表的控制更直接、更积极、更广泛。这种复兴的工人民主的外在表现必须是而且已经是：召开更频繁的大会，在这些大会上讨论所有基本问题，更广泛地适用选举原则，增加内部批评，加强讨论，更直接和更广泛地探讨新闻界中的问题，等等。
[17]
奇怪的话，不是吗？对于这个托洛茨基来说，德意志指责他在此时此刻放弃了他的传统立场，转而支持群众的自决！
布哈林是托洛茨基在RCP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主要盟友，他在大会演讲中明确表示，“必要的集中制已经转变为官僚主义与群众的疏远，变成了一种指挥制度和一系列特权”。[18]
在同样关注的框架内，托洛茨基-布哈林倾向的官方文件也针对RCP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托洛茨基为这次大会撰写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首先指出，全党坚持认为必须结束内战的方法，越来越多地转向自决和选举所有官员的方法。在实践中，只有用生产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取代非常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点。
托洛茨基回忆说，1919年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党纲强调，工会应逐渐将整个经济的管理权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是对抗经济机构官僚化的最佳方式。但是，托洛茨基继续说道，我们最近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最大的危险不仅会对工会产生影响，还会影响整个经济。”
托洛茨基接着指出，在经济的几个重要部门中，经济管理与工会管理之间事实上的分离是不可接受的。“Glavki（托拉斯）和部委越来越脱离工会。”然而，造成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管理者。工会机构本身也负有责任，因为它忽视了生产问题。托洛茨基反对那些声称工人民主和“生产民主”之间存在矛盾的人。
工人民主不可能在疲惫和贫困的条件下蓬勃发展。只有在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群众的自决才能得到保障。把所有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上，必须成为工人民主各个机关和形式内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会的工作越是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工会就会越深入群众，越早能够运用经济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在广大群众的会议上系统地讨论最重要的经济措施，而且将选举原则应用于经济管理中的一系列职位。（加重部分为重点。）
此外，托洛茨基提出的警告与列宁的观点相反。列宁的希望恰恰是建立在“工农监察局”等“控制机关”上，而托洛茨基的警告已经被悲剧性地证实；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国家不应过多地依赖控制机关，而应扩大和改进现有的经济体制，为此将其与工会联合起来。只要工会不把自己置于创造性生产工作的领域中，它们就不再进步，会逐渐僵化，并带有官僚主义的所有不利特征。
[19]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比“十国纲领”的支持者更清楚地意识到“生产与管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对“工人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着透彻的理解，认识到迅速创造最低生活标准的绝对必要性，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群众才能真正参与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1920年11月24日的《消息报》在描述托洛茨基在瘫痪的顿涅茨克的“视察”时写道：
在他主持的各种会议上，工人们可以直接谈论对他们重要的事情，并检查事实和数据。问题被直接抓住……从哪里开始？首先是供应。机器已经破旧不堪，缺少锅炉等设备，但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供应。最疲惫的还是人，他没有足够的面包和必需品，也就是脂肪和其他产品。
[20]
托洛茨基同时在对RCP的妇女部门发表讲话时说：
在集体斗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已经培养了最高的献身精神品质，但这种献身精神最终必须得到物质补偿。我们必须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最佳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向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特别是不那么开明的人们展示，他们所征服并用巨大努力和牺牲支持的新政权，在经历了这些艰难和牺牲之后，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考验。
[21]
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增加产量是绝对必要的，他补充说：
“经济决策必须为群众的意识所接受和理解。经济宣传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每一项命令、每一项计划都应该得到群众的验证。工人大会应该了解他们企业今后一年、半年甚至一周的计划，使工人能够理解、发表评论、审视他们工厂的作用，了解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如果充分开展工作，它在提高群众福祉中将扮演的角色。”
假装斯大林在1930年代几乎没有实施“这些想法中的任何一个”，这难道不奇怪吗？
将工会纳入国家和劳工军事化
在这里，我们与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言相去甚远，即他是“军事官僚主义”论点的捍卫者，放弃了他为群众自决而进行的传统斗争。相反，他的立场逻辑似乎无可挑剔：现在是时候在经济领域内，以托洛茨基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成功激发的热情，来激发群众的自我运动和自决了。
这是否意味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在工会讨论中的立场完全没有错误或矛盾？当然不是！与列宁相反，托洛茨基明白尽快废除与生产者群众分离的经济机构的重要性。与什利亚普尼科夫相反，他认识到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和最低限度的生产恢复对实现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工人民主的关键作用。但是，与列宁不同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工人阶级从开始到完成控制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捍卫其基本权益的组织，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因此，即使工会迅速参与了工业的运作并转变为管理经济的机构，也仍然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这一任务。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无法说托洛茨基低估了工人的消费问题。他在工会独立性问题上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他提出论点时的具体条件来解释。为了让工人阶级能够利用特定的组织来保卫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反对工人国家，首先必须在消费和积累之间有一些可以分享的资源。1920年，净社会产品被简化为最基本的形式。工会与工厂管理层之间关于工资率的谈判变得荒谬，因为实际工资被减少到仅仅是微薄的实物配给。即使在这种悲惨的形势下，群众更直接地参与经济管理本可以改善他们的消费，但这只会带来边际上的改善。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取决于国家整体经济的恢复运作。托洛茨基当时对生产任务的重视，对于任何客观研究俄国革命这一阶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
无论如何，将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可能出现的一些言辞上的失误，与斯大林愤世嫉俗地奉行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政策相提并论，是不严肃的。当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的20%时，托洛茨基宣称：“唯一重要的是增加产量，这样我们才能增加消费。”而当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的200%时，斯大林却宣称：“唯一重要的是增加产量，以加速工业化，即使这意味着在十年内将工人的消费减少一半……”同时，他还不断增加数百万官僚的消费！当托洛茨基谈到劳改营时，他的意图是将那些在普遍的艰难环境中想逃避工作义务的人送到劳改营，而这些义务是庄严地写入列宁1917年纲领中的，像在任何社会主义纲领中一样。而斯大林大规模建立集中营的目的，则是通过恐怖手段解决涉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社会和政治冲突。将这两种现象等同起来，绝不能证明任何善意！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将工会纳入国家”并不意味着工会屈服于官僚机构，而是将工会转变为经济的领导机构，通过这种转变来压制所有的官僚机构。托洛茨基所设想的“劳动军事化”，并非意味着系统地将军事指挥方法移植到工业中，而是将红军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决精神移植到工业中，这种精神使得赢得内战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劳动军事化”和“军队非军事化”概念是相辅相成的。
托洛茨基的立场并非“反工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许多主要工会主义者签署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事实中。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彻底消除工会对企业管理的一切干涉。同时，还明确了工会捍卫工人利益、反对经济管理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托姆斯基和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的部分工会领导层提出了抗议，但徒劳无功。第十次大会决定所勾勒出的方向已经迅速成形。看来，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真正冲突并不是“民主”与“军事官僚”论点之间的对立，而是关于工人管理工业的速度的三种不同理念。托洛茨基的立场在三者中居中位，且是最为正确的。“十人”的方案被采纳，实际上起到了无限期推迟工人控制的作用。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当多伊彻用古代悲剧的形象来描述RCP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时，他并没有错。但这场悲剧的英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以列宁为首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党。
当我们回顾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筹备期间时，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整个RCP一致认为，尽快恢复工人民主是一项主要和紧迫的任务，而工人民主在内战期间不得不受到严格限制。然而，这次大会在实践中决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通过压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派别自由，通过对“工人反对派”实施制裁（列宁提议将其排除在外，但这一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多数否决），通过取缔孟什维克，工人民主的程度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这甚至比内战最糟糕的时刻还要糟糕！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用两个论点为加强无产阶级政治纪律辩护：一是克朗施塔得起义，二是新经济政策的建立。毫无疑问，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苏维埃政权受到的威胁与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的威胁一样大。然而，鉴于随后的事件，这种严格的纪律证明是完全无效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反而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阶级敌人通过官僚机构传递的最严重影响。这些措施不仅没有维护阶级政党的团结和完整，反而将其拖入了一场激烈的内斗，使其作为工人斗争的工具被摧毁了。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领导人所说的话最终在俄国革命的这一退潮中只起了次要作用。这种退潮归根结底不是由第十次或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而是由俄国无产阶级日益疲劳和冷漠，以及国际革命的退潮，尤其是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所决定的。但次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不计或不存在的角色！在我们看来，无可争辩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普遍意愿，导致了工人民主的缓慢扼杀，而不是促进其蓬勃发展，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人迫不及待地要求的。在我们看来，无可争辩的是，这些决议再次违背了全党的意愿，促进了经济管理机构的巩固和日益增长的自主性，而经济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堕落将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RCP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悲剧真正所在。
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得到最大的保障，防止其国家的官僚主义堕落和变形，条件是：
a） 在整个过渡期间，为了捍卫其作为消费者的特定利益，维持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组织；
b） 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的管理，并建立适当的机构来确保这种参与，同时防止建立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群体的管理机构；
c） 维护和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工人民主，这是对任何严重偏离上述方向的行为作出立即反应的唯一保证。
是否选择工会作为维护机构，选择劳资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作为行政工具，或者是否采用相反的解决方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三个保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920-21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捍卫的所有立场中，托洛茨基的立场最能指明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
1955年2月15日
[1] 原文以笔名 E. Germain 发表于《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第 13 卷，第 1-3 期，第 50-60 页。
[2] 参见李可夫向第三届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引自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苏联工会》。他们在苏联劳动政策中的地位（伦敦，1950年），第36页）
[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在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0/mylife/ch38.htm]
[4] 本文引用的书籍有 E.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52 年）第 2 卷，Isaac Deutscher，《武装的先知》（伦敦，1954 年）
[5] 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86页。
[6] 同上，第514-5页。
[7]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27页。
[8] 《The Prophet Armed》，第507页。
[9]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212页。强调是后加的。
[10] 多伊彻，《Soviet Trade Unions》，第34-35页。
[11] 多伊彻，《The Prophet Armed》，第491-2页。
[12] 《Russische Korrespondenz》，1921 年，第 3-4 期。 第215页。
[13] 我们刻意忽略了过渡社会中持续存在的阶级矛盾（农民的存在，资本主义支持者的相对力量），隐含了与这些“紧张关系”的相互作用。
[1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误地使用相同的表述来定义和证明利益和资本家的利润。实际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下，剩余价值的存在限制了工人的消费，以增加资本家的未来利润和消费。
[15] 根据普罗科波维什（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U.R.S.S.（巴黎，1952年））的说法，从1920年到1927年，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两番，达到战前水平的两倍。
[16] 《 Bulletin communiste》，1921年1月27日，第52页。
[17] Bulletin communiste，1921年第3期，第67页。强调是后加的。
[18] Russische Korrespondenz，1921年，第5号，第332页。
[19] 1921 年《Russische Korrespondenz》，第 3-4 期，第 159-166 页。
[20] 引自：《Bulletin Communiste》，1921年，第1期，第13-14页。
[21] 同上，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