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55年）

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55年
肖弋戈译、田七校

　　原文链接：The discussion on the trade-union question in the Bolshevik party (1920-1921)

　　在马克思主义组织内部，任何严肃的讨论都有两个方面^[1]：讨论针对的是发展中的事态，并且是为了明确如何行动来应对事态。因此，任何不矫揉造作的讨论不可避免会在一定程度上讲求实效。然而，由此提出的解决办法将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某种方式改变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甚至影响到这新生代对将来遇到的问题的回应。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任何严肃讨论都具有重要的、不受当时条件局限的历史意义。
　　但是，要衡量这些思想的重要意义，就离不开相关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能因为如今某些叛徒借用马克思对沙俄在十九世纪欧洲的作用的观点来讨伐苏联，就因此而谴责这些观点。同样地，我们不能煞有介事地挪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70-1871年战争期间的立场而支持1914年的社会爱国主义（尽管这些人在德国和法国分别地打着“防御战争”的旗号）。
　　必须客观地判断一种思想流派的历史价值及其实用价值。正如我们不是通过划分是敌或是友来评价某种思想观点的实用价值，而是根据这些思想对某种社会状况已经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来予以评价，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思想对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已经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来评估其历史价值。
　　尽管不同政治派别与社会群体对某些思想的回应固然可看作这些思想的实际影响，但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主观因素的重要性限度。关键在于概括人们所讨论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这些思想真正针对的长时段的社会变革，而不是纠缠于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的论战。

争论的两个方面

　　要理解1920-1921年间使布尔什维克党内陷入对峙的工会问题，先做如下补充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难看到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的务实性。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开始于从战争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阶段的过渡时期，主要针对的是一个濒临毁灭的国家所要面对的棘手经济困难。由于缺乏燃料，整个顿涅茨克盆地没有一座高炉能够运行。煤炭产量下降到1913年产量的10%，钢铁产量减少至不到5%。纺织工业中，只动用了6%的纱锭。^[2]整个运输系统濒临崩溃边缘：70%的火车头已经闲置。
　　在经济解体的这些因素影响下，无产阶级正不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拉林（Larin）和克里茨曼（Kritzmann）指出：1920年1月1日，工厂工人的数量下降到1917年1月1日数量的一半；当时工薪阶层的总人数虽然是1917年总人数的65%，但其中包括了超过半数的机构雇员与公职人员。大工厂纷纷关门，而工人们回到农村，用简陋的工具办起各种各样的家庭工业。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内战结束之际，布尔什维克党讨论了如何使尽可能多的工人参与到经济重建当中、如何制止工人迁往农村、如何重建最起码的劳动纪律以及如何组织与安排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生活。
　　在讨论工会问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这种讨论因此不具备现实意义——事实上，需要从新讨论在市场关系部分地恢复的过渡时期中工会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会问题讨论在评价辩论过程中提出的不同实践纲领的理论意义时，越来越抽象。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托洛茨基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当刻不容缓的粮食以及工业所需的燃料和原料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党却在无休止地争论着，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工会国家化的问题……^[3]

　　不幸的是，最近一些研究这场工会问题讨论的历史学家犯了1921年俄共代表在讨论时犯的以上错误。他们没有从代表们提出的思想的直接根源与深远意义入手，不去评价这些思想的实践意义，也不评价其历史意义，却拘泥于所谓的“代表们提出的实践措施的理论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概括方法尤其使得这些历史学家无法详细地阐明工会问题的历史事实。

重新成为话题的讨论

　　在工会问题讨论中，托洛茨基的一些反对者夸张地把他当时的立场概括为“军事官僚”立场。在这场讨论过去十五年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 ）拿这种标签来构造一种影响深远的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托洛茨基当时捍卫的是“反工人的”和“极端集中主义”立场，这疏远了他与工人群众的关系，使他失去了工人群众的同情。这就解释了左翼反对派在与斯大林主义派斗争中的失败。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提出分析苏联官僚机关的逻辑一致的理论，突然对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示同情（尽管只是理论上的）。这些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1920-1921年间，托洛茨基是官僚机关的利益代言人，而施略普尼柯夫派的失败标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失败和官僚机关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胜利。
　　这种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划上等号的轻率观点违背了以下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他余生的最后十七年里，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机关进行了不懈斗争，而这个官僚机关对这位“红军之父”本人及其名誉、思想、朋友乃至家人抱有残忍的仇恨。
　　因此，更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如E.H.卡尔（E.H. Carr）和艾萨克·多伊切尔（Isaac Deutscher），为了支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讨论中的立场类似的观点，不得不以更微妙的方式进行论证。^[4]在那本可以说是令人赞赏的托洛茨基传记中，多伊彻将托洛茨基塑造成一位跌落神坛的古代悲剧式英雄：

　　“他违反自己的原则，而且是在置最庄严地承担的道义责任于不顾的情况下违反的……然而在那样行动时他毁掉了他的立足点。
　　在内战结束时，他开始倡导新的行动路线。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克服那些参加过或支持过革命的社会阶级的反抗才能贯彻这些行动路线……然而托洛茨基当时制订的政策却同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政治自决权是互不相容的，而对这种精神和权利他已孜孜不倦地宣传了20年，而且今后他与斯大林进行公开斗争的17年中还要继续宣传。”^[5]

　　多伊彻关于工会问题讨论的意义则讲得更清晰：

　　争论对未来的意义比参加辩论双方所能料想的更大。斯大林在1920-1921年支持列宁“自由”政策，但十年后，除了名称之外，他把托洛茨基的意见全部端了过来……对托洛茨基1920-1921年纲领中的每个要点，斯大林在30年代的工业革命中几乎都利用了……一条微妙的类似线索把托洛茨基那几年的国内政策与后来他的对手所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6]

　　在他所写的俄国革命史的第二卷书中，卡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在五年计划中最终采用的劳动政策，与其说是基于俄工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不如说是出自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构想。^[7]

　　这些观点虽然措辞微妙，但依然是严厉的。根据这些观点，斯大林正是从托洛茨基本人建立的思想武库中汲取了强迫劳动、集中营、全权管理的工业经理层、工会转变为官僚机关的命令传送带等做法，工人失去了在革命中赢得的所有权利！与斯大林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托洛茨基在与自己的思想作斗争。让我们根据事实与文献来看看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过渡时期的三大冲突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察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工人国家、工人官僚和工人阶级之间关键的经济与社会“冲突”^[13]，就能够解释这些矛盾。
　　第一种“冲突”是“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冲突”。无论是怎样的社会形态，在一定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劳动净产品总是分为消费基金（包括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和积累基金两大部分。任何一部分的增加只能是以减少另一部分的量为代价。如果活劳动（社会可利用的劳动时间）及死劳动（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用在了消费品的生产，那么必然只有少部分劳动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反之亦然。这种“冲突”只有在以丰裕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才会消失，那时与社会产品分配相关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得以解决，人类的各项需求都可得到满足。
　　说什么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由于国家成为它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积累将使集体富裕起来，使得这种“冲突”自动消失，真是一个蹩脚的玩笑。借用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比喻：工人母亲对满足她眼下的消费需求非常感兴趣，而不会接受说用未来会有的消费替代这种眼前消费的承诺——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承诺的潜台词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进行积累。^[14]
　　第二种“冲突”是“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这样产生的：自从原始的平等主义共同体解体以来，劳动分工截然分割了两种基本经济功能，并由不同的群体（阶级或种姓）来承担。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的功能由被剥削阶级承担，积累的功能则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能有多个）承担。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中，在广大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以前，这种劳动分工仍然存在或再次出现，因为在工人身旁存在着负责行政管理的群体（经理、计划制订者、会计师、工程师、白领雇员，等等）。
　　从长远来看，生产者总是试图让自己的工作不仅满足再生产的需要（达到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且满足休闲文化需求。管理者则可能倾向于尽可能地增加生产性工作，以便加速积累。当管理者对社会剩余产品有非常大的控制权（例如苏联早期的情况）与分配权（即为自己争取主要的份额）时，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面对生产线的加速运转，过渡社会里所谓“工人为自己工作”并没有使工人的痛苦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轻！只有在社会发展到能够以最少的活劳动支出来满足所有的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时，这种“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冲突”才会消失。
　　第三种冲突可以称为“工人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这种“冲突简述为：在过渡社会中，积累率越高，政治民主水平就越低。
　　这些机械论者忽略了：在过渡社会中，净社会产品并非只分为两块基金，而是分为三块不同的基金：生产性的消费基金（工人阶级的消费）、积累基金和非生产性的消费基金（例如行政机关的支出）。政治民主越少，非生产性的消费基金就越膨胀。工人民主的加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工人阶级消费的增加（必要的话，以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消费份额为代价，甚至牺牲积累率的提高）。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工人民主归根到底是群众自己决定社会产品分配（换句话说是他们愿意在不久的将来做出牺牲的程度）的保证。因此，“工人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在于：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越低，他们就越有可能要求迅速增加消费基金，他们就越有可能将对经济的控制权拱手让给管理者，让给可能首先倾向于增加积累基金的官僚机关。从长远来看，在苦难与饥饿折磨下的工人阶级将无法有效地管理经济或公共事务。当然，这里所讲的不是经济的自发规律，而是现实的社会斗争，它决定着“工人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与其说决定着积累的节奏，不如说决定着积累所需的社会成本。

对工人反对派的批判

　　借助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向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三个纲领的意义。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三个彼此冲突甚至相互排斥的迫切目标：由工会主导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生活的全方位的民主化（各级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普遍推广实物工资，为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城市人口提供相当高的且平等的生活水平。
　　托洛茨基正确地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只站在消费者角度的观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像日后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那样支持积累绝对地优先于民众消费的观点，但他正确地指出，在经济崩溃的条件下，如果不事先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工业产量减少至到正常水平的两成时，假设仅仅通过重新调整经济组织就能像变魔术那样为每个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这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幻想。
　　将整个尽管带有官僚主义变形、但仍然是四年以来俄国革命产物的整个经济管理机构一笔勾销，即便是在过渡阶段，就意味着产量将继续灾难性地减少。在要求大幅增加消费的同时要求废除整个经济管理机构，不过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立场。面对这些情况，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在实践中要想大幅度地提高某一类工人的生活水平，只能通过牺牲其他类别的工人。要求完全的平等并不能消除需求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矛盾。在饥荒与苦难中不可能涌现共产主义式的平等，这种平等只能建立在富足的基础上。
　　托洛茨基亦正确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会自发地成为比小资产阶级专家更优秀的经济组织者与管理者。在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经历两种相互矛盾的教育：生产技术的教育，它让工人在未来承担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做准备；社会教育则让工人像憎恨监狱那样憎恨地逃离工厂。最动听的民主宣言不会消除这第二种教育的影响，它只能在某些物质条件下得到满足即当工厂实质上不再是监狱时消失。当工人们至少成千上万地逃离城市时，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要与紧迫。

对“十人纲领”的批评

　　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主要关注的是立即机械地消灭“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冲突”，受到列宁启发的“十人纲领”则旨在缓解“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冲突”。
　　“十人纲领”设想在现实中生产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工会的三部分作用：
　　a) 通过说服的方法逐步教育广大党外工人理解共产主义的任务，包括指导国民经济的工作；
　　b) 工会逐步参与行使各类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如劳动力分配、工资水平的规定，等等）；
　　c) 对经济管理机关的控制，包括打击官僚机关滥用职权，从而维护工人的利益。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个纲领无疑是最切合实际而可行的。它使得经济组织免受任何重大动荡，同时保留了在接下来七年里确保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工会架构。^[15]
　　然而，卡尔（p. 226）和多伊彻（Soviet Trade Unions, p. 53）并没有忽视“十人纲领”的巨大弱点：它未能解决关键问题，即实际上存在的经济管理机构与生产者群众（工会成员）之间的分离。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这种分离的伤害，但是含蓄地认为这种分离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十人纲领”低估了“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会造成的致命后果。
　　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群体最终会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官僚机关一旦具备独立性，便取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为国家的主宰。保护工人免受“官僚主义畸形”国家侵犯的最佳保障性条款从此变成虚言，因为作为国家与党的主宰的官僚机关可以随意扼杀工会......
　　当然，这种由工人构成主体并包含部分共产党员的行政机关尽管拥有特权与欲求，有它的政治倾向，但这些在当时并未预示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的官僚机关的出现。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列宁尽管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中最清醒地意识到官僚化及其对年轻的工人国家造成巨大威胁的人，他却未能理解这种罪恶的本源：即当时官僚机关对苏联经济的主导作用。

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重要性

　　托洛茨基凭借他大胆的历史综合智慧与远见，至少（虽然未能完全理解）比列宁更清楚地察觉到这种罪恶的源头。这正是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的真正重要意义所在，尽管它有弱点与不可否认的夸张之处。
　　这一重要性明显地体现在当时一系列文件中的多个段落，但卡尔和多伊彻却未提及这些段落。
　　1920年，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人运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提出：

　　“工会必须掌握所有生产过程，它们必须组织生产，并且成为生产的实权指挥者。要与官僚机关的思想作斗争，就得在实践中组织生产，并号召工人群众参与这种组织工作。”^[16]

　　托洛茨基在题为《新时期，新问题》的文章中明确了党的总任务：

　　“目前，有两类问题锁定了共产党的注意力——工人民主和经济组织。我们所说的工人民主或苏维埃民主，是指工人真正地且日益广泛地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
　　……苏维埃俄罗斯在未来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只能取决于党是否竭尽全力、党与群众之间是否保持最大程度的联系和党是否能借鉴群众的经验与观点，发挥千百万工人和农民与创造力和主动性。
　　……眼下，党希望它对民选代表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积极和更加具有“广泛性”。这种复兴起来的工人民主的外在表现必须是而且已经是：更加频繁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提出讨论所有重大问题；更为广泛地采取选举办法，有更多的内部批评，加强讨论，新闻报道更直接、更广泛地探讨问题，等等。”^[17]

　　这真是奇怪，不是吗？多伊彻可是指责托洛茨基在此时放弃了他从前一直支持群众自决权的立场！
　　作为托洛茨基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主要盟友的布哈林在致代表大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必要的集中制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关与群众的疏远，变成了一种指挥制度和一系列特权。”^[18]
　　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派提交给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在为这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托洛茨基强调全党坚持认为必须结束内战时的办法，越来越多地采取自决办法，越来越多地选举所有官员。在实践中，只有用生产民主（经济民主）的办法来取代非常措施，方可实现这些目标。
　　托洛茨基在文中回忆1919年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党纲，这份党纲强调工会应当逐渐掌控整个经济的管理权力。这是对付经济机构官僚化的最佳方式。但是，托洛茨基接着指出俄国越来越偏离这个目标：“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工会乃至整个经济都将面临巨大危险。”
　　托洛茨基接着指出，在经济的几个重要部门中经济管理与工会管理之间事实上已出现分离，而这种分离是不可接受的：“托拉斯和部委越来越脱离工会。”然而，造成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的责任不仅在于管理者。工会组织本身亦负有责任，因为它忽视了生产问题。托洛茨基反对那些声称工人民主与“生产民主”之间存在矛盾的人：

　　工人民主不可能在疲惫与贫困的情形下蓬勃发展。只有在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群众的自决方能坚持下去。集中全部力量与注意力在经济上，必须成为工人民主的各个机构与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
　　工会的工作越是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工会就会越深入群众当中，并且越早地运用经济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不仅在广大群众的集会上系统地讨论最为重要的经济措施，而且经济管理部门的所有职位都由选举产生。（加粗部分是曼德尔所加）

　　列宁恰恰寄希望于“工农检察院”之类的“控制机关”，与之相反的托洛茨基提出的警告已经由后来发生的悲剧证实；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国家不应过多地增加控制机关的负担，而应扩大与改进现有的经济机构，并为此将其与工会联合起来。只要工会不让自身投入到创造性的生产工作中，它们就不再进步，而会逐渐僵化，并患上官僚主义的所有弊病。^[19]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比“十人纲领”的支持者更清楚地认识到“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冲突”，他还对“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有着透彻的理解，意识到迅速满足最低生活标准的绝对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群众方能真正行使权力，而非纸上谈兵。
　　1920年11月24日的《消息报》在记述托洛茨基对陷入瘫痪的顿涅茨克的“突击检查”时写道：

　　在他主持的各种会议上，工人们可以不用拐弯抹角地讨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事情，并且核验事实与数据。人们直面难题……该从何入手？首先是供应。机器已经破旧不堪，缺少锅炉等设备，但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供应。在顿涅茨克盆地里，最疲惫的还是“活着的机器”，即工人，他们没有足够的面包与必需品，即缺乏油脂摄入及其它必要用品。^[20]

　　在对俄共妇女部发表讲话时，托洛茨基说道：

　　“在集体斗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已经养成了最为崇高的献身精神，但是这种献身精神说到底必须得到物质补偿。我们必须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最佳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向俄罗斯的工人群众，包括那些不那么开明的人们展示：他们建立的、并且付出了巨大努力与牺牲来维系的新政权，在经历了之前的艰难牺牲后，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这就是我们眼下必须面对的考验。”^[21]

　　除了坚持认为增加产量是绝对必要以外，托洛茨基还补充道：

　　“经济决策必须得到群众思想的接受与理解。经济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让每一项政令、每一项计划都应该得到群众的检验，即工人大会应当能够了解他们的企业在今后一年、半年甚至一周的计划，使工人能够理解、评判与审视他们工厂的作用，了解他们的工厂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如果工厂充分运作对提高群众福祉所能发挥的意义。”

　　说什么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年代几乎全盘实施了“以上想法中的任何一个”，难道不荒谬吗？

将工会纳入国家机关和劳工的军事化

　　至此，我们已经揭露了关于托洛茨基的所谓神话，即他是“军事官僚主义”观点的捍卫者，他放弃了一直以来为争取群众自决而作的斗争。相反，他的立场的逻辑似乎无可挑剔：眼下是时候在经济领域激发群众的自主运动与自决，就像托洛茨基在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成功激发群众热情那样。
　　这是否意味着，按照历史来看，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讨论中的立场完全没有错误或矛盾呢？当然不是！与列宁相反，托洛茨基意识到尽快废除与生产群众分离的经济机构的重要性。与施略普尼柯夫相反，他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工人民主，关键是要恢复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和最低限度的生产。但是，与列宁不同的是，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在工人阶级从开始尝试控制到完全实现控制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捍卫其消费权益的、独立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因此，即使工会迅速参与到工业的运转并转变为管理经济的机构，仍然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这类任务。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不能证明托洛茨基低估了工人的消费问题。他在工会独立性问题上犯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他提出论点时的具体论据来解释。为了让工人阶级能够利用专门的组织来捍卫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为此如有必要甚至反对工人国家，首先必须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有调整的空间。1920年，社会净产品少得可怜。工会与工厂管理层之间关于工资的谈判变得荒谬，因为实际工资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即使在这种悲惨的形势下，群众更直接地参与经济管理固然可以改善他们的消费，但这只会是不起眼的改善。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取决于整个国家经济恢复运作。对于任何客观地研究俄国革命这一历史阶段的人来说，托洛茨基当时对生产任务的优先考虑是无可争议的。
　　无论如何，将托洛茨基在那个历史阶段的言辞上可能有的失误（当时他饱含激情地想要让国家复苏，想让工人摆脱饥荒）和斯大林冷酷地牺牲工人阶级来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政策相提并论，是不严肃的。当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20%时，托洛茨基提出：“唯一重要的是增加产量，以便能够增加我们的消费。”而当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200%时，斯大林却宣称：“唯一重要的是增加产量，以便加速工业化，即使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工人的消费将减少一半……”，而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提高数百万官僚的消费量！当托洛茨基谈到劳改营时，他是想将那些在艰难的大环境中想逃避全民性的劳动义务的人送到那里，而列宁在1917年的纲领（正如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那样）当中庄严地写入了这些劳动义务。而斯大林大规模地建立集中营，他是要通过恐怖手段来解决牵涉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将这两件事情等量齐观，绝对是荒谬的！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将工会纳入国家机关”并非是让工会屈从于官僚机关，而是将工会转变为处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机构，从而压制所有官僚机关。托洛茨基设想的“劳动军事化”，并非系统地将军事指挥方法移植到工业生产中，而是将红军中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与自决精神注入到工业生产中（这些精神使革命政权赢得内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洛茨基的“劳动军事化”和“军队民兵化”（‘de-militarisation'of the army）的观点是相互补充的。
　　托洛茨基的立场并非是“反工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许多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在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上签名。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彻底消除工会对企业管理的一切干涉，同时明确了工会捍卫工人利益不受经济机关侵犯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曾经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的托姆斯基与部分工会领导层提出了抗议，但徒劳无功。第十次大会的决议所勾勒出的趋势至此已经迅速成形。这样看来，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真正冲突并非“民主”与“军事官僚”观点之间的对立，而是关于工人阶级管理工业的实现速度的三种不同理念。托洛茨基的观点具有中间地位，且是最为正确的。“十人纲领”的方案得到采纳，从而实际上起到了无限期地延后工人控制的作用。

对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

　　当多伊彻用古代式悲剧的形象来描述发生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时，他并没有错。但这场悲剧的英雄主角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以列宁为首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党。
　　当我们回顾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筹备阶段时，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一致认为尽快地恢复在内战期间受到严重限制的工人民主是一项主要的与紧迫的任务。然而，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呢？通过打压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派别自由，通过制裁“工人反对派”（列宁提议开除，但中央委员会多数否决了这一提议），通过取缔孟什维克，工人民主的程度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这甚至比内战最糟糕的时期还要恶劣！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用两个论据为加强无产阶级政治纪律辩护：一是喀琅施塔得起义，二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毫无疑问，在社会和经济层面，苏维埃政权受到的威胁与它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受到的威胁一样大。然而，随后的事件进程证明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完全无效的。这些严格的措施非但未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反而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阶级敌人通过官僚机关带来的最恶劣影响。这些措施不仅没有维护俄国共产党的团结，反而将其拖入了一场激烈的内斗，使得俄共作为工人斗争的工具遭到摧毁。我们当然意识到，在俄国革命的这一退潮中，俄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领导人所说的话只起了次要作用。这一退潮归根结底不是取决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或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日益疲劳及冷漠，取决于国际革命的退潮尤其是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但次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看来，无可争辩的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普遍意愿，助长了对工人民主的缓慢扼杀，而不是促进所有共产党人迫不及待地要求的工人民主的蓬勃发展。在我们看来，无可争辩的是，这些决议违背了全党的意愿，助长了经济管理机构的巩固及其日益加强的自主性，而其官僚化的堕落将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悲剧的真正根源。
　　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若要最有保障地防止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堕落与蜕变，必须做到：
　　a) 在整个过渡期间，为了捍卫工人阶级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必须维持一个独立于国家机关的组织；
　　b) 工人阶级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参与经济的管理，并建立能够胜任的机构来确保这种参与，同时避免建立一种疏离于生产者群体的管理机构；
　　c) 维护与最大限度地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只有这样，方可制止对上述方向的任何严重偏离。
　　是否让工会作为发挥捍卫作用的机构，是否选择劳动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作为行政工具，或者调转过来设置，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理解上述三个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20-1921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的所有立场中，托洛茨基的立场最能指明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

1955年2月15日

^[1] 原文以笔名 E. Germain 发表在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vol 13, no. 1-3, pp. 50-60.

^[2] 详见李可夫向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引自艾萨克·多伊切尔（Isaac Deutscher）的《苏联工会及其在苏联劳动政策中的地位》（Soviet Trade Unions. Their Place in Soviet Labour Policy），伦敦，1950年，p.. 36.

^[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531-532页。

^[4] 本文引用的书籍有 E. H. Carr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ume 2, London, 1952，和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

^[5] 《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439页。

^[6] 《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461-462页。

^[7]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ume 2, London, 1952, p. 227.

^[8] 《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454页。

^[9]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ume 2, London, 1952, p. 212. 加粗部分是本文作者想强调的。

^[10] Deutscher, Soviet Trade Unions, pp. 34-35.

^[11] 《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443页。

^[12]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1921, no. 3-4, p. 215.

^[13] 我们有意不考虑过渡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农民的存在，资本主义支持者的相对力量），因为它暗含在了这三大“冲突”的相互作用中。

^[1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误地使用相同的表述来界定利息与资本家的利润，并为之辩护。实际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剩余价值的存在限制了工人的消费，以增加资本家在未来的利润与消费。

^[15] 根据普罗科波维奇（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U.R.S.S., Paris, 1952）的说法，1920-1927年，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两番，达到了战前水平的两倍。

^[16] Bulletin communiste, 27 janvier 1921, p. 52.

^[17] Bulletin communiste, 3 février 1921, p. 67.加粗部分是本文作者想强调的。

^[18]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1921, No. 5, p. 332.

^[19]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1921, no. 3-4, pp. 159-166.（类似内容在这几页多次出现）

^[20] 引自：Quoted in: Bulletin Communiste, 1921, no. 1, pp. 13-14.

^[21] 同上，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