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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欧的经济趋势（二篇）
埃内斯特·曼德尔
田七 译
译者按：由于两篇文章只是先后发表，但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二战”后东欧的经济趋势），因而译文放在同一个文档，起了总标题为《“二战”后东欧的经济趋势（二篇）》，每篇文章的标题仍用原文标题。
〔第一篇〕
Economic Trends in Eastern Europe
东欧的经济趋势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49年1月1日
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建立了一批“缓冲国”。进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狂飙时期，这段时期远未随着所谓“人民民主”政府的建立而结束。为了能够真正理解过去两年里这些国家经历的转变的意义，首先要了解事实。无论是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造假宣传的欺骗或者由于接受违背事实的先入为主的教条，如今工人阶级的舆论总的来说不熟悉这些国家的经济变迁。因此， 我们认为应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缓冲国”经济变迁的材料是帮助的，方可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来评价这些国家最近经历的转变。
然而，有必要在本文的讨论开始之前提出两点注意事项。我们有意在本文中不理会与芬兰、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相关的事实，而这两个国家通常是要视为“缓冲国”的。就阿尔巴尼亚而言，这个小国的极端落后给它带来的经济问题与东欧其它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可比性。芬兰尽管由于一项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与停战协定的条款而和苏联势力范围绑定在一起，但却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变迁。1948 年夏天，波兰政府中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离开，之后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人法格霍尔姆（Fagerholm）领导的清一色的少数派政府。从那时起，芬兰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让人联想起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同类情况的社会危机，这值得单独进行研究。综上，在研究其余六个发展趋势相对类似的“缓冲国”时，要将芬兰排除在外。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材料的有效性。我们试图主要使用官方和半官方来源的、即通常来说具有斯大林主义烙印的材料。但是，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与经济参考资料的客观性与其总体文化水平成正比，与其经历的经济困难成反比；由于能力不足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缓冲国”政府无法提供完整的、可核查的事实。因此，有必要对我们引用的所有数据持保留态度，并且永远不要忽视以下这点：即如果官方数据掩盖了有关经济现实的所有证据，那么使用这些数据的研究就无法反映经济现实。
自大战结束以来，苏联的“缓冲国”经济面对的主要灾难是通货膨胀。在战争期间，由于军备成本的高昂、遭到占领和这六个国家遇到的各种形式的破坏，已经导致了通货膨胀。下表显示了货币流通量的巨额增长：
1939年6月与1945年12月的通货膨胀
（单位：百万）
| 日期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 |
波兰 | 罗马尼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南斯拉夫 |
| （货币名称） | （levas） |
（Pengős） | （兹罗提（zlotys）） |
（列伊（lei)） | （克朗（crowns）） |
（第纳尔） |
| 1939 年 6 月 | 2891 | 885 | 1848 | 38683 | 10740 | 6921 |
| 1945 年 12 月 | 69921 | 765446 | 26319 | 1212925 | 120000* | 350000* |
| * 1945 年 4 月 | | | | | | |
货币规模的这种严重膨胀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人们熟悉的一系列后果：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生产率下降、基本必需品的稀缺、以物易物、工业与批发贸易的库存增加、投机、资本外逃，等等。甚至在停战后这些国家组建的联合政府想到怎样补救以前，一系列新情况已经加剧了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并导致了彻底的货币危机：俄国占领的费用，之前曾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须付的赔偿，粮食的极度匮乏，1945-1946年与1946-1947年由于各“缓冲国”的严重干旱及洪水而造成的连年饥荒（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受到的影响比其它国家小），第一次社会变革（第一波国有化与土地改革）造成的经济后果——从一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都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萧条。以下是用农业生产数字所作的说明：
面包谷物产量
（单位：千吨）
| 日期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 |
波兰 | 罗马尼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南斯拉夫 |
| 1934-1938年（平均值） | 1787 | 2917 |
8531 | 3749 | 3148 |
2636 |
| 1946年 | 1632 | 1551 |
3328 | 1671 | 2437 |
1973 |
| 1947年 | 1410 | 1690 |
3478 | 1755 | 1732 |
2300 |
饲料产量
（单位：千吨）
| 日期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 |
波兰 | 罗马尼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南斯拉夫 |
| 1934-1938年（平均值） | 1215 | 3184 |
4076 | 6768 | 2537 |
5407 |
| 1946年 | 775 | 2013 |
1774 | 1572 | 1885 |
1949 |
| 1947年 | 1184 | 3050 |
2127 | 5000 | 1602 |
4595 |
巨大的货币流通量加上几乎完全消失的商品流通，导致货币不断地贬值，进而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货币改革成为所有这些希望复苏经济的国家的当务之急。
危机迫使各国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以聊胜于无的方式进行了货币改革。
波兰的改革局限于单纯进行简单的货币兑换（1945年1月）。货币流通量在1945年12月达到26.319亿兹罗提，在1946年12月攀升至60.066亿兹罗提，1947年12月攀升至91.483亿兹罗提。直到1948年，货币流通量才相对稳定下来。（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在1945年4月“解放”后，南斯拉夫进行了货币改革。货币兑换、将战争带来的利润充公、对战争期间积累的财富征税等措施使得货币流通量从1945年4月的3500亿第纳尔一下子减至1945年8月的60亿第纳尔。
在经历把前苏台德省（遭到希特勒吞并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前德国保护国）和斯洛伐克（之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不同货币进行合并的过渡阶段后，捷克斯洛伐克在1945年11月转向货币的稳定。货币兑换限制为每人 500克朗和工厂所有工人于雇员的每月工资总额，其余部分以“货币清算资金”账户的形式遭到冻结（这些账户在调查个人财富来源之后逐步解冻）。这些“资金”包括大批实物（敌人出售的商品、德国与匈牙利的贷款、对战争期间增值资本的征税收入），因此可以在不大幅增加货币流通量的情况下解冻这些账户。货币流通量在1945年12月为24.233亿克朗，在1946年12月为45.589亿克朗，到1947年12月则为 58.539亿克朗（鉴于产量的提高，这似乎是比较正常的）。
匈牙利的恶性通货膨胀
匈牙利经历了一次极其严重的货币危机。俄国索取的高昂赔款和占领军带来的巨额成本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39年8月31日为100（基数），物价指数在1945年10月跃升至2431，在1945年12月为41478，在1946年2月为435887，而在1946年4月为35798361，截至1946年6月1日至15日为8623.17亿，1946年7月1日-7月7日为3006.2540万亿。在1946年7月24-31日为399623万亿。
1946 年 8 月 1 日，匈牙利政府采取了稳定货币的措施，用一种新货币（florint：弗洛林特）取代之前的货币（pengo：彭戈）。通货膨胀的程度甚至超过了1923年的德国通胀，这体现在新旧货币的交换比率为：
1 弗洛林特= 4×1029 个彭戈。
最初，所有流通货币的兑换将价格水平降至战前水平的2%左右（捷克斯洛伐克在货币兑换后的价格水平人为规定为战前水平的3倍）。新货币迅速稳定下来，货币流通量在1946年8月底增加到3.75亿弗罗林特，在1946年12月底增加至9.68亿弗罗林特，在1947年12月底增加到19.92亿弗罗林特（这大致符合产量的增长）。
保加利亚虽然没有发生匈牙利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在1945年底其货币数量比战前水平增加了约2500%。此外，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利率为3%的流通国债（根据众所周知的经济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完全退出了流通中，转而在民众手中囤积。因此，政府于1947年3月7日决定开始赎回面额为200、250、500、1000和5000列弗的所有纸币以及所有国债，每人只允许赎回2000列弗（超过工厂月薪的一半）。
与其它“缓冲国”的做法相反，保加利亚在货币改革时犯下了致命错误：在宣布改革措施后就下令关闭商店。这自然导致大城市在漫长的几个星期里所有主要的必需品都完全买不到。通过冻结银行账户里的巨额货币财富，保加利亚政府将流通的货币总额从1946年底的742.06亿列弗减少至1947年底的726.84亿列弗。
罗马尼亚经历了与匈牙利类似的变迁。列伊的流通量从1939年6月的386.83亿增加至1945年12月的12.12925 亿，再到1946年12月的61176.03 亿。1946年初，黑市上的美元汇率为30000列伊兑换1美元，到1947年年中则攀升至200多万列伊。对1945年铸造的金币的投机随之而来。1947年8月15日的货币改革规定1 单位新列伊兑换20000单位的旧列伊。可兑换的旧列伊最多在150万-500万列伊之间，其余纸币遭到冻结，不支付无息。与保加利亚一样，罗马利亚宣布延缓债务支付。1947年底的货币流通量增加至245.36亿新列伊。
三个共同特征
所有这些政策有三点重要的共性：
（a）它们都是导致全体民众的生活动荡不安、并使之“稳定”在极低水平的激烈行动。工人的直接利益由于“稳定货币”（重建经济的出发点）的需要而受到牺牲。稍后，我们将看到这项改革对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无产阶级的具体影响。
（b）由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的政府将货币改革作为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与国民收入的特殊手段。每次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囤积者、富裕农民、黑市投机者、无法获得原材料的中小工厂主、食利者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等等。在某些情形下，尤其是在南斯拉夫与 匈牙利，货币改革实质上是剥夺没有离开该国的中产阶级的财产的主要手段。
（c）货币改革将大量流动资本集中在国家机器手中，并因此让国家控制了整个银行体系。国家成为全部工业信贷的主要监管者与分配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兑换是所有”缓冲国”相继引入的各种混合形式的计划的有效基础。同时，国家机器集中了用于积累与投资的起步资金，这使得它的“计划”得以实施。
第一批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
1945-1946 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保加利亚，都经历了第一波国有化浪潮，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共性，即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受到占领的工厂随后国有化了）、前所有者的肉体消灭（在与德国交战的国家里的德人财产问题）和这些国家的战前结构（本土私人资本的力量弱小使得国有部门总是非常重要）。
然而，这些国家的第一波国有化不仅在贸易与信贷体系方面、而且在工业领域保留了非常重要的私营资本主义部分。因此，在1948年第二波国有化浪潮开始之前，捷克20%的工业产量与波兰接近40%的工业产量由私营部门掌握。在匈牙利，除了重工业是国有企业掌握三分之二的产量之外，直到1948年初，私营工业至少控制了工业产量的80%。至于保加利亚，西里尔·拉扎罗夫（Cyril Lazarov）在1948年10月31日斯大林主义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Rabotnitchesko Delo）上写道：
尽管在经济领域遭受挫败，资产阶级仍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保持着主导地位......无论是工业、贸易还是农业。1947年，工业的形势表现为：合作社部门提供了11%的总产值，而私营部门的比例则增加至65%......这一年，我国有740人的总收入超过10亿列弗。
在罗马尼亚，除了国有化的国家银行和被俄国人没收的各种混合公司或德国财产外，整个工业仍属于私有财产。
要到1948年，而且显然是根据先入为主的计划，所有六个“缓冲国”通过法令、以纯粹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了第二波国有化，完全消灭了银行业的私人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工业部门的私人资本，并且严重限制了私人资本的贸易活动。
第二波国有化浪潮
保加利亚：通过在1947年12月23日提出并在后来通过的一项法令，7000 家工业企业（几乎涵盖整个工业）国有化了——其中只有500家企业的雇工数量超过50名，其余企业的体量都很小。与外国资本合作的企业（由俄国政府没收的前属德国的财产除外）亦实行国有化。之前的企业所有者原则上可得到20 年期限的可赎回计息国债来获得补偿。但在1941年3月1日至 1944年底期间所有曾将工厂交给警察支配来对付游击队的企业主不能获得这种补偿，那些被视为外国特务或间谍的人或自1944年8月之后参与反对新政权的政治活动的人亦然。在实践中，这一做法将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外资。伴随着工业的这种几乎完全的国有化的，是银行与对外贸易的完全国有化以及在国内贸易方面的重要的国有化措施。在前文提到的《工人事业报》的文章中，西里尔·拉扎罗认为国家在批发贸易中的份额为64%，在零售贸易中的份额为22.3%。
匈牙利：1948年4月39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所有采矿企业与冶金企业以及所有雇工达100人的从事发电与配电的企业收归国有。此外，在其部门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某些小型企业亦实行国有化。除了由苏联政府没收的曾属于德国所有的财产外，所有外资参股比例达五成以上的企业都排除在国有化之外。对企业之前的所有者的赔偿没有实行保加利亚的限制条款，最高经济委员会立即优先满足申请获得补偿的资产阶级家庭。
这些国有化措施总得来说匈牙利工业各个部门雇佣的劳动力分布如下： 73.8%的劳动力由国有部门雇佣，5.3%的劳动力由公共部门（communal sector）雇佣，3.6%的劳动力由混合公司雇佣，18.8%的劳动力由私营部门雇佣。整个银行系统以及大约20%的批发贸易后来亦实行国有化。
波兰采取的措施
波兰：1947-1948年的一系列国有化措施使国家在国内工业中的重要性从60%增加至80%。然而，40% 的建筑是由私营公司建设的（KurierGodziecny，1948年7月14日）。与此同时，国营商业蓬勃发展（尤其是在1948年），并且作为了稳定物价的重要手段。同时，私人资本在外贸中的占比从1947年的零比重开始不断增加，现已占比10%-15%。据估计私营部门在零售业中所占份额约为70%。1948年11月12日的法律将银行系统完全国有化。在第一次银行业改革后采取合资公司形式的两家银行：“解放”银行关闭了，“对外贸易银行”虽然是一家允许大量的私人资本参与的合资公司，但由国家持有主要权益。
罗马尼亚：1948年7月11日，罗马尼亚政府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实行影响重大的国有化——这项法案在三个小时的讨论后获得通过。以下公司遭到国有化：所有石油公司（包括有外资参与的，苏联-罗马尼亚合资公司排除在外）、属于英国联合利华托拉斯的两家大工厂、银行、保险公司、铁路、无线电与电话公司、航运公司及其所有船舶，计有各类企业共702家。雇工数量在100名以上的冶金工业工厂、所有使用超过20单位马力的木材厂和所有使用超过100马力的纺织工厂都实行了国有化。国家通过可赎回的债券（依靠新近国有化的企业赚取的利润）对之前的所有者进行补偿，但那些犯有破坏罗马尼亚经济罪的及非法离开该国的所有者无权要求赔偿。
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控制约六成工业的国有部门在1948年2月危机后显著壮大。国有化的对象包括：建筑业与食品业的许多企业、大型酒店与餐馆、旅客中心、乐器制造业、医院、印刷与图书业、运输系统、银行、外贸与国内批发贸易的所有企业。私营部门仅占工业的8%，但仍保持其在零售业的主导地位。
南斯拉夫：1948年4月28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将大约3100家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包括：10座矿山、65座小型发电厂、200家印刷厂、100家电影院、350家疗养院、医院、酒店、澡堂和所有载客超过50人的大小船只，等等。规定以国债的形式对之前的所有者进行补偿，且并未设置任何限制条款。此外，之前的所有者最多可以占有国有化企业的三成流动资产，其余的流动资产以国债形式持有。这项法律实际上将工匠作坊以上的小型工业都国有化了。在1948年5月21日至28日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没收了贝尔格莱德 1105 名遭到投机指控的商人的财产，所有批发贸易由此都国有化了。
资产阶级的剩余力量
在这些不同的国有化措施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在缓冲国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比重是多少呢？最迟在1947年底，只有在南斯拉夫，除了小企业外的工业资产阶级得到彻底的消灭；在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资产阶级仍然在轻工业中保持着强势地位；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仍然在冶金与矿山之外的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仍然主导着几乎所有部门。此外，在各“缓冲国”，商业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
如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工业资产阶级已经遭到彻底的消灭，商业资产阶级只能在小型零售店活动。在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仍然掌握小型工业的次要部分（但在波兰的建筑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批发贸易，并在零售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匈牙利，资产阶级在轻工业占有不太重要的地位（服装业的75%、造纸业的35%、化学工业的32%，等等）。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在多个部门的中型工业保持主导地位。
然而，我们还不能说这些“缓冲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消失，甚至不能说资产阶级已经沦为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程度。例如，对于国有化程度最为深远的南斯拉夫，D. Vukovich 在《斗争报》（Borba，1948年11月25日）写道：1948年，国民收入中资本家所占的份额将大幅上升至11.22%，而工人所占比例为25.07%。如今，如果我们相信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南斯拉夫工人的人数即将突破百万大关。由于在采取了上述国有化措施之后很难想象还存在数十万资本家，因此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合乎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工人与“受到政府压迫”的资本家之间的收入仍然相当不成比例。
重建与工业化
与通货膨胀的斗争开启了经济复苏之路。一揽子的国有化措施使这种复兴处于特定的道路上。迄今为止，经济复苏取得了多大的成效呢？
本文所研究的六个苏联“缓冲国”都试图制定重建与工业化的计划，并在总体经济条件允许时开始实施。压制恶性通货膨胀是制订这些计划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同样必需的是最低限度的初步恢复，以使国家至少能够有条件养活工人阶级，从而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提高生产力（这是所有“计划”的成效检验标准）。因此，在经济复苏开始与计划草案公布之间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
最早公布的是波兰的三年计划和捷克的两年计划（均在1947年1月1日起实施）。这两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经济重建：事实上，波兰对“西部领土”（前西里西亚和德属波美拉尼亚）的吞并以及将德籍苏台德人口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将内部殖民的任务强加给这些国家：包括在新获得的领土重新安置农民和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因此，这些计划实质上是要在完全改变的社会与民族条件下使那些现在已属波兰领的地区的生产力恢复到战前水平。
计划投资规模较大，估计将吸收国民收入的20%-23%——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高于俄罗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农业与工业和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都特别有利于重工业，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仅获得拨款的7-9%，波兰仅获得13-15%的拨款。
保加利亚的两年计划于1947年4月1日起生效。考虑到保加利亚的经济状况，其计划的区别很大。就国民收入而言，投资率要低得多：第一年为9%，第二年为3%。虽然计划的重点放在加速工业化从而使保加利亚能够迅速超过1938年的极低的工业生产水平，但是该计划有着重要的农业发展目标，试图恢复到1938年的农业生产水平。
南斯拉夫五年计划
1947年4月30日起生效的南斯拉夫五年计划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与阐述，有着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它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使南斯拉夫联邦拥有自己的重工业，并发展特别落后的联邦共和国的轻工业。计划投资额极高，吸收了国民收入的42%！该计划仅从投资额中拿出8%给予农业，但仍然设想了农业的全面转型。
匈牙利三年计划考虑到货币改革，并且在1947年8月1日起、货币改革开始后生效。该计划的目标比其它国家的计划有着灵活得多的目标。计划投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10%。（必须指出的是，俄国索要的赔款造成了对匈牙利经济的负担，阻碍了积累率的大幅增加。30%的计划投资用于农业，仅26.5%用于工业。匈牙利的计划尤其旨在重建战前的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与发展轻工业。在所有计划中，它似乎是唯一一部最能考虑到立即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之必要性的计划。我们很快就会谈到：匈牙利与波兰是缓冲区中少有的确实在1948年达到1938年水平的国家。
罗马尼亚陷入了无法摆脱的财政困难，未能脱身。1947 年，罗马尼亚开始发展工业，满足于颁布一项经济与财政复苏计划（1947年6月15日），主要目标是抗击通货膨胀。直到1948年12月27日，罗马尼亚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法律，颁布了“一年计划”，规定1949 年工业生产增长40%，从而要使产量高于1938年的水平。
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的计划于1948 年结束，两国在今年制定了五年计划，规定要加速工业增长。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谈论这些计划，在此只需指出：保加利亚的“超工业化”及与之非常相似的南斯拉夫“超工业化”已经得到了斯大林本人的至高祝福，正如在与铁托发生冲突之前《真理报》曾热情祝贺南斯拉夫的五年计划那样！
计划是如何执行的
到1948年底，上述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
在保加利亚，为1947年设置的目标只实现了77%（捷尔佩切夫（Terpetchev）在伊兹格列夫（Izgrev）的报道，1948 年 2 月 15 日、2月 24 日）。最拖后腿的是农业，特别是出口产品（葡萄干和水果）。因此，给1948年设置的目标修订了：工业生产将比1947年的水平高出36%，农业生产将比1947年的水平高出86%，这使得1948年的目标略高于之前给1947年设置的目标——工业生产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其生产指数达到 170（1938年=100），但农业的成果远远不能乐观。《工人事业报》（Rabotnitchesko Delo）在1948年10月15日与10月17日的报道表明，尽管1948年的农业丰收，但在10月10日只有一个区交付了满足计划目标的产量，13个区实现了计划这些目标的80%至90%，许多区甚至没有完成上交额度的一半。
匈牙利1947 年的工业产量见证了重工业的兴起与轻工业的严重落后。尽管重工业超越了1938 年的水平，但到 1947 年底，匈牙利全年只生产了200万双鞋，而1938年的产量为470万双。匈牙利在1947年生产了 1.4 亿米的棉布，而1938年的该产量为1.848 亿米。根据拉科西的说法，1948年11月，采矿和冶金工业的指数为 137，化学工业的指数为 123，纺织业的指数为 110（1938 年=100）。至于匈牙利农业，则彻底从旱灾中恢复过来，正处于繁荣时期。
波兰：以新获得的西里西亚盆地为基础，波兰的工业生产在1947年期间达到了1938年的水平，并逐渐提高到130，至1948年中期及年底达到了140。轻工业（提供消费资料）严重落后于重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在1947年仍处于亏损状态的波兰农业在1948年却成功地满足了整个国家的需求，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牛产品出口计划。
罗马尼亚：几乎没有什么数据，但从已有材料来看，罗马尼亚是所有”缓冲国”中经济复苏最慢的。工业与农业的生产都没有达到1938年的水平。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缓冲国”中最发达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发展中经历了最复杂的结构性困难。该国的生产指数在1947 年达到87（1937年=100），1948年时稳定100左右（这是在1948年头几个月达到的）。应该指出的是，消费品工业的产量不到1938年的80%。农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点将在后文继续讨论。
南斯拉夫的工业化速度确实远远高于其它“缓冲国”。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铁托宣称1948年计划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然而，前文引用的D. Vukovich 在《斗争报》（Borba，1948年11月25日）发表的文章认为1948年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是38.33%（而计划规定的比率为42%）。
因此，经济复苏总的来说在规定的道路上实现了，但农业的发展普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
〔第二篇〕
Where Is Eastern Europe Going? -- Economic Trends In Stalin’s Buffer Zone
东欧将何去何从？——斯大林的缓冲国的经济趋势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49年3月15日
对东欧经济变迁的总体趋势的研究，不仅表明自1948年起这些“缓冲国”加快吸收苏联的体制与经济，并且表明这种吸收或同化不仅远未完成，而“缓冲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的决定性要素使得这些经济的特点与运行与苏联经济有性质上的不同。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与其说体现在结构层面，不如说体现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本文所作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缓冲国”的计划存在一系列结构性困难，使得这些计划是具有不充分性与混合性，即介于苏联的计划（本身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官僚化畸形）与“受规制的资本主义”之间。
我们已经在评价“缓冲国”第二轮国有化的影响时指出：尽管大多数“缓冲国”已经实现工业与批发贸易的“国家化”，农业仍然是由小规模的私营农场主导（见第一篇文章）。大农场所占面积与总耕地面积相比微不足道。私人农业包括各种形式：从占有甚至不足一公顷土地的“侏儒农场”（dwarf-farm）到雇佣农业劳动力的、土地面积可超过50公顷（一公顷约合2.5英亩）的大型农场。农业所有制的模式之所以因国家而异，不仅由于历史与民族方面的重要差异，还因为1945年-1948年土地改革的影响不同。匈牙利的案例足以表明：“缓冲国”的农业所有制方面仍然有着非常鲜明的多样性。
统计数据表明，占匈牙利农民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小农实际上只占有土地总量的六分之一，占农民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农拥有占总量35%以上的土地；而一小部分富农，尽管人数不到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五，拥有占总量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这比所有贫农所占土地的总和还要多。超过200阿庞（arpent，译注：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约合0.4公顷）的地产大部分包括了森林、集体的或共有的财产、国有土地或示范农场。
这种力量对比意味着富农对村庄其他群体的长远优势。大量无地农民分配到的是不折不扣的小地块，既没有役畜，也没有最基本的农具，因而只能由富农供应这些必需品并由他们自行规定使用费。所有“缓冲国”（波兰除外）从一开始就实行的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强制交付的定额”）对小生产者造成的打击比对大生产者的影响严重得多。富农从收成、从装运与销售之间的时间间隔获利——这种间隔通常很长，以致小农不得不事先出售他的全部粮食，以换取富农提供的实物来满足政府的要求。从始发地（收获）到分销点（黑市或城市里的“自由”市场）都肆虐着投机活动，得益的只是那些支配所有存货、可以等待最合适时机才行动的富人。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认识到他们从 1944-1945年起实行的整个农业政策只对富农有利。虽然第四国际在1945年7月关于“缓冲国”的第一份声明中已经指出与详细说明了这种情况（见欧洲执行委员会决议《帝国主义的新和平与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New Imperialist Peace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45年10月），但直到1948年，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才因为受到经验所迫而就这个问题提出看法。1948年1月10日，作为波兰乃至各“缓冲国”的斯大林主义头号经济专家的波兰工业部长希拉里·明克（Hilary Minc）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上写道：
“农村的富人是供应小麦市场的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操纵小麦价格走向跌落，以便购入所有小麦，接着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合作社与国营农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注意到，即使政府三令五申，但本应分配给中农与小农的总额为130亿兹罗提的信贷里仍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富农手中。”
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党的“强人”格罗（Gero）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1948年1月12日）上写道：
“……我们党领导层的结论是：已经大规模实施起来的土地改革丝毫没有阻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这场改革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一项涵盖数百个村庄的普查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农村剥削阶级（富农）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并且积聚了极多的财富。”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在所有“缓冲国”（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除外：这两国虽然亦有这种发展，但没有那么严重），各地富农或直接地或隐蔽地雇佣劳动力，他们还实质上垄断了小麦贸易、参与购买土地和以极其巧妙的手段规避现有的法律限制（例如在匈牙利，人们正借助农业合同的形式将小农转变为给富农打工的农业工人）。
合作社与资本主义
遏制新经济政策期间的苏联出现类似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土地的国有化，这禁止了农民刚从国家那里获得用益权的土地进入买卖流通。但在农民完全拥有土地的“缓冲国”则不存在这类限制，有的只是法律对土地规模的限制（因国家而异：南斯拉夫为30公顷、波兰为50公顷，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类型土地为50公顷，而其余类型的土地为200公顷）。此外，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尤其希望将农民合作社制度转变为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一些巴尔干国家，农民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南斯拉夫，农业合作社经常成为从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男性家长制经济向现代小农生产过渡的直接桥梁。在保加利亚，合作社是通过小农将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无论其历史起源如何，“农民合作社”意味着土地及其产品的私有制，而且属于小商品生产；因此，“农民合作社”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不是像南斯拉夫共产理论家胡说的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铁托的理论批评固然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当然没有指出这种错误观点的直接源头在莫斯科，并且在过去几年里在所有“缓冲国”传播开来。
迄今为止，合作社的发展远远没有成为富农的阻碍，富农反而利用它来加强对全部农业的控制。在斯大林主义政党里得到了关键职位（正如格罗在上述引文中承认的）的富农主导了合作社，并以最令自己满意的方式让合作社在所有农民之间分配土地与种子。富农还使用属于合作社的役畜与机器来耕种自家的土地。以下事实加剧了这一趋势：所谓“消费者”合作社只介入某些产品的贸易（在波兰，消费者合作社介入了作为国家专卖品的伏特加的买卖）。
1948年8月25日，T.扬结克（T. Janczyk）《布拉格》（Prag）上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富农手中，合作社的活动因而旨在满足富农的需要。”
“剪刀差”的传播
在首次谴责铁托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一项指令使得“缓冲国”的农业政策发生了这样的转向：在有利于中农与贫农（但这点总是没有落实）的国家干预下，发起一场反对富农的斗争。国家机器拥有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可能通过法律改变合作社组织形式，等等。
在大多数“缓冲国”，所有这些手段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利用。例如，匈牙利政府实行了浮动比例的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制度，要求富农交付每阿庞的数量比贫农所交多三倍半的谷物。波兰政府颁布了小麦的全年固定价格，以防止作物收获后出现的价格下跌成为富农投机的绝佳机会。至每年9月初，贫农有绝对优先的权利获得化肥。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只有在它们适应且不违背现实中的经济规律时方可起作用，否则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人为地削减生产、出售牲畜与农业设备、大规模屠宰牲畜，等等。这些后果可能导致真正的农业与粮食危机。
这就是1948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政府不得不打退堂鼓，开放工业品的买卖，以吸引农业产量的增加。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波兰，政府不得不低于市场价格向供应小麦的农民提供工业品（格洛斯·卢杜（Glos Ludu），1948年5月4日）。
这些措施反映了著名的“剪刀差”现象：农业从饥荒与产出低迷的时期中迅速恢复过来，但相比之下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与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却严重落后；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将失去提高产量的动力。波兰的小麦价格稳定政策就是企图违背农民利益的例子之一。
没有人能预测这些经验主义的、断断续续的措施（目的是为了遏制富农对农民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会直接带来怎样的总体效果。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目前剥削性的农业所有制继续存在，经济规律将继续有利于富人，原始积累仍将是农村发展的基本动力。
斯大林主义理论家们突然搬出了列宁的著名观点，这绝非偶然：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译注：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4页）
这正是“缓冲国”当前发生的事情。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约八成劳动人口从事农业，南斯拉夫约七成，匈牙利、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半数以上。此外，“剥削雇佣劳动的大工匠与商人”（在戈特瓦尔德（Gottwald）看来，这些城市经济的部门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见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1948年11月17日-18日）构成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天然的、永久的盟友。
最后，有必要指出必须摒弃的绝对错误的观点：
“我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专家们的观点，它认为关于我们农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快速上马农业技术来解决。然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难以动摇地、鲜明地限制了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应用。仅仅有这些技术措施是不够的，唯一能从中获利的将是城乡的资本家（这说得多么正确！），而牺牲了中小农民的利益。”（《斗争报》（Kardelj），1948年4月26日）。
不可回避的结论是：只要缓冲国目前的农业所有制继续存在，它是并且仍将是任何计划（即使是苏式的官僚化畸形）最主要的结构性障碍。
国界与计划
经济计划不仅需要对所有生产资料与交换手段（其中土地仍然是农业国家最重要的资产）进行国有化，还要求废除国家的边界，因为国家边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起构成了生产力增长的绝对阻碍。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公理，即与“一国社会主义”的荒谬理论相对立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观点。对于判断某个经济的特征与前景而言，这亦是必须考虑的基本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只能在国际层面上实现。当然，除了少数极左派之外，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人质疑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一国境内的过渡时期就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
正是左翼反对派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而起草了苏联第一个计划，以此来对付官僚机关与斯大林派的顽固抵制。但是，由此一点都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只需要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作为计划的条件。显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的筹备阶段，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亦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在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比装作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成还要荒谬。
制订计划的物质基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资源：土地与自然资源蕴含的财富、劳动力、全部劳动力与机器、生产力水平、文化水平，等等。这种物质基础越是狭小，经济发展就越依赖外国，外国压力就越容易限制本土的发展。在世界各国中，苏联无疑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拥有最庞大自然财富的国家，亦正因此而对外国的依赖最小。但与此同时，从技术角度来看（无论是生产还是劳动过程），苏联作为一个生产力落后与文化水平低的国家，它的计划极度依赖外国。四个五年计划只是加剧了俄罗斯的技术与经济需求，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加重了这种依赖。
苏联面对的情况更是缓冲国要面临的棘手问题，不仅因为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总体上是落后的，而且规模太小、太穷，无法实现与苏联相当的经济独立。
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空间的国家边界的维系绝非必然产生的历史事物，而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政治倾向所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重要因素与社会力量阻止无产阶在1943-1945年的革命高潮期间粉碎整个中欧与东欧（就此而言，亦将包括西欧！）的旧国界，进而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或者至少建立巴尔干—多瑙河社会主义联邦。
现存的国界完全是官僚机关的取向所致，它试图尽快扼杀群众的任何主动性，试图通过与帝国主义（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巴黎会议）达成协议与妥协来建立缓冲地带，它感到有必要维持此前的用于压迫的国家机器来实施反革命行动。如果说苏联官僚机关在其存活之年再次目睹了对自身及其炮制的理论的反驳，如果今天它被迫辩驳“南斯拉夫胜利建成社会主义”这一荒唐透顶的观点，那么它只是为它在巴尔干—多瑙河地区犯下的反对国际革命的罪行而受到理所应当的惩罚。
在过渡时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即使是在一国范围内或是在有限的国际层面，绝不意味着必然是在经济独立（autarchic）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悖论之一是：正是这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而拥护“经济独立的计划”（autarchic plan）这一有害论点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如今却发现自己被迫在缓冲国与自己的这一理论作斗争。
不仅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而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着手建设计划经济的成本最低的办法是首先发展那些能够发挥最高生产力水平、并且超过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平均水平的经济部门。接着，可以用这些产品交换尽可能多的、同样是在最优越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商品（当然要考虑到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军事与经济-战略防御需要）。只有这种方法方可使得在经济开始转型时无产阶级被迫做出的牺牲减少到最低程度。通过这种做法，工人国家将开始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挫败资本主义，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矛盾，并开始通过资本主义市场与工人国家之间的互惠性依存来减轻工人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世界市场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尽管这种方式比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的经济独立目标取向更加有效，但仍然需要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作为前提；否则正如所有证据表明的那样，计划将会变成一种空想。
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眼下没有其它办法来说明南斯拉夫及其它缓冲国在狭窄的国界内及在极其有限的物质基础上着手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很明显，当成功度过作为第一步的经济复苏阶段（1945-1947年）后，接下来的路必然受限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这种依赖与苏联从过去至今经历的有性质上的不同。
将苏联的对外贸易总额（1932年约占国民收入的6%-7%，1935年初下降至3%以下）与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占国民收入的35%-45%！）的对外贸易总额进行比较，就足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差异。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估计为2000-2100亿克朗，而对外贸易总额为743亿克朗。
这种百分比的理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规律，资本主义世界参与了由“缓冲国”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与“缓冲国”内部的资本主义成分建立了某种联系。当头脑清醒的时候，即使是斯大林主义者亦和资产阶级那样理解这一点（参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11月30日报道的拉科西（Rokosi）演讲）。从1947年5月29日《日内瓦日报》关于匈牙利的评论，我们亦能看到资产阶级同样理解这个道理：
“国内市场（与进口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造成的逆差，由匈牙利政府承担；反之，私营企业得到了这种交易产生的利润，政府很少或从未能分一杯羹。”
由于“缓冲国”物质基础不足所造成的计划特点引发的一系列国内后果，体现在各国计划经济建设的局限性：
（a）从直接意义上讲（而非像苏联那样间接地），每个“缓冲国”的计划经济都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的原材料。必需品的数量、质量或价格的波动都会直接扰乱计划的实施。例如，在1948年夏天，匈牙利纺织业遭遇了原料供应与价格方面的难题，棉花进口量从4月的2400吨减少为5月的1696吨、6月的1334吨以及7月的1011吨，导致7月棉织品减产25%，棉织品出口量减少50%（《新苏黎世报》，1948年9月17日）。
（b）从直接意义上讲（而非像苏联那样间接地），每个缓冲国都依赖国际市场来吸收出口商品，这是通过交换来进口原材料与机器以获得必要资源的唯一途径。一旦国际需求消失或萎缩，整个“计划”就会立即遭到动摇。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例证。整个捷克的工业部门正在逐步失去国外市场，这要么是因为世界市场的萎缩，要么是因为遭遇外国竞争。我们只需要看看珠宝业与玻璃制品业以及尤其是纺织业。按照估计，自“解放”以来，纺织业生产的总体亏损为50亿克朗（如果考虑到1948年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免费交付的原材料，则亏损额为140亿克朗）。国家银行主席内贝萨尔博士（Dr. Nebesar）直言不讳地称：如果纺织行业不能迅速拿回国外市场，就必将面临严重的减产（《新苏黎世报》，1948年9月21日）。
对世界危机的恐惧
这是清楚了解“缓冲国”当前计划的真实性质时必须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实际上，“缓冲国”的计划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事态变化直接相关。只消以波兰为例：波兰的出口商品中有半数是煤炭（1948年的煤炭出口总值为2.5 亿美元），就可以理解造成经济萧条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将如何对波兰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使之遭受市场份额的丧失与价格下跌的恶果。
斯大林主义理论家们无论如何都得考虑这种迹象，并且意识到由于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自身是多么脆弱。这些人经常因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恐惧而感到苦恼。拉多万·西马切克 （Radovan Simacek）在1948 年12月31日的Parallel 50上写道：
“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恰恰是要促进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贸易。这样，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不良影响将大幅减少。”
但与此同时，由于无法摆脱物质上的刚需，“计划制定者”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三个最发达的“缓冲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即使在完成工业化计划后（在1952年或1953年），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仍将占各国贸易总额的50%左右。在1948年9月8日给路透社记者的一份声明中，捷克外贸部长安东·格雷戈尔预测：到五年计结束之际，捷克与西方世界的贸易总额将占55%。
希拉里·明克估计：在六年计划结束时，半数的对外贸易仍将与西方世界进行（《波兰信息简报》（Polish Information Bulletin），1948年12 月20日）。匈牙利的三年计划同样希望其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达到贸易总额的50%。（《匈牙利经济形势》（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Hungary），1949年1月5日）。下面这份表格表明，至少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并未实现这一目标（1948年，匈牙利48%的进口货物来自苏联与“缓冲国”，51%的出口货物流向这两种地区）：
| | 来自苏联与“缓冲国”的进口
（百分比） |
向苏联与“缓冲国的出口
（百分比） |
| 波兰 | 37.82 | 37.82 |
| 捷克斯洛伐克 | 35 | 38 |
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这种依赖所造成的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是：这些国家不得不承认旧债，并向已经遭到国有化的外国资本支付巨额补偿，从而使得自身的经济雪上加霜。这里有几个例子：
· 1948年3月签订的法国—波兰协议，要求补偿法国资本的损失；
· 1948年6月签订的瑞士—捷克协议，要求补偿瑞士资本的损失；
· 1948年4月签订的英国—匈牙利协议，要求战前匈牙利欠下的债务；
· 1948年7月签订的法国—捷克协议，要求补偿法国资本的损失；
· 1948年11月签订的英国—南斯拉夫协议，要求补偿英国资本的损失；
· 1943年10月签订的瑞士—匈牙利协议，要求战前匈牙利欠下的债务；
· 1948年12月签订的瑞士—保加利亚协议，要求战前保加利亚欠下的债务。
“缓冲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然而，只要各个“缓冲国”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有效的管理与规划，那么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就都不会那么严重。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前，这并未成为现实。东欧国家没有协调各自在重建与工业化方面的努力，它们各自的计划非但不是相辅相成，而且经常相互冲突。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下，唯一的保障措施是增加“缓冲国”之间以及“缓冲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但到目前为止，无论这种贸易的规模相对如何，仍丝毫没有减轻世界市场对计划的干扰。铁托是如此描述“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苏联之间当前贸易的性质：
“只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仍然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即每个国家都寻求尽可能高价地出售与尽可能便宜地购入，就没有人有权阻止我们最大限度地开发本国的资源。”（《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 年 12 月 27 日。
这种情况导致了诸多矛盾：
（a）“缓冲国”的每部投资与工业化计划都规划了相同类型的工业（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工业发展应该实现地理集聚。匈牙利与南斯拉夫都投入巨大资源来发展钢铁工业，但钢铁工业的天然有利位置在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
（b）每个“缓冲国”都试图以牺牲相邻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代价，从自身的经济或地理资源中获取最大利益。1948年7月3日的《经济学人》报道称：由于美元与外汇短缺，捷克斯洛伐克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不得不借道波兰的港口。捷克斯洛伐克有幸从这个“姐妹共和国”那里获得了斯德丁港的泊位，但却要交比使用德国西部或比、荷、卢等国的港口要高出数倍的港口税。
（c）每个“缓冲国”都力求确保自身的贸易平衡，为此目的最大限度地推动出口，却没有考虑卖给西方的产品是不是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化必需的，没有考虑西方国家是否在阻挠邻国获取这些产品。1948年11月5日，捷克外交部长克莱蒙提（V. Clementis）在巴黎的一次联合国委员会上表示：1948年，捷克89.9%的煤炭出口、74.5%的钢铁出口、50.2%的建筑材料和37.5%的机床出口直接销往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11月6日）。谁能怀疑捷克的“姐妹共和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极大大，尤其是那些实际上由于禁令而无法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的产品？
寻求资产阶级的贷款
显然，在寻找必要的资金来资助工业化方面，每个“缓冲国”实际上都自行取舍。因此在经济实现复苏之后，在缺乏互助的情况下，“缓冲国”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机构（例如国际复兴银行）提供各种“计划”所需的资金。最近，世界银行向南斯拉夫和芬兰提供了小额信贷，用于购买机械锯木厂的必要设备。世界银行目前正在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类似的谈判。
还应该指出的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在1947年期间进行大量投资，不是通过新的通货膨胀手段，而是借助非常规的外国资源来提供巨额的银行贷款（1947年，波兰为570亿兹罗提）：出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物资、在所谓成功收复的领土上没收的德国财产和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收的德国土地，等等。由于眼下这些资源几乎已经耗尽，“缓冲国”正在拼命地为新一轮投资寻找不可或缺的贷款。
物质材料的到位与投资资金的到位问题似乎是1948年制定的庞大的新一轮工业化计划（捷克与保加利亚的五年计划，波兰的六年计划）名副其实的致命弱点。
封锁及其漏洞
在关乎“缓冲国”前途的问题上，世界帝国主义尚未采取一致的立场。致力于重整军备的美帝国主义开始对“缓冲国”及苏联实施名副其实的封锁，包括机床、铝合金、稀有金属等的供应。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世界贸易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加拉申科（Vladimir Garaschenko）最近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谴责了两份针对“缓冲国”的产品清单，列于其上的产品要么禁止出口到这些国家，要么其审批要面对长时间的拖延与繁文缛节（《纽约先驱论坛报》，1949年2月15日）。
同样，美帝国主义正在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与“缓冲国”（尤其是波兰）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瑞典施加压力。然而，英帝国主义则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它试图确保自己的市场，甚至为此接受喷气式飞机的订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歧视性”政策只会导致英国取代美国成为“缓冲国”投资需求的主要供应国。
正在重建的西德工业在这方面能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领国的政策与马歇尔计划第三阶段的“实施时机”（在美帝国主义的许可下，该计划本身将致力于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重新征服“缓冲国”）。
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与“缓冲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决定采取两种过渡性的临时解决方案，来应对其投资计划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
（a）间接地、迂回地获取美国的贷款。这通常涉及与美国某些政府部门的容易遭到识破的的密谋。例如，1949 年1月底，匈牙利与奥地利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规定匈牙利以略低于美国市场的价格交付20000吨黑麦与3000吨石油；作为回报，奥地利将自己得到的部分美元贷款转交给匈牙利（用于在美国购买棉花）。罗马尼亚与波兰亦向奥地利提出了类似的协定。这一事件是资本主义市场成功向“缓冲国”施加压力的典型例子，代价是“缓冲国”产品的价格遭到压低。
为了增加它们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中的筹码，东欧似乎已经建立了可出口谷物的“储备”（见英国外贸大臣哈罗德·威尔逊的声明，《新苏黎世报》1949年2月9日）。由于这项措施，苏联得以在最近的世界小麦大会上拿出1亿公担小麦（占世界小麦出口的五分之一）的筹码。然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形势：小麦价格的长期暴跌将严重打击出口形势，从而严重冲击缓冲国的工业化进程。
（b）“缓冲国”采取了一些初步的经济协调措施，并从苏联那里获得了一些贷款。今年年初通过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章程最为突出地说明了这一新趋势。典型例子是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协议，规定苏联提供一批原棉而不收取货款，作为交换，捷克斯洛伐克将向苏联交付本国生产的部分纺织品（其余的则留给国内消费或出口到“西方”国家）。同样，苏联给予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黄金贷款与外汇贷款（当然，利率为3.5%，比进出口银行提供给美国的短期贷款收取的利率高1%——这种刻薄的交易证实了前面引述的铁托的说法）。
经济协调的重要性
这些从性质而言更多地是通过双边协定以让某些经济部门得到互补性发展的经济协调措施，在1947-1948年期间经过了三次酝酿。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都达成了这类协定。其中，保—南协定属于铁托与迪米特洛夫（Dmitroff）的巴尔干联邦计划，但在莫斯科的命令下舍弃了，并未认真付诸实践。匈—南协定取得了更为实质性的成果，在铝业部门建立了真正的协调。匈牙利提供工具与金属零件来装备价值1.2亿美元的工厂，南斯拉夫则每年提供以其国内廉价电力生产的10000吨铝。
莫斯科与铁托的分裂及对南斯拉夫的封锁严重扰乱了以与南斯拉夫的合作为中心的匈牙利经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分裂造成的损失。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主要关于冶金业发展的步调协调、产品的标准化，等等。最近，两国达成了在奥斯威辛联合建造一座燃煤发电厂的协议。俄国与捷克将共同在前德属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建造一座年产150万吨的巨型钢铁厂。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加起来都还没有消除计划的一国局限性，亦没有将现有全部资源整合在一起，而这种程度的资源整合是联合计划的必要基础。只要仍然存在国界，所有这些针对当前危机而采取的经验主义措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消除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向“缓冲国”的抵押贷款
苏联官僚机关最近为帮助“缓冲国”克服困难而采取的代价高昂的措施（即使作用有限），表明斯大林终于默认苏联迄今为止在与“缓冲国”的经济关系上的政策有可能引发一场大灾难。
这个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仅仅为了加速苏联的经济重建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东欧的所有资源，却罔顾东欧有关国家的需要。这是苏联官僚集团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因为要想巩固“缓冲国”的政权，就不能对“缓冲国”经济进行无孔不入的掠夺。这种掠夺与经验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完全一致：每次都满足于从暂时的得手中“捞取”最多的“利益”，却不考虑这种“非法所得”带来的致命的长远后果。
以下事实不仅反映了苏联官僚集团这种剥削政策的最重要特征，而且给“缓冲国”的计划造成了根本性的障碍：
（a）依照停战条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须支付巨额的赔偿于苏联军队的占领费用。通过要求赔偿当前生产的产品，苏联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向这些国家征收贡物。例如，1946-1947年匈牙利须支付的赔偿占其预算支出总额的40.3%，1947-1948年为28.4%，1948年上半年为14.5%。这种贡品严重限制了投资基金的增长，这亦是匈牙利三年计划只能重新恢复而无法改造本国农业结构的主要原因。
b）苏联没收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境内的前属德国的工业、银行与商业资产，这些资产是这些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通常由一系列混合公司来持有这些本来属于上述三国的国民财富，而这些公司通常由莫斯科计划委员会直接管辖，自外于上述国家的“计划”经济。
c）在贸易协定中规定优惠关税，有时是通过虚高地规定卢布汇率，有时是通过确定与世界市场价格不符的价格。菲利克斯·贝莱尔最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引述了这样一个例子：1948年的波兰—苏联协议规定苏联向波兰提供巨额的实物贷款，作为交换，波兰同意以每吨1.2美元的价格（当时煤炭的世界价格为14-20美元）向苏联出售600万吨煤炭。类似的例子还有莫斯科以交付原材料的方式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名鼎鼎的“援助”。用苏联曾向以前的巴塔工厂提供的皮革制成的鞋子，现在以每双170克朗的价格从捷克购得（尽管每双鞋子的实际成本为300克朗）。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不仅是对已经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的额外伤害，亦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措施阻碍了任何严肃的计划，计划制订者无力掌控国民经济的关键要素。如果斯大林同意稍微放松对这些国家的施压，那是因为苏联的经济状况已经度过了复苏阶段的危机，亦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从经验中意识到：如果继续之前的路线，将会从经济上与政治上瓦解“缓冲国”政权，将之拱手让给美帝国主义。
官僚机关表达“善意”的案例
苏联官僚机关的这种转变已经历时半年，例如减少罗马尼亚、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的赔款、延长上文提到的贷款的偿还期限、将苏联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收的德国资产归还给保加利亚政府。然而，尽管这三项措施体现了对待“缓冲国”的新路线，但这些举动并非官僚机关的无私之举。我们已经就苏联提供的贷款来说明这一点。将在保加利亚没收的德国资产归还保加利亚政府的条件是要求保加利亚在未来数年向苏联交付一定数量的产品。赔款的减少只不过是苏联官僚投机活动的稍微放松。
事实上，赔偿协议规定上述三个国家向苏联支付的款项总额为2亿美元，以货物形式支付。但这些货物的计价不是基于现行的世界市场价格，而是在1938年的价格之上加18%，而大部分货物的价格比1938年价格的涨幅超过100%。1948年7月，即使赔款已得到减半，匈牙利仍欠1.314亿美元。但是，考虑到世界市场价格的上涨，匈牙利支付苏联的货物价值不是账面上写着的6860万美元，实际上是约1.1-1.2亿美元。因此，匈牙利实际上还要支付的数额是约8000万美元。
苏联强加的“慷慨”的新版协议要求按照1938年的价格计算，这使得实际上价值0.9-1亿美元的商品计作6570万美元，使得这些国家支付的赔偿总额远远高于最初确定的2亿美元。
与此同时，俄国的抵押贷款亦扰乱了计划的实施，这点可以从减少匈牙利赔款的后果看出。财政部长米克洛斯·尼亚拉迪（Miklos Nyarady）在1948年7月号的《匈牙利—苏联经济评论》（The Hungarian-Soviet Economic Review）上撰文说明匈牙利政府是如何支付赔偿的（尤其是交付重工业产品）。他给出的解释对揭示“缓冲国”的社会特征以及“缓冲国”经济与苏联经济的性质差异尤为重要：
“政府希望借助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来支付赔款，这使这些行业的产能发挥得到保证。事实上，这些行业已经开始为了支付赔偿而接受订单。如果因为赔款的减少而取消这些订单，这些行业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如何处理已出厂的货物将成为严重的问题，并且必须减少大量产能，转而生产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其它物品......”
这段结束语写于匈牙利的第二波国有化之后，充分说明了该国经济现在处于怎样的阶段。
工人的处境
无产阶级创造力的绽放是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尽管托洛茨基主义左翼反对派遭到镇压，苏维埃政体遭到扼杀，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开端，成千上万的工人热情似火。即使是最直言不讳的苏联政权反对者亦无法否认这一点（详见克拉夫青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后来，这种热情让位于消极被动，后来变成了无声的敌意，官僚机构因而越来越多地采用胁迫与强迫劳动的方法。历史上最悲惨的讽刺之一便是官僚机关把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之上的社会主义歪曲为对哪怕分毫的劳动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压制，而就连资本主义制度都能够包容这些自由。
工人民主（工人参与工业的管理，工人有力地掌控各个层次的经济生活）与计划日渐服从消费的需要（工人参与计划的制订、通过、实施与检验）是无产阶级创造能力百花齐放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这些条件，群众就会将计划视为他们的负担，而感到不满，他们就会成为经济的客体而非主体。面对工人无声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斥之为“落后”的表现，反映了它们的纯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强迫劳动、监禁、警察与特务网络，等等）。苏联的整个悲剧演变都包含在这一辩证过程里，而“缓冲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正准备走上同样的道路。
战争与饥荒造成的损失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缓冲国”民众遭受了可怕的苦难。战争、德国的占领、所谓的“解放”斗争以及随后俄国的占领造成的巨大破坏导致了经济的崩溃，以至于农村不再向城市运送食品，亦不再得到作为回报的城市工业制品。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英勇行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大量援助，广大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将会减少。除了上述困难，还有我们在《第四国际》五月刊的文章里分析的恶性通货膨胀，此外还有两种农作物的灾难性减产（形成了自1921 年俄罗斯大饥荒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广阔饥荒地区）。
1948年11月19日，《法国文献搜集》（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出版了关于受战争影响的几个欧洲国家民众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讲述了在受到旱灾影响最严重的罗马尼亚发生的难以形容的悲剧：
“很难用语言描述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的苦难：饥荒在该国各地横行，在一些地区，人们吃草、吃树皮甚至吃黏土。据估计，1947-1948年有600万人依赖政府救济。以下事实描述的是这个国家普遍发生的饥荒及其造成的苦难：1. 在一些地区，完全看不到小孩的踪影......婴儿夭折率实际上达到了80%......；2. 各类疾病的患病率增多，死亡率急剧上升；尸体被扔进了房屋附近的下水道；3. 普遍的贫困助长了性病的传播......根据卫生部最近发布的报告，十二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梅毒......”
当然，要为这场自然灾难负责的不是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而是造成了数十年来的社会贫困的罗马尼亚贵族统治。但绝不能忘记的是，在苏联，得益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战争共产主义”的政权保证了稀缺产品在经历最艰难岁月的民众之间平等分配。但南斯拉夫除外的其它“缓冲国”的情况则大有不同：在这些国家的饥荒岁月里，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搞投机活动。
希望避免无产阶级革命并希望在当下与资产阶级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这种政策，是要让城市与乡村的贫穷群众承受全部可怕的苦难。1948年5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经济问题》（Problemi Economic）上，一位斯大林主义专家承认了既定事实：这些年来，分配给受饥荒影响地区的所有政府贷款都落入了实业家与商人的腰包里，他们利用这些贷款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
至1947年底，“缓冲国”劳动群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罗马尼亚，这种情况直到1948年年中才发生）。由于这些国家以农业为主，因此满足于恢复正常的农业状况，以便至少可以克服饥荒的最严重冲击。此外，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驱逐了德国人，与战前时期相比，一些国家（尤其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密度降低了，因而处于有利地位。此外，工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1946年的水平总的来说达到了战前水平的50% 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生活水平更高）。各个货币改革时期把这种生活水平作为稳定工资水平的出发点。饥荒过去后，工人群体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往往与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经济盘算相冲突。
就业、物价、住房
让我们快速梳理决定工人物质条件的最重要因素：
a）就业：由于土地改革没有消除农村人口过剩（这只能通过深入的工业化来吸收）的问题，波兰、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初期，极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使得工厂里大规模地雇佣各个求职者）掩盖了失业率。但当经济恢复正常，对生产力的考虑放在了第一位，大规模的裁员发生了。同时，裁员是用来摆脱反对派分子的政治武器。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1947 年春末，匈牙利有超过13万人失业；1948年9月底，匈牙利、波兰仍有8万人失业（《劳工国际月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从那时起，波兰的失业现象似乎消失了。至于罗马尼亚，托马（V. Toma）估计1949年初的失业人数至少为10万人（《人民》（Le Peuple），1949年3月1日）。
b）生活成本高企：自货币稳定以来，物价一直在缓慢但稳步地攀升，当然这反映了供求规律的正常作用。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不得不允许名义工资的定期上涨，但这仍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以下是明克（Minc）1947年5月18日在《人民之声》（Glos Ludu）的文章内容，反映了波兰人是如何认识这一现象的：
“凡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方可生产出来的东西、在生产领域取得的一切成就，往往在贸易与分配领域和我们作对。尽管付出了所有努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价格上涨）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强烈影响。”
直到1948年，由于丰收，波兰、匈牙利的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如果政府不通过设置小麦的“固定价格”来进行干预，农产品价格将普遍发生暴跌。
c）住房危机：虽然这在“缓冲国”普遍存在，但对南斯拉夫与波兰（两国的工业化建设最为广泛）工人的打击最大。许多工人经常被派往没有提供任何住房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凑合地住着。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铁托列举了几个最糟糕的例子。
d）工作条件：斯大林主义的所有“计划”中最薄弱的一环始终是争取产出的斗争，而这离不开工人民主的发展。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工人民主与斯大林主义者所走的道路相反。1949年1月5日的《匈牙利经济形势》（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Hungary）指出：
“在货币改革期间，我们的计划要求产出提升到战前水平的75%，工资达到战前水平的50%。但在1947年，产出仅达到65%，而工资却超过了1938年水平的75%。”
“工人们很懒惰......”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用的是惯常手段，“......因此，政府实行计件工资......奖金，等等”。当这种制度没有带来它们预期的结果时，拉科西开始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愤世嫉俗的谩骂：工人们“都是懒汉（《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11月30日，见11月27日发表的关于一次演讲的报道）、厂长们正在“屈从于”懒惰的工人们、劳动定额过低、“我们不能吞噬祖国的未来”，等等。在这种辱骂过后，基本规章得到了相当幅度的强化。
就工人们而言，他们的反应是尽可能地回避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跃进。官方数据承认：1948年最后9个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力减少了233小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主义总理扎波托茨基（Zapotocki）在1948年10月的国民议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开用实行强迫劳动来威胁工人。
1948年12月6日，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工业部长伊斯特万·科萨（Istvan Kossa）在德布勒森的一次演讲中高声疾呼：“工人们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负责人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态度”，他还威胁要实行强迫劳动。
1948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斯大林主义工业部长奇武·斯托伊卡（Chivu Stoica）在对国内最大的冶金厂雷西塔工厂的工人发表讲话时，指责金属工人没有完成计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见V. Toma 在《人民》（Le Peuple）的报道，1949年3月1日）。虽然可悲但仍要指出的是，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梅休（Mayhew）对多个“缓冲国”建立强迫劳动营之事实的揭露，与现实中斯大林主义的新政治方法有许多吻合之处，因而不能忽视......
简而言之：捷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缓冲国”里最高的）在1948年底达到最低点，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工人生活水平缓慢提高到了战前水平，匈牙利和波兰工人的条件几乎处于战前水平，如今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富裕的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而这是其他国家完全缺乏的；如今罗马尼亚工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最低点。
铁托不得不动员民众支持他的政权。出于这个目的，他进行了直接与工人交谈的一系列旅行。在行程中，他准确地描述了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经济关系领域对“缓冲国”群众的总体态度，他对此的批评亦相当准确。铁托本人是否会从自己的话中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还有待观察：
“教导群众是必须的，向群众学习亦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认为群众的批评没有道理，那么我们什么也学不到......我们共产党人太沉迷于我们的五年计划完成了多少进度、建造了多少工厂、铺设了多少公里的公路与铁路的问题。但是，我们对参与这些伟大建设的人们并没有抱多大兴趣。我们并不总是对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生计以及他们对事态的印象感兴趣。”
铁托严厉批评了基层或各区域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
“他们兴高采烈地坐着汽车来到村庄，指手画脚地向民众下达命令。我们无法摆布民众。人们习惯于每件事情都要有解释：你必须走下车，看看村里的每户人家，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12月3日）
官僚们的汽车似乎特别引起了“缓冲国”群众想象力的注意。托马（V. Toma）的报道称：罗马尼亚工人嘲笑使用三辆美国豪华轿车的斯大林主义部长斯托伊卡（Stoica），说“他已经忘记了怎么走路了。”
官僚主义的高昂代价
这些“离开汽车便不知道如何出行”的人不仅在南斯拉夫、而且在其它”缓冲国”都是计划的掌舵人。即使在苏联，爬到无产阶级背上的新官僚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十月革命前政权的由“专家”、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构成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缓冲国”，从未有革命把旧的国家机器毁灭，斯大林主义者招揽了所有顺从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如今的经济机器中有更加决定性的分量。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在关键的过渡时期，俄国曾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技术专家（spetzes）”实行严格监督，布尔什维克党对机器实行集体掌控）。自然，这两个因素在”缓冲国”中都不存在，因此“经济主管”们对工人的处境嗤之以鼻、无动于衷。“缓冲国”计划中的官僚主义浪费巨大。一大群官僚还没能从经济进步的成果中捞取油水（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除外），至少不像苏联的官僚那样；但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继续在缓慢增长的国民收入中大捞一笔；而“经济主管”们的无能以及他们根本错误的保守倾向，不能不进一步限制工业与银行国有化所能确切释放的巨大潜力。1948年9月25日，希拉里·明克 （Hilary Minc）在《人民之声》（Glos Ludu）雄辩地抨击了官僚主义：
“我们的许多经济主管，其中许多同志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种人为建构、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的世界里。他们身边都是阿谀奉承者与“食客”，这些人总是点头哈腰地奉承每一个人，随时鼓掌示好，从而向那些承担关键职位的人隐瞒了现实。因此，我们许多经济主管，其中有我们波兰工人党的同志，都认为只有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行政官员才是理性与明智的......”
需要开刀的疾病
同一个明克谴责这种现象是对计划的致命威胁，并令人钦佩地揭露了这种现象是如何让“我们经济机器的各个环节与阶级敌人和谐共处”。但是，伟大“导师”本人不正是这样来教化这个机构的吗？在理论上仍然可以认识到的事物，在实践中已经无法补救了，因为吸引大众的手段将会扫荡傲慢的官僚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汽车......
这就是当今“缓冲国”的情况。它们越来越变得接近于苏联现有的社会类型。但是，过去的历史遗留加上这几年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影响，使得“缓冲国”的经济和俄国经济有着性质上的差异（我们试图勾勒出这些差异的全貌）。“缓冲国”的这种混合结构造就了混合的计划，这种计划越来越与狭窄的国界产生冲突。苏联建立初期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信念与革命热情在大多数“缓冲国”是看不到的，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官僚主义浪费在“缓冲国”的更大规模的重演（因为这种浪费发生在“经济机器与阶级敌人和谐共处”的环境。）“缓冲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当中最睿智的希拉里·明克的这个观点令人佩服地总结了这些国家的现状。这个观点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复兴的环境。这种斗争将蔑视与帝国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专权的勾结，将在发达国家工人的帮助下，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无产阶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