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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
克里姆林宫政权统治下的劳工
﹝比利时﹞欧内斯特·杰尔曼（E. Germain）（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46年8月10日
田七 翻译
原文链接：
Labor Under the Kremlin Regime
原载The Militant, Vol. X No. 32, 10 August 1946, p. 3.
大战前夕，劳动力的“动员”日益成为斯大林主义经济政策面临的迫切问题之一。军队的不断扩充、战争爆发以来连续的大规模征兵，使工厂和集体农场失去了大部分成年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一波又一波地被卷入生产，以便无论好歹都要维持工业产量。这就不得不降低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工业和农业就业的绝对人数。
形势恶化
尽管官僚机构尽可能地剥削每个个体的体能，以及尽可能在总人口数的限度内剥削全体苏联人，但由于战场上的伤亡不断和重工业发展的不断增长的需求，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缺额，这只能通过强制移民（首先是蒙古人，其次是波兰人，最后是战俘和德国工人）来填补。
如今，在巴尔干国家鼓励农民移居俄国的有系统的运动，已经将这一趋势推向顶峰。
但是苏联“劳动力市场”频发的危机并不是由于工业化、生产的扩大或民众消费的增长等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通常会造成以下社会变革：农民家庭涌入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化（伴随着农业的机械化）。
相反，这场危机发生在城市民众的消费被压制到几乎无法忍受的水平之时——换言之，总的来说是向农村移民（农村由于机械化水平的倒退而迫切需要人力）。
由于无法争取群众的理解、积极性与革命牺牲精神，除了采用高压手段外，官僚机构没有其它手段来维持与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就在战争爆发前，官僚们就已经接连采取措施来预防工人“不守纪律”的可能性。
自1940年起，未经管理层的批准，任何工人都不得离开工厂（除非生病）。1940年6月26日的法令规定，未经批准离开工厂可被处以两个月的监禁。此外，该法令规定所有“劳动过失”均属重罪，由一名法官裁决，不在常设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并且必须在“违法行为”发生后的五天内提起诉讼。
1940年7月17日和7月24日的两个法令规定对未能起诉“违法者”的经理及过于“纵容”的法官处以严厉的惩罚。随后颁布的其它法令则变本加厉。
1940年秋，苏联媒体发表了特权阶层女性的大量来信，要求让这些法令适用于仆人。没有什么比特权阶层的女性寄生虫要求对“家庭奴隶”的迟到、擅自离岗等行为进行“惩罚”更能体现苏联社会（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令人震惊的堕落了。
1940年7月12日和27日的法令延长了法定工作日。同时，法定节假日与半天假日（halfday）的天数被削减到不到原来的一半。官僚机构“对付”通货膨胀（由于在消费品匮乏的同时货币量的逐渐增加）的方式是：削减时薪（尽管工作日更长了）以图保持工资水平的不变、增设夜班，等等。此外，自1940年10月起，14—17岁的所有青少年都被强制参加劳动。
战争结束后，苏联的劳动力状况令人感到可悲。一位美国记者走访了数千个集体农场，却发现男性劳动力总是不足5%。据估计，战争期间有900万工厂工人和拖拉机站工人被杀害或被驱逐出境。
战后的变化
然而，尽管劳动力危机仍然像在战争期间那样严重，但其表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消费水平逐渐恢复正常，不同行业出现了通过提供奖金与特殊优待来“争夺”劳动力的趋势。工人的抵抗力在增强。
由于苏联占领区的条件更为有利（当地警察的恐怖活动无法与在俄国境内的恐怖活动相提并论），有些地方的工人有自己自由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有自己的保障批评自由的“墙报”——这一切都加强了苏联无产阶级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意志。在他们的压力下，1940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被废除。例如，一项被废除的法令尤其令人憎恶，它规定必须制作记录所有“纪律处分”（例如对拖拉的处分，等等）的工作簿。这些处罚一旦累积起来，工人的定量供应卡与住宿许可证就会被没收。
瑞士媒体最近报道的一起悲剧事件表明，工人依然普遍处于可怕的赤贫，群众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这迫使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
事实上，二十年来第一次在《真理报》的专栏公开讨论政府部门的管理，而且工人、家庭主妇和工会成员举行会议，集体讨论如何通过发挥民众的主动性来改善状况。负责为红军老兵制造假肢的部委参与其中。工业部门急需这些数以百万计的被截肢者。然而，假肢的产量仍比计划额度少50%以上，而且质量很差，以致戴上假肢的人很快就无法从事任何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讨论似乎拥有真正的自由，是被《真理报》披露的不满情绪所激发起的，而且并未导致有关的部长被免职或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