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

一

　　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及它在不断革命论上的发展，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双重概念（即政治和经济的概念）的产物。与希尔费丁、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等人不同，托洛茨基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全面的帝国主义论（独占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但是，从他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却发现他对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所开始的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特征，有一个比较确切而深入的了解，一个已被历史所证实的深入了解。他了解到这个新时期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之间的关键性的差别。
　　他比以上所提到的那几个人更正确地将民族国家与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增大的国际化）之间的基本矛盾，放在他对帝国主义经济制度的了解的中心。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个主要是进步的倾向变到一个主要是退步的倾向，看成为以下事实的一个表现：不但私人占有（利润动机），而且民族国家的继续存在，都渐增地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威胁。这就意味着，世界市场在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个他与卢森堡所共有的深入了解，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分析方法与她的不同。
　　在希尔费丁、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中，民族因素仍然占主要地位。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贡献，在他的国家独占托拉斯的概念上达到了顶点。日后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此一概念的一个肤浅的衍生物而已。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比较小心。他比较着重国际联合企业之独立于民族国家的管制。可是，由于他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经济经验的影响，他在1916年以后，倾向于过份着重这种管制的现实性和长期可行性。
　　自从托洛茨基从1890年代后期了解到世界市场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骨架以来，他对世界贸易（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运行）与国家在民族骨架之内对经济的管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当这两个因素发生冲突的时候，正如它们在1914年以后和1929年以后所显示的那样，世界市场破裂了，世界贸易衰退了，所有竞争者的投资、利润率都降低了，经济危机加深了，这整个发展就引向巨大的爆炸，换句话说，引向世界大战、民族革命和反革命。国家独占托拉斯没有强大到足以在较长期之内抵挡世界市场的压力。某些帝国主义大国之要实现世界统治的企图，只不过是想在资本主义的骨架之内克服这个矛盾的企图而已。[1]
　　生产力终于在比托洛茨基所预测的还要大的规模上国际化了。国家独占托拉斯与其说是让位给国际联合企业，不如说是让位给多国（跨国）公司。这些多国公司，就其生产设备及（较小程度上的）财产而言，不但不再与其发源国有密切关系，而且甚至于超越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个帝国主义时期的主要特征。
　　价值规律的运行，最后分析起来，是被劳动生产力平均水平中的种种差异所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来，是被高于和低于这个平均数的种种偏差所决定。长期说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能够在世界市场中保持它的地位、在世界规模上保持它的资本积累的份额，如果一个与它竞争的大国在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中，有较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靠股息生活的帝国主义”会拥有霸权这个预测，已首先在英、法、近几年也在美国被种种事件证明是错误的。
　　世界市场在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上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也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经济（不管我们是否称之为社会主义或过渡经济）的优越性，从长远看来，将会依靠这些经济之达到比主要的帝国主义经济所达到的还要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有同样的观点。而且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在单一国家（或者一群国家）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任何期望，从开始，就完全是乌托邦。所以，在俄国或者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实现一种比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还要高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除了有其本身的优点以外，还能够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劳动分工，使它对其有利（而对第三世界不利）。
　　因此，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就有了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世界市场，由于生产力的日益增加的国际化、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国际集中化和中心化，不但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它也在帝国主义世界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之间，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它导致第三世界的大部份地方的发展停顿在低下的水平上。
　　托洛茨基深深地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起来反抗这种被强加的苦难。他从很早时期就着重地指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但会在西方引起反响（例如奥地利的选举权运动），而且会在东方引起反响（波斯及稍迟一点中国的革命，土耳其的革命前夕骚动）。他于1919年写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少为人知的信中预测，从莫斯科到伦敦、巴黎的道路可能要通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国国国的城市中心。[2]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个世纪最重要特征之一，是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动力，早就是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论的一个主要因素了。就是这个因素，给了他的国际主义一个真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世界革命对托洛茨基而言，不但意味着第三世界群众的解放的客观进程，这些群众既是帝国主义、又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剥削的对象。它也意味帝国主义国家工资劳动者的客观的解放过程。从1932/33年开始，他又增添了苏联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工资劳动者的解放过程。
　　他了解到资本在世界市场上是正在日益集中化和中心化。这种了解使他得出阶级斗争也在日益国际化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只是着重所有国家的工资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它的中心思想乃是：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来对抗资本的国际活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抗国际资本的行动不被“民族”利益所分裂、减弱和瘫痪。

二

　　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概念，是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独占资本主义时代）的日益尖锐的经济上、社会上、国与国之间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冲突的了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大体上说来，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大企业喜爱弱国。这决不意味者，当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时候，它会对在殖民地和在帝国主义中心所发生的最严厉的镇压提出质问。大企业所反对的，乃是非生产性的、无必要地浪费的国家支出，使资源不能为生产性资本的策略和增值所用。
　　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不是资本的缺少，而是资本的相对过剩。军费在现在，以一种“替补市场”的面目，扮演一个有用的、日益变成必不可少的角色。（这是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帝国主义时代是以军火生产、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它是军国主义一般化的时代，替军国主义思想辩护、荣耀军国主义思想的时代。它是“强国”的时代。
　　但是，军备竞赛、军国主义本身并不是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确切的社会——政治功能。“强国”是每个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它用这个工具试图巩固和扩张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最后分析起来，“强国”是以强力来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工具。它使征服、保持殖民地成为可能。它使世界瓜分为一边是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边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可能。它使独占资本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有可能，在必要时，使用野蛮武力来打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抵抗。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政治概念与对国家的逐渐发展的危机有所了解之间，换言之，与对国家独占托拉斯的逐渐变弱的倾向有所了解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之愈来愈容易发生危机，迫使独占资本试图通过反革命和战争来摆脱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虽然在某一段时期它主要是在那些在瓜分世界中占不利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显露出来；在当时，这些国家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后，它也会在美帝国主义以及像英、法等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显露出来。
　　这种作为一个政治现象的帝国主义概念，必定导致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它是革命的，并不是因为它着重武力的使用，而是因为它着重于制伏独占资本压制性的国家机器的绝对必要性。在实际上，那一直是二十世纪所有革命的关键点。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如此，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如此，在帝国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
　　革命国际主义首先意味着这样一个责任感：与世界任何地方反叛中的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大众进行国际性团结，不管这些反叛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这里没有简单的型式。意识形态的面罩能令人非常混乱，而且在长期中能引致可怕的后果。可是，每一次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团结，都会有十倍坏的后果，以致不可能与工资劳动者、被压迫者实现必要的、世界性的团结。
　　革命国际主义，以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基于一个客观的阶级概念。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之一。不管阶级觉悟程度如何，阶级总是客观的范畴。阶级觉悟，换句话说，是某一阶级的自我了解，是使任何阶级斗争有成功希望的一个必要因素。可是，把某一经济、政治冲突定义为阶级冲突时，阶级觉悟并不是必要条件。否则的话，马克思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毫无意义了。
　　罗马帝国时代反抗非人待遇、后来通过大举逃离城市和庄园致使帝国瓦解的奴隶们自然没有“奴隶阶级觉悟”（虽然奴隶主们倒有其阶级觉悟）。可是，奴隶们，在客观上，是一个社会阶级，而且进行了阶级斗争。对阶级所下的任何其它定义，只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而且导致对“实际存在的”工人阶级十分不利的实施。这特别适用于后期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半毛泽东主义对阶级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后果之一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反抗官僚独裁的真正工资劳动者们被谴责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对工人们的罢工和暴动加以暴力的镇压，则被描述为对资产阶级的镇压。可是，革命国际主义超越了必要的国际团结的阶段。它也包括有系统地、长期地协调真正的解放运动，在中、长期内（有时甚至在短期内）改变国际资本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它可以被总结为以下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以工人阶级的全球性对外政策来对抗资本的全球性对外政策。
　　马克思把这点看成为第一国际的基本特征之一。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甚至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英国的工人和工会运动之成功地阻止了英国站在南方奴隶主一边干涉美国内战的行动，是主动的全球性国际主义的最重要成就。马克思于1864年4月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份。[3]

　　托洛茨基一直到其生命终结时还是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激进主义的、全球化的国际主义概念。真的，托洛茨基当然像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列宁那样，主要是把国际主义了解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工资劳动者们的共同利益、团结一致和行动统一上。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所有其它的伟大社会主义者那样，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工资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客观阶级地位，给与这个阶级某种进行国际斗争的潜在力，没有一个其它阶级，既非第三世界的独立农民，又非城市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能够有这种潜力的。历史已经证实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它当然需要加以修正。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包括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遗忘症，时间和历史真理的重建将会慢慢地克服这个病症。
　　让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这个世纪所发生的国际团结运动的一些主要例子：新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卑斯麦之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俄罗斯和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的团结；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号召总罢工的威吓阻止了瑞典干涉挪威的独立斗争；意大利工人们在1913年的意大利侵略土耳其的战争中实行总罢工和拒绝运输军队；从1913年初到1914年7月底在（瑞士）巴塞尔、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和维也纳等地所发生的巨大反战示威游行；1918年维也纳和柏林的工人们为了支持俄国革命、反对鲁登多尔夫的掠夺性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议而发动的多次罢工；英国工人们因为反对英国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威胁着进行军事干涉而积极准备的一次总罢工，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决定性时刻阻止了干涉而且可能是挽救了苏俄的一次行动；法国共产党在1925年的法国殖民帝国反对里夫〔摩洛哥一山区〕卡比尔人的战争中所表现的勇敢行动；1936-37年与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运动所进行的广泛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份在1941-44这几年中与苏联和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所进行的不比过去少感动人的团结运动；在60年代与越南革命在其抵抗美帝国主义野蛮攻击的斗争所进行的动人心弦的国际团结运动（在意大利和法国之外，这只牵涉到学生和工人阶级青年而不是较广大的工人阶级本身）。
　　然而，诸如此类的历史平衡表，也应该指出国际团结运动的明显失败：（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在当时是中立国家的例子之外，而且就是因它们是中立国家，所以它们比较容易作出值得人尊敬的反应）工人阶级中的广大层份对于主流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之向战争的可耻的投降，缺乏任何反应；对日本帝国主义在30年代在中国所犯罪恶的低水平反应；欧洲工人阶级对于欧洲犹太人成为纳粹大屠杀受害人这一事实缺乏同情心（除了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工人们的出名例子之外，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意大利和希腊的人民之外）；在1942年和1944年之间没有能够与印度解放斗争展示团结；在1954年至1962年之间对阿尔及利亚解放的支持非常不足；与1956年的匈牙利人、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1980年的波兰工人、尤其是与1979年之后在经济上、军事上被美帝所击碎的尼加拉瓜革命缺乏团结。
　　从长期来看，如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够彻底排斥“超级大国”或“主要堡垒”的概念，它才能成为有效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只有团结运动平等地进行的时候，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管多小、多弱都不会被较高的利益所牺牲的情况下，才能使人相信。除了1921年的单一例子之外，托洛茨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对这个原则保持真诚。他与卢森堡及列宁（除了1921-22时期以外）一起，与最示范的方式，包容了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4]
　　毫不意外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采取在政治上集中于反军国主义、反战争的斗争的形式。因为，就是在军事主义和战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倾向才明确显露出来。伟大的社会主义反战鼓动家卢森堡、托洛茨基、列宁、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马尔托夫和阿德勒等人都在很年轻时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热情地向它抗争。对他们来说，进入战争，就是走向野蛮主义。
　　德、法、英和奥地利的主流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罪过，当他们在1914年8月用最懦怯的方式与这个传统决裂的时候，必须被大家认知。就是这点，并不是列宁的“宗派主义”，才是国际工人运动分裂的根由，才在人民的眼中使社会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可信性成为一个疑问。
　　因为，在1914年8月14日，在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之面前而崩溃的，并不只是国际工人阶级必不可少的团结。也在那一天被破坏掉的，在那时以后的一段长时间中，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无条件保障人权、无条件保障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等同。就是这个等同，才是工人运动在大战前的几十年中得以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与独占资本休战、支持战争、支持交战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支持军国主义、支持军人——这些作为，必然会导致支持审查制度、支持紧急状态、支持限制罢工权，为逮捕、谴责、反战份子的行动辩护、甚至于导致在自己的工会或政党中也这样做，而且甚至于导致向当局控告反战活动份子。这种毒树的果实，成熟以后，就掉在反革命的怀里，特别在1918年以后。这种政策的果实，不但包括诺司克和卡普的政变，及卢森堡、李卜克内西、Leo Jogiches、Hugo Hasse、Kurt Eisner、Eugene Levine等人和数以千计德国工人的谋杀。它也包括自由部队、冯．西克特，而且从自由部队就直接导致德国纳粹党党卫军，从冯．西克特导致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之被任命为总理。

三

　　实际、积极的国际主义，需要一个国际组织。积极的国际主义，首先要反对军国主义、军备竞赛、战争及支持战争的意识形态（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像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崇拜论和国家安全崇拜论那样的轻视形式）的国际主义，需要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在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的年份期间，甚至于在俄国革命以后的共产国际早期，卢森堡的口号“国际是我们的祖国”是为数众多的国家中的数以十万计、如果不是百万计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5]
　　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是他在参与社会主义局这个第二国际组织中心的时期所快速发展起来的。他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许多次大会。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4期间的内部斗争，采取调和态度。他第二次流放到维也纳的时候，他与以考茨基为“中心”的德国党领导层及Neue Zait（新时代报）的编辑部的工作关系很密切。在他当时的立场中，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因素，因此，在卢森堡所极力主张的集体罢工的问题上，他拒绝支持她来反对考茨基。列宁在这个争论上，为了同样理由，也采取否定和犹豫的态度。[6]
　　可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大多数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多数之向它们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的投降，托洛茨基在国际上的角色也就完全改变了。托洛茨基从维也纳迁居到巴黎以后，也从一个激进的反战份子，变成为俄国和法国国际主义者的一位积极组织者。他是齐默瓦尔德会议的最重要发动人和参与者之一。写出齐默瓦尔德宣言的，就是托洛茨基。他也是第三国际最积极的建造人之一。起草第一次共产国际大会的集会呼吁书，也是托洛茨基。他是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中的“核心人物”。不管他在担任红军领袖时的工作有多忙，他在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中仍是扮演一个积极角色，而且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
　　与其它社会主义者不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夜或革命的动荡时期，具有认知人民国家的情绪及其一切的矛盾和不协调的能力。这种共鸣，在他作为群众鼓动家的活动中，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时候，以及在他精心叙说策略与战略的时候，都会显露出来。他比他的国际主义者同伴们更早、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立即和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等口号对广大群众会产生的爆炸性效果，一旦他们的对战争的热情让位给较清楚地认识战争在物质方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影响。在战争的时候，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国际主义的具体形式。（在对“民主和平计划”作出批评的时候，列宁起初批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当他回到俄国〔看到群众的实况时〕时，他对这一点改变了意见〔不再作出批评〕）。
　　托洛茨基的观念被二月革命的爆发清清楚楚地——在俄国本土及国际上——所证实。人民大众对革命的热心不可分开地与革命会使战争结束的希望连在一起。一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和平的问题开始犹豫不决，他们就开始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之能够在苏维埃和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赢取多数，就是因为他们的争取立刻结束战争的鼓动，而这个鼓动，比马上进行土地改革的呼声更能激荡人心。十月革命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俄国工人们把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政权、马上结束战争等同起来。托洛茨基在齐默、瓦尔德——到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这段时期之间为和平而进行的鼓动，是他作为积极国际主义者的化身时的第一个高点。对俄国是真实的东西，到后来，在更大范围上，变成对整个欧洲也是真的。
　　托洛茨基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会议桌上面对着德、奥军国主义的代表们时为和平而作勇敢、挑战性的鼓动，表达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们的利益、感情和梦想。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无条件、无例外、立即地停止战争”的呼声，不只是来自鼓动家、理论家，而且是来自国家领导人。工人们的惊奇，他们的热情、与他们的认同俄国领导人们，是无边无际的。
　　这位先知仍然是没有武装的。从军事上来看，革命仍然是脆弱的。它有被自大、强大的德国军国主义者打败的危险。但是这个没有军事力量的革命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有一种异常的爆炸潜力——欧洲人民以及在各国军队中数目愈来愈多的兵士们对战争的厌倦。托洛茨基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桌上，以他全部的稀有的鼓动、修辞和辩证的能力，使用这个秘密武器。他超过谈判者们，每天向东、西在线战壕中的兵士们、柏林、巴黎、格拉斯哥和吐伦为数众多任务厂中的工人们以及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的劳动人民说话。
　　传统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愤恨，跟人民的热情一样大：“在这里，托洛茨基悍然不顾所有的文明行为规则”。但是，他们的文明的懊恼，其实是战争的、屠杀人类的、蔑视人道的、猛增的野蛮主义的丑相。人民的反应，是对托洛茨基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所代表的新文明自发的同情：和平的文明，人与人之间友爱的文明，自决权和人民权力的文明。[7]
　　在柏林、格拉斯哥和维也纳都有自发的集体罢工。法国军队中发生了兵变。奥地利水手在卡塔洛暴动。虽然德国兵士和水手没有发动兵变，他们却听到了托洛茨基所说的话，而这些话日后被他们记住。鲁登多尔夫认识到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真正胜利者是托洛茨基的时候已太晚了。[8]他为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这个掠夺性和平所不得不付的代价是1918年10月/11月的基尔和柏林。
　　但是在这时候，历史的辩证法起作用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争取和平的热情的鼓动家变成了红军的创立人和领导人，而这个红军却从一次血腥的内战中崛起为胜利者。这是不是一次悲剧性的反转，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一次内部矛盾的表现，如果不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内有的一个基本矛盾呢？这样一个解释，只有在一次马克思主义被人所错误地指责的那种直线、机械和命运决定论的基础上，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为和平所进行的鼓动，在几个月后才结出果实。因此，这个时间的问题是具有决定性的。在这几个月中，俄国反革命却能够组织、积聚其力量和武装它自己。在这几个月中，德、英、法、美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及其走狗们，却能够对没有武装的俄国革命像以捕食其它动物为生的动物那样突然袭击，而且把这个国家撕成粉碎。它就不是抽象原则的问题了。那时候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最狭义意义上的保护人命、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卫。做一把斧头或者铁锤：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8年11月也面对同样的选择。他们没有武装他们自己，其结果就是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结果比俄国在1918年所面对的还要血腥。
　　但是，这几个月的严重的时间损失，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革命兵士们什么错误的计算。我们今天知道，部份由于所获得的警察资料，在柏林和维也纳发生一次反战总罢工和反鲁登多尔夫的掠夺性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议的总罢工是一次真正的可能性。[9]
　　当时的托洛茨基比历史学家愿意承认的更为现实。只有埃伯特及其一伙〔改良主义者〕的花招——在客观上评价，那是背叛的，而且日后的历史证明，那是自杀性的——以及刚刚兴起的工人先锋队没有能力有效地抗拒这些花招，才阻止了奥、德革命的火焰像日后的1918年秋天所发生的那样，立刻爆发开。对于这件事情，欧洲的命运本来是要从负面来决定。但是，正面的后果却为一个客观的可能性。
　　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它是不是，像卢森堡所说的，时机尚未成熟呢？这个问题，也不能用某些历史命运论来答复的。
　　在1919年初，许多事情仍然有可能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如果卢森堡没被谋杀的话；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在发动反对卡普政变的总罢工以前没有经过一年时间的后退，而以一个阶级的战斗达到它的战斗能力的顶点的话；如果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有把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置于困境的话；如果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像日后1920年那样，在1919年的总罢工中达到如此高的战斗性的话，那末在1919或1920年在柏林建立一个第三国际就会是一个可能性，而这个国际就会围绕着卢森堡所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层而建立起来，而且就会包括从USPD（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左翼来的最重要的工人领导、具有采纳真正的联合阵线政策的心胸。这个国际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轴心，吸引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全世界工会运动中的全部左翼。
　　这样一个不依靠俄国党/国家机构的国际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当初想要建立的。在德、奥、匈的革命爆发以后，它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是俄国革命以后的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第二次命中注定的转变。在那时的情况之下，一个以莫斯科为基地、与俄国党政机构有太强烈的联系的国际，无疑地，是两个选择中较少坏处的选择。像苏联本身一样，它是一个等待的、维持现状的运作，一个增进国际革命重新爆发的可能性的尝试。一般说来，直至1924/25年以前，这就是它实际上所做的任务。
　　这就是托洛茨基在这个过渡时期如何评价他的角色和他的同志们的角色。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为这个目的作出具体的策略建议——在卡普政变的时候，在三月行动的时候，在法西斯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的时候，在1923年10月德国暴动的时候，在英国大罢工、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这些建议，不久以后，就陪随着对因斯大林派的压力而作出的错误估计和策略上错误的愈来愈尖锐的批评。这些错误，在以后，就在理论上和战略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纲领中被一般化了。
　　到了这个时候，一些在性质上是新的东西出来了：共产国际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为一个官僚的“保卫苏联”的工具，以后更转变成为了保护苏维埃官僚层的特殊利益的一个工具。托洛茨基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所进行的战斗，为了一个真正共产主义国际的战斗，现在与他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合流了。

四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杀手谋杀以前，他说，在所有他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贡献中，他认为，他在1933年以后的活动，换言之，第四国际的建立，是最重要的贡献，甚至于是比他之领导十月暴动或者他之形成不断革命论这个为十月革命所作的理论准备更为重要的贡献。[10]托洛茨基这段话，在今天，引起了最大声的反对，最得不到人家的了解。然而，我深信，总有一天，这段话会被历史所证实。他的声明：苏联的官僚专政将会崩溃，需要一次政治革命来挽救十月革命的遗产和社会主义，也遭到同样的反对，也同样使人不相信。
　　短视的假现实政治的无能无力，换言之，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没有像在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作合适政治反应的问题上，如此毫不含糊地显示出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骨架之内的国际化、日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所主宰的。在竞争和寻求致富、寻求利润的推使下，这个过程正在采取越来越矛盾的形式，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正在发展出一个自我毁灭的动力。不终止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终止支撑前者的这个压制人民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破坏性的潜力就不能够受到控制。这个破坏性的逻辑将会继续展开，像1991年海湾战争所清晰地显示的，这是对所有那些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人们的幻想一个重大的打击。[11]我们的时代的中心问题，只有在世界的规模上，才可以解决。新的世界秩序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结束国家主权，而这种终结，无论如何，正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自动、自发地发生。
　　民族国家的决定权的自动衰退，为某些社会力量，带来了益处，为其它的社会力量，带来了害处：对多国公司、大多数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有利，对较弱者不利。因此，全球化的自发过程，将不会无抗拒地发生。它的潜在的受害者将不会接受它们的被设计好的角色。它们的抗议、义愤、抵抗和反叛是必然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之倾向于以压制和暴力来响应这个义愤也是必然的。
　　但是，由于现有水平的武器技术，大量使用武力，意味着人类将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灭种威胁。因此，对全球化问题，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根本不是一个解决方法。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不是自动的、而是自愿、自觉的限制国家主权。但是自愿的放弃甚至局部的国家决定权，只有在所有的国家、国民和民族——不论小或大、富或穷、弱或强——都有最严格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假定弱国，虽然构成全世界人口的极大多数，会在较长时间内，接受任何其它限制国家主权的形式，则完全是鸟托邦的。因此，目前的选择，不是被最强大者所指令、所强迫执行的“新世界秩序”的现实政治或者威胁整个人类的越来越大的混乱。真正的选择是，将会卷入全体人类的越来越大的混乱，包括因暴力地强加“新世界秩序”而起的混乱，或者以所有的民族平等、自愿的合作为基础的真正新世界秩序。
　　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我们可以用联合国的运作，来说明这个世界性的——有历史意义的进退两难。海湾战争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全体一致的决定之下开战的。这个所谓“世界民族社区”却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大胜利国有否决权：美、苏（现时的俄国）、英、法、中。我们因此已经早就与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在这一点上加上以下的事实：由于苏联弱到不再是超级大国，英、法力量的衰退，中国的制度性危机和欧洲共同体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邦，美国之作为军事霸权大国，已在安理会的“五强”中占据了主宰地位。因此，安理会常设会员国的否决权已经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否决权。这在具体情况中就意味着，联合国之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违反联合国决定的国家，只有当这个行动不与美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格林纳达、巴拿马、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帝汶。
　　印度尼西亚的压制人民的军事独裁，在它的国家谋杀了近一百万人，已给了这个世界自从纳綷德国以来，唯一的屠杀人民的例子：这个不幸的国家的二百分之一人口已被杀死。这个集体屠杀已在多个场合中被联合国严厉地谴责，至少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之侵略科威特那样地被严厉地谴责。但是没有实际措施来对付印度尼西亚独裁制度，既没有抵制、封锁，又没有军事干涉，因为这与美国的利益不合。
　　假定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大多数人民会容忍美国享有这样一个自大的社会地位是不现实的。这里必须立即提出的要求，就是立即废除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一国一票——票数不能够与金元、喷气机的多寡成正比例。任何其它道路只会导致人类走向毁灭。这当然是一个过渡的、鼓动的要求。如果不在美国本土进行一次激进的转变，这个要求是不能实现的。
　　这样一个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平等的民族的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唯一能够保证和巩固这样一个新世界秩序的社会力量，是工资劳动者阶级。但是，工资劳动者阶级只有在全球的规模上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它已经开始获得必要的经验的话。工人们在国际规模上发展起来的、实际的合作经验，将会是创立这个新世界秩序的一个绝对必需的学校和实际的学徒制。为了人类的生存，这样一个新世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新世界秩序，我们称之为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没有一个新的群众国际，就不会有真正的新的世界秩序。
　　通向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道路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其中一个不小的障碍，是从所谓“国际”组织而来的灾祸性的经验。这些“国际”组织事实上是附属于某些国家的利益的。要以国家为基础的政党，在国际政治的某些中心问题上，自动放弃决定权，将需要一段长时间。[12]但是，希望它发生是空想吗？这无论如何比决定核子武器、地球气温和暖化，或第三世界的饥饿等问题将会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简单的合作所解决，空想成份少很多了。但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真正的群众斗争结合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国际，只有这样一个国际集中精神来研究、解决世界无产阶级的所有部份的最重要的目标和要求，才有可能。在今日世界上，群众运动中有许多新的和不这么新，激进派系。但是，除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国际以外，没有一个派系无条件地支持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要求和斗争。那就是它的最大的力量；它是建基在里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战略的遗产和卡尔．马克思的“直言命令”上。
　　争取明天的群众国际的时刻就是今天，而且可能是今后的一段非常长时期。这个斗争将会与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连在一起，而且包括许多形式的国际行动，和在联合阵线的架构中与更广大力量的合作。在这个具体意义上，托洛茨基在建立第四国际上的主动行动，事实上是他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不但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延续性，因为这个延续性现在受到了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罪行的威胁；它也创立了一个组织骨架，在这个骨架中，一个以自愿合作和一个共同纲领为基础的、仍在进行中的共同活动，锻炼了一群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治干部。这群政治干部，在许多远远超过了它自己的数量仍然微弱的组织范围的政治生活中，实施一种可作为典范的、活生生的、不受到任何拘束的国际主义。
　　第四国际的数量微弱，常常受到人们的指摘。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第四国际能够建立起群众政党。可是，似非而是的是，这个弱点，其实是常常被夸大的，却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政治力量的泉源。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在数量上无可比拟地比第四国际大得多。他们在工会中，在群众政党中、在好几个国家中，有广大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个大的物质基础也包含了一个危险倾向：把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臣属于在这些组织中正在发展的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这种臣属是一种强制的臣属，是机会主义现实政治的一个产物。它已经变成越来越没有原则了，而且甚至于在基本上非政治化了。
　　在较弱的第四国际中，党员、支部对整个国际的臣属是自愿的，是纯粹基于共同原则和共有的道德的委托——不是基于任何形式的物质刺激。没有人是为了谋生之道而加入第四国际的。这种同构型是比其它两个国际更坚定、更永久的，因为那两个国际是基于权力，甚至基于金钱。对于第四国际的成员和同情者而言，自愿放弃民族组织主权是理所当然的。
　　国际是他们的真正的祖国，比其它两个国际的成员具有更深的意义。今天，“只有”数以万计的人共有这个信念和委任。明天，在更大的国际中，它将会是，而且必须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组织，如果人类不被毁灭的话。

注释：

[1] 帝国主义的这种夺取世界市场的特征是，所贪求的统治权，决不包括拉平帝国主义国家与被统治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反地，它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发展和福利水平，停顿在同样的不平上，如果不是加宽的话。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初阶段就很明显，在美国与南美之间也是如此。纳粹帝国主义所设想的世界帝国，从开头，就是要把整个民族转变为穷苦的奴隶。

[2] Jan M. Meizer所编辑的《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64年，第一卷，第625页。

[3] 《第一国际及以后》，伦敦，1974年第81页。（中译文采用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中文版第13、14页）

[4] 列宁遗嘱中关于他支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那一节，以及他的关于这个沙文主义对苏联与亚洲人民之间的未来关系的可怕后果的预言式话语，充分显示列宁的国际主义。这两段文字可在Moshe Lewin的《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伦敦，1975年）中找到。

[5]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民族特性的否定或低估。它只意味着，随着特定的民族目标和斗争形式，认知国际性的形式和目标，认知这些目标和形式也有一个特定的、独立的动力，是必要的。

[6] 事后想来，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在大战爆发时，没有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支持Hardie和Vaillant的在军火工业、矿冶和运输方面发动总罢工的建议，是否错误，至少是个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千真万确的是，这样一次罢工不太可能成功的。但是，在紧张的备战时期，进行群众性鼓动，将会给日后的群众反战运动一个具体形式。在实际上，这个反抗运动采取集体罢工的形式。诸如此类的群众性鼓动也会加强了卢森堡自己的发动政治总罢工的运动。

[7] 为数众多的作者曾经说过，“世界革命完全是神话”。他们都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在1916至1940年这段时期，在数以打计的国家中，发生了革命前夕和革命的群众斗争。这不证明这段时期，与从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国革命这段时期不同，是一个国际革命和反革命时代这个结论是正确有理的吗？真正使人百思莫解的是，这些作者为何否认这些事实，或不看重它们的重要性。

[8] 见Erich．鲁登多尔夫将军的《Meine Kriegserinmne》rungen（《我的战争回忆》）（柏林，1919年）。

[9] 见罗斯多尔斯基在其柏林1973年德文版的《革命策略的研究》一书中的“1918年奥地利革命局势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1918年的奥地利罢工”一文。

[10] 见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记》，麻省1958年。

[11] 我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争论，可在我在1989年伦敦出版的《超越了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的前途》一书的第七章中见到。

[12]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主义”，换言之，国际“领导人”或“机关”对于民族政党的策略或领导层所作的决定。第四国际的文告和实践，是把各国支部在这方面的绝对自治，与对国际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例如战争问题）的国际纪律的责任心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