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补遗（陈妙芬译　万毓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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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补遗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陈妙芬译　万毓泽校

· 第二章　六、女性压迫：社会不平等的第一种普遍形式
· 第五章　七、无产阶级的统一和分化
· 第十四章　七、在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高峰，女性和受压迫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
· 后记（雅寇博·莫内塔，Jakob Moneta，1914-）
　

译校者说明：

　　2002年初，台湾连结杂志社与香港新苗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曼德尔（Ernest Mandel）原著、向青先生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入门》（From Class Society to 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m），出版以来颇获读者好评。但事后我们得知，向青先生的译本，是根据该书第一版法文本的英译本翻译而成，但曼德尔后来曾增订原书，添补了若干小节，于1979年以Introduction au marxisme（La Brèche, Paris）为书名重新出版，因此，目前的中译本可说是有所缺憾。
　　近来我们透过管道寻得了该书增订版的德译本（德文书名为Einführung in den Marxismus，1982初版，2002年再版），除章节完整外，亦收录德国著名托派雅寇博·莫内塔（Jakob Moneta，1914-）所写的后记，叙述曼德尔对工人民主运动、苏联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等的精确分析以及误判之处，相当具有参考价值。以下我们将曼德尔的增订章节及莫内塔的后记一并译出。

第二章

六、女性压迫：社会不平等的第一种普遍形式

（德译本第29-31页）

　　从部落和宗族的原始共产社会，发展到以阶级支配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形式（例如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由所有权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尚未完全成形，但萌芽中的社会不平等已存在于制度之中。
　　我们知道这类社会的存在，不只是经由神话、传说甚至所谓「原始」宗教对于过去历史的许多遗迹和描述。从性别化社会的存在，如今日非洲部份地区，我们可以知道这类过渡社会存在的事实；性别化社会在非洲这些地方至今依然存在，尽管它可能渐与普遍盛行的阶级社会混合，因而变形。
　　第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发展至此过渡阶段的原始社会中的男性对女性的社会压迫。女人并非向来便受到压迫；它不是女性源于生物性的一种宿命的结果。相反的，史前和早期部族共产社会留下许多证据，说明了这些社会的持久特征正是男女的平等。虽然我们所知事实不足，无法假定这种现象是所有原始人类共有的，但已可以证明，在不少这类社会中，女性甚至还扮演了社会上支配的角色。至少由主宰生育的女神被视为天神的现象，以及女性带动农业开端的事实，即可推论，后来这个女神普遍地被男性的神（后来是一神教的神）取代，并非偶然。地上的革命，映照着天上的革命。宗教想象的逆转，源自男人和女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逆转。看来自相矛盾的是，女人沦为被支配者的社会阶段逐渐成形之际，她们在当时社会因发挥主要的耕作（新石器革命）功能，所以她们在经济上的支配角色益形强大。不过事实上这并无矛盾。
　　当原始耕作范围愈来愈扩大时，女人变成部族财产的双重来源：既是生活食粮的生产者，又是生育者。因为在食粮开始多少有不虞匮乏的囤积后，宗族的繁衍就不再是威胁，而是一种福报。基于相同理由，女人也成为经济上可欲的对象，这在狩猎和采集社会阶段是绝无可能的。
　　支配要得以实现，必定还取决于更多的社会变迁。必须解除女性的武装，也就是说，扛起武器的工作必须完全由男性垄断。然而过去并非皆如此，由现今地球上许多地区依旧流传关于亚马逊人的传奇，便可得知。女性地位也因为婚姻法规和养育子女的彻底改变为巩固家父长的支配地位，而受到动摇。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和巩固，父权家庭逐渐变成一种最终的形态，尽管阶级社会在大多数历史阶段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变迁，它还是屹立不摇。父权家庭本身已变成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制度，透过继承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继续确保私有财产（包括加诸的想象，以永久确立人们对于「由上赐予的」权威和盲目服从的承认）。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父权社会变成歧视女性的文化土壤。支撑歧视的意识形态论证及虚伪的偏见，是至今历史上所有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主流的、稳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和偏见，也因而多少塑造了被剥削阶级（包括在资本主义败亡前夕，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性格。

第五章

七、无产阶级的统一和分化

（德译本第64-68页）

　　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把他们集中在愈来愈重要的企业里，教导培养他们勤劳的原则，同时把这个原则和工作场所需要的合作、团结的基本条件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如此，所有资产阶级也是一样：经过最初许多激烈的工人抗争，事实证明，无产阶级的集中和统一，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资产阶级对此了然于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呈现一种双重且互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历史趋势（长久来看这是最根本的）朝向无产阶级及受薪阶级整体的统一、更高的一致性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尝试把无产阶级拆散、分化为不同层级，其中有些层级受到更多剥削和特殊压迫，而另一些层级则相对受到优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如种族主义、性专制主义、男性沙文主义和仇恨外人，皆是用来正当化、巩固更受剥削和压迫的特殊形式。在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国家中，已经出现这些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更加剧它们的发展，并在国际层面中将之推到了极端。
　　大量使用女性和青少年的劳力，是工业发展初期偏好的重要手段之一，用来「摧毁」早期手工业和工厂的薪资结构。与此同时，市民阶级（尤其透过教会和其它机构）广泛传播反动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和社会其它劳动阶层内部，极力催化一种想象，即「女性就是属于厨房」，以及「女性尤其不应被准许进入需要专业的职业」（而且在这些职业环境中，她们的工资也应较低）。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中，女性劳工和职员受到双重的剥削。首先，多数女性员工的薪资比男性所得低，有些是因为她们的工作价值遭到贬抑，有些则是同工却不同酬。这直接促使资本家获取比合理范围更高的剩余价值。其次，女性受到的剥削，还来自她们透过生理上生育、负担生产劳动力的角色，因为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是围绕着父权家庭，以此为基本消费单位而衍生的。女性被迫为家庭承担无偿的家务工作：煮饭、清洁、烧炉供暖、洗衣、照顾和教养孩童等等。这些工作不是制造商品，所以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但是它们间接提高的社会剩余价值，就相当于因此减低的生产劳动力的成本——这些劳动力正是市民阶级所需要的。如果工人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三餐、衣服、洗衣和供暖的服务，必须另外支付孩童课余所需的照顾和教养费用，那么工人需要的平均薪资，将比目前可倚赖妻子、子女和母亲等人无偿奉献的情况，高出甚多。这些多出的工资将减少社会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落变化无常，使它在工业生产上的急速扩张或削减，必须倚赖「劳动力市场」同样起落无常地配合阶段性需求，快速提供或紧缩大量的劳力。这种激烈的供需变化，导致社会紧张和许多人的重大灾难，同时也产生政治和社会的负担。为了减低这些负担，资本将转而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取得劳力。这些国家人民普遍贫困和失业，因此他们一开始展现的高度合作态度，正是资本所需要的，而资本也利用这些外国劳力和本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阻绝各国内和世界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发展出真正的阶级团结和统一。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时期，一直都有大量人口移入和移出的现象。爱尔兰人移入英格兰和苏格兰，波兰人移入德国；意大利人和后来的北非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移入法国；印度人先是在英国殖民地，接着移入英国；中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流动；韩国人到日本，一波又一波移民涌入北美洲、阿根廷和澳洲：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墨西哥人、哥斯达黎加人，以及——不要忘了——还有17、18和19世纪的黑奴。
　　这些移民潮，都在不同范围内受制于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受雇于薪资待遇最低劣的工作，被迫从事最污秽的劳动，被安置在集中营区和鄙陋的房舍。他们被剥夺以自己母语学习的可能性。人们还建立了千百样歧视措施（尤其针对相关公民权、政治权和工会权的保障），以抑制移民在智识和道德上的发展，让他们停留在持续被威吓、高度剥削的处境里。他们还必须比本国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更「机动」，因此将他们始终有可能被遣返或驱逐出境。
　　同时，资本在「本国」无产阶级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成见，还让高度剥削被正当化，并使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划分——老年人∕年轻人、男性∕女性、本国人∕外国人、基督徒∕犹太人、白人∕黑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等——被视为理所当然。
　　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这也是为其直接和根本利益的抗争——唯有透过自身的联合、并组织起来，达到强化阶级团结和所有受雇和受薪者统一的目标，才能有好的结果。因此，这种斗争针对的是所有的歧视，以及所有加诸于女性、年幼者、移民、受压迫的种族和民族身上的严重剥削，而不只是一件基本的政治和人道的任务而已。它显然也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以工人运动的根本使命，是有系统地教育工人拒绝所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成见，因为这些成见巩固了无产阶级所受的高度剥削和持续分裂。

第十四章

七、在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高峰，女性和受压迫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

（德译本第163-166页）

　　传统上，组织化的工人运动眼中「结盟」问题，指的是选举联盟，或者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及其它被剥削的小资产市民阶层的结盟。但是在最早几次大规模无产阶级革命中（尤其是俄国和西班牙革命），社会革命与受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普遍的、愈来愈扩大的危机之后（尤其1970年代中期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抗争」的特色，就是纯粹无产阶级斗争与人民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以及社会人口中非纯粹无产阶级组成的大规模群体的社会革命，相互结合：青年抗议运动、女性和受压迫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
　　当我们说，「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组成」，我们所想的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把年幼者、女性或少数种族与民族，依某些特定意识形态或心理学的标准就把他们整体看成是「非无产阶级的」（意指「小资产市民的」）群体，显然是荒谬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人口中，有愈来愈多（在有些国家中，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女性人口）皆是受雇和受薪者，而不是家庭主妇。青少年的主要人口也是由年轻工人和学徒组成的。在美国的黑人、哥斯达黎加人和席康诺人，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与来自亚洲和西印度的移民，以及在西班牙的（仅举这三个例子说明）不仅这些人口广泛沦为无产阶级，他们甚至已成为这些国家整体无产阶级的极大部分的人口。
　　事实上，这些特殊革命阶层——女性、青少年、少数种族及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要求，值得工人运动和其领袖特别重视，而明显的理由有三点：
　　（1）首先，他们是世界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也最可怜的部分，光是这个理由，他们的要求就值得每一个有自觉的工人特别重视。
　　（2）其次，这些阶层的人，一般都是双重剥削的牺牲者：既是无产阶级，同时是女性、年幼者、少数族群、移民等等。除非彻底废除所有形式的歧视、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否则无产阶级便无法彻底解放，更不可能将「雇佣劳动」（Lohnarbeit）完全消灭、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3）最后，解放和反抗运动能促使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部门（上述被压迫的阶层有部分属于这些部门）共同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这样的结盟不会自动产生。在革命过程中，由于社会力量的激烈对立和极端化，在工人运动以及女性、青年、受压迫少数民族和种族的解放运动内部，会产生无可避免的阶级分裂，彼此是否结盟即取决于阶级分裂的程度和力量对比。不过，这也与工人运动的能力有关，尤其重要的是，它的革命先锋必须审慎了解和推动这些受压迫者力争的公义。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女性、青年、受压迫种族和民族的自主解放运动都是正当的，而且不只在资本主义瓦解之前如此，在资本主义瓦解后亦然。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会使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无数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和仇外的成见在一夕间消失。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主的群众解放运动中，将致力成为所有正当和进步诉求的最佳捍卫者，并且推动最广大的联合斗争。
　　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有系统地争取政治和社会的一体解决——工人阶级掌权，以及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若非如此，便无法普遍而持久的废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的歧视。他们期许自己一视同仁，成为与所有受压迫者及无产阶级者站在一起的斗士，无论其性别、种族和民族为何。面对因这些因素而受最多剥削的阶层，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抗他们所受的所有特殊压迫时，若越有决心和说服力，就越能使阶级内部普遍团结的努力奏效。

——　后　记　——

雅寇博·莫内塔（Jakob Moneta，1914-）

（德译本第212-218页）

　　在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被看成亡犬一般，甚至受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之累，备受挞伐，还有主流意识形态蛊惑人们，声称资本主义终于、且永远胜利了，社会主义则已失败；在这时代，当利己主义（不只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追求合作和团结的基本的人类和人性的动力，被人讥笑甚至明嘲暗讽时，出版者需要一些勇气，以重新印行曼德尔这本《马克思主义入门》。
　　具有批判能力的读者们，很快会发现，这本书以清楚和平易的文字，唤醒我们记忆中被遗忘或压抑的真理。例如，历史唯物论并非主张经济决定论，而是主张一种非机械式的、必须以辩证法理解的社会经济决定论（einen sozio-ökonomischen Determinismus, der nicht mechanisch, sondern dialektisch begriffen werden muss）。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排除宿命论的。人类创造自己历史。即便历史是既有物质条件的产物，但反过来看，这些历史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阶级斗争也不是鼓吹阶级斗争的个人革命的结果。阶级斗争的理论，毋宁是曾经有过的阶级斗争的实践结果。
　　对于保有好奇的年青世代，想要发掘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想要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能经由残酷剥削才能生存、获取利润，因而导致数亿人失业，并把毁灭社会安全当成改革的代价，这本马克思主义入门书提供了丰富的重要知识。特别的是，这些由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出来的理论，克服了日常斗争在战术与策略上的疑惑和不确定性。曼德尔写道：
　　◎ 进步的政党无法取代群众，以他∕她们的名义进行社会革命。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创造的成果。争取大多数劳动者加入革命政党的计划、策略和战术，是一个进步政党能够扮演历史角色的必要条件。
　　◎ 唯有透过行动统合一致，才能集结工人运动中分散的力量，而若无最广大的工人民主，行动统合绝无可能实现。
　　◎ 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绝不是同质的。通常专业素质高的工人，比起许多在某些人生阶段没有工作过的工人，更能快速理解工会组织的必要性。
　　◎ 宗派主义和极左派对工人运动的传统群众组织观念，必须被扬弃。它们既是迈向联合阵线之路的绊脚石，也妨碍有效地对抗工人阶级中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若说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者们，确实广泛造就了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那么同样的，这些组织的存在，也确实使得工人们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阶级意识，以及最低限度的力量，若没有这些力量，阶级意识的发展将加倍困难。
　　◎ 联合阵线中，经常也有市民组织参与，根据此一阵线的阶级合作逻辑将发展出一种动态，使工人抗争停止，甚至抑制和打压了工人中最激进的部份。
　　◎ 然而曼德尔同时警告，联合阵线也可能转变为「机会主义形态」。这是指伪革命组织的领袖，以无惧改良主义领导为由，停止了抗争。相反的，还有一种联合阵线在特定情况下，导引群众脱离阶级合作的幻想，迈向更激烈的抗争，甚至实现基层组织的成立，当然这些基层组织必须有革命组织支持。
　　◎ 同时可以确定的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无产阶级和都市或乡村中劳动的、非施加剥削于他人的小资产市民结盟。
　　◎ 自从资本主义陷入普遍的、周期性愈来愈扩大的危机之后（尤其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抗争」具有一个特色，即「纯粹」无产阶级斗争、人民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与非仅由（或非多数由）无产阶级人民组成的、大部分人口的社会抗争，相互结合：青年抗议运动、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移工的运动。这些革命阶层的生活条件和诉求，特别值得重视。我们必须促使他们加入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 目前主要被引用的、也被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的概念，受到曼德尔在许多地方的批评：虽然政治自由可轻易被定义「不妨害他人自由的个人自由」。但是，「经济自由」的大多数面向，却带来不平等，并且因此使社会中很大部分的人民，没有机会真正享有那些自由。
　　◎ 尽管在特定条件下，富人和穷人似乎都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但穷人所享有的经济和社会权力远不及富人，富人握有的这些权力极大，以致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受富有的少数人支配，因此政治权利也跟着贬值、形同虚设。

　　为什么、在何处，曼德尔看错了

　　今天年轻一代或许会很讶异地察觉，像曼德尔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竟对苏联和东欧做了一些错误的预言，尽管他针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已被证明为完全正确。曼德尔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不能被归因于「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像赫鲁晓夫在著名的苏共（KPdSU）第二十二届党大会中所言，并不正确。曼德尔指出，这种观察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不符。斯大林主义不能被解释成源于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学上的特质：「这是与整个社会的问题相关的，必须彻底探究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过去官僚政权最残酷的形式（警察恐怖、1930-40年代大规模的群众肃清、谋杀几乎所有的共党老干部、莫斯科审判等等），已被较细腻的形式取代了，但是变态的官僚还是不改其本质特征，在斯大林死后，仍继续存在。曼德尔也不为经济改革的假象所惑。他写道：「整体而言，改革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它并未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任何『经济机制』可以脱离那些围绕着生产者和消费大众的民主及公共控制、而以最少的支出达到最大的成果。每一项改革都是倾向用新的形式，来取代官僚滥权和浪费的旧形式而已。」
　　「统治官僚唯恐国际革命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复苏，而使官僚自己的权力覆亡。所以它会希望维持原来的国际局势不变。」曼德尔又说：「不过，官僚本身的社会阶层属性，使它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仍抱持敌对态度，因为资本主义将会摧毁官僚特权的基础。」（这并不妨碍，官僚成为下层组织和流派滋生为新资本主义者的温床。）资本主义再生，必以社会反改革为代价。只有推翻官僚权力垄断的政治革命，才能恢复（工人，此为莫内塔所加）直接执政。（原文第133页以下）
　　曼德尔为什么不相信，「官僚既是让下层组织和流派滋生为新资本主义者的温床」，在没有明显「社会反革命」的情况下，也可能会选择这条「出路」？这是因为在写马克思主义入门这本书时，他对世界局势有特定的看法——今天年轻一代对此恐怕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看法。曼德尔以为：

　　「经过二十年的失败之后，世界革命有了新的生机。革命最初局限于低度开发的国家（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但是自1968年5月以来，它也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经历『社会主义积累』那段艰辛的时期，苏联已不再是低度开发国家了。她是今日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在技术和文化方面，也已达到许多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苏联的无产阶级，是除了美国之外，世上最强大的。在这些条件下，受苏联官僚控制的那些国家中，群众被动性的基础开始瓦解。」随着反对势力活动的兴起，苏联官僚内部的分裂开始浮现，在1948年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后，苏联官僚即一直处于愈来愈剧烈的分化过程中。这两个因素结合，有利于投入政治革命的群众发动突然的政治活动，就像1956年10月在匈牙利，或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所发生的群众运动。」
　　「到目前为止，这些群众运动都遭受苏联官僚的军事干预，而被镇压。但只要同样过程日后在苏联也发展成熟，那就没有外来的力量可以阻挡东欧和苏联的政治革命潮流了；苏联民主将会重生。使资本主义再生的任何危险，终将被排除。政治权力将为工人和农人掌握。世上其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抗争，将因此简单许多。」（原文第135页以下）

　　曼德尔在他最后一本着作《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acht und Geld. Eine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Bürokratie）的前言中，写下对自己的反省批判：

　　「我们必须承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独裁在一般人意识中形成的、长期不坠的强大影响力。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工人，从其经验中得到的总结是：官僚独裁完全无法生产它自身追求的消费商品和自由。在斯大林主义被教条化的这数十年间—受到市民意识形态先锋的鼓吹，人们总听到如下说法—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权，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简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使人们因此被放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真空。然而，社会与自然一样，是没有真空的，各种远离社会主义、或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流派又开始滋长：从支持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市民–自由主义，到宗教基本教义派，种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都想要钻入社会、赢得巨大进步。为了重新赢得高度意识和领导权——这是获取和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亦即为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所不可或缺的——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必须承担群众抗争一连串的实际经验。政治宣传或教育是必要的，但这两者皆无法取代实际经验，因为它是集体阶级意识唯一的、真正的泉源。任何想缩短这长期、而且充满痛苦的过程的努力—例如透过『包办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us）的新实验（例如政党取代工人阶级，像曼德尔在《托洛斯基做为一种选择》（Trotzki als Alternative）书中，把1920年代初期批评、贬抑为『托洛斯基的黑色年代』），只会带来新的大灾难。」

　　此外，亚历山大·斯明（Alexander Simin）——他是少数能从斯大林主义阵营脱逃、生存的左派反对党人士——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Sozialismus und Neostalinismus）一书中曾说，马克思主义总结了人类数个世纪的梦想、希望和奋斗。因此，我们不应把目标实现与否，以一个人生命的标准去加以度量，而是要以历史为度。斯明也喜欢引用受斯大林迫害的伟大诗人欧希普·曼德斯丹（Ossip Mandelstam）名句：「有活水之源，儿虽不见，仍将为孙辈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