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乔治·诺瓦克 ->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异化的原因
埃内斯特·曼德尔
正是在研读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遇到“异化”这个概念。但有意思的是，黑格尔的著作中首先让马克思受到影响的，并非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市民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异化，才是马克思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思考的起点。
社会契约论认为，在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个人必须向国家让渡一系列权利，以此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表征。黑格尔特别发展了这一为自然权利论者所主张和阐明的观点。总的说来，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起点，也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思想家的开端。
1842-43年间发生在西德莱茵省的一些小事（偷盗林木的人数增多，政府介入此事加以禁止）使马克思得出结论，自称代表集体利益的国家却只是代表了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即那些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因此，个人权利向国家的让渡代表了一种异化现象：人们把权利让渡给了事实上与他们相敌对的机构。
此后，马克思被德国驱逐并流亡至法国，在那里马克思接触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同时，带着上述政治哲学的思考开始学习经济学，特别是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学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第一次尝试对哲学和经济学的相关观点进行综合，这便是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巴黎手稿》。马克思尝试着把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的观念与关于人的命运、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等观念融合起来。
青年马克思对这一初步的尝试感到力所不及。在那一阶段，马克思尚没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知识，他只是刚开始熟悉政治经济学经典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此外他也没有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要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马克思才储备了以上这些知识。
这一未完成的早期作品很久以来都不为人知。它于1932年首次出版，这离它写成时已将近一百年。在经济学和哲学领域内长期进行着许多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如何得出后来那一系列基本观念的讨论，但是，由于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这些讨论未免失真。
尽管这部作品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其经济学部分，是不成熟的，但它仍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重要性与“异化”概念紧密相连，下面我将对此作出阐释。
异化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它几乎有着与有组织的宗教同样悠久的历史。这一观念几乎被东西方所有经典的哲学流派所继承。这个概念转变成为我们可称之为人类悲剧宿命的那种含义。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在继承这个观念的同时，赋予它一种新的含义和理论基础，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黑格尔改变了人类悲剧宿命这一观念的根本内涵，使它不再是一个含糊的人类学和哲学观念，而是植根于劳动之中。
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指出人类是异化的，因为人类的劳动是异化的。他给出两种解释来说明人类劳动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其一，是他所谓的需求与劳动的对立。黑格尔说，人类的需求总是先于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因此，人们被迫辛苦劳动以满足需求。但是，平等地分配物质资源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尝试，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的哲学分析有点儿复杂。它可以用“外化”这个比较复杂的词来概括。尽管这个术语比较复杂且听起来陌生，但其含义却不难理解。黑格尔的“外化”这个词意味着，每一个劳动、生产东西的人，实际上是在劳动中再生产着他头脑中本已有的观念。如果我立即加上一句，说马克思也有这个观点，你们或许要感到震惊。你们可以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发现这个相同的观点：人们的任何劳动，在现实中实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头脑里。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此在人与其它生物例如蚂蚁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其它生物看起来忙忙碌碌，却纯粹是凭本能活动。人却相反，首先形成一个他所要做的事的观念，然后再去实现这个观念。
当黑格尔问道，当我们试图在物质上实现观念的时候，我们在现实中做了什么，是什么首先形成了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时，黑格尔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不可避免地使劳动产品与我们分离开来。任何我们从自身中投射出去的东西、任何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任何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从自己身体中投射出去，然后与我们相分离。它就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不再作为我们的一部分而存在。对于黑格尔来说，这就是异化劳动的主要人类学定义。他于是得出结论说，任何劳动都是异化劳动，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在任何情况下，人们总是不得不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分离的。
当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对异化劳动的这两个定义时，皆予以了批驳。马克思说，需求与物质资源之间的差距、需求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条件的、由历史所决定的。认为人的需求会无限增长，劳动产出永远跟不上需求，是错误的。马克思基于历史的分析，断然否定了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反对了黑格尔想当然地认为的外化必然导致异化。马克思说，当我们使我们自身与产品相分离时，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劳动产品或物质力量会反过来压迫我们或反对人类。异化不是我们身体对象化——原来在我们身体中的观念的存在，在对象中、在我们的劳动产品中具有了物质的存在——的结果。
异化是由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导致的。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在市场经济的特定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我们在生产中投射出去的对象才成为与我们相对立的存在，并且融入到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社会机制中。
我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批驳中所蕴含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就在于，马克思拒斥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异化劳动概念，即人类固有的、不可取消的悲剧。他说异化劳动不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宿命。它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换言之，马克思把黑格尔对于异化劳动的永恒人类学观念转变为暂时性的历史观念。
让我们将视线由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源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跃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异化”这个词在后者中的确很少出现。
在最近三十年中，一个名为“马克思学”的新专业涌现出来。这些专家们通读了马克思的所有作品，并就马克思书中的用词制作了小型索引卡，试图通过这种统计得出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某些结论。一些人甚至用电脑进行这种分析。这些“马克思学家”到目前为止发现在《资本论》中“异化”这个词共出现六处，或用作动词或用作名词。我当然不会质疑这个巨大的发现，尽管也许有人还会发现第七处或者对第六处提出质疑。
在对《资本论》作了这种纯粹词汇的和表面的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结论说成熟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经历了青年的不成熟阶段以后，尤其在1956-57年左右当他深信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完善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以后，放弃了异化理论。
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发表时，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在这场争论中至少可区分出三种流派。我难以列出所有参与作者的名字，因为有一百多人就此发表了观点，并且这场争论至今也远未结束。有人持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论，认为当马克思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后放弃了他原来的理论。
有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以后由于他把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导致了其思想的退化。马克思因此受制于经济主义的偏见。
也有一些人力图否定马克思的观点经历了任何重大的或实质性的转变。其中有美国人Erich Fromm，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Maximilien Rubel，以及两位法籍天主教牧师，Fathers Bigo和Calvez。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中包含着相同的观点。
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是错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发展，而非一种重复。任何一个思考者，只要活着并继续思考，那么他60岁时绝不会说与20岁时完全相同的话。即便承认其基本的观点保持不变，也仍然会有一些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这种发展就尤为引人注目，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1844年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劳动价值论，而这是10-15年以后他所发展而成的经济理论的奠基石。
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成熟马克思是否仍有一种异化理论，抑或已完全抛弃了他原来的异化理论。这个争论本可以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解决；如果不是发生了另一个不幸的事件，这场争论不会毫无结论地持续这么久。
这就是马克思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这部一千三百页的著作写于1857-58年，写成后隔了一个世纪才发表。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资本论》中主要观点在此得到论证和详述。它初版于二战初期的苏联，但其中大部分在战争中毁掉了。我想只有两本传到了美国，西欧一本也没得到。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不希望它再版。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距离本书写作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此书才得以重印并逐渐广为人知。
不幸的是，直到去年马克思这部重要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才译成英文。译成法文更只是不久前的事。因此，这场争论的部分参与者的确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那部核心著作。任何读过它的人立即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存在的，因为在该书中这个词、这个概念、这种分析数十次地出现。
那么，与青年马克思相比，这个为成熟马克思发展了的异化理论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将它与《资本论》中的内容联系起来？首先有一个形式上的困难，就是马克思为此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术语，这三个术语在意义上是可互换的。其一是“异化”概念；其二是“物化”概念，这是个复杂的词；其三是“商品拜物教”概念，这个词更复杂。尽管如此，这三个概念解释起来并非那么复杂，我来为你们澄清它们的意义。
让我们从分析经济异化这个概念开始。我必须立即声明，在马克思的复杂的异化理论中，经济异化仅是阶级社会中覆盖了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更广泛得多的（异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它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从经济异化开始。我们将在一系列连续的阶段中来把握它。经济异化首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人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一个发展阶段。直到十九世纪，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农业中，人们还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直到美国内战以前，大多数人还能找到一些未被占有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农民或庄园主。在欧洲这种可能性不再存在已有两百年，其中有些国家甚至比这更早三四百年。
这一历史现象是所有异化理论的起点，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们被迫向另一个人即雇佣者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劳动机制才会大规模地存在。因而，当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异化劳动的首要前提就具备了。
我说过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第二个例子可以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经典历史批判理论对中世纪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批判在于土地耕作者的缺乏自由。我并不反对这种批判，因为这是正确的。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农奴，不是自由人。他们不能自由活动，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但是，对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批判忘记了，人束缚于土地这个现象是一柄双刃剑。当一个人被束缚于土地时，土地也束缚于这个人。正因为人束缚于土地，被迫成为工资劳动者而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在封建关系中就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可以在土地上生产生活资料，并保留一部分给自己。只有在封建社会关系之外的人们才会成为新的社会阶级——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另方面是商人——的开端；他们实际上是亡命徒，因为他们在刚开始时的确就是亡命徒。
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被逐出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且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这是异化劳动的主要特点。当经济领域为工资劳动机制主宰时，人们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出卖他们唯一的商品即劳动力，否则就无以生存。
把你的劳动力卖给一个老板，这意味着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包括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在这一纯粹是形式的和合法的契约关系背后——你为了赚钱生存把你的劳动力即你的一部分时间出卖给另一个人——实际上对整个人类，尤其是劳动者的生活有着影响深远的意义。首先这表明你对你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失去了控制。所有你出卖给雇佣者的那些时间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他。你在工作中不能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这整个时间中，是你的雇佣者决定你将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的雇佣者决定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在哪生产。他是你整个活动的主宰。
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作周越短，老板对工资劳动者每一个小时的控制就更为严密。在时间-动作分析中——这种控制的最终完善形式——老板甚至想控制你工作中的每一秒，真正是每一秒。
异化于是获得了第三种形式。工资劳动者把他生活中一部分时间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佣者，但他的劳动产品却不归他所有，而成了雇佣者的财富。
现代工资劳动者对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一无所有，这对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当然之事。在人类存在的成千上万年历史中，情况本非如此。古代和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就是他们自己产品的所有者。中世纪的农民甚至农奴，也可以将他们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七十留为己有。
在资本主义下，不仅工资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与他们相对立。机器的情况就是如此。机器，这一人类创造力的标志性产物，却反过来暴虐地控制了工人，因为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使人们富有活力的生命和工作适应于机器的呆板运转。换班制也会导致严重的异化，因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在晚间或其它不适合的时间工作，而这是与人类生活的自然节律不相符的。这种不正常的作息制度会引发各种心理疾患和神经紊乱。
当社会分为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两个敌对阶级后，劳动产品对人的压迫性还表现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上——如今的资本家更倾向于称之为萧条。在危机中，人们只能消费得较少，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人们消费得较少，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太高了。
现在我们来看经济领域中异化劳动的最后一种表现，这是从以上我所说的那些观点的结论中得出的。工人在劳动中的异化意味着他生命中一些基本的东西被改变了。那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待于在发展中实现的智慧、潜能和创造力，这些只能在劳动活动中才能实现。
然而，在工资劳动机制中，这种可能性就没有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劳动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只为了一个目标，即赚钱糊口。
因此，创造活动——这个人性中的基本方面被阻滞和扭曲。劳动对人来说不是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活动，而是有害于人的、破坏性的。天主教牧师和新教牧师——即所谓的“劳动者-牧师”——就他们在西欧工厂中工作的经历写成了书，他们在以上这点上的结论与马克思完全一致。他们说，工资劳动者把他们在工厂或办公室里上班的时间视为一部分生命的丢失。他们为了在工作之外获得自由和发展，不得不在那里上班。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种寄望于在休息时间获得某种自我实现的想法，其实不过是幻想罢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些身受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理念影响的、人道主义和乐善好施的改良论者，以为只要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加，人们就会变得自由。他们不理解，休闲的性质是由工资劳动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建基于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之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休闲也会被商业化。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消费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使人们的休闲融入到经济整体之中，这种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剥削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一点上，异化概念从纯粹的经济领域拓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这种拓展的第一个桥梁是消费异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论了异化劳动的后果。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已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需求上的矛盾。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想方设法付给自己的工人尽可能少的工资，从而使这些工人的需求受到限制。否则，资本家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用于资本积累。
另方面，每个资本家又把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工人视为潜在消费者，而非挣工资者。他想将这些潜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拓展至于极限，否则，他就不能增加生产并顺利卖出自己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有一种持续拓展人们需求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以内，这种拓展会覆盖人们正常的需求范围，比如基本的食物，以及多少得体的衣着和住房。然而，资本主义将一切商业化并出售尽可能多的商品的倾向很快就会超出合理需求的范围，大规模地刺激起一系列人为的需求。其中的一些是荒唐、丑陋的。我来举个例子。一个名为Jessica Mitford写了本令人发笑的书，叫《死亡的美国方式》。其中写道，殡仪服务员设法引导人们购买尽可能贵的棺材，据说泡沫橡胶床垫可以使死去的亲人不仅睡得安稳，而且睡得舒适。推销员说这当然不是为了满足尸体，而是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
难道还有必要说明这种只为赚钱的古怪葬礼服务所涉及的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需求吗？以这种唯利是图的方式去迎合人们失去亲人后的悲伤心情，可谓丑闻也。
这种异化不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而实际上成了社会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机制持续地将需求拓展至合理的范围以外，其动机是什么？它是故意要在人类中制造出永久性的但毫无意义的匮乏感。如果人们的需求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全面地得到了满足，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再能存在下去。这种机制必须持续地激发出人为的匮乏感，否则，那些越来越脱离人的真正需求的商品的出售就不能增加。
一个倾向于制造这种普遍匮乏感的社会会导致许多恶果，每天报纸的法治版上所记录的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一个滋生出无意义的匮乏感的社会也将引发各种反社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克服这种匮乏感而起。
除了消费异化之外，还有另外两种重要的异化。其一，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活动的异化。其二，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交流能力的异化。
异化概念拓展至人们的普遍活动中，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过分专门化的社会中。结果，为了谋生而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人们，眼界蜕化得相当狭隘。他们成了他们所干工作的囚徒，考虑问题受到特殊专业的限制。由于这种局限性，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敏锐度也在下降。
这种眼界的狭隘性会导致某些更坏的情况，即倾向于把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社会关系成了物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论述。
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是这一异化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我在本国的一个亲身经历，就说明了这种转变。饭店的服务生都是贫穷的劳动者，他们是“物化”过程的受害者，而非始作俑者。他们甚至对自己卷入这一过程毫无察觉。他们在资本机制的驱迫下，要服务尽可能多的顾客，因此承受着沉重的压力。顾客在他们眼里只是所点下的菜单。我听见一个女服务生对一个顾客说：“哦，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你不是布朗先生或布朗夫人，不是有着特定年龄和特定称呼的人。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因为这位服务小姐在压力中为这么多人点菜，脑子里只记得他们所下的单子。
这种将人“物化”的习惯不是因为服务生的非人道和麻木不仁，而是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致。这种社会关系建基于商品生产和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在自己的职业眼光中把别人只看成自己的顾客，或者说，透过特定经济关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
这种世界观表现在每天的日常用语中。我听人说，在日本主要的商业兼工业都市大阪，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通常方式不是“你好。”而是“最近生意怎样？”或“最近挣钱吗？”这表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如此全面地渗透进了普通的人际交往中，已在很大程度上使人非人化。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也是最悲剧的一种异化，即交流能力的异化。交流能力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特点。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因为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社会则会扭曲甚至败坏人的这种基本能力。
我来从三个层面上分别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来看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人们是如何学会交流的？人在婴儿期会经历一个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说话。很长时间以来，玩洋娃娃是小孩子经历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方式。小孩子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他们把自我投射出去，有了另一个自我，并且和这另一个自我相对话。他们说着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和洋娃娃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一种假装的交流。由于这种对话的自发性质，促进了小孩子语言和智力的发育。
最近，厂家生产出了会说话的洋娃娃。这应当说标志着一种进步。但是，会说话的洋娃娃会使对话受限。小孩子不再讲两种语言了，或者说不再有那种自发性了。部分的对话是由洋娃娃引起了，而这又是由资本家厂商所设定的。
制造这种洋娃娃的公司也许聘请了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专家，他们可以使洋娃娃说出的话比小孩子脑子里所能想出的胡言乱语像样得多——尽管我对此也是存疑的。然而，这种对话的自发性质却被扭曲或压抑了。与较落后的时期洋娃娃本身不会讲话，要小孩子赋予她们一种语言的情况相比，小孩子对话能力、交流能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相应地，智力的形成也受到了阻碍。
第二个例子所涉及的层面更复杂深入一些。在任何一个基于不同的社会物质利益划分成对立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营垒中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这不是因为缺乏智力、理解或诚实，问题不在于个人。这仅仅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现实物质利益支配着其中的个人。
如果谁亲历过劳资双方的代表剑拔弩张地进行工资谈判的场面——我指的是真正的工资谈判，而非伪装的——就能理解我所说的。即便资方有着真正的善意和开明观念，他们也不能真正理解和同情工人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处阶级的社会物质利益妨碍了他们去理解另一个阶级所心系的事。
关于交流能力受阻，在另一个层面上还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例子。（因为所涉及的只是工人和非资方人士）它发生在纽约1968年教师联合会反对学校系统权力下放的悲惨罢工中。参与其中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无知或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度确实称得上是开明人士甚至左派人士。但是，由于受强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背景所束缚，他们不能理解另一方即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希望社会来控制他们小孩的教育——所说的。
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非局限于受压迫阶级身上。压迫者的部分能力也异化了，他们不能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正常交流。只要阶级社会继续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深刻差别继续存在，这种分离就不可避免。
这种异化在个人身上的另一恶性表现则是，建基于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社会必然在许多人身上引发的巨大孤独感。我们这个社会奉行的原则是人人为己。个人主义推行至极端也就意味着孤独感被推向极端。
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原始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集体生活，那时根本没有孤独这个概念。孤独感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这个特殊的人类发展阶段上才产生的。然后，这种孤独感的影响日益扩大，直到超出了人们的正常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
心理学家带着录音机到处转悠，到商场或街头去听人们之间的各种对话。当他们播放这些对话的时候，却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交流。两个人各自的言说好似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对话中释放自我，走出孤独，但彼此却不能理解。
对话中唯一相交的场合是最后说再见的时候。但即便这声再见也隐含着无奈，他们似乎在挽救着一种可能性，使得他们在下一次相遇时能走出孤独的重负。他们在进行着一种法语中所谓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彼此不能倾听，不可理解。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幸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陷入这种境况，否则，我们将处在社会关系整个崩塌的边缘。但是，资本主义正以其一系列恶性后果，不断扩大着这种极端孤独的领域。
这看起来像一幅灰暗的图景，这幅灰暗的图景无疑是与我们时代灰暗的现实相对应的。如果说，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理疾患的曲线是与物质财富的曲线平行发展的；那么，这副惨淡的图景肯定不是由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所发明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现实之中。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惨淡阴森的状况并非无可救药。我们的乐观源于，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和各种异化表现的根源所在，必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可以展望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现在的异化是由历史所决定的、人造的罪恶，而非与生俱来，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像任何其它人造的东西一样，它也可以为人所消灭。异化的消灭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将在历史中消亡，或至少在历史的进步中被不断克服。
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含着扬弃异化的理论，这要靠人们来创造条件，使异化逐渐消失并最终消亡。我之所以强调“逐渐消失”，是因为这一过程或机制不是凭一纸法令或大笔一挥所能取消的，正如商品生产、国家、阶级社会不是能以政府的一纸政令或布告取消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无阶级的社会以后，异化逐渐消失的社会、经济条件才会具备。当我说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当然不是指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那些社会。它们充其量只是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尽管私有财产已被废除，但社会阶级并未消亡，仍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因此，那里仍有着异化劳动和异化的人。
人的异化、劳动异化、人类活动的异化消失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我所提过的以下这些过程的持续推进中才能被创造出来：商品生产的消失，经济匮乏的消除，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除劳动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差别的消失。所有这些会使劳动的性质逐渐转化，劳动不再具有挣钱糊口的强制性，而是人们踊跃从事的活动，因为劳动是出自人们内在的需求，是人们才智的发挥。只有当这一点得以实现时，异化劳动及其有害结果才会终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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