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五章 周期性危机的问题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的最后一版（1850）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阐明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过程和时不时地撼动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观点；从《共产党宣言》（1848）至此，两年时间过去了。但这是些什么年头啊！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由这两位朋友主编的一份日报《新莱茵报》在科伦的初版；1848年6月巴黎的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新莱茵报》的第一次被禁；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维也纳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曾在那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使维也纳工人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1]柏林反革命的胜利；德国国家议会的解散；《新莱茵报》的最终被禁；马克思被从德国驱逐；恩格斯参与到了由德国南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军事运动中；这两位朋友的再次流亡，这次是在英国。
当这两位年轻的思想家制定和完善了共产主义的学说，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由于他们第一次在遍及半个欧洲的公开斗争中面对着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如今发现自己已投身于密集的革命行动本身中，他们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犹豫、软弱，以及缺乏逻辑和勇气，并力图以巨大的热情与魄力鼓舞工人阶级。[2]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热诚地相信革命。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想要叫喊：“因而革命似乎死亡了吗？革命万岁，它将从自己的灰烬中再次升腾！”然而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维是那么的严谨，那么的科学，那么的倾向于将包括他们自己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置于无情的批判下，因而不至于再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
1850年3月，在中央委员会告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尚写道，一场新的革命不久必将发生，它可能由法国革命新的高涨引起，也可能由“神圣同盟”为反对革命的法国而发动的战争引起。[3]但七个月以后的1850年11月1日，在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5—10月号的“对1850年五至十月间事件的评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普遍繁荣时期，生产力蓬勃地发展至于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所能容纳的极致，此时一场现实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两种因素——即当代的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相互发生矛盾的时期，革命才是可能的。……一场新的革命只有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如同后者一样，它是不可避免的。”[4]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过程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使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它仍然是有效的——至少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升阶段而言。这一研究中特别涉及了1847年的危机，随之而来的繁荣阶段（其结果主要记录在《新莱茵报》中，它于1849年由日报变为季刊），以及1857年的危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他们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中对此作了分析。
甚至在这以前——特别是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简要地处理了周期性危机的问题。在早期的读书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和让·巴·萨伊不能理解资本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自身强加于广大工人阶级的严格的消费限制之间的矛盾。即便在那时，他已正确地区分了客观存在的需求与有效需求。[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这同一区分上，简要地分析了为什么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指出，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由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导致的，而是由交换价值中的紊乱导致的。[6]
此外，除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马克思还努力对直接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联进行一种更详细的研究。这一研究——《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见诸《新莱茵报》上。它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在此处他首次清晰地阐述了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观点。[7]
这一研究使马克思关注那些以前他并不太关注的现象。法国农民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是不能理解的——除非联系按揭贷款和税收所加于他们的负担。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部分由于各部分资本所分别采取的主导形式而相互反对和斗争：地产、银行、工业和商业财产。因此，经济学研究必需经常摒弃抽象和概述，而变得细致入微。[8]股票交易价格几乎是每日的波动，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细节，融入到了这一分析中。看起来清楚的是，对信用和货币现象这些问题与日俱增的熟悉，为这两位朋友更好地理解“工业周期”做了准备。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周期性过程，对经济复苏、加速、繁荣、“高涨”（经济过热）、崩溃、危机、萧条的连续阶段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他们确实在《新莱茵报》上周期性地发表对于现时政治和经济事件的调查，而这日益成为对经济情况的真实研究。在评论的第二期上——总共只有五期：1850年1月、2月、3月、4月和5—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这一事实：英国的经济状况自1845年以来经受着萧条，而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对它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9]结果，英国工业比预期更快地走出了萧条，并于1849年进入了繁荣阶段，根据工业家们的说法，这次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在他们对经济情况的评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主要强调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对于英国经济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工业）的重要性。为此提及了欧洲革命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后，他们阐明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一个甚至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实”——的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以下的段落显示了非凡的预见性的眼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处预见了巴拿马运河的挖掘，世界贸易中心转至太平洋（这在今天也只是一种趋势），美国在工业和商业上对于欧洲的优越性（这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成为事实），甚至包括中国的革命！[10]
在4月的那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倾向于预言一场新的生产过剩危机，[11]而在5—10月的那期上，他们变得更为谨慎，在后者中他们的“评论”实际上是对1836至1850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状况的详细分析。这一分析既显示出了对于现实的更深入了解，也显示出了对于周期的一种全面的理解——它确认了某些因素所起的战略作用。
因此，这两位作者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英国，资本对铁路建设的过多投资促成了1843—1845年间的繁荣；航运扩展至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太平洋和澳大利亚，也在相同的方向上起作用。这一波的投资导致了大量新企业的建立，而它们转而导致了生产过剩。但是，由于与繁荣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无节制的投机，因此，看起来似乎是投机，而非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表面的印象，强调了这一事实：危机归根到底总是生产过剩的危机。[12]
1847年的国际危机首先发生于铁路领域，后来扩展至货币和贸易领域，1845和1846年爱尔兰、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土豆的歉收更加重了这一点，转而导致了谷物价格的大幅上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机制内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作用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纯粹的货币现象以及它们在危机初期所起的关键作用具有同样显著的重要性。1847年4月初始的恐慌由以下两个原因所致：英格兰银行突然提高银行利率，英格兰银行每周的资产负债表的公布表明它的黄金储备已降至2500000英镑；它并不意味着大的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崩溃。这要到1847年8月才发生，它是一系列专营小麦和殖民地农产品贸易的公司破产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同年10月银行和经纪人的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破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强调真正的生产过剩在危机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铁路建设的过度扩展，另方面是大量殖民地产品的过度进口（和出口）。他们在分析1848—1850年英国工业的繁荣时也强调了相同的机制，它与其说是由投资所致，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的生产扩张，尤其是棉纺业及其出口——特别是向远东国家（作者说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向英国贸易“开放”）和太平洋（受加利福尼亚狂热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棉花价格的不规则波动使英国资产阶级对他们依赖于美国南部棉花种植的情况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相信，英国将试图在别处发展棉花种植（这是事实上所发生了的，尤其在印度和埃及），并且，自由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将给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以致命的一击（这一预见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3]
同样地，他们强调周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展开中，英国扮演着动力的角色。周期性的运动是在那里开始的，初始的运动是在那里发生的。在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生产每次都重新经历的周期的连续阶段，只是作为一种次生的现象而出现。[14]对于所有大陆国家来说，英国是主要的市场，英国经济状况的上下波动导致（当然，必不可免地会有所延迟）这些大陆国家在出口上的相应波动，因而也导致这些大陆国家经济状况的相应波动。在英国影响大陆国家很久以前，海外国家的情况——英国工业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比大陆国家的工业多得多——就影响了英国。
这一分析是非常机智的，并且超过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理论所能掌握的内容，但它仍有着一些缺点。货币危机仅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反映，而“自主的”货币危机甚至可能出现于繁荣阶段，尤其是在金本位支配着“自动机制”的领域：这两者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确立起来。周期的持续时间是以纯粹经验的方式理解的，没有将它与固定资本再生产的时间长度联系起来。
这两点不足在好几个场合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预言了一场新的危机的爆发：于1852年，[15]1853年[16]和1855年。[17]只是在1857年，一场危机才最终爆发，表明古典资本主义的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不是像这两位朋友起初认为的那样是六年或七年，[18]而是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详细阐释的那样，是七至十年。
这两个因素，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至1855年的经济预测中所犯的错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前一次周期（1843—1847）的持续时间的类比，使他们在《新莱茵报》中预测一场新的危机将发生于1852年。货币问题是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作出误断的主要原因。
整个这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和狂热开采严重地搅乱了货币市场的运转。正如梁赞诺夫在对1852年相关文章的评论中所指出的，[19]后来马克思纠正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20]——他此时的印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积累只能产生于贸易平衡中的波动，它与英国和国际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种积累也可能产生于黄金生产的突然增加及其运往英国，这会对经济状况发生一种自主的影响。此处我们涉及到了黄金的双重属性方面的问题之一：它既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等价物（这种功能的实现似乎独立于它的内在价值），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种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金属，它的价值随金矿业中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一些年后，当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起始的篇章时，他促使读者注意这个矛盾的现象。
1852年，马克思仍然仅仅在类比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危机的历史教导我们，银行中过量资本的积累会将投机激发至于极致，紧随经济形势的“过热”而来的是危机，[21]因此，1852年过量资本的存在必然预示着近期的一场危机。几个月后，到1853年1月，他已着手纠正这一印象。[22]但是尽管这一预言是错误的，1852年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却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尤其以下的观察是恰当的，它直到我们时代仍保持着其合理性：“单独的繁荣阶段是没有的，但他们〔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宜于以此场合来证明这次的成功不会有逆转，不可改变的命运这次被克服了。当危机爆发的那一天，他们以平庸的道德说教批评贸易和工业缺乏远见和谨慎，而使他们自己保持无辜。”[23]
至于1854—1855年的危机，马克思的错误就更是可谅解的，因为它不是产生于类比式的推理或抽象的推论。在棉纺业中确实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它特别是由向澳大利亚的出口的减少所导致的（那里在前两年间，随着黄金“热”而来的，是过度的投机）。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黄金供给的急剧下降，货币市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波动。大量海外公司的倒闭引起了一些重要的英国公司的倒闭。不过，正如梁赞诺夫在对马克思1855年1月的文章的评论中所指出的，[24]所有这些并未发展成一场普遍的危机，而只发展成一场局部的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因素的自主作用被再次揭示。
在1855年1月的文章中，马克思强调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对于扩大英国工业生产及其出口的巨大重要性。1842至1853年间出口翻了一番还不止，在1853年出口的价值100000000英镑的商品中，百分之四十是去往这两个国家（美国25000000英镑，澳大利亚15000000英镑）。而在英国1842年出口的价值45000000英镑的商品中，澳大利亚只吸收了不到1000000英镑，美国也只吸收了3500000英镑（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占到英国出口的百分之十）。因此，这十年间，英国出口增长中的百分之八十，共计50000000英镑以上，是由这两个“新的”海外市场吸收的。既然出口的这种“高涨”到1855年似乎已停止了，整个繁荣怎会不遭到致命的一击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这次的错误预见比1853年的那次已有了更为牢固的根基。
这位《资本论》的作者所低估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对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历史的经验于此处提供了一个例子，正如罗莎·卢森堡后来所认为的，国家订单能起到不同于外部市场的“替代市场”的作用。[25]向军队的供给和军火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阻碍。马克思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 = 3 \* ROMAN III卷中他把1854和1855年看作繁荣的年份。
但接下来的那年中对“过热”的分析——首先是由恩格斯作出的（1856年4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然后由马克思作出（1856年9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被证明是正确的。[26]随之而来的是“壮观的倒闭”（1857年10月2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27]危机的闸门敞开了。这次这两位朋友掌握了一步步地追踪危机的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数据。而且这次危机比之前的危机在范围上更广泛：它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影响了所有的工业分支。
正是在研究1857—1858年危机的同时，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周期的持续时间与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长度之间的关联。他在1858年3月2日的信中就此向恩格斯提出了问题，他的这位朋友于两天后作了详尽的答复。[28]危机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七年前提出的以六年为周期的错误推断纠正为十年的时间长度。
在马克思看来，在1857-1858年危机随后的周期中，似乎只有中国可能提供一个额外的市场，[29]并且他正确地预见到，要瓦解中国陈旧的和分散的农业对大资本的渗透所作的抵制是不容易的。[3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提供——如果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周期的完整理论的话（他没有这个时间）——至少也是建立这一理论所需的主要素材；而马克思做到这一点所依凭的概念工具却是在这八年对危机问题的研究中获得的。
马克思提供的这些素材给予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们以重要的启发。首先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他自己是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被称为周期性危机的多种理论。[31]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声称：“阿夫塔利翁（Aftalion）教授，与卡斯尔（Cassel）和斯皮托夫（Spiethoff）一样，颇受马克思和其他人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观念的影响。……他的〔马克思的〕著述中的大量建议影响了许多对于周期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思考，尽管更多的正统作家并不总是承认甚或认识到他们受惠于马克思的程度。”[32]
这一评论尤其适用于这样一些人，正如作者所提到的，他们将他们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的持续时间上，或换言之，建立在作为危机背后的主要动力的投资活动（资本积累）上。但它也适用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将大众的消费不足视为周期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原因不难理解，对他来说，危机的原因同时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投资的不规则性——和大众的有效需求与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间必然发生的滞后性。[33]
[1] 弗兰兹·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第178页。
[2] 在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中，Roman Rosdolsky论述了恩格斯关于“没有历史的民族”（geschichtslose Völker，指小的斯拉夫民族）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遍及《新莱茵报》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恩格斯写的许多文章中，这些文章缘起于1848年革命期间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罗塞尼亚人等所扮演的角色。Roman Rosdolsky表明恩格斯的错误观念根本上是由于他不理解这一角色的社会经济根源——也就是说，他不理解以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塞尼亚的农民为一方，以波兰和匈牙利的地主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问题。（”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 pp. 87-282.）
[3] 马克思：“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见于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128页。
[4] 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Mai bis Oktober”，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5—10月号，第317-318页。
[5] i> MEGA，I，3，第576-577页。
[6]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34-435，570页。
[7] 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见《选集》第I卷，第188页。
[8] 特别见《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1848年二月革命后那日的财政措施和银行态度的分析，见《选集》第I卷，第216-218页。
[9] 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2月，第1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10] 同上，第120-121页。中国的“太平”革命事实上爆发于1851年1月11日，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预言不足一年。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4月，第213-215页。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Mai bis Oktober”，出处同上，1850年5—10月，第304页。
[13] 同上，第311-312页。
[14] 同上，第317页。
[15] 同上，第312页。也可参看马克思于1852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Briefwechsel第I卷，第334页。）
[16]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10月15日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发表于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6-423页。——译者注〕
[17] 这一系列文章以“英国的商业危机”为标题，发表于1855年1月11至22日的《新奥德报》和1855年1月2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18]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哲学的贫困》附录）〔《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译者注〕
[19] D.梁赞诺夫：Gesammelte Schriften第I卷，第453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 III卷，2，第501-502页。
[21] Gesammelte Schriften第I卷，第33页。
[22] 同上，第65-71页。
[23] 同上，第34页。
[24] 同上，第500页。
[25]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第463-466页。
[26] Briefwechsel第 II卷，第105-106，127页。
[27] 同上，第200页。
[28] 同上，第252-254，255-256页。
[29] 同上，第292-293页。
[30] 见他的文章“对华贸易”，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1859年1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9页。——译者注〕
[31] Michael Tugan-Baranovsky，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第311-323页）中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32] 见于阿尔文·汉森（Alvin H. Hansen）和Richard V. Clemence的《对商业周期和国民收入的看法》（Readings in Business Cycles and National Income），第129页。也可参看Wassily Leontief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今日经济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见于1938年3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3页。
[33]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第I卷第11章中，我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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