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三章 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
理解某事的最好方式是，起初对它并不理解。这一历史悠久的流行语反映在青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所采取的态度上——这一理论是由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流派提出的，后来由马克思本人使它臻于完善。
在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写下的批判性笔记中，[1]他明确地拒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基础。而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居然又明确地接受了它。在这两部著作之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从1844年初到1847年初。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有谁能够确切地界定马克思是何时——如果不是精确的时刻，那么至少是那个大约的阶段——接受劳动价值论的？这是我们要努力回答的两个问题。
这一分析的起点可以在马克思流亡巴黎期间所记的读书笔记中找到，这些笔记延续了一整年（从1844年初到1845年初）。通常认为这些笔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被所有我所知道的评论者所接受。[2]因此，专注地研究这些笔记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态度的演变。
马克思所评论的经济学家们在他的笔记中以下列顺序出现：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李嘉图（在法文版上有萨伊写的批判性笔记）、詹姆斯·穆勒、约·雷·麦克库洛赫和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马克思首次遇到了对价值的经典定义。他从《国富论》中抄录了如下一段：“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起初不是用金或银，而是用劳动来购买的；它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和想以它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精确地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3]但马克思未加评论，把他的评论留到了另一篇章中，在这一篇章中斯密从交换的需求中推论出劳动分工，而交换的存在又转而依赖于已经存在的劳动分工。[4]
在马克思读到李嘉图的时候，发起了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战。这一论战是一步一步地跟随着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这同一主题所作的论战的。商品的价值仍然被视为等同于它们的价格。它是由劳动所提供的要素，以及劳动在其上进行的物质材料所提供的要素组成的。马克思赞同蒲鲁东的评论，即地租和利润是“追加的”，因而是促使价格上升的因素。[5]当萨伊责备李嘉图在价值的决定上没有提及需求的作用时，他表示同意。他把供求规律概括成两种竞争现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需求。但他批评萨伊，总结道，后者在现实中又分成时尚的因素、消费者的任性和偶然性。[6]他根本不接受“市场规律”，这一“市场规律”假设供给与需求最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周期性的危机现象无法理解。
然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根本性的不满是政治经济学不考虑竞争。但竞争是一个现实。为了使它的规律具有更强的自洽性，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把现实看作是偶然的，仅把抽象的看作是真实的。[7]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反对的合理性是更为确凿了，因为他谴责政治经济学在抽象的法律考量背后掩盖了私有财产制度中所包含的剥削关系。如果说在对私有财产的考察中，为了理解“市民社会”的性质，需要从抽象的原理降而至于实际的现实中，那么这相同的程序为什么在价值领域就不适用了呢？在那里，抽象理解的世界也必须被摈弃掉，而进入“现象学的现实”，即价格的世界。[8]
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论的这一批判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李嘉图理论中“劳动价值”的一个敏锐的评论。“在本章之初，博爱的李嘉图表明为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是工人的自然价格，因而同样也是他劳动的唯一目的，因此他劳动是为了得到工资。那么，他的智力才能会怎样呢？但李嘉图只是试图〔证实〕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这是政治经济学中通常的循环论证。精神上的自由是目的。因此这就需要给大多数人〔强加〕精神上的奴役。生理上的需求不是〔生活的〕唯一目的。因此这对大多数人就成了唯一的目的。”[9]
在同一语境中，马克思突然批判起——李嘉图宣称只有净收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总和），而非总收入，对于一个国家才是事关紧要的。“政治经济学否认总收入的任何重要性，即扣除余额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的任何重要性，因此它就否认了生活本身的任何重要性，在这一事实中，它的抽象达到了声名狼藉的顶点。此处我们注意到 = 1 \* GB2 ⑴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利益和人本身毫不感兴趣，而只对由利润和地租组成的净收入感兴趣，把这视为国家的最终目的； = 2 \* GB2 ⑵人类生活本身并无价值； = 3 \* GB2 ⑶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降而为生产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成本，他们的存在只为了给资本家〔生产〕利润和给地主〔生产〕地租。”[10]
然而，当马克思考察萨伊和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理论所作的批判时，马克思又前进了一步。他说，这两位经济学家所否认的，是对经济事实的一种愤世嫉俗的表述。[11]萨伊和西斯蒙第为了反对政治经济学的非人性的结果，必须走出政治经济学的限制。因此，人文主义是某种在政治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所以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人文科学。尽管马克思的表述仍然充满论战式的热情，但他此处已开始护卫李嘉图而反对他的批评者，领悟到看起来愤世嫉俗的表述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实的一种坦率认知，而这正是其他作者力图掩盖的。
当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论述进行评论的时候，他继续表达了对“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不满。他们离开了现实的图景——它表明了生产成本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而使他们自己限制于“抽象的规律”。然而，这些笔记标志着马克思向前进了第二步：马克思并非完全拒绝“抽象规律”，而只是将它视为“现实运动的一个瞬间。”当供给与需求相互平衡的时候，确实是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由于它们的摆动和失衡，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只是一种例外。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解释现实的运动，它表现为生产成本与交换价值之间一致与不一致的辩证统一。[12]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对经典经济学家的评论决定了他1844和1845年的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劳动的价值与价格仍然是相互分离的：前者被称为“抽象的”，只有后者是“具体的”。此外，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在《神圣家族》中，生产一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被视为它的“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后者并未被归入前者。
但当马克思完成“神圣家族”的写作时，已为另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制定了计划。1845年2月1日，他与出版商C. W. 莱斯克（Leske）签订了此书的合同，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它的初稿。早在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就敦促他完成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3]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案头。这部手稿好像已丢失了；[14]它在1847年仍然存在，因为马克思在于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15]
为了写这部书，马克思中断了在布鲁塞尔的流亡，同恩格斯一起前往英国作了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在那里研读了在曼彻斯特——既包括朋友家里，也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籍。[16]在马克思第二次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他发现英国的社会主义作家用劳动价值论及其包含的矛盾——正如李嘉图所阐述的——服务于社会革命的目的。T. R. 埃德蒙兹（Edmonds）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是马克思1845年7月和8月在曼彻斯特所研究的作家中的两位，[17]他们正是以那种方式运用李嘉图的观点的。（8月以后，他读了约翰·布雷（Jhon Bray），同一种类的另一作家。）后来马克思批判这种对劳动价值的分析创造出了一种“工人对其所有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很可能，研读这些作者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为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丢弃了李嘉图，其原因属于辩护学的领域。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已经读过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和伯西·莱文斯登（Piercy Ravenstone）——李嘉图的两位最优秀的无产阶级门徒。但是恩格斯，为了写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经详尽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鼓动情况，因此他至少是知道这两位作者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的。
罗纳德 L. 米克（Ronald L. Meek）写道：“1824年《反结社法》废除后的那些天里，托马斯·霍吉斯金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名字。因此，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许多较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李嘉图关于价值的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对于社会是危险的。约翰·嘉诚于1832年写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像是这样一种信条，它有多么错误，也就有多么危险，因为它令人不快地向那些认为所有财产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授之以柄，并把其他人对此财产的分有不是视为对他们的抢劫，就是视为对他们的欺诈。’”[18]起初曾视李嘉图“愤世嫉俗”的马克思不得不震惊于这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摒弃——另一种不同方式的愤世嫉俗。我相信当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到布鲁塞尔时，他的观点已经非常倾向于劳动价值论了。
1845年6月或7月初——马克思去往曼彻斯特的前夜——在读经济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时在他的笔记中所加的一则简短评论表明，那时马克思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仍然持中立态度。[19]但是写于1846年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两个段落，确切地标志着对劳动价值论的接受。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方面：“他〔施蒂那〕甚至还没有从竞争中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竞争机制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的突发奇想决定的。”[20]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更清楚地写道：“即便对于金属货币，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的。”[21]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1845年7月后、1846年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决定性地接受了劳动价值论。
认为这两位朋友对李嘉图的理论改变立场，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到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发现了这一理论的鼓动价值，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他们能够在一年半的过程中从恩格斯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持的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解，前进到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解——确实，这一理解已开始纠正李嘉图理论中的某些内在缺陷——那么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对经济学作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因为马克思在精密分析的基础上超越了他之前以为他所发现的劳动价值论的矛盾。
这种超越可以从以下阶段中清楚地理解。当马克思初次读到李嘉图及整个经典学派时，让他震惊的是竞争的影响——由供求规律的作用所决定的价格波动和由生产所需的劳动数量所决定的相对稳定的“交换价值”之间的明显矛盾。然而，他的深受辩证法影响的思维在思考中一定会问，表面所见的是否真就是现实的最直接的表现——以及，一种“抽象”是否可能不包括一种归根到底比表象更“具体”得多的真实。
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化。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局限于这些波动，那么他很可能就将所有的经济运动化解为一种纯粹的偶然性。[22]但是片刻的思考，以及对于经济现实的经验分析表明，这些波动不是胡乱发生的，而是围绕着一根确定的轴线。如果一个产品的售价降至其生产成本以下，它的生产者之间就停止了竞争。如果这同一产品的售价涨至超出其生产成本，生产者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吸引其他竞争者到这一生产分支中来，从而导致暂时的生产过剩和价格的再次下降。从经验中可以发现，生产成本就是价格波动所围绕的轴线。
为此参阅1851年马克思重读李嘉图时不由得所作的一段批判性评论是有趣的：“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财富’，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农业和工业〕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23]
在我看来，这一评论能使我们更为接近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的真实过程——也就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供需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它们与李嘉图的“自然价格”，即劳动价值的关系。这一分析使他得出结论：由于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自然价格”日益成为某种规则，而大不同于此“自然价格”的垄断价格日益成了某种例外。只要这一点被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就应当能被接受，因为价值不是由“市场规律”，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这一点也就被确立起来了。
马克思同时进行着对经济学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部后来丢失的手稿作准备）和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准备），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构思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决定论。[24]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应当在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的联系中进行。人类通过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将自己从动物王国中区别出来。人类是怎样的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而这又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显著地反映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上。[25]
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和哲学研究的结论恰使他们达到了经典的劳动价值论的起点，马克思以一种颇特别的方式再次对此作了阐述：（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因为在一个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中，只有联系的网络才使相互分离的劳动者的产品之间变得可比较和可通约。马克思从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回到对交换价值的再发现的过程，与我们时代的一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从边际主义发展至这样一种理论——最终将所有生产“投入”概括为“经计算的劳动数量”——的过程，[26]有着显著的相似。马克思和皮耶罗·斯拉法是以相同的方式前进的，即不考虑次要的、短期的波动——而这恰是边际主义的出发点。
当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已然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以至于当他详细阐述了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数量决定的之后，就立即引用了李嘉图。他引用的是李嘉图理论中最薄弱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是，“劳动”的“价值”或“自然价格”是由工人“维持生活”所需的花费决定的。[27]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在一个重要之点上使自己和李嘉图分离开来了。在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28]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使他同时理解了劳动价值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历史局限性。对经济规律的历史局限性的理解，不仅成了劳动价值论，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9]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局限性与确切性适用于所有“经济范畴”；他认为它们归根到底只是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对于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时期的“交换价值”范畴来说是清楚的。马克思在他较晚的著作中又不断地回到这一相同的原则上来。[30]因此，我们对此是不可能同意的：米伦蒂耶·波波维奇（Milentije Popovie）近期试图声称商品关系的存在对所有人类历史——直至活劳动的完全消失——都是合理的，与之相伴的是抽象劳动现象——马克思视此为交换价值的最终秘密。[31]
马克思自己就这一问题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拒绝将计算劳动时间的需要（这适用于每一种人类社会，也许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级阶段除外）与这种计算在交换价值形式中的间接表现等同起来。[32]并且他明确表明，当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被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制取代后，商品生产将停止存在，让位于劳动时间的直接计算。[33]
你可以认为马克思是对的，你也可以试图表明他错了，但你不该把与他本人的理解相反的理解归因于他。你不该断言，对马克思来说，所有的社会活劳动必然不可避免地采取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形式，[34]以及社会主义将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废除，而是它的“人性化”。波波维奇的这些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整个教导的。[35]
[1] MEGA，I，3，第409-583页。
[2] 特别见D. I. 卢森堡的Die Entwicklung，第95页。
[3]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I本，第30-31页；马克思引用于MEGA，I，3，第460页。
[4] MEGA,，I，3，第458页。
[5] 同上，第501页。
[6] 同上，第493页。
[7] 同上，第502页。
[8] 也见卢森堡的Die Entwicklung，第92-93页。
[9] MEGA, = 1 \* ROMAN I, 3, 第504页。Joachim Bischoff在发表于1969年10月Das Argument的关于本书的一个评论中说，把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说成是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至少是“成问题的”。他仅仅通过对马克思两段话的分析来证实他的质疑，却没有把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而后者将证实我的结论。在我的书面世后，我收到了Walter Tuchscheerer的一项有趣而全面的研究，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他的分析从各个方面证实了我自己对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Bevor ”Das Kapital” entstand，第94-96，115页及以下。）在我的书出版以后面世的一位苏联作者的著作也同样如此，它是Witali Solomonowitsch Wygodski的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 Über die Entstehung des Werke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10] MEGA，I，3，第514页。
[11] 在发表于1844年8月7日、10日Vorwärts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也以这相同的表述提到“愤世嫉俗的李嘉图”。（”Kritische Randglossen zu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Sozialreform,’” 见于梅林编的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第 II卷，第45页。）
[12] MEGA，I，3，第530-531页。
[13] 同上， III，1，第10页。
[14] 卢森堡：Die Entwicklung，第279-280页。
[15] 《选集》，第I卷，第527页。
[16]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第 II卷，第332页。
[17] MEGA，I，6，第597-622页。
[18] 罗纳德 L. 米克（Ronald L. Meek）：《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第124页。
[19] MEGA，I，6，第601页。
[20]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04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21] 同上，第437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22] MEGA， II，3，第531页：“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学者将偶然的经济运动中的某些时刻武断地置于规律的名义下。”
[23]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II卷，第8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译者注〕
[24] Paul Kaegi (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 311-327页) 详尽地考察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起源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起源，在他看来它们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两种重要要素。
[25]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2页。
[26]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商品方式的商品生产》（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第v-vi，34-40，93-95等页。
[27] 《哲学的贫困》，第50页。
[28] 《选集》，第I卷，第522页。
[29] Emile James教授认为这对于经济科学是一种合理而持久的贡献。（见Emile James，Histoire sommaire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第168，177页。）
[30] “……有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相互独立地工作的私有者个人或群体的劳动产品。”（《资本论》，第I卷，第72-73页。）
[31] 米伦蒂耶·波波维奇（Milentije Popovie）：“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教导的再评价”（”For the Re-Evaluation of Marx’s Teaching on Production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载《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南斯拉夫），1965年7-9月。
[32] 参阅马克思于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选集》，第 II卷，第41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译者注〕也可参阅《资本论》第I卷，第79页（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篇章），在此处马克思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将是产品分配的准则，不同于私人劳动和私有财产基础上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分配。〔“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972年版，第95-96页。——译者注〕
[33]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哥达纲领批判》，见《选集》，第 III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译者注〕
[34] 米伦蒂耶·波波维奇（“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教导的再评价”第79页）：“人类通过劳动和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生产他们的生活’。在生产中，人类使他们的劳动体现在商品中，成为商品的组成部分；具体劳动生产——创造——的是一种确定的有用物品（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的是价值。”在此处以及波波维奇文章的其余部分所暗示的是，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总是意味着交换价值的生产，而不管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中〔原文如此〕人类‘生产他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们生产有用物品，而且因为他们同时生产价值”（第83页）。“此外，生产中的关系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志的，因为它们是‘背着生产者，’在生产者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有意识的行为之外确立起来的……”（第9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然而，由于此，抽象劳动的性质——价值的创造者——被改变了，从而活劳动的性质也被改变了。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不再是生产者体力的一种纯粹〔！〕耗费。……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本身，对人类来说呈现出一种更全面的人性意义，简言之，它变得人性化了”（第104页）。我对这些观点是非常怀疑的，这里不是分析这些观点的地方。但把它们归因于马克思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生产价格的关系〔？〕在我们的自我管理的条件下是客观给定的，由此事实前进就可以得出结论，市场价格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是客观〔原文如此〕给定的”（第110页）。
[35] 此处是马克思特别明确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关于蒲鲁东的，但也适用于波波维奇：“因此，劳动时间决定价值——M. 蒲鲁东作为将在未来复兴的公式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公式——仅仅是现今这个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科学表达……”（《哲学的贫困》，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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