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克米斯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新版导言（万毓泽译　刘宇凡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新版导言

安迪·克米斯特
（万毓泽译　刘宇凡校）

　　译者注：安迪·克米斯特（Andy Kilmister）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自1989年起开始研究中欧和东欧的工业的重组和结构变迁。安迪是《东欧劳动力聚焦》（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的编辑。他合著了《批判政治学与后批判政治学》。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的写作背景

　　厄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以下简称为《简论》）写于1960年代中期，1967年由美国青年社会主义同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出版。因此，这本书可说既脱胎于曼德尔写作的重要阶段，亦出现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关键时期。曼德尔在1960年代晚期表现出超群的创造力。他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raité d’économique marxiste）出版于1962年（并于1968年译为英文），他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完成这本书，为的是在艰困的冷战高峰期保留一种真正的、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以此为基础，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曼德尔进一步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复杂而意义深远的分析。这套分析最后集大成于1972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kapitalismus）（1975年译为英文）。

　　曼德尔撰写《简论》期间，正初步勾勒出资本主义晚近发展的主要特色，而上述的巨著《晚期资本主义》便深化、延伸了这套分析。（注）曼德尔发表这些卓越著作的时期，正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高峰，这当然不是偶然。身为一个革命活动家、一个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曼德尔的作品从周遭的世界中汲取了养份，而他的著作又回过头来为当时卷入运动的人提供了灵感。我本身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而我清楚记得曼德尔作品带来的影响，包括这本《简论》。

二、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

　　曼德尔在《简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描绘，与大多数同一主题的教科书大异其趣。这些教科书多半不脱他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中所谓的“马克思学”（Marxology）。曼德尔并不试图在一本小册子中巨细靡遗地说明《资本论》讨论的所有主题，如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相对与绝对剩余价值的区别、地租与利息理论、所谓的“再生产公式”等；有些主题甚至根本略过不提。就连马克思作品中的某些重要层面（如资本主义必须仰赖一个本身没有财产的生产者阶级，即所谓的“原始积累”问题），曼德尔也只是相对简单地带过。曼德尔所做的，是直接把焦点摆在他心目中马克思理论最为核心的部分，试图提出解释，并证明这些问题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仍然息息相关。

　　在曼德尔看来，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在于剩余价值与利润理论。《简论》的第一章，便清楚表现出曼德尔的研究取向与大多数马克思评论者的差异。这些评论者多半根据《资本论》的叙述顺序，先解释价值与交换，概述马克思的看法，即交换必须以每个商品内部所共有的元素为前提，再描述马克思为何认为这证明了“价值由所含劳动来决定”的观点。与别人不同的是，曼德尔则先将社会视为“特定历史脉络下的社会”，并指出一切社会（除了生产只达基本维生水平的社会外）都创造出某些剩余产品。于是，问题便成为“是谁占有并控制了这些剩余”，而曼德尔进一步揭示，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占有是如何以“劳动力交换工资”的形式出现，使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处理完这个问题后，曼德尔才回到复杂的价值理论本身。如此一来，他便得以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特殊之处为何，比如说，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有何不同。对曼德尔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总是必须解释特定社会类型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特色；因此，它绝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分析。

　　第二章中，曼德尔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色。同样地，他的研究方式是历史的，透过对各种关键发展趋势的说明，来突显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根据他的说法，关键在于“竞争”。由于企业透过竞争以获取超额利润，才推动了技术的变迁与垄断的增长。曼德尔既分析了这种竞争的先决条件（不受限制的市场，以及经济决策是分散的），也分析了竞争的结果，特别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样地，他的讨论还是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追溯了资本主义发展下社会所出现的变化，比如说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他并不是抽象地引进概念，而是著重其解释具体历史发展的能力

　　曼德尔作品中这种对历史的强调，在《简论》第三、四章处理新资本主义的部分，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曼德尔不仅透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分析当代问题，更藉由这样的分析来阐明这些概念的性质。

三、新资本主义

　　虽然曼德尔在《简论》出版后的五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新资本主义的说明，并将这个历史阶段改称为“晚期资本主义”，但我们在《简论》最后一章仍然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分析的主要特色。曼德尔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1950及1960年代西欧与日本（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美国）的长期经济成长与繁荣；毕竟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未能预见这种大幅增长。曼德尔引用了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的作品，认为可以将这种经济成长视为以“快速的技术进步”为基础的“长波”上升期。这种“不断的技术革命”源自冷战所导致的军备开支。这使得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加快，从而创造了快速的资本循环。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社会保险、指导性计划的扩张）暂时缓解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但付出的代价，则是经济体系内根深蒂固的“不断通货膨胀”的趋势，且军备生产的扩张又强化了这样的趋势，使得工人与资本家收入提高，但商品的供给并没有相应地增加。曼德尔在书中的结论处，讨论了资产阶级如何回应这种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他特别强调国家如何透过收入政策，将工会整合到新资本主义结构之中；他还提出一个另类的方针，希望透过一种“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来打破资本主义的逻辑。

　　曼德尔的分析牢牢扎根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便不断辩论资本主义“分期”的问题。这场辩论始于列宁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作品。1910年，希法亭出版了《金融资本》，后来成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比较准确的翻译是“最新”阶段，而非“最高”阶段）这本小册子的基础。这些作品在为资本主义“分期”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都清楚指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独特的阶段，并试图描述这个阶段的重要特色，特别是银行与工业的结合，资本的输出，及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战争。在曼德尔看来，新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便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希法亭与列宁当年所指出的那些特色。

四、新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曼德尔正确地看到新资本主义将出现危机（他相信会发生在1960年代末期，但实际上是出现在1970年代早期），他也清楚指出这场危机的关键的一面：利润率的下跌。在《简论》及其他著作中，他并没有针对“这种危机将会如何解决”下结论。这完全忠于他所倡议的那种开放的、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后来(资产阶级) 就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去解决1970年代的危机。顺便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虽长达二十年，现在终于面临自身的危机了。不过，我们确实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运用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说明新自由主义。

　　其中一种分析方向，是将新自由主义的支配视为资本主义一个更新的阶段，亦即取代了曼德尔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许多关于“全球化”的论述都隐含了这种看法。在这些论述中，新自由主义被视为“全球化”在经济上的表现。但这种观点似乎难以说服人，理由在于：曼德尔指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仍然有效，如军备开支、信贷扩张，以及固定资本的快速周转。尽管“全球化”是个有效的概念，但它的重要性或崭新程度似乎不足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人们用来界定“全球化”的许多指标，如资本流动的程度、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等，其实与十九世纪晚期相去不远，且当时的劳动力跨国迁移的数量比今天庞大得多。

　　之所以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新阶段，背后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使国家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曼德尔所指出过的各种统合主义的制度、指导性计划的机制，现在皆面临瓦解。不过，虽然过去二十年来，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确实有所改变，但“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本来就并行不悖，只要看看美国里根和布希任内的扩张性支出就知道了。关键问题是：这种支出是对资本有利还是对劳工有利。不管是曼德尔在《简论》中指出的指导性计划的高峰期，还是近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开支都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而这个共通特色，比国家干预形式的变化更重要。

　　另一种分析方向，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资本在当前的衰退长波阶段（始于1973-75年的经济危机）采用的经济战略。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认为曼德尔所描述的只是扩张长波阶段的特色，因此，对于衰退长波，我们就要另行分析，补充他的说法。不过，这种看法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完全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资本对于经济衰退的直接反应，即一种守势战略，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攻势战略，能够为积累与利润开启新机会。其次，它并没有检视，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定的战略来克服衰退，而不是采用其他战略（如采用德国、奥地利和北欧的做法，在劳、资、官三方协议的架构内，以统合主义的方式将资本与劳工结合起来）。若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必须针对新自由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更复杂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更好的分析方向，是从下述事实出发：马克思的方法，是透过好几种抽象层次，逐步从抽象概念过渡到具体分析。比较恰当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属于比较低的抽象层次，而“资本主义阶段”（如晚期资本主义）的抽象层次则较高。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各种资本主义战略的综合，源自于特定的具体历史环节，而这些历史环节又是受到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特阶段）的各种基本特征所形塑。

　　这些历史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苏联的瓦解；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西欧经济的脆弱性、19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东亚及东南亚（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兴起，以及美国资本在国际竞争下有意采用的战略。因此，研究者的任务，是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发展放在更广泛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下，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如何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样地，曼德尔在《简论》出版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到这点，特别是他分析帝国主义竞争的《欧洲vs.美国？》（Europe vs. America?）和《美元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Dollar），以及分析经济衰退的《第二次大衰退》（The Second Slump）。

五、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而这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前的危机，以及资本和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是否代表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太早。我们目前看到的各种措施，在许多方面会让人想起1974-75年；其目标是不计代价、尽可能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态。美国与欧洲政府都试图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及变现能力，让原本导致危机的借贷能够重新开始。这种做法，与1970年代中期那些试图恢复（曼德尔描述的）1950、1960年代的繁荣条件的做法相比，似乎同样不可行。但当前这些战略失败后局势会如何发展，则尚在未定之天，并且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根据曼德尔提供的架构来分析目前的局势。

　　首先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用马克思的“价值”的概念，才能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金融部门所发生的状况，是资本的大幅贬值——不仅立即发生在房市及相关产业，长期来看也发生在先前一切贷款方便、债务高涨的部门。当前的危机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和所有生产过剩的危机一样，是谁将为这些价值的损失付出代价。

　　曼德尔的第二个可应用于当前局势的分析，是他所强调的“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在各种走出危机的途径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负担主要将落在资本还是劳动的肩上。目前，资本的代表正竭尽所能将危机的代价转移给工人与一般家庭。但这种做法意味重重矛盾，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成功。

　　第三点是，曼德尔对“资本与资本的竞争”的强调，对理解当前的发展而言仍是关键所在。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尤其是如此；但这些部门内部亦不断浮现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主次取舍上的分歧，而政府面对危机时的无能为力，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政权已经成为这些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的战场。

　　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晚期资本主义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指出几种可能的发展轨迹，而我们的分析，将以马克思所发展、由曼德尔在《简论》中所解释的概念为基础。当然，曼德尔的说明确实有某些省略遗漏之处。他简短提到家庭中的生产问题，但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下的女性来说意义为何；此外，他对“再生产”的说明，主要集中于资本的再生产，而未能真正处理到劳动的再生产。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仍受时代所限，而未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比如说，他假定了，技术变迁既可以降低能源与原料的价格，又不会因此出现什么问题。但尽管已出版四十余年，这本小册子仍然是相当有价值的出发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能够真正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

2009年3月

（注）这段期间的重要作品还包括《新资本主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Neo-Capitalism）（Socialist Register, 1964）及《美国往何处去？》（Where is America Going?）（New Left Review, no.54 March/April 1969）。对曼德尔这段时期的作品所做的综述可参考Jan Willem Stutje，《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分析》（Concerning Der Spätkapitalismus: Mandel’s Quest for a Synthesis of Lat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5, no. 1, 2007）。Stutje将于2009年3月由Verso出版的曼德尔传记，会更详尽地讨论此处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