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1848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注：捷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编者注］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在3月4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　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它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注：万第——法国西部省名。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因此“万第”一词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注：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注：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