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8]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9]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10]。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11]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它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注：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它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12]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beau　idéal〔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13]，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Seehandlung》^[14]（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家知道，1847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它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15]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8] 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15页。

^[9] 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16页。

^[10] “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16页。

^[11]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Berlin，1821。——第16页。

^[12]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卡·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2—467页）两篇文章。
　　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30年，在这个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正统派组成了政党。——第18页。

^[1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20页。

^[14]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1页。

^[15] 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第4卷第3—20页、第223—275页、第461—504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