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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柏克曼的最后时日
爱玛·戈德曼
1936年7月12日
我们敬爱的同志亚历山大·柏克曼去世才两周，可在我看来却仿佛像永恒。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巨大的打击，我感到崩溃并且很难整理自己的思绪，但我觉得你一定会想知道关于萨沙[1]的逝去的一切。因为这么多年来，你不是一直爱着他吗？
萨沙留下了一张纸条，是我们从他最后的安息的地方回来后发现的。上面写着： “我不想活得像个病人，不得不依赖他人。原谅我，亲爱的艾米[2]。还有你，艾玛。爱所有人。帮帮艾米。”签名的是萨沙。
我有两封来自柏克曼同志的信，日期分别是6月24日和26日。他在信中说，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在27日，我67岁生日的时候来圣特罗佩，但他的病情并不严重，不用我担心。27日下午柏克曼从尼斯打电话给我，向我致以那天的祝福。他说他感觉好些了。迈克尔·科恩同志[3]、他的家人和一位非常忠实的英国朋友都和我在一起。我也没在想起关于我的老伙伴的危险。就在两周前的星期天凌晨两点，我被一个从尼斯打来的电话吵醒，要我马上赶过去。我当时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同志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结果。
当我们到达萨沙的公寓时，我们发现艾米，他十四年的伴侣，已经崩溃了，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终于知道，萨沙的疾病突然复发了，当艾米拼命找医生的时候，萨沙向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这是在萨沙被送到医院后，艾米才知道的，她被警察带走了，他们认为是她杀了萨沙。我们勇敢的同志的毅力是如此之坚定，以至于他没有让艾米知道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她只看见他在床上被毯子盖着，所以她应该注意不到他的伤口。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找医生又再次说明了这个国家的落后。艾米花了几个小时，那个可怜的男人才赶到，他来得太晚了。但当他发现左轮手枪时，他通知了警察和医院，让救护车带走了萨沙。
我们赶到了医院。萨沙已经醒了过来，但非常痛苦，不能说话。然而，他完全认出了我们。迈克尔·科恩和我一直陪着他，直到傍晚。当我们四点钟回来的时候，萨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无法认出我们了。我当时真切地希望他不再感到痛苦。我一直陪着他到晚上8点半，打算11点回来，陪他过夜。但我们接到通知说他于6月28日星期日10点去世。
柏克曼同志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有一天他遭受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将主动离开人世。如果我或我们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附近帮助他的话，也许他在28日这个致命的晚上就不会做这种事。可是艾米却拼命地想找医生。而当时她周围没有可以陪伴萨沙的人。她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
我们战友的一直希望。这也是我和艾米的愿望。但尼斯没有火葬场。另一个地方有的是马赛。可是他们告知我费用是8000法郎。萨沙只留下了80美元的“巨款”……就这80美元，还有政府在死死盯着，一旦萨沙的死讯被广而告之，政府就会出来阻止别人到这笔钱。而我自己，自从我流亡后就没有世俗的财物了。因此，我无法实现我的老朋友和同志的宝贵愿望。事实上，他也一定会反对花8000法郎进行火葬这种事。他会说：“活人比死人更需要这笔钱。” 但我们这个可恶的制度的特点就是既要骗活人，又要骗死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同志在法国经历了怎样的屈辱和痛苦。四次被开除，才获得3个月的微薄薪水。然后又是6个月。讽刺的是……就在临终前2周……他又被延期了一年。亚历山大·柏克曼被痛苦所困扰，被手术所累，结果无法活下去了
死亡剥夺了我与我一生的朋友相聚的机会，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与他在死屋里单独相处的几个宝贵的时刻，那是宁静祥和的时刻，我默默地思索着我们从未动摇过的友谊，我们为理想而奋斗和工作，而萨沙为之吃了很多苦，他为之奉献了一生。这些时刻对我来说，将一直保留到我自己将呼吸最后一口气。而这些在死者之家的时刻，将鞭策我继续我和萨沙在1889年8月15日开始的工作。
我明白你们对我们美好的萨沙的感觉。我已经收到的许多电话、电报和信件都证明了你们的奉献和爱。我知道你们不会否认我们对死者的尊重，他用这种方法来结束他的痛苦。
我们的悲痛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损失无法用言语表达。让我们积蓄力量，忠于亚历山大·柏克曼的那种火热精神。让我们继续为一个崭新而美丽的世界而奋斗。让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努力——这是萨沙为之陷于热恋的理想，也是他全身心相信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纪念我们队伍中最伟大、最勇敢的同志之一——亚历山大·柏克曼。
圣特罗佩（法），1936年7月12日
[1] 柏克曼的昵称
[2] 艾米·埃克斯坦（Emmy Eckstein，1900年10月10日—1939年6月8日），德国无政府女性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的长期伴侣，生于柏林。她是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犹太家庭的女儿，父亲朱利叶斯·埃克斯坦是匈牙利的图书出版商，母亲保拉·西尔伯克诺夫曾是歌剧演员，她有四个兄弟。1922年，她和亚历山大·柏克曼（萨沙）在柏林的一个咖啡馆露台上相遇并相爱，但她的家人不同意这种关系，因为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她只有20岁，他52岁），而且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到1925年，这对夫妇终于在法国生活在一起。1930年，艾米帮助爱玛·戈德曼打印了她的回忆录手稿，该书于次年出版。1935年，她和柏克曼住往圣特罗佩，在柏克曼于1936年6月自杀后，艾米仍然孤独和贫穷，在布尔诺呆了一段时间后，她回到法国，于1939年6月8日在尼斯的贝尔维德雷诊所去世。
[3] 迈克尔·科恩（Michael A Cohn，1867—1939），使用意第绪语写作的无政府主义者。生于波兰，后移民美国，和柏克曼、戈德曼是长久的友人。